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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粹占領期間，薇依參加抵抗運動時的通行證

有多少哲學家會走出舒適的“象牙塔”，去到流水線和田間勞作，只為讓自己對“工作”這一概念的思考變得不再那么抽象？又有多少哲學家會真正獻身于自己的哲學，知行合一地踐行自己的世界觀？西蒙娜·薇依（1909—1943）就是這樣一位哲學家——她被譽為“所有外來者的守護神”，也是一位真正遵循自己的政治和道德理想而生活的哲學家。在她短暫的一生里，“薇依徹底地活出了她的哲學，這在現代社會，甚至在任何時代，都如此罕見”。休斯敦大學歷史系教授羅伯特·扎雷茨基（Robert Zaretsky）在新書《顛覆性的西蒙娜·薇依》（The Subversive Simone Weil，芝加哥大學出版社，2021）中這樣寫道。

“她的靈魂無與倫比地優勝于她的天才。”正如那位唯一與薇依討論過信仰的神父所說，同情似乎是她與生俱來的天賦，盡管出生于巴黎一個富裕的猶太知識分子家庭，她卻主動地接近 “黑暗”來逃離原本舒適的資產階級生活。薇依以第一名（優于同窗波伏娃）的成績從巴黎高師畢業，此前一個假期，她跑到諾曼底一艘漁船上勞作。1932年，她又下到一個煤礦，使用氣鉆的時候，劇烈的震動幾乎要將她那羸弱的身體震碎。

1934年，薇依徹底放棄自己的“特權”——畢業后，她開始了哲學教師生涯，利用一個假期，她輾轉于在巴黎的各種工廠勞作。薇依的笨拙讓她的“工廠生涯”異常艱難，但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挽救了她的性命。西班牙內戰爆發后，她志愿前往巴塞羅那參戰，“讓我十分高興的是，因為我的高度近視，即便當我瞄準了敵人，也不會殺死任何人”，也同樣因為近視，她踏進油桶里被滾油燙傷，被迫返回巴黎。

在和家人逃離了被納粹占領的法國之后，心系祖國的薇依癡迷于一個想法，那便是跟隨醫護兵空降到敵軍后方。她的這一“自殺式提議”被戴高樂否決，隨后她被賦予了另一項任務——為法國的政治、精神重建準備報告。1943年，薇依死于肺結核，年僅34歲。驗尸官發現，長期的營養不良加重了她的病情——因她控制進食，絕不超過敵占區同胞的食物定量標準。她的家人稱她為“安提戈涅”，她的同學們則給她取了這樣的外號：“穿著裙子的‘絕對律令’”。

在薇依短暫的一生里，她更像是位老師而不是作家——在中學任職，在工人、漁民和農民結束了一天的工作后教授他們語言和文學。但薇依仍然辛勤地寫作。她的作品幾乎從未在她生前發表，除了一個“例外”——1940年的《伊利亞特，或力量之詩》，這至今仍是她最易懂的作品。她的其他著作都是別人根據她留下的文章、書信、筆記編撰而成——《等待上帝》和《重負與神恩》是她的神秘主義神學，《對根的需要》是她的政治理論。不同領域的思想家們，諸如阿爾貝·加繆、保羅六世、艾麗絲·默多克、雅克·德里達、蘇珊·桑塔格以及弗朗茨·法農，都曾受到她的影響。薇依去世后爆發出的“生產力”，無論是作為一個思想家還是一個神話，都讓她的形象捉摸不定。

扎雷茨基認識到，薇依思想里所蘊含的復雜面相，使得任何將其簡單標簽化的嘗試都注定是徒勞的。在他看來，薇依的思想里存在著五大核心主題：苦難（affliction）、專注（attention）、根性（rootedness）、抵抗（resistance）和神圣（divine）。圍繞這些在今天仍能引起人們共鳴的主題，扎雷茨基賦予了薇依大量零散的作品以連貫性，并試圖平衡她思想中的矛盾性，為讀者還原了這樣一位思想家的肖像：無論是她的生命實踐還是思考寫作，她總是義無反顧地獻身于磨難，向那些無法容忍的現實敞開。

在漢娜·阿倫特區分“有意義的工作”和“單純的勞動”之前，薇依就已經寫道：“每個人的工作都應該成為他沉思的對象。”在扎雷茨基的解讀中，薇依以精神性的方式來理解和對待苦難，這使她形成了一種在根本上保守的“革命”和“抵抗”的概念。

對薇依而言，勞作中無休止的重復、瘋狂的奔忙，這種狀況“和生命的赤裸性一樣可怕，像被截斷的殘肢，像密密麻麻的昆蟲”。苦難不是身體上的痛苦，而是心理上的退化。而看到這些，人們會像本能地避視戰爭帶來的尸橫遍野一樣，將自己的目光移開。如薇依在《伊利亞特，或力量之詩》中所寫：“力（force）把任何受者變成了物。力行使到極限，就把人變成了最字面意義上的物，變成了尸體。”

薇依認為，教育人們閱讀經典以及清楚地表達自己至為重要。教育鼓勵人們“專注”，但在她看來，這種專注不是目的論式的，因為它不致力于尋找問題的解決方案，正如扎雷茨基所說：“反思問題而非解決問題，這是薇依的目標，也是其教學的核心要義。”對她來說，專注是一種擴展生命的“否定性的努力”，用這樣一種“否定能力”來對待世界，就好像在翻譯“未曾寫下的文字”一樣；此外，“認識論就是倫理學”，向他人保持開放并向他人永遠敞開，是尊重他們和彰顯人性的唯一途徑。

“根性”是薇依思想中的另一個重要主題。人類需要扎根于社區，但這種“根”卻被現代性和戰爭連根拔起。薇依寫道，扎根意味著保存“過去的某些特定寶藏和對未來的某些特定期望”，這是她所認為的國家的終極職能。但現代生活最獨特的條件就是 “去根性”（uprootedness），是比社會疏離更深層次、更難以捉摸的“一種內在的眩暈”。與這種思考相伴隨的，是納粹的侵略迫使她和家人流離失所，薇依大膽斷言，這是一種物質和精神上的殖民，與法國人對其殖民地所犯下的罪行相等同。她的洞見也預言了當今美國工人階級的精神危機——被去根化的人是法西斯主義者、民族主義者、白人至上主義者，他們寧愿摧毀世界，也不愿與他人分享世界。

在上世紀30年代，薇依的世界觀逐漸變得更加虔誠。她與自己的猶太人身份漸行漸遠，而更加親近基督教。但她與之始終存在著一種緊張的張力，她對包括宗教組織在內的所有機構都持懷疑態度，因為它們最終趨向于一個目標：權力的積累。

用艾麗絲·默多克的話來說，薇依試圖“揭開自私意識的面紗，以擁抱真實的世界”。盡管薇依常常提出一些神秘難懂的世界觀，但同樣，我們不需要成為哲學家，也能夠看到她將哲學視為生活方式的獻身精神，使得她成為蘇格拉底的同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