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我這輩子第一次看歌劇是在紐約大都會歌劇院，看的是威爾第的歌劇《埃爾南尼》，當時吸引我的不是威爾第，不是《埃爾南尼》，也不是大都會歌劇院，而是帕瓦羅蒂。

我最早知道帕瓦羅蒂是在北京中央樂團的資料室。1981年，我當時是中央樂團的合唱隊隊員。那天我走進資料室去找個歌譜，一進門就看到辦公桌上豎著一張唱片，正對著門口，唱片的封面是一個大頭像，資料室的老師看見我站那兒盯著唱片看，就說：“這是帕瓦羅蒂，意大利男高音之王。”

我從來就喜歡爽朗的笑容，總覺得笑得特開心的人都是好人。當時我并不知道帕瓦羅蒂是誰，但那張唱片封面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帕瓦羅蒂能稱王當然是因為他那無與倫比的高音，我覺得一定還因為他的笑容。那張照片上的帕瓦羅蒂頭發胡子亂蓬蓬，眉毛一高一低擰著顯得有點調皮，圓臉大頭，眼神坦蕩，笑得開心，真誠得帶點兒天真。他脖子上有一條淡藍色的圍巾，上面是彩色的碎花，非常舒服地襯托著他可愛的笑容和背后的藍天，整個照片讓人愉快，使我一下子就喜歡上帕瓦羅蒂。

我出國留學之前只聽過一次帕瓦羅蒂演唱的錄音。那時誰有一臺錄音機，有幾盤磁帶都令人極為羨慕。記得是在中央樂團的同事家，聽音樂的過程像舉行宗教儀式。朋友拿出一個塑料大圓盤的磁帶，小心翼翼，按在一尺見方體形厚重的國產錄音機上，拉出小半寸寬的棕色磁帶，卷到右側的大空轉盤上，莊嚴地按下播音按鍵，輕輕說了聲：“帕瓦羅蒂。”

兩年以后，1983年12月17號，我出國留學，從北京飛到紐約，第一天就去逛林肯表演藝術中心。在大都會歌劇院的廣告櫥窗上一眼看到帕瓦羅蒂，跟北京那張唱片封面一樣的大頭像，頓時興奮，于是，那天晚上我看了這輩子第一場歌劇。

我買的是八美元的站票，最便宜的，對我來說已是一筆巨款。那時自費出國留學的都沒錢，我走出紐約肯尼迪國際機場時，兜里只有三十五美元，相當于我在北京中央樂團大半年的工資，今天真是豁出去了！

我那時根本不懂什么西洋歌劇，第一次聽帕瓦羅蒂的錄音簡直是一次拜神的經歷，那種莊嚴的儀式感徹底把我鎮住，拜神的結果，就是我到了美國的第一天，從我全部財產三十五美元里數出八美元，站在紐約大都會歌劇院的最后一排，看我的神。

大都會歌劇院的站票區其實很仁慈，有人性，雖然距離舞臺遙遠，看不清楚米粒兒大小的演員，而且無論歌劇長短須全程站立。站票區的每個站位都有齊胸高的扶手，包著深紫色的絲絨，你可以兩手架在上面，減輕腿部的壓力，累了還可以換個姿勢。非常重要的是，站票區的聲音效果還不錯，可以清晰地聽到遠方舞臺傳來的聲音。

我后來知道，在大都會歌劇院，總有些視歌劇為生命的人永遠買站票，幾乎每場必看。有些人也不站，靠著墻坐在地上，閉著眼聽臺上的歌劇。他們都是些沒錢的人，歌劇卻讓他們顯得很富有，遠比那些來歌劇院社交的有錢人懂歌劇。要聽他們的評論，等于上課，他們的批評和贊揚都是貨真價實，即便苛刻，但句句在點兒上。如果這一晚他們一個都沒出現，那這場演出一定有嚴重的問題，不是演員不行，就是戲導得太差。

那天晚上我昏頭昏腦地站那兒看歌劇時，嚴重的時差加上聽不懂，也看不清楚，還沒反應過來，《埃爾南尼》第一幕已經結束。幕間休息時，一對美國老夫婦走到我面前，手里晃著兩張票，跟我不停地用英文說著什么。我當時只會說幾個英文單詞，以為他們要把票賣給我，就不停地說：“No，No！”再配上拼命搖頭加擺手，最后他們把票硬塞進我手里，一轉身走了，我才明白他們是不看了，要把票送給我。

我找到劇場帶位的工作人員，給她看我手中的票，她轉身帶著我往舞臺方向走去，于是我從最后一排的站票區，坐進了觀眾席第五排正中間，最貴的位子之一，我仔細一看票價；一百五十美元！

我很不安地環顧四周，周圍一些人也在注意我，可能我的樣子不像有錢人，坐最貴的位子顯得可疑。而且我的穿著可能也怪，因為我一直沒脫北京買的加厚鴨絨白大衣，里面還穿了高領毛衣加秋褲，滿臉滿身的汗，那時哪里知道進劇場要脫衣服？雖然我坐那里顯得不知所措，但馬上被周圍的景象吸引了。劇院一下子變得壯觀起來，一層層的觀眾席盤旋而上，沉重的金色大幕瀑布一樣地垂下，與座位上紫紅色的絲絨交織出一派高貴的感覺，我只在畫冊和小說里讀到過這些場景。抬起頭能看到十幾個晶瑩的水晶吊燈，大小不一，大的直徑十幾米，在大廳金黃色的天花板上花朵一樣盛開著，最大的一個就懸掛在我頭頂，伸出數十只亮閃閃的枝干，四散著星辰般的光芒。周圍都是穿著精致華麗的人，舉止優雅，女士們身上散發著各種香水味道，麻藥般地飄散過來，讓人昏暈。樂池離我幾步之遙，里面傳來樂手們調音和練習的聲音，和著周圍幾千觀眾柔聲的交談，混合成一種奇特的和聲，好聽。突然，整個劇場燈光開始減弱，水晶吊燈群緩緩地升起，星辰融入黑暗，人聲和樂聲都逐漸消失，使我瞬時覺得歌劇就是另一個世界。

大幕無聲無息地張開，樂聲驟起，我突然發現離我也就不到三十米的舞臺上，帕瓦羅蒂就站在那里，面對著我，敞開他不可思議的歌喉。

我完全呆住了，帕瓦羅蒂絕對有一種不由分說的吸引力，他身軀龐大，沒什么動作，但你會感到他就是戲，你的目光就會跟著他，只要他張口，旁邊人的歌聲似乎立馬失去光彩，你會像中了魔法，不能自制地被他的歌聲迷住。人們對帕瓦羅蒂的演唱有各種各樣的見解，我認為他之所以成為近六十年最偉大的男高音，是因為他的歌唱像說話，愉悅動人，明亮又好聽。他的聲音充滿著生命，是活的，就像他的笑容，感動你，絕不做作。

大都會歌劇院顯然是世界一流，我那天晚上除了被帕瓦羅蒂徹底迷倒，還被臺上的演員、合唱隊、布景、燈光、服裝和樂隊完全鎮住。輝煌——是我對歌劇的第一印象。

帕瓦羅蒂的謝幕很可愛，他好像有點不好意思地走出大幕，兩臂猛地張開，大手一翻，頭一歪，笑得像個靦腆又淘氣的大熊，觀眾完全瘋狂，我也大喊大叫。

后來很多人問我，是不是第一次看歌劇的經歷讓我下決心唱歌??？更有人離譜地瞎傳，說我當場發誓，一定要登上大都會歌劇院的舞臺。這些都不是真的?？吹秸鎸嵉呐镣吡_蒂當然高興，但我根本就沒想過唱歌劇，這輝煌跟我無關，最真實的感覺是：我還剩二十七美元，怎么辦？怎么活下去？

再見到帕瓦羅蒂是十年以后，在大都會歌劇院的排練廳。

1993年秋季，我在大都會歌劇院簽約的第三年，第一次跟帕瓦羅蒂一起排歌劇。

那天我們排的是歌劇院新制作威爾第的《朗巴底人》，據說帕瓦羅蒂會來排練。我們排戲已經排了幾天，大指揮列汶每天都會出現，大男高音卻遲遲未見。我一早上就興奮不已，終于要跟這位巨星一起排歌劇了！因為帕瓦羅蒂要來，導演決定讓我們返回第一幕重排，專門排他沒有排過的場景。所有的歌唱家、啞劇演員、助理指揮、導演的團隊，還有幾個音樂部門的人、伴奏、歌劇指導，都已到齊，互相招呼著，排練廳里至少有二十多個人。準時11點，我正背對著門口跟一個熟識的歌唱家說什么，突然所有人一下子安靜了，排練廳里的空氣似乎凝結了兩秒鐘，然后我感到空氣中好像有一道無形的波紋四散，回頭一看，帕瓦羅蒂進來了。只見他低垂著眼睛，面無表情，幾乎沒有跟任何人打招呼，上身穿著一件深色寬大的衣服，松松垮垮長及膝蓋。他大約比我略高一點，可身形比我大一倍，走路有些吃力，只見他緩緩地走到鋼琴旁邊，跟指揮列汶友好地握手寒暄了幾句，就坐上給他準備的椅子，拽過譜架，戴上眼鏡，開始看譜子。他不時會跟指揮和鋼琴伴奏說點什么，還伸出手去按幾下鋼琴鍵找音。

大家似乎都有點拘謹地注視著他們，一兩分鐘才恢復正常的聊天對話。列汶一聲“我們開始”，所有人都提起了神，各就各位，包括帕瓦羅蒂都坐直了。

我相信有“氣場”。每次排練，帕瓦羅蒂在與不在根本就是兩種氛圍。即便他坐在那里不說話，你都會感到房間中有一種力量吸引你，中心就是帕瓦羅蒂。在演出中，“氣場”更明顯，帕瓦羅蒂在臺上和不在臺上，根本就是兩回事兒，他一出場，全場的觀眾和臺上的演員都會精神一振。

國內聲樂界喜歡給一些大明星起個綽號，叫帕瓦羅蒂“老帕”，叫多明戈“多哥”，叫俄國大指揮捷杰耶夫“姐夫”。他們都是有氣場的人物。

老帕工作起來極為認真，他不說廢話，問的問題都很簡短但很到位。他似乎很珍惜自己的精力，尤其是拍戲的時候，走幾步知道自己的位置以后，他就會馬上回到自己的椅子上坐下。導演基本上不要求他做什么，只告訴他從哪里出場，從哪里下場，隨他怎么演戲，我們來配合他。帕瓦羅蒂的替補演員隨時都會在排練場，只要他一坐下，從排練變成“看排練”，他的替補馬上就會走進排練場地替代他排戲。我們會根據老帕的要求隨時進行某個片段的音樂排練，他對音樂準確性的要求很細，而且在排練中幾乎都是放開嗓子唱。通常戲劇排練大家會省嗓子小聲唱，主要是排戲，但是老帕一放聲，大家自然都會放聲。聽帕瓦羅蒂如何運用嗓音，近距離地觀察他的歌唱技巧，是一種難得的經歷。在排練廳里，我總覺得他的聲音音量不大，但非常集中，干凈，位置很高，既不撐也不擠，只是不知道他是否完全放聲了。等我們進到劇場上舞臺排練，我試著在觀眾席不同的角度和距離聽他的歌唱，發現他的聲音非常能傳，不管你坐在那里，帕瓦羅蒂的聲音好像就在你的耳邊，字與字、句子與句子之間非常Legato（連貫）。最重要的還有，他的聲音總是穩穩地坐在呼吸的支持上，而且音準極好。我覺得意大利最傳統的美聲唱法就是聲音一定要集中，一定要高位置，集中就明亮，位置高就穿透。老帕絕對是意大利正統美聲唱法的傳人。我是主張學唱歌需要聽真正大師演唱的錄音，尤其是實況演出的錄像和錄音，最好是聽四五十年代開始，到帕瓦羅蒂時代，大師們的演出實況。就像學畫畫的人到美術館去臨摹，學寫作的人要讀經典文學作品一樣，年輕的歌唱家要能從大師們的演唱中悟出道理，模仿是學唱歌的方式之一。要注意的是：有些大師的演唱可以模仿，有些不行，尤其是模仿戲劇性歌唱家的聲音，必須小心。你可以模仿帕瓦羅蒂，但不要模仿多明戈，雖然都是大師。

在這里必須要辟個謠，總有人說帕瓦羅蒂不識譜，那是胡說八道。我想說的是，他不像多明戈，是一個看樂隊總譜排練的人，但普通的五線譜老帕不但熟讀，而且比我棒，也比你們都棒。

大師沒架子，但跟不熟的人沒話?！独拾偷兹恕肥且徊垦莩鰳O少的歌劇，在大都會歌劇院的歷史中是首次演出。我們所有參加演出的人都是第一次唱這部歌劇，包括帕瓦羅蒂。大都會歌劇院一定是為他量身定做了這部歌劇。我們在排練廳排了四個星期，然后在舞臺上排練一周。帕瓦羅蒂是一號男主角，我是配角之一，跟他沒有對手戲，只有一段大重唱，導演還安排我站得離他很遠。排練的日程根據場景決定，我的戲不多，所以四個星期在排練廳排練時，很多時候并不需要我，再加上在帕瓦羅蒂面前我很緊張，不知所措地發怵，所以一直到首演那天我都沒跟他講過一句話。

帕瓦羅蒂沒保鏢，從來沒看見他周圍有過黑衣大漢。有一對年輕夫婦照顧他，他們那時也就二十多歲，夫婦倆都隨和，意大利人，不能說精明但質樸，很照顧他。帕瓦羅蒂一直有女秘書，據說一兩年換一個，大都很漂亮，也都是意大利人，我們排《朗巴底人》時那位叫喬瓦娜，個子有一米七五，棕色的短發，圓臉圓眼，皮膚很白，像是意大利北方人。喬瓦娜很有朝氣，很熱情，不停地幫帕瓦羅蒂安排各種事，總顯得很忙碌，跑進跑出。后來就有一個個子不高戴個眼鏡的女孩兒老跟著喬瓦娜，像是她的助手，很年輕，也就二十多歲，皮膚光滑，不怎么化妝，叫妮可。妮可也是意大利人，不愛說話，動作不多，老是慢慢騰騰的，眼睛里喜歡琢磨事兒。我老覺得她不是那么在意帕瓦羅蒂和周圍的事情，總是安靜地坐在帕瓦羅蒂的化妝間外，眼神兒霧一樣不知在想什么。

世上的事兒就像霧，妮可過了幾年成為帕瓦羅蒂的第二任妻子，還給他生了一個非?？蓯鄣耐尥?。

《朗巴底人》公演的那天我一直很不安。劇中女高音主角是大都會歌劇院的當家花旦米羅，美國人，是藝術總監列汶一手培養出來的明星。她的聲音音色特別，濃厚又有穿透力，語言和風格都很好，擁有大量的粉絲，是一個少見的歌唱天才，一張嘴就是一股意大利美聲唱法的老味兒，醉人。米羅以演唱威爾第歌劇著稱，三十來歲已經成名，在幾部大都會歌劇院重要的DVD和唱片中，包括《阿依達》、《假面舞會》和《弄臣》等威爾第歌劇，都是米羅領銜，列汶指揮。

這次有點不對，在整個《朗巴底人》的排練過程中，米羅幾乎就沒放過聲，一直就輕輕地唱，聽上去小心翼翼，從來沒有唱出過高音，而這部歌劇的女高音唱段有一些難度極高的高音。米羅是一個驕傲的人，舞臺感很強，一舉一動都帶著一種霸氣。但是排戲歸排戲，每個人都在等著聽她唱出高音，包括大師列汶和老帕。記得我們在與樂隊第一次彩排那天，大師列汶當著所有演員的面對米羅說：“寶貝，今天你可要唱出來了，一定要?！闭Z氣嚴肅。

米羅最堅定的支持者是帕瓦羅蒂，他總是在鼓勵米羅，在排練中只要米羅大聲唱出幾句，帕瓦羅蒂就會給她叫好，時不時還會給她一個“熊抱”。米羅孤傲的個性不太招人喜歡，于是更顯得老帕的鼓勵多么重要。我喜歡夠哥們兒的人，“仗義”是我們青年時代最重要的性格成分，“為朋友兩肋插刀”是必須的。那時我不能說喜歡米羅，但被老帕的這份兒仗義感動，于是越來越替米羅擔心。

合樂彩排的第一幕，米羅基本上是放出了聲音，好聽，唯獨沒有唱高音。那一刻我注意到指揮列汶的臉一下子沉了下來，垂下眼睛，看也不看米羅。第二幕，米羅終于放聲唱了詠嘆調最后那個要命的高音，沒唱好，似乎要破，但米羅不改一貫的霸氣，仿佛沒事兒一樣。所有人都垂下了眼睛。

首演之前，帕瓦羅蒂的注意力似乎有一半分給了米羅，去她的化妝間祝她成功，給她打氣，開些無傷大雅的玩笑，不時用“熊掌”輕輕拍拍她。米羅一副志在必得的神態，但一臉的濃妝總遮不住眼睛深處的那點兒緊張。

我也緊張，雖然我的唱段不多。《朗巴底人》是一部新制作的歌劇，首次在大都會歌劇院公演，臺側臺下架滿了攝像機，這部歌劇將在美國PBS公共電視臺播出，還會在美國主要的廣播電臺直播。參加這種陣勢的演出不是玩笑，而且是我第一次跟我的“神”同臺。

我總是喜歡在側幕觀看大明星們的排練和演出，那是最好的課堂，在大都會歌劇院的二十年中，我不知道站在側幕看了多少老一代歌劇明星的演出和排練，學到了多少東西，只是后來能讓我在臺側傾聽的歌唱家越來越少。

那天只有我一個人站在臺側聽米羅唱詠嘆調。

第二幕結尾時有米羅的一段詠嘆調，最高音到High降D，對很多戲劇女高音來說已是極限的極限，是一個恐怖的音高。當我站在臺側聽米羅快唱到那個極限高音時，覺得自己在微微顫抖，不自覺地為她祈禱，希望她能夠唱好。可是，她唱到最高那個音時——失聲了，完全沒有了聲音，停了下來。米羅雙手抱在胸前，仰望著劇場的上方，無助地站在臺中央，顯得很孤獨。樂隊也停了下來，四千觀眾寂靜無聲，好像整個世界停頓了兩三秒鐘，突然，從觀眾席傳出了一片喝倒彩的聲音，越來越響，之中還夾雜著米羅粉絲為她打氣的叫喊，場面混亂。不過，這一切都晚了，對任何一個歌唱家來說，這種時刻一定是毀滅性的，是歌唱事業崩潰的開始。

緊接著的是幕間休息，后臺化妝區一片尷尬，只有帕瓦羅蒂和米羅的房間不斷有人進出。帕瓦羅蒂進出了幾次米羅的房間，關開門的瞬間能夠聽到他大聲地為米羅打氣，米羅又跟著帕瓦羅蒂回到他的房間，能看見穿著寬大睡衣，脖子上圍著一條白毛巾的帕瓦羅蒂在擁抱米羅，安慰她，告訴她那個音就是個意外，會好的。只聽到米羅大發雷霆“他媽的，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應該唱得很好，×他媽的！”昂著頭快步走出帕瓦羅蒂的房間。

歌劇繼續演出，可以感到米羅的信心已不再，雖然帕瓦羅蒂極力地支持她，甚至陪著她走到臺側，摟著她的肩膀，目送她上臺，為她真是“兩肋插刀”了。

1993年12月17號，第五場《朗巴底人》，第一幕演出時，我在臺上有一剎那走神了。我突然想起十年前的今天，1983年12月17號，我到美國的第一天，就來這里看了帕瓦羅蒂演出，看的這輩子第一場歌劇，十年前的今天！我一陣激動，在臺上拼命抑制自己，腦子里在想一定要找機會告訴老帕。第一幕結束謝幕后，我追上正往化妝間走的大師，開始結結巴巴地跟他說話。

由于緊張和不好意思，我胡亂地說著：“我，我是Tian……十年前……從北京來……沒錢……看了大師……是我第一場歌劇……我真的很高興能跟你演歌劇……十年以后……”等等等等，語無倫次。從臺側走到化妝間也就一分多鐘，我不知道講了什么，也不知道他是否聽懂了。老帕只是笑笑，眼睛盯著地面，一邊走一邊說著：“Si，Si，Ok，Ok?！比缓笠煌崎T進了他的化妝間，門在我面前“砰”的一聲關上。

我站在他的門前愣了一下，覺得自己一定說錯了什么，心里一陣后悔，余下的演出情緒全無，沮喪至極。

演出完謝幕，最后所有演員排成一排出去總謝幕時，主要角色在中間，我是配角就在最邊上。到了該帕瓦羅蒂出去時他沒動，揮著手讓所有的演員出大幕，還催大家：“出去出去，快，快！”等到該我出去的時候，他用左手一把攥住我的右手，把我拉出大幕，面對著拍著手的幾千人，他揮動右手使勁地吸引觀眾的注意力，不停地指著我，帶著大家為我鼓掌！我哪兒敢當啊！剎那間，我熱淚盈眶。

后來的四場演出，帕瓦羅蒂都是拉著我的手出去謝幕。

從那時開始，帕瓦羅蒂見到我總會叫一聲“China boy（中國男孩）”，然后對我雙手合十，我也合十回復，后來合十成了我們的“接頭暗號”，見面先對暗號。

大都會歌劇院的人都知道Martha能做一手好菜，尤其是她的北京烤鴨。我們1991年搬到紐約至今，Martha做了大約兩千兩百只烤鴨，太多人吃過。如果中國春節前后我正好在大都會歌劇院演出，Martha一定會為劇院后臺做一頓年飯，晚上演出兩小時前送到劇院。我可能是唯一的一個歌劇演員，演出當天，起床就開始剁洋白菜，包餃子，炸春卷兒。下午5點，我就和Martha肩挑手提，帶著一大堆飯菜去歌劇院。

Martha深知歌劇演員們對食物很挑剔，每個人有各自的飲食習慣，尤其是演出前和演出中，都非常小心吃什么。她可不想承擔哪個歌唱家吃了蔥、姜、蒜或胡椒卡了嗓子，或者誰被餃子噎住的責任。她就會在一些食物旁邊插個小牌子，上面寫著“僅供后臺工作人員，有蔥蒜，歌唱家止步！”“注意！這個菜是辣的！”等。

當Martha幾大托盤的食物擺在歌劇院后臺時，誰能頂得住那種香味兒的誘惑?。』瘖y師們、服裝師們、管道具的、藝術部門負責的，會有幾十個人蜂擁而至，沖在最前面的往往是當天晚上要上臺的歌唱家們，配角們吃得最多，主要角色們相對節制。Martha為后臺做的食物通常會有春卷兒、餃子、東坡肉、炒牛肉或雞肉的菜，還會有炒面和炒飯。其中她的春卷兒和餃子極受歡迎。有一次她還做了北京烤鴨，四只，在那兒片給大家吃。沒人相信這一切食物都是出自我們家那個小廚房。有一次大都會歌劇院藝術部門的主管跟我說：“你以為你一直在這里有合同，是因為你唱得好？錯了，全是因為我們想吃Martha做的飯！”

帕瓦羅蒂出名地喜歡吃，還自己做飯。意大利人大都喜歡吃中國菜，大師身材龐大絕對跟吃有關。“我已經從你做的食物中偷了五個春卷兒！”帕瓦羅蒂笑著告訴Martha，“現在要唱了，先不吃，晚上回家熱了吃，兩面煎一下對吧？”

那次是我們一起演威爾第的《假面舞會》，開幕之前在他的化妝間，老帕還頑皮地打開他藏的春卷兒給Martha看。我們請過老帕來家里吃飯，但他實在行動不便，專門派他的助手夫婦來取Martha做的烤鴨。

每次在大都會歌劇院的演出，只要有老帕，演出結束后臺至少有兩百人擠著去恭喜他，幾乎每個人都想跟他留影合照。劇院的工作人員總是試圖阻擋人們照相的要求，不讓人隨便走進老帕的化妝間，避免他太累。但很多朋友看了歌劇就想見見老帕，就請Martha把他們帶進后臺，只要帕瓦羅蒂看到Martha出現在他的化妝間，總是大聲地招呼我們的朋友們進去跟他合影，照相時，可愛的老帕一定會伸手把Martha拽過去，擋在他前面，遮住自己的半個身子，以免顯得過于龐大。還有，他總是見了所有的客人之后才卸妝。

帕瓦羅蒂每場演出都堅持自己畫眉毛，無論演哪一部歌劇，不管在哪個歌劇院唱，化妝的最后一個環節，就是自己湊在大鏡子前面——畫眉毛。不知為什么，他畫的眉毛總是左邊高，右邊低，而且很粗很黑，唱歌的時候一使勁兒，左眉更高，右眉更低。每個歌唱家演出之前都有自己的習慣——求個好運。帕瓦羅蒂也不例外，他每場演出一定要在后臺找到一顆彎釘子，然后揣在演出服的兜兒里上臺，為了好運氣。也許他要自己畫眉毛也是同樣的原因。

沒有人在歌劇演出之前不緊張，不管你是多大的腕兒。每個歌唱家都有自己減壓的方式。帕瓦羅蒂放松的方式，是在歌劇演出的前一天晚上，跟助手夫婦打幾個小時撲克，一直到早上三四點鐘，然后睡到第二天中午。起床后試一下聲音，如果嗓子不錯，就不再出聲，一直到演出前來到化妝間，化完妝，唱一兩段劇中的詠嘆調開嗓子。

威爾第的《阿依達》是我跟帕瓦羅蒂唱的最后一部歌劇，也是他最后一次演出《阿依達》，我還留了一張當時演出的海報，做個紀念。那是2001年，帕瓦羅蒂已經動過膝蓋的手術，走路困難，要扶著人走，所以劇院在舞臺上特意改變了布景，放置了一些大箱子、大椅子和一些用麻袋布做的大墊子，為了帕瓦羅蒂在臺上隨時有東西可以靠著，也能坐下。

我的角色是埃及的國王，第一幕出場，而且是在一百多名合唱隊、舞者和群眾演員的簇擁下登場。一陣號角過去之后，在低音提琴三聲撥弦之后有一個唱段，宣布敵人要進攻了。由于伴奏微乎其微，我那段唱等于清唱，在一片寧靜中開始，而且在場上所有演員的注視下。第一句最重要，節奏和音準絕對不能錯，尤其是節奏，如果和低音提琴幾乎聽不到的撥弦節奏錯開，就很難再對上。

歌劇一開幕，帕瓦羅蒂一上場就有一段著名的詠嘆調（Celeste Aida），隨后是與埃及公主和女奴阿依達的二重唱和三重唱，整個過程大約有十五分鐘。然后我與眾人出場，他們三人就轉過身來背對觀眾，聽國王宣講。那天演出，當大提琴三聲撥弦后，全場靜默，我剛要張嘴唱，突然看見面對著我十多米遠，背對著觀眾的老帕，從嘴里吐出一塊鴨蛋大小的綠色物體，直線落下，只見老帕迅速地一抬右手，準確接住綠色物體，攥在手里，面不改色，整個過程也就兩秒鐘，讓我一下子驚住，發不出聲，于是錯過了大提琴撥弦后應該進入的第一句唱段，雖然就晚了一秒多鐘，但節拍亂了，足以讓指揮的大師列汶皺起眉頭，用指揮棒示意我馬上糾正錯誤，跟上歌唱節奏，剎那間我滿身冷汗。

我永遠沒有解開這個謎，到底是什么綠東西從帕瓦羅蒂的嘴里飛了出來？！問題是他已經唱了詠嘆調、二重唱和三重唱，這么大一塊綠東西在嘴里怎么唱的呢？我聽說帕瓦羅蒂喜歡在臺側咀嚼一塊蘋果皮，上臺之前吐出來。于是我試過嘴里含一塊雞蛋大小的蘋果皮練唱，根本沒法唱，嘴都不會動了，無法咬字，蘋果皮還差點進了氣管。

排練《阿依達》期間，有一次他坐在鋼琴旁邊情緒不錯，招手叫我：“China boy過來過來！”他跟我說：“你知道嗎？我又要去中國演出了，離我上次去快十五年了，我真的很高興！”他告訴我第一次去中國演出是1986年，在天安門前騎過自行車，說那是全世界最寬的大街。他還提起曾用幾個小時化了個京劇花臉的妝，經歷了最長最復雜最疲勞的化妝過程，然后穿起全套的戲裝，當了一回票友。

這個世界只有一個帕瓦羅蒂，唯一的一個歌劇演唱家，可以一個人在幾萬到十幾萬的觀眾面前開獨唱音樂會，可以吸引世界范圍的流行音樂巨星們和他一起歌唱。記得帕瓦羅蒂1991年在英國倫敦海德公園里曾為十二萬觀眾演唱，觀眾中有英國王子查爾斯和戴安娜王妃。音樂會進行中突然大雨滂沱，為了不影響他人觀看，所有人在戴安娜和查爾斯的帶領下放下雨傘，坐在雨中，渾身濕透地看帕瓦羅蒂的音樂會，沒人動，也沒人離去。這就是氣場。

2005年，帕瓦羅蒂最后一次去中國巡演，他的膝蓋已經無法支撐他的體重，幾乎無法行走，在北京的獨唱音樂會是坐在椅子上完成的。

2004年3月8號中午，紐約第五大道上華爾道夫酒店的大宴會廳聚集了一千二百多位客人，每個餐桌十人，布置奢華，到處是閃亮的水晶酒杯和銀光閃閃的餐具，還有鮮花。我和Martha不時會碰到認識的人，但我提不起精神寒暄，望著遠方舞臺的大屏幕上“謝謝你帕瓦羅蒂”幾個大字，心中一陣難過，大家心照不宣，都知道這是為帕瓦羅蒂開的告別宴會。

在2003—2004年紐約大都會歌劇院的演出季，帕瓦羅蒂只有三場歌劇《托斯卡》的演出，從3月6號到13號。3月8號午宴這天，美國主要的英文報紙——包括中文報紙，在報道他在大都會歌劇院演出《托斯卡》時，不約而同地用了“告別演出”的字樣。

在華爾道夫酒店舉行的午宴是大都會歌劇院主辦，一千二百位來賓主要為女士，都是歌劇院的贊助者，大都來自紐約的上流社會。

“你好，你是哪里來的？”我和Martha找到我們的桌子準備坐下時，Martha旁邊一位滿身珠寶的老年女士抬起疲倦的眼睛問她，臉上顯然沒少做整容，化著濃妝，弓著背，似乎被滿脖子的寶石項鏈墜得抬不起頭。

應邀出席午宴的有許多歌劇界知名歌唱家，帕瓦羅蒂常年合作的朋友，不少是馳騁歌劇舞臺數十年的巨星。有蕾歐婷·普萊斯（Leontyne Price)、比佛利·希爾斯（Beverly Sills）、安娜·莫芙（Anna Moffo）、謝爾·米爾恩斯（Sherrill Milnes）、塞繆·雷米（Samuel Ramey）等大約三十位，我是有幸被邀的幾個年輕演員之一，大概是因為跟帕瓦羅蒂在大都會演過三部歌劇十九場演出。

我們一一走上舞臺，被主持人介紹給所有的來賓，然后每個人都會走到帕瓦羅蒂面前向他致意，老帕看到我的時候，笑了，我們都默契地雙手合十，交換了“接頭暗號”，只見他嘴里喃喃地動了一下，說了一句：“China boy。”

宴會持續了大約兩個小時，其間在舞臺上的大銀幕播放了一系列帕瓦羅蒂在大都會歌劇院演出的錄像，還有幾位沒有出席宴會的歌劇明星的視頻講話，包括多明戈、卡雷拉斯、米雷拉·佛蕾妮和我崇拜的男低音加烏洛夫。十幾個人在現場講話，大都在講跟帕瓦羅蒂合作時一些好笑的經歷，有時帕瓦羅蒂也會大聲地跟他們開個玩笑，引起人們一陣陣大笑。

宴會的每一道菜都非常精美，可我根本無心品味，總在回憶那些跟老帕有關的經歷。

帕瓦羅蒂是個孝子，跟父母關系極好，據說每天都會通電話——無論他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有一次我們演完《阿依達》，老帕一定要請我們跟他一起吃飯，在中央公園邊上的一家意大利餐館，離他家很近，我和Martha還有幾個演員去了。

雖然已經深夜，餐館里還是人聲鼎沸，很熱鬧。老板當然認識帕瓦羅蒂，給我們留了一個長桌子，位置很好，挨著一個火光閃爍的壁爐。

整個晚餐我們吃飯的時候，老帕幾乎一直在打電話。由于餐館很吵，有時他不得不提高聲音。他是跟他父親一直在聊那天晚上的演出，告訴父親他怎么唱的，哪一幕更好一些，哪個音他覺得不太好，遇到誰，他很高興整個演出還順利，等等。我想他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個，會在演出后跟父親聊這么久的歌唱家。聽說他的父親是一個面包師，男高音，酷愛歌唱。

誰說世界上沒有不散的宴席？華爾道夫酒店那天的午宴，永遠停留在我的記憶中，沒散過。記得最清楚的，是主持人邀請帕瓦羅蒂講話的時刻。

“女士們先生們，現在，這里是我們的魯契亞諾·帕瓦羅蒂！”主持者話音未落，全體來賓瞬間都站了起來，高呼：“Bravo！Bravo！Bravo??！”震耳欲聾的掌聲和歡呼聲，持續了很久，很久。

帕瓦羅蒂站在那里，雙手撐著講臺，目光低垂，看得出來他在努力地控制自己的情感，時間好像停止，歡呼聲一陣高過一陣，所有的人都瘋了。

帕瓦羅蒂終于揮動起他寬大的手掌，示意大家坐下，沒有一個人坐。

“我來之前覺得我會哭。”他的目光依然低垂，停了幾秒鐘。

“但我不想當大家的面流淚，所以來之前我已經哭過了?！?/p>

停頓。

“我想說的是，我在大都會歌劇院度過了許多愉快的時光?！彼v到自己跟當時歌劇院院長沃比的友誼，說他們剛認識的時候沃比還是一個木工，負責劇院制作布景和道具的工作。1990年的一天，沃比走進帕瓦羅蒂的化妝間，問他下個演出季想唱什么角色，帕瓦羅蒂笑著反問道：“我想唱什么跟你有什么關系呢？”沃比也笑著說：“跟我有關系，因為我現在是這個劇院的院長?！迸镣吡_蒂說到這里，大家都笑了。

長時間的停頓。

帕瓦羅蒂雙手撐著講臺，頭更低了，目光盯著麥克風，許久沒有講一個字。

擴音器里傳出一聲輕輕的抽泣，他哭了。

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宴會大廳一片寂靜。

“我想，真心地……謝謝你們——我的同事們……這么多年……”他哽咽著，斷斷續續地說著，“我真的愛你們……謝謝大家……”

老帕轉身揮了下手招呼站在右側的助手過去，搭著助手的肩膀，緩緩地走向宴會廳的大門，再也沒有回頭。

沒有人動，也沒有聲音，大家一直目送帕瓦羅蒂消失在大門外，很多人噙著眼淚。

當宴會大廳的門慢慢關上的時候，歌劇的黃金時代大幕垂落。

那是我最后一次見到帕瓦羅蒂。

田浩江，美國大都會歌劇院簽約20年的中國歌劇演唱家，曾與30幾個歌劇院合作演出超過1400場，飾演過50多個歌劇角色。他還參加過十多部中國原創歌劇的首演，并擔任編劇，在北京國家大劇院首演了個人舞臺劇《我歌我哥》，他還作為監制，主演過舞臺劇《往事只能回味》。田浩江是iSING Suzhou國際青年歌唱家藝術節的創辦人兼藝術總監、總導演。2009年，田浩江的英文自傳《歌劇人生》，作為紐約林肯表演藝術中心系列書籍出版，近年開始從事散文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