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我這一輩子，與散文的關系非常怪異，幾乎說得上是“生死冤家”。

我原本的專業，是世界戲劇學，兼及國際人文美學。直到我擔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以及復旦大學、南京大學的“博士學位答辯委員會主席”，還沒有寫過一篇散文。

寫散文的起點，本書那篇《因愛而勇》里約略提到。那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后期，我越來越感到中國文化蒙受了巨大委屈。居然有那么多自稱知識分子的人到處撰文、演講，滔滔論述“民族的劣根性”“丑陋的中國人”。即便在所謂“尋根熱”中，不少熱點也是以此為主旨。只要是中國人做的，什么都錯，而且錯得愚蠢、可笑、荒唐。對比的坐標，全在西方。

表面上，他們沒有徹底否定中國文化，實際上已經否定。因為我對文化的終極理解是“集體人格”。所謂“民族的劣根性”“丑陋的中國人”，就是在終極意義上否定了“集體人格”，因此也否定了中國文化。

我曾經仔細觀察過那些詛咒中國人的中國人，想在他們表情間找到一絲把自己也包括進去的愧仄。但是沒有，他們的口氣始終居高臨下，睥睨方圓，好像自己剛剛從天上下凡。

對此我不能不生氣。盡管鄉間童年告訴了我什么是貧困，文革災難告訴了我什么是痛苦，但我也親眼目睹父母之邦在擺脫貧困和痛苦時的不懈毅力。我長期研究西方的最高哲思和頂級藝術，也熟知他們的遠征血火、虜掠罪惡，怎么能容忍一幫既不了解西方也不了解東方的中國文人胡言亂語，天天毒害大量民眾？

就在這時，我讀到了英國哲學家羅素對中國的論述。羅素一九二一年到中國來考察，當時的中國備受欺凌，一片破敗，讓人看不到希望，但是這位哲學家卻說：

進步和效率使我們富強，卻被中國人忽視了。但是，在我們騷擾他們之前，他們還國泰民安。

白種人有強烈的支配別人的欲望，中國人卻有不想統治他國的美德。正是這一美德，使中國在國際上顯得虛弱。其實，如果世界上有一個國家自豪得不屑于打仗，這個國家就是中國。如果中國愿意，它能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民族。

不管中國還是世界，文化最重要。只要文化問題能解決，無論中國采取什么樣的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我都接受。

說實話，讀到“在我們騷擾他們之前，他們還國泰民安”時，我哽咽了。

羅素對中國歷史了解不多，卻顯現出如此公平的見識。這種公平具有巨大的誘惑力，催促我必須為中國文化做一點事。

于是，我辭職二十三次終于成功，單身來到甘肅高原。當時宣布的目的是“穿越百年血淚，尋找千年輝煌”，而我內心的目標卻更為學術：讓中國人找到集體身份。

若有可能，我還想用點點滴滴的理由回答一個問題：為什么羅素說“如果中國愿意，它能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民族”？

二

要說服自己和別人，理由必須是感性的、具體的，因此，我不在圖書館里查閱漢唐，而要獨自在沙漠中行走。

我們以往，在受屈、憤怒、反駁、辯論時，用的大多是大話和結論，聽起來慷慨激昂、氣勢不小，實際上卻無法平靜地向外界說明自己，因此并沒有什么力量。

更重要的是，我們舉起的標幟，大多是歷史邏輯、國際政治、經濟數字，而不是文化。大家經常把文化放在口上，而不是放在心上，不相信文化真有那么大的力量。

但是，羅素說了，“不管中國還是世界，文化最重要。”

于是，我決定，既然要為中國文化說話，就必須用最純粹的文化方式，讓一切向往文化的陌生人都能傾心。

這樣，我的主要行為就成了這樣兩項——

第一，實地考察古文化的遺跡和廢墟，必須親自到達；

第二，邊考察邊寫散文，而且是美文。因為只有美文才稱得上“純粹”的文化。

這就是我開始在荒原小客棧里寫作一篇篇《文化苦旅》的由頭。

三

說起來，研究中國古代文化的隊伍已經不小，但是，這支隊伍基本上由學者組成，他們都以學者的目光，做著學者的事。

我也是學者，但我打開了散文的目光。

不錯，散文不僅僅是文筆，首先應該是目光。

這就像我原先從事的戲劇一樣，以“戲劇的目光”和“非戲劇的目光”看同樣的事，結果大不一樣。

以散文的目光看中國歷史，也就引進了廣大讀者最饑渴又最動心的眼光。這種目光的特點是：厭倦陳腐，厭倦狹窄，厭倦枯燥，厭倦重復，厭倦概念；著意詩情，著意人倫，著意發現，著意驚奇，著意細節。

我就順著這種目光，取舍沿途所見所聞，結果，選擇出來的一切與我原先的學術目光差別極大。但學術目光也有作用，那就是在散文目光中加了一層“重大意義”的網篩。

這樣一來，我寫敦煌，就會憑想象寫出自己與斯坦因的車隊對峙在沙漠里，然后自己大哭一場的情景。然后，我系統闡釋了廢墟文化、非攻文化、魏晉文化、亂世文化、兩難文化、拜水文化、藏書文化、書院文化、晉商文化、清宮文化、流放文化、科舉文化、君子文化、小人文化……

這些文化，在我之前，大多沒有人以專題方式完整寫過。這就是說，散文目光幫助我開啟了這些重大課題在當代立身的起點。由此可知，散文目光，能夠超越疲庸的歷史流行話語，詩化地思索天下。

挖掘出這些文化還是第一步，更重要的一步是讓廣大不熟悉歷史的朋友樂于接受。于是，散文的語感、節奏、文字起了關鍵作用。這就使《文化苦旅》等作品擁有了大量急于在文化上認祖歸宗的讀者，而且，在海內外保持了幾十年的熱度而不減。

大陸不必說了，深圳書城總經理陳景濤先生曾向我出示過一份全國十年暢銷書排行榜前十名，我一人占了四本——這還不算總數超過正版幾十倍的盜版。

在臺灣，“到綠光咖啡屋聽巴赫讀余秋雨”成為一代時尚，一群臺灣作家還以這個書名出版了專著。為此，我每隔一段時間必須到臺灣舉行一次“環島演講”，無法推卻。

白先勇先生說：“余先生的散文，一直是全球各華人社區讀書會的第一書目。”

但是，正是這一切， 給我帶來了禍害。

四

極度暢銷，被媒體轉換成了極度誹謗。據楊長勛教授統計，我已經有幸成為古往今來受攻擊最多的獨立文化人。他自己收藏到的誹謗文章，已達一千八百多篇。這就是散文所能造成的禍害，本文開頭所說的“生死冤家”，并不夸張。

奇怪的是，所有的誹謗都不涉及文章本身，只是一味造謠。上海警方根據我的報警，曾就一個所謂“前妻”的謠言進行深入調查，得出結論：社會上針對我的多數誹謗都是為了詐取“止謗費”，因此建議以“訛詐”的罪名起訴。我為了避臟，沒有起訴，心里卻還有點嘀咕：僅僅為了“止謗費”，能搞出這么大的規模、延續那么長的時間嗎？應該還有強悍的發動者吧？

后來終于明白了真相。本書《“石一歌”事件》一文已經記述，香港一家報紙加上廣州一家報紙，起到了關鍵作用。

那是在汶川大地震期間，我在第一時間趕赴現場后在海外發表文章，說“全民救災的事實證明，中華民族是人類極少數最優秀的族群之一”。沒想到這句話引得香港《蘋果日報》發起對我的系統攻擊，攻擊文章也承認了過去對我的誹謗都由他們制造。原來，他們最容不得的，是我把中華民族說成是優秀族群，哪怕是“之一”也不允許。

對此，我作了回應：“我愿意在中國尋愛，他們堅持在中國尋恨。”

這就是他們對我發起大規模誹謗的根本原因。

因此，他們也從反面為我頒發了一個大大的文化獎章。這么一想，散文又讓我由“死”返“生”了。

于是，我干脆以闡釋中華文化為主業。到聯合國世界文明大會上發表演講《中華文化的非侵略本性》，在紐約聯合國總部發表演講《中華文化長壽的原因》。同時，開始在海內外從頭論述君子之道、老子、周易、屈原、司馬遷。

五

生生死死之間，我對自己的散文也就更加珍惜起來。

一直有不少人在編我的文選，連大學者季羨林先生也在生前主導，為我編了一本散文選《南溟秋水》。但是各種文選都沒有來得及把我近年來所寫的《中國文脈》《門孔》《雨夜短文》作為選擇對象，因此就有了這本新的散文選。

可選文章不少，我閉目一想，粗粗分了四輯：

第一輯 背影

第二輯 路途

第三輯 逸思

第四輯 自己

“背影”是指中國歷史上一些讓我們仰望的杰出文化人。他們后來多數成了中國人的“人格地標”，因此也成了集體人格的一部分。順著我的目光細細地看過這些背影，誰還能相信所謂“丑陋的中國人”這種誣陷?

“路途”是從空間意義上丈量中國文化的厚度和溫度。這種丈量，我先用腳，再用筆。有幸，廣大讀者都跟著我上了路。余光中先生曾打趣：“你的苦旅，轉眼就成了人聲鼎沸的樂旅。”讓那些被長期冷落的文化路途再度熱鬧起來，這本是我的初衷。但是，再度熱鬧并不是回到過去。重溫過去的路，是為了邁出新的腳步。中國文化，看起來老路縱橫，卻急需新路。

第三輯“逸思”中的很多文章，在其他地方出現時最受青年讀者歡迎，被報刊轉載的頻率也最高。用短短的文字隨意書寫，這倒是散文的本性。相比之下， 第一輯和第二輯的負載都太重了。我自己在休閑時也喜歡讀這種輕筆漫談的文章。因此，這一輯讓散文回歸，讓讀者舒心。

第四輯“自己”，放在壓軸的地位。散文寫來寫去，最終是寫自己。個體生命信號的浸潤，是散文不同于論文的一個重要特征。我在這一輯里所選的，都是以自己為題材的篇目，但這一輯的開頭《我的生命支點》《因悟而淡》兩篇，已經說明我心中的“自己”其實沒有那么重要。“自己”早在心中放空，只是寫作時所需要的一種“可親托手”。

“無己而又有己”，這是人生的一種境界，也是散文的一種格調。

（此文是正在編印的散文集自序）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人。著名學者，作家。曾穿越數萬公里考察亞歐非一系列最重要的文化文明遺址。開創“文化大散文”文體。出版學術專著二十余部。赴美國國會圖書館、聯合國總部、哈佛大學、耶魯大學等地演講中國文化。獲“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上海十大高教精英”等榮譽稱號。兼任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奠基教授、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院長、上海圖書館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