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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2020年，受疫情影響，英語文學的市場流通受到限制，英國文學、澳大利亞文學的生產以本土主義、文化代表性的多樣化為特征。圍繞英國的認同危機，作家們運用各種體裁分別從族群、種族、性別、地方等角度對認同話題進行探索，作為異質的文學聲音，脫歐文學、虛構的歷史名人小說、蘇格蘭文學、英國黑人文學、女性文學等為具有文化包容性的民族認同建構提供了多樣化的表述。澳大利亞科幻文學立足本土的環境危機問題，設想氣候災難、跨物種災難等可能造成的嚴重后果及應對措施；同樣立足于本土的澳大利亞歷史小說、成長小說等關注邊緣群體，增強了澳大利亞文學的多樣性。隨著文學全球化的斷裂，2020年成為英語文學生產的一道分水嶺。

關鍵詞 英語年度文學研究 脫歐文學 氣候災害小說 文學全球化 文學生產 認同政治

2020年，新冠病毒全球流行，英國、澳大利亞等國的經濟一度停擺，全球市場供應鏈斷裂，圖書行業受到嚴重影響，許多書籍推遲出版、甚至被撤銷出版，書店關張，作家巡回演講、文學節、朗讀會等文學促銷活動紛紛被取消，小型出版社和專門從事小說和詩歌出版的專業出版社、獨立書店遭受打擊尤為沉重。雖然英國、澳大利亞等國圖書銷售在2020年表現出令人驚訝的強勁勢頭，但包括文學圖書在內的大多數圖書并不是通過書店而是通過亞馬遜等大電商在線銷售，且電子書籍銷售量大增。疫情下的這一圖書消費模式影響著全球英語文學的流通，引發了文學生產上的本土主義（localism）傾向。一度蓬勃發展的英語文學全球化出現斷裂，英國文學、澳大利亞文學都將國內讀者視為主要的目標讀者，文學作品關注的話題也與兩國各自面臨的生態、社會、政治問題相關，比如疫情、英國脫歐（Brexit）、澳大利亞的環境災難、“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抗議性騷擾（#MeToo）運動等。同時，受眾面廣的流行文學，如“現實主義奇幻文學”（Realist Fantasy）、“氣候災害小說”（Cli-fi）等較新的類型文學和虛構歷史名人小說等都得到了讀者的青睞。

“抗議性騷擾（#MeToo）運動”標簽，圖片源自百度

一、圍繞民族認同話題的英國文學生產

脫歐事件是造成當前英國社會分裂的一個主要原因，而新冠病毒的傳播與變異以及從美國發展至英國的“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加劇了這一分裂，英國的認同危機更加嚴峻。2020年，各種體裁的英國文學作品都對認同問題進行了審視，形成了文學本土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征。

自2016年以來，“在塑造英國的民族認同和跨民族認同敘事方面，沒有任何一個政治事件能像英國脫歐事件那樣產生巨大的影響”。“脫歐文學”（Brexlit）作為新的文學類型已成為英國文壇的一道新景觀。蘇格蘭女作家阿莉·史密斯（Ali Smith，1962—）的鴻篇巨作“季節四重奏”（“Seasonal Quartet”）是“脫歐文學”的代表作品。該四部曲追求時事性，最后一部《夏天》（Summer: A Novel）記錄了新冠病毒的流傳、英國的封閉隔離措施以及英國對移民的非人道遣送，從中可見英國脫歐之后，保護主義、民族主義的色彩更盛。莎拉·莫斯（Sarah Moss，1975—）的《夏水》（Summerwater）是一部政治寓言，隱喻脫歐之后的英國。莫斯以夏日蘇格蘭公園的一個雨天為背景，通過多聲部敘事，講述六個游客家庭的故事，這些游客各懷心事，無法通過交流跨越代際、階級和政治傾向方面的差異，他們被困洪水中，卻拒絕同行的烏克蘭游客的幫助。莫斯指出，她以游客群作為脫歐后分裂的英國的縮影，探討的中心議題是“一群處于不同的意識形態分界線內的家庭是否能夠作為一個社群共同應對危機”。

英國文壇上還出現了跨越文學類別的脫歐科幻文學。安德魯·亨特·默里（Andrew Hunter Murray，1987—）的反烏托邦脫歐小說《末日》（The Last Day）同時還是一部氣候災害小說。小說想象未來地球的一側永遠朝向太陽，另一側則永遠處于黑暗之中，世界其他地方的氣候走向酷熱或嚴寒兩個極端，無法居住，英國的位置卻使其剛好處于黎明狀態，成為最適宜居住的地方，然而，脫歐后的英國走上專制道路，政府封鎖了邊界以阻止前來逃命的移民進入。資深作家伊恩·麥克尤恩（Ian McEwan，1948—）的現實主義奇幻小說《蟑螂》（The Cockroach，2019）反向改寫現代主義經典小說《變形記》，講述一只棲息在下議院的蟑螂在某天早上醒來后突然變成了人，并當上了英國首相，而他領導的內閣也是由化為人形的蟑螂組成的。麥克尤恩把虛構人物嵌入真實的政治運動中，還加入了對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的嘲諷，以此批評英國的“政治部落主義”（political tribalism）。M.約翰·哈里森（M. John Harrison，1945—）的《沉沒之地開始重新崛起》（The Sunken Land Begins to Rise Again）也是一部現實主義奇幻小說，小說想象了未來“后-脫歐”時代的恐怖一幕：經濟衰退，人們在幻想中逃避現實，陷入孤立，經過基因技術改造的跨物種“水寶寶”出現在泰晤士河和塞文河的水域中。

當脫歐運動以“全球英國”為名，幻想恢復大英帝國曾經的榮耀時，脫歐文學則審視了21世紀的“英國性”，批判了脫歐話語中狹隘的英國民族認同表述。脫歐科幻小說從英國的現實困境出發推斷其黯淡的未來，給現實主義穿上一層奇幻的外衣，以影射英國脫歐的荒誕性，提供了“一種特別有用和適當的方式來解決關于民族認同的政治爭論，而這些爭論正是脫歐的核心”。

2020年，一些功成名就的英國男作家紛紛把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演藝界名人作為書寫對象或人物原型。作為赫赫有名的好萊塢猶太裔導演比利·懷爾德（Billy Wilder）的影迷，喬納森·科（Jonathan Coe，1961—）在《懷爾德先生與我》（Mr Wilder & Me）中以20世紀70年代的歐美電影界為背景，從女翻譯卡莉斯塔的視角出發，敘述大導演懷爾德在歐洲拍攝一部電影的過程。作家采用跨媒體敘事的方法和拼貼、元小說的形式，在敘述中插入了一個五十頁篇幅的劇本，并配上舞臺指導和旁白，轉由懷爾德自述1933年逃脫納粹魔掌到二戰結束的經歷。威廉·博伊德（William Boyd，1952—）發表了新作《三人組》（Trio），講述20世紀60年代一位英國電影制片人和一位小說家以及一位美國女演員搭檔拍攝一部電影的故事，揭開了他們的光鮮生活背后不為人所知的隱秘。大衛·米切爾（David Mitchell，1969—）的《烏托邦大道》（Utopia Avenue）同樣以20世紀60年代為背景，講述了一支英國搖滾樂隊的興衰及搖滾樂從英國傳播到歐美各國的盛況。小說探究了文化包容性與藝術創造力的關系，回顧了反文化運動中以流行樂為代表的英國亞文化挑戰主流價值觀，促進英國社會開放的歷史，無形中也批評了當下脫歐運動背后狹隘的英國民族主義觀。

大衛·米切爾和《烏托邦大道》，圖片源自Yandex

與男作家們不同，女作家們以文學界的名人為書寫對象。麥琪·奧法萊爾（Maggie O’Farrell，1972—）的《哈姆內特：關于瘟疫的小說》（Hamnet:A Novel of the Plague）從莎士比亞的妻子阿格尼斯的角度重述一段慘痛的家庭經歷。一場瘟疫奪去了他們年僅十一歲的孩子哈姆內特的生命，夫婦倆為此悲痛不已，小說細述了孩子們染上瘟疫的細節，而父母卻對此束手無策，作家對中世紀在瘟疫威脅下人們的恐懼和憂慮心態的書寫使同樣面臨疫情威脅的讀者產生了共鳴。在英國文學史上，20世紀初的倫敦布盧姆斯伯里顯然是個傳奇，弗朗西斯卡·韋德（Francesca Wade，1990—）的紀實文學作品《廣場幽靈》（Square Haunting: Five Writers in London Between the Wars）以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布盧姆斯伯里的梅克倫堡廣場為中心場景，講述了當時住在那里的文化界女名人的生活，包括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意象派女詩人和小說家希爾達·杜利特爾（Hilda Doolittle）、女偵探小說家蘿西·L.塞耶斯（Dorothy L.Sayers）、女學者簡·哈里森（Jane Harrison）、女經濟史學家艾琳·鮑爾（Eileen Power）等，T.S.艾略特、埃茲拉·龐德等赫赫有名的男作家則成了陪襯性的背景人物。作家重點描寫了幾位女性搬遷到廣場附近后彼此之間的交集，她們有著相似的經歷：為屬于“自己的一個房間”而奮斗，為發出自己的聲音與各自領域的男性權威發生沖突。在虛構的歷史名人小說的創作中，作家們把歷史與文學小說結合起來，運用元小說、拼貼、跨媒體敘事、混合文類等形式的創作手法，將傳記、檔案、日記等史料融入敘事之中，打破“虛構”和“現實”的界限，并試圖在過去與現在之間尋求某種聯系或共鳴，使得歷史成為人們理解現實的途徑。

近年來，英國的認同政治也影響著圖書行業，隨著認同標準越來越細化甚至于狹隘化，英國圖書業對目標讀者、作者群和圖書的分類也變得更加細致，對來自“黑人亞裔少數族裔”（BAME）、有色人種、“性少數群體”（LGBTQ）等邊緣群體的作品給予了大力支持，以彰顯出版的多樣性以及英國文化的包容性。在2016年，只有一部英國黑人男性作家的處女作在英國出版，但自2019年起，英國黑人文學的生產卻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一批黑人女作家大放異彩。伯納丁·埃瓦里斯托（Bernardine Evaristo，1959—）于2019年獲得了布克獎，英國第一位黑人女出版商瑪格麗特·布斯比（Margaret Busby）主編的黑人女作家文集《新非洲女兒》（New Daughters of Africa）也在這一年出版。2020年，“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席卷了西方發達國家，引發了有關種族正義與平等問題的世界性大討論。出版商和讀者越來越關注英國黑人文學，埃瓦里斯托的獲獎小說銷量驚人，2020年，她成為登上英國小說排行榜的首位黑人女作家。圖書業的經營管理一向由白人控制，然而，2020年見證了黑人從業者創辦的黑人文學書店順利開張，二十位英國黑人作家的作品由致力于傳播黑人文學的雅卡蘭達圖書公司（Jacaranda Books）公開出版，黑人作家協會（The Black Writers’ Guild）正式成立，這都將成為具有歷史意義的文學事件。

2020年，三位黑人青年作家憑借其處女作脫穎而出。女作家路易絲·海爾（Louise Hare，1981—）的《這座可愛的城市》（This Lovely City）以1948至1950年的倫敦南部為背景，講述了在英國人普遍仇外的社會氛圍中，爵士樂樂手、牙買加移民勞瑞遭受種族歧視并因此卷入一場謀殺案的故事。海爾虛構了那個時代的報紙社論，以強化一種紀實風格。女作家哈弗薩·扎伊揚（Hafsa Zayyan，1992—）的處女作《我們都是烏干達的鳥兒》（We Are All Birds of Uganda）講述亞裔移民和非裔移民的家族歷史，既有主人公作為少數族裔在當代英國遭受種族歧視的經歷，也有其祖父作為亞裔移民在烏干達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小說揭開了1945年后烏干達的亞裔族群的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保羅·門德斯（Paul Mendez，1983—）在其半自傳小說《彩虹牛奶》（Rainbow Milk）中，通過一個年輕的黑人同性戀者的成長經歷探索了跨代際和跨文化的性、種族、階級和宗教話題。黑人作家們以本民族同胞作為主人公和主要人物，書寫他們的種族焦慮及其作為少數族裔主體超越焦慮的方式，但與英國傳統的認同敘事不同，主人公們未能內化社會賦予的角色，他們的認同建構不是朝向自我塑造而是向自我解體發展。在當代英國黑人文學中蘊含著一股變革的力量，能夠跨越種族、民族性的界限，為“英國性”的表述加入新的話語。

當代蘇格蘭文學有著關注底層的現實主義文學傳統。2020年，蘇格蘭作家以工人階層為書寫對象，如實再現他們所處的充斥著暴力、酗酒、吸毒和貧困的社會環境。道格拉斯·斯圖亞特（Douglas Stuart，1976—）的《舒吉·貝恩》（Shuggie Bain）講述20世紀80年代在格拉斯哥一個充滿暴力、仇視同性戀的工人社區，同性戀男孩舒吉在守護酗酒的母親的過程中自我成長的故事。格雷姆·阿姆斯特朗（Graeme Armstrong，1992—）的《年輕的團隊》（The Young Team）則聚焦當代蘇格蘭少年群體，以主人公艾茨的成長故事反映蘇格蘭新一代年青人為遠離暴力、毒品所做的努力。斯圖亞特和阿姆斯特朗的作品均為半自傳體處女作，斯圖亞特還獲得了2020年度布克獎，他們筆下的主人公形象打破了20世紀80年代埃文·威爾士（Irvine Welsh，1958—）的經典之作《猜火車》（Trainspotting）所塑造的蘇格蘭年青人的形象：沉溺毒品、自我放縱、自我放逐，代表了蘇格蘭文學的新聲音。

格雷姆·阿姆斯特朗和《年輕的團隊》，圖片源自Yandex

2020年，脫歐文學和虛構歷史名人小說的盛行對世界主義文學、跨民族文學是一種打擊，這些類別的作品的出版數量明顯下降。在這種情形下，混血女作家海蒂·詹姆斯（Heidi James）的跨民族小說《聲音之鏡》（The Sound Mirror）艱難問世，得益于其出版商——一家獨立小出版社——為四十歲以上的女作家專設的支持項目。這部從全球視野出發的女性主義作品跨越英屬印度、意大利、英格蘭等地，講述從20世紀40年代至今三位不同時代、不同族群的女性的經歷，透視英國少數族裔女性角色的變化。受疫情影響，英國文學再度依賴基于民族-國家的生產體系，緊迫的認同問題成為本年度英國文學的中心話題。蘇格蘭文學、英國黑人文學關注蘇格蘭人、黑人作為主體的認同問題，表達對社會正義和種族正義的訴求。脫歐文學、歷史名人小說、蘇格蘭文學、英國黑人文學、女性文學等則作為不同群體的代表參與了重構英國認同的協商與對話。

二、關注生態和邊緣群體的澳大利亞文學生產

2020年，面對嚴重山火、洪水和瘟疫等災難，澳大利亞作家們進行了回應，他們認為，無論氣候災害還是大流行病，都是環境惡化的征兆。因此，他們通過科幻文學揭示當前澳大利亞環境危機的成因，用氣候災害小說和科幻疫情小說（Pandemic Fiction）呈現人類對自然生態系統的長期侵蝕、破壞可能造成的惡果。

由于生態環境被破壞，人類面臨與動物物種共患病毒的危險，卻在應對災難時毫無準備，這一幕出現在澳大利亞女作家勞拉·吉·麥克凱（Laura Jean McKay）的處女作《那個國家的動物》（The Animals in That Country）中，麥克凱無意中用這部科幻疫情小說預見了2020年流行病的爆發，在文壇一鳴驚人。小說想象在未來的澳大利亞，一場大瘟疫“動物園流感病毒”席卷全國，引發大規模社會崩潰。受感染的病人開始理解動物的語言，能與動物進行非語言交流，但對人類而言，這場跨物種間的交流如同一場噩夢。動物世界的末日加劇了人類與其他物種的隔離，暴露了人類自己的動物性。詹姆斯·布拉德利（James Bradley）的《幽靈物種》（Ghost Species）構想了一幅受氣候災害蹂躪的未來世界的圖景：季節提前造成動植物生長節奏紊亂，氣候災害加劇，森林火災不斷，物種不斷滅絕。為抵消氣候災害的影響，塔斯馬尼亞的研究人員實施了一項由居心不良的企業家贊助的大規模植物改良計劃，使用基因工程來復活滅絕的動物。小說通過技術文明崩潰和工業現代性所造成的環境危機，提醒人們思考人類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和人類對生命共同體的責任等問題。

與麥克凱和布拉德利不同，資深作家理查德·弗拉納根（Richard Flanagan，1961—）的氣候災害小說《醒夢活海》（The Living Sea of Waking Dreams）并沒有將故事發生的時間設置在未來，而是以澳大利亞2019至2020年的叢林大火為背景，講述了在塔斯馬尼亞一個受火災影響的小鎮，一位垂死的老婦人的三個子女面臨的艱難選擇：是讓醫生繼續為母親治療，還是放棄治療？這個艱難的抉擇造成家庭成員間的紛爭和裂痕。作家還加入奇幻情節，以不為人察覺的女主人公的手指、膝蓋的逐漸消失類比無聲無息地在自然界發生的物種滅絕，以此作為對氣候災害的一個隱喻，寫出了一曲人與自然界被摧毀的挽歌。澳大利亞科幻文學立足本土現實，其想象范圍包括虛構的個人命運，也包括現實世界中整個社會或物種的命運。氣候災害小說創造了“這個時代最重要的話題，可以幫助我們協調反烏托邦和現實之間的空間邊界，它也許還可以幫助我們干預一場我們自己造成的悲劇”。

澳大利亞是一個具有悠久的移民歷史和多樣性歷史的多種族國家，追隨原住民作家近年來開創的重構歷史的文學熱潮，2020年，印度尼西亞華裔青年女作家米蘭迪·里沃（Mirandi Riwoe）和老作家托馬斯·肯尼利（Thomas Keneally，1935—）繼續關注邊緣群體，使其被遮蔽的歷史進入文學敘事。里沃的《石天金山》（Stone Sky Gold Mountain）從一個邊緣女性人物的視角出發，書寫了19世紀末澳大利亞淘金熱時期華人移民、原住民和英國人之間的文化沖突，探討了種族主義、殖民主義、性別、認同等主題。里沃指出：“歷史小說讓讀者和作家能更多地了解過去以及那些沒有被當作書寫和研究對象的人，比如女性、工人階級或代表著文化多樣性的群體。”她將歷史上被邊緣化的華人移民置于敘事的中心，挑戰了以歐洲為中心的歷史敘事。肯尼利的《狄更斯之子》（The Dickens Boy）講述了英國大作家查爾斯·狄更斯的幼子愛德華在澳大利亞的生活，愛德華從小有閱讀障礙，十六歲時被父親送到澳大利亞，在當時，前往澳大利亞定居的英國人無外乎是罪犯、自閉的怪人、尋求新起點的流亡者等被英國主流社會拋棄驅趕的“低端”人口，但他們卻在這片原本屬于原住民的土地上實現了自我救贖。里沃和肯尼利揭開了“白人澳大利亞”（White Australia）歷史上不光彩的一頁，為遭受不公的華人、原住民伸張正義。

托馬斯·肯尼利和《狄更斯之子》，圖片源自Yandex

2020年，反映澳大利亞中下層普通人經歷的成長小說受到讀者歡迎，女作家蓋爾·瓊斯（Gail Jones）的《我們的陰影》（Our Shadows）涉及19世紀末到20世紀80年代間西澳大利亞卡爾古利（Kalgoorlie）金礦區一個家庭的三代人，主要講述孤兒內爾和弗朗西絲姐妹倆由外祖父母撫養成人的故事。澳大利亞少數族裔作家創作的成長小說也頗受關注，意大利裔作家阿基梅德·福西洛（Archimede Fusillo，1962—）的《部落傳說》（Tribal Lores）講述了墨爾本一個出身意大利移民家庭的男孩的故事，黎巴嫩裔女作家拉瓦·阿爾賈（Rawah Arja）的《F團隊》（The F Team）描寫了一支由黎巴嫩穆斯林移民的孩子組成的橄欖球隊的遭遇。越南裔女作家薇薇安·范（Vivian Pham）的《椰子孩子》（The Coconut Children）描寫了20世紀90年代末，兩個十六歲的越南裔青少年在悉尼西部越南社區一個被貧窮、犯罪和暴力所困擾的小地方成長的故事。這些作品揭示了少數族裔年青人成長過程中面臨的跨文化危機：如何打破種族主義的、陳規定型的觀念以及如何建構積極的自我認同。

在反性騷擾運動的背景下，女作家埃維·懷爾德（Evie Wyld，1980—）的《巴斯巖》（The Bass Rock）以女性和兒童遭受的暴力為核心主題，分別講述了18世紀初、20世紀50年代及當代發生在同一個地方——蘇格蘭東海岸一個島嶼——上的三代女性的故事，解開了一段女性遭受暴力傷害的隱秘歷史。有統計顯示，2020年居家隔離期間家庭暴力呈上升趨勢，這部作品的問世也因此有了更現實的意義。

2020年，造成全球危機的大流行病對英語文學產生了一連串的影響：首先，英語文學的生產體系不得不進行重構，英國從20世紀80年代起推進英語文學的國際化，到90年代后成為推動文學全球化進程的一支重要力量，澳大利亞也積極加入這一進程并借此提升了澳大利亞文學的聲譽和影響力；在疫情的影響下，英國、澳大利亞的文學生產主要面向本國讀者，并以線上銷售為主，從全球化的生產體系轉向以民族生產體系為主。其次，生產體系的變化影響著英語文學作品形式和內容的生產。2020年，英國文學關注本國的民族認同危機，而澳大利亞文學關注本國的生態危機和邊緣群體，兩國的文學生產以本土主義、文化多樣化為特征，具有各自認同政治的印記。再者，目前已有疫情文學以此次大流行病為背景，也有科幻文學作品探索病毒傳播導致的災難，啟發人們思考自然、技術文明、多元生態等問題，不過，這場疫情引發的各種震蕩尚未平復，相關話題的文學作品的創作仍有待時日，文學世界的變革也還需要一段時間的醞釀。最后，疫情在文學生產方面引發的連鎖反應還在繼續，2021年度圖書印制數量將有所下降，撐過危機的大型出版集團仍在繼續主導文學圖書的生產，并試圖與壟斷圖書銷售的大電商展開銷售競爭，支持小眾文學、對文學多樣化發揮關鍵作用的小型獨立出版社則仍在艱難恢復中，這些都將對2021年何種文學聲音將被聽到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

（原文載《外國文學動態研究》2021年第3期，“年度文學研究”專欄，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