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

當代文化與傳統文化、外來文化、黨的文化有緊密的聯系，文化自信來自深厚的文化積淀。中國共產黨誕生于一場偉大的文化運動，與生俱來就攜帶著新文學的基因；新文學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的天然盟友，還是整個革命事業的有機組成部分。1978年以后的文學可視為中國當代文學的新階段，在這期間黨對文藝的領導方法有所調整，完善了制度化的常態管理。由此帶來一系列的變化：此前以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為目的的全局性思維轉向建設時期的現代管理思維，承認了多元性多樣性的文藝審美效益，文藝批評的重鎮由關聯領導部門的權威話語轉向高校系統的學術研究。隨著文化市場的發展，原先黨的領導和文藝家創作實踐建構的二元維度轉變為黨的領導管理、文藝家的創作實踐、文化產業資本的市場介入的三元維度，由此營造了更為復雜、也更為豐富有效的文學態勢，以適應“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的精神需要。

關鍵詞

建黨百年；當代文學；文化自信；先鋒性因素；現代管理思維

一 文化自信來自文化積淀

2021年注定將會是中國歷史上不平凡的一年。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也是國家發展的整體性規劃實施的重要時間節點：兩個“百年”過渡期的起點，即將啟程的國家十四五規劃的第一年。但我所說的“不平凡”，不僅僅指那些早已設定的時間節點，更是指不曾被預設，或者說，不曾完全由主觀意志所決定的客觀世界的挑戰：剛剛過去的2020年，前半年被疫情籠罩（至今仍然在防控疫情的陰影下），后半年由中美貿易戰延續而來的交惡事件愈演愈烈。面對這一系列天災人禍的挑戰與可能的危機，我自然聯想到新世紀初發生的中國加入WTO組織以及同樣未及預料的“911”事件，中國這20年來經濟雄起、全面發展以及與“世界”新關系的構成，是與新世紀初發生的這兩件大事緊密相關的［1］。“二十年”象征著新一代人的生命又到了成熟期，新的生命將遭遇新的環境挑戰，將尋覓新的建功立業的機遇。用辯證的觀點看天下大勢，20年后的世界運動看上去是沿著歷史發展的軌跡作螺旋型回轉，但又絕不是簡單重復，而是在回旋中修補短板、調整戰略思路，在應對新挑戰的同時尋覓新的機遇。只有認識中國與世界的這種辯證關系，才能順勢破局，以“上升”的節奏謀取更高層面的進步與發展。

這樣的背景下觀看當代文化的意義，才能深切理解國家領導層自中國共產黨十八大以來對“文化自信”所給予的重要期待［2］。2020年的“庚子之變”部分地證實了文化建設深謀遠慮的及時性與必要性。一般來說，文化的建設過程和積累過程是在常態化的太平歲月完成的，其過程形態顯現為冗長繁瑣，潤物無聲，精華與糟粕雜糅在一起，無法急功近利地為國家民族獲得具體利益。可是一旦板蕩天下，民族文化才會突現其作用，發揮凝聚人心的巨大力量。回顧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其間經歷了數不清的危機與苦難，但作為一個多民族共生共榮的偉大國家，它終究會沖破困境，履行獨立、富強、統一的偉大復興使命。而中華民族的文明文化則在其間發揮了重要的凝聚作用。讀史者往往驚嘆亂世文化的繁榮，卻很少關注太平盛世長期進德修業的文化積累與之聯系：西周的禮儀文化孕育了春秋孔老與百家學說，兩漢儒道的發展消長為南北朝三教匯流鋪了道路，北宋文明文化高度繁榮而后衰，引導了宋明理學以及明末思想家群體的崛起。現代五四新文化運動固然與西學東漸有關，但正如胡適所指出的，“中國文藝復興”的源頭一直可以追溯到清代的考證學甚至更遠［3］。每當中華民族遭遇困厄與挑戰之際，中華民族文化都會呈現出特別繁榮的狀況，大師云集，群星燦爛，文化產生強大的社會力量，來凝聚民族的自信，弘揚民族的精神，保證中華民族始終火種不滅，走出多災多難的困境。如果我們用斷裂文脈的方法來讀史，那么似乎只能看到“春秋無義戰”與百家爭鳴、“五胡亂華”與佛教東傳、宋明淪喪與理學盛行的表面關聯，似乎都是“國家不幸詩家幸”的道理，其實文化源流是綿綿不斷的長期積累，而不是急功近利、急用先學的現世報。正因為中華文化源遠流長，才導致了中國歷史“一治一亂”張弛相濟，盤旋上升而進步。

20世紀中國現代文化打破了自我循環的封閉保守體系，融入世界先進文化，包括馬克思主義理論與西方資產階級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現代文化，極大地豐富了中華文化的內涵。尤其是五四新文化徹底揚棄、批判封建落后的舊文化，使中華文化如同鳳凰涅槃那般掙脫千年枷鎖、獲得了再生的機遇。五四新文化融匯了世界先進文化，為即將誕生的中國共產黨準備了大量的干部，可以說，如果沒有掃蕩舊世界的五四新文化，封建教育制度培養出來的士大夫階級中、民間草莽文化培養出來的農民英雄中，可以有曾國藩的湘軍、洪秀全的太平軍、義和團的大師兄、阿Q們的白盔白甲，但是，永遠無法培養出無產階級的革命隊伍，也就不會有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及其領導的浩浩蕩蕩的解放事業。20世紀中國納入世界格局，新舊世界的更替交鋒更為酷烈，百年來中國現代文化正是在動蕩激變中呈現為汪洋恣肆之態。五四新文化運動引進西方的民主科學與社會主義，促使建立中國共產黨，開啟了這一百年中國革命歷程。抗日戰爭的艱難時期，昆明的聯大、重慶的復旦、延安的魯藝等名校弦歌不輟，培養了大批青年優秀人才，為20世紀后半葉的文化科學事業奠定了基礎。十年特定歷史時期結束后，中華民族改革開放的偉大復興事業開啟，第一步就是恢復高考制度，恢復學習科學文化知識，傳承優秀文化傳統，放眼世界現代文化思潮，大量引進西方現代思想文化的精華。回想那時候，我作為恢復高考后第一屆大學生踏進復旦校園，如饑似渴地閱讀西方經典名著，接受新的思想啟蒙，清算自己頭腦里此前教育殘存的錯誤思潮流毒，從而明確了自己一生所走的道路。這些點點滴滴爝火般的變化和進步，如今回憶起來，都歷歷在目。這不僅僅是我個人對時代的見證，也是一代人文化自信的主要精神資源。

這40年來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也見證了中華民族重新崛起的文化進步。當代文化進步的核心力量是開放的、世界的、有活力的五四新文化傳統，它一方面傳承、改造和更新古代文化傳統的精華部分，另一方面又面臨了新的世界格局、思想對峙、知識創新以及科技新浪潮的挑戰。五四新文化傳統正因為尚只百年歷程，積德有限，所以它需要連接古代優秀文化傳統，借舊邦之余威，其命維新；也正因為當代文化要融入世界，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所以必須打開國門，融匯新知，大膽吸收一切別的國家民族的新質、異質的文化因素，不斷豐富和強壯自身。周揚曾經把五四運動、延安整風運動、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的思想解放運動，列為三大思想解放運動［4］，透過三個時間節點，他把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生——毛澤東思想的確立——鄧小平理論的實施連接起來，構筑起較為完整的中國共產黨的文化建設體系。中國共產黨的文化傳統來自五四一代具有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先驅們用鮮血、青春、生命實踐中國革命的經驗和教訓，連接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文化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并通過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及其繼承者們在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道路上反復總結、凝聚經驗教訓而后獲得的黨的集體智慧結晶。只有當我們認識了當代文化主流的結構與內涵，厘清了當代文化與傳統文化、外來文化、黨的文化之間的關系，我們就能回到建黨百年的2021年，面對2020年留下來的極不平凡的“遺產”以及21世紀20年來的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構成，真正建立起當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自信，才能理性地總結和研究中國當代文學的得失成敗，探討當代文學未來發展的可能。

二 “中國當代文學”的概念界定

“中國當代文學”是一個約定俗成但仍然在發展中的概念。按照約定俗成的理解，它是指1949年全國第一次文代會為開端的中國內地的社會主義文學，狹義的“中國當代文學”概念可以置換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學”，與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現代文學”的概念形成對應性結構。此外，在非漢民族文學的研究中，由于語言文字的困難，一般學者僅能以漢語創作的作品為研究對象，無法深入研究非漢語創作的文學作品。因此，嚴格地說，廣義的“中國當代文學”的學科內涵，被分解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學”（以內地當代文學為主體）、“臺港澳暨世界華文文學”和“當代少數民族語言文學”三個學科。以前者為主，結合后兩者，能以更加完整的形態來反映中國當代文學的不同側面。

在教育部設定的中文一級學科下屬有“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二級學科，這個層面的“當代文學”，其實仍然是五四新文學運動為開端的中國新文學的一部分。教育部當初這樣設置的時候，由于1949年截至當時的文學發展時限還不夠長，還沒有經過足夠時間的沉淀，“當代文學宜不宜寫史”還是一個不確定的、在討論中的學術問題。此后有關20世紀中國文學的分期以及當代文學的起點問題，間或也有不同的聲音和討論的空間。“當代文學”的學科概念，最初被廣泛應用是在20世紀70年代末期，學界延續了“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的定義，把1949—1979年的新中國文學三十年理解為“當代文學”，在那個時候沒有歧義，因為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重大歷史事件，是有劃時代和標志性意義的，而且20世紀70年代末（延續到80年代）的文學理所當然地被理解為“當代”。“當代”這個詞還包含了“當下的時代”“眼下的時代”之意，即指“此時此刻”發生的現象。按字面含義，“當代文學”指當下正在發生的、或者還在產生較大影響的文學現象。現在又經過了40多年的延續，21世紀也過了20年，“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一直是1949年迄今的中國文學。由于“當代文學”的時間下限可以無限制順延，“永恒”的“當代”，“歷史”的“當代”，都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名”“實”之間的邏輯難題。我在很多年以前就提出過這個問題，建議教育部與有關機構安排專家舉行研討，認真討論一下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設置與關鍵詞的命名問題。既然學科建設是高等院校的主要科研任務，那么，學院的學術規范原則應該在這些問題上發揮作用，建議教育部和有關部門在學科設置上重新作出考量和設置。給目前約定俗成的1949年之后的中國文學更為獨立、應有的學科設置的位置和更為寬廣的發展空間，這是在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學已逾70年之際，我們應該重視的文學研究課題。無論是繼續將1949年迄今的中國文學按約定俗成謂為“當代文學”，還是將迄今仍在發展中的1949年之后的“中國當代文學”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學”來涵括，“中國當代文學”的學科化、規范化、歷史化，以及有助于未來文學的研究和發展，都是不容忽視的。

文學的斷代并非是將文學發展歷程絕對割裂，只是為了更方便學術研究、學科發展和教學。20世紀80年代學術界提出“20世紀中國文學”概念，曾經對推動當時的文學史研究起到過重要的作用。在“20世紀中國文學”這個概念里，曾試圖將傳統意義上的近代、現代、當代文學都整合起來做整體的研究，晚清與現代時期、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之間都有銜接與過渡。因此，我在本文中所討論的“當代文學”概念，更多是從“當下時代”的意義來理解和詮釋“當代”的內涵，我以為五四所開啟的新文學，經由整個20世紀而發展，延續到21世紀的今天。其中，1949年以后的文學可視為五四以后新文學的第二階段，1978年以后的文學可視為五四以后新文學的第三階段，第三階段順延于今40余年，由于它與“當下的時代”關系比較密切，我將之視為更為切近當下時代的“當代文學”，也是我在本文中主要關注的領域。

三 百年黨建與百年新文學

“五四新文學”的發生與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同步的，它們都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深入發展的結果，代表著兩種不同、但又相互關聯的路徑。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總司令”陳獨秀既是新文學的催生者，又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代領袖。中國共產黨起源于一場偉大的文化運動，它與生俱來就攜帶著新文學的基因，政黨領袖們從一開始就自覺地把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視作黨的路線的實施路徑之一，這是中國共產黨與近代其他政黨相區別的地方。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陳毅等中共領導人對文學運動的關注、言說、直接參與和領導，不僅僅是出于政黨利益的考慮，更大程度上是出自一種五四新文化直接熏陶、培養的感情，這種政黨與新文學的親密關系是自然天成的關系。從中國共產黨黨史角度來看，新文學不僅是它的天然盟友，還是整個革命事業的有機組成部分：從《中國青年》對“革命文學”的提倡，到左翼文藝運動的興起；從毛澤東關于“新民主主義”的理論界定、“文化生力軍”［5］和“兩種反圍剿”［6］的論述，到《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發表，都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在文藝戰線一以貫之的路徑。再從現代文學史角度來看，新文學初期作為一種世界性因素呈現的先鋒性特質［7］，決定了它與同時期歐洲各國的先鋒文化運動［8］相似，必然會迅速參與到激進的政治革命中去。這就是五四一代精英在20世紀20年代先是云集廣州、參與國民黨領導的北伐革命，而當國共分裂后，他們又轉向左翼文藝運動、接受了遭受重創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原因所在。先鋒性特質使新文學本能地朝著激進的政治革命力量靠攏，而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政治格局中，最先鋒性的政治力量，先是北伐被記入歷史的國民黨，后是從血泊中站立起來繼續革命的中國共產黨。

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內涵極為豐富，它綜合了現代中國各階層的生活內容與文化趣味的審美表達，是整個中國從古代到現代轉型過程中知識分子追求理想、追求個性與價值以及抒發真摯情感和美好愿望的精神天地。它與中國共產黨的文化訴求有交集的部分，也有更為廣闊的自由表達的領域。筆者曾經把五四新文學歷史進程理解為一部“先鋒”與“常態”并存而行的文學史［9］，先鋒性因素在整個文學進程中起到了核心力量的發動作用，推動文學史的常態發展。新文學的先鋒性因素與中國共產黨的文化愿景、文藝政策以及對文學的要求，從20世紀30年代左翼文藝運動開始就有了密不可分的交集。而且，中國共產黨在各個不同的歷史階段，根據不同的革命斗爭需要，對文學藝術的訴求也是不一樣的。在黨的文化事業中，文學藝術服從于黨的意識形態營造與宣傳，是整個機器構造中“齒輪與螺絲釘”的關系；但是從文學藝術自身的特征而言，則要比營造與宣傳意識形態復雜得多，更加多元與多樣。縱觀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在發展壯大時期（1921—1949）、鞏固政權時期（1949—1965）、十年特定歷史時期（1966—1976）、全面復興時期（1978—2021）的文藝政策都是既有連貫性，又有不同特征的變化，把握的關鍵在于黨的意識形態營造宣傳功能和文藝的多元性多樣性特征，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有不一樣的比例與權重。20世紀80年代以前，黨領導文藝工作的主要方式，是汲取了新文學初期先鋒運動的方式，利用并通過先鋒性因素發揮作用。先鋒運動是一種思想超前、行動激烈的運動，它采取的是思想斗爭、破舊立新、否定傳統、批判權威、破除迷信、自我決裂等方式［10］，當這種先鋒性因素與黨的文化訴求結合起來，在民主革命時期能夠起到激烈的革命批判效應，產生巨大社會影響，當然也會產生一些負面效應。但是當先鋒運動與建設政權、鞏固政權的文化訴求結合在一起，暴風驟雨式的文藝形態就不如和風細雨式的常態建設更加符合時代需求。

須補充的是，新文學先鋒性因素到1949年以后成為國家文化政策實施的一種使用形態，但不能混同黨的意識形態的營造與宣傳本身，同時，黨的文化政策除了營造與宣傳意識形態外，還在不同程度上容納了文藝的多元性多樣性特征，制定于1956年的“雙百方針”到今天仍然是黨領導常態化學術研究、文藝創作的基本方針，“百家爭鳴”而不是“兩家爭鳴”，“百花齊放”而不是“一花獨放”，多元性和多樣性的特點都被尊重了。20世紀60年代周恩來總理與陳毅元帥多次發表的調整文藝政策的講話，今天重溫其精神，仍然感受到肝膽相照的親和力。如前文所說，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建立前與鞏固、建設政權的不同歷史階段里，黨對文藝的指導思想和政策訴求不完全一樣，關鍵就在于黨的意識形態的營造宣傳功能與文藝自身的多元性多樣性特征的比例與權重。但我們不能把黨對文藝工作領導的全部內涵狹隘地理解為僅僅是意識形態的營造與宣傳（包括“工農兵文藝”“革命樣板戲”“主旋律”“五個一工程”等不同時期的延伸產品），它仍然是涵括了文藝多元性與多樣性的創作規律（“雙百方針”就是多元性多樣性的體現），只是兩者的比例與權重在不同時期有所不同，把握比較得當，文藝創作萬紫千紅；把握失當，文藝園地蕭條荒蕪。這已經是為文學史的經驗教訓所證明的。

四 黨的領導策略與當代文學

1979年，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的改革開放路線的推動下，全國第四次文代會召開，鄧小平在開幕式上致辭，闡明了黨領導文藝工作的新思路以及黨的領導與文藝工作者的創作之間的新關系。鄧小平在致辭里有一段影響深遠的論述：“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不是發號施令，不是要求文學藝術從屬于臨時的、具體的、直接的政治任務，而是根據文學藝術的特征和發展規律，幫助文藝工作者獲得條件來不斷繁榮文學藝術事業……我們提倡領導者同文藝工作者平等地交換意見；黨員作家應當以自己的創作成就起模范作用，團結和吸引廣大文藝工作者一道前進。衙門作風必須拋棄。在文藝創作、文藝批評領域的行政命令必須廢止。如果把這類東西看作是堅持黨的領導，其結果，只能走向事情的反面……文藝這種復雜的精神勞動，非常需要文藝家發揮個人的創造精神。寫什么和怎樣寫，只能由文藝家在藝術實踐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決。在這方面，不要橫加干涉。”［11］可以說，近40年來黨在文藝領域的領導策略基本遵循了鄧小平的思路，把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與文藝家在藝術實踐中的探索，詮釋為一種目標一致、平等對話、良性互動的二元關系，而不再是急功近利的政治任務、橫加干涉的行政命令以及雷霆萬鈞的大批判或者思想運動。盡管以后40多年的文藝發展與經濟發展、社會發展一樣，總是會有回旋曲折，但總體上說，這是一個正確處理黨的領導與知識分子精神勞動之間關系的總方針，它促使了黨對文藝的領導方式，由原先得之于新文學初期的先鋒運動、30年代的左翼運動、40年代的延安整風運動等，逐漸轉向常態化的現代管理制度。這以后，先鋒性因素與整個中國文藝事業漸行漸遠，尤其是進入了21世紀以后，當代文學自然而然被納入常態化的發展軌跡，成為一種常態的文學樣態。

從先鋒性到常態化，從五四新文學初期的思想批判運動到現代社會的精細管理機制，黨對文藝的領導方式的變化是極其深刻的。曾經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擔任過文化部部長的王蒙這樣描繪中共文化管理機制的調整：“新的領導方法并不是放任自流，自由世界，而是改理論思想的糾偏為力圖嚴密的管理，不爭論，不炒作，不咋呼，不動聲色，堪說是不吭氣地管住管嚴，天下太平，令‘有害信息’無法出籠，一出籠也先挨上一棒子，再一棒子；個案處理，不搞左右之類的概括，以行政性、具體措施性管理取代意識形態的唇槍舌劍，對待創作者尤其是名人……團結幫助，以禮相待，而對于發行者、經營者、編輯者各級各單位大小領導干部嚴格約束，以行政性獎懲取代理論觀點性激戰，主要是運用行政權力而不是話語權威來管……”［12］王蒙是一位作家，他用形象化的語言來描述文化管理機制的重大改變，可能不夠精準，但大致的精神可以體會：“改理論思想的糾偏為力圖嚴密的管理。”就是說，“改理論思想的糾偏”為制度化的常態管理方式。先鋒性屬于革命運動范疇，常態化屬于制度化管理，兩者就這么在當時的時代要求下悄悄完成了交接與過渡。

這種交接與過渡引發了文藝領域一系列的變化。最為明顯的是在文藝批評領域。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中國共產黨對文藝運動的公開領導，主要通過文藝批評發揮作用。左翼文藝運動領導者瞿秋白、馮雪峰、周揚、胡風等，都是卓越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和文藝批評家，魯迅在“革命文學”論戰中刻苦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努力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發表批評。抗戰時期延安的周揚、武漢與重慶的胡風，也都是通過文學批評來領導文藝界的抗戰活動，更典型的例子是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對全國文藝工作者所產生的深遠影響。1949年以后，文學批評的話語權基本上掌握在文藝界的領導層面，擔任文藝批評工作的，主要就是全國各地作家協會、社會科學院等機構的領導者以及重要報刊的重要編輯。他們的文藝評論，除了少數涉及學術研究領域，大部分是通過文藝評論來闡釋黨的文藝方針政策，為作家的創作劃定界限，引導作家們改造自己頭腦里的“小資產階級世界觀”，通過思想批判把他們團結到黨的事業的一邊來。但也無須諱言，由于思想斗爭與批判運動愈演愈烈，這些理論批判造成的誤傷也都是存在的。1979年以后，在鄧小平關于“不要橫加干涉”的原則下，文藝評論家的大塊文章逐漸被文藝官員的現代管理所取代，文藝官員與文藝評論家合二而一的身份被分解了。文藝官員著重于健全與管理文藝制度，在培養作家機制、資助創作項目、促進文學交流、管控輿論導向、完善評獎制度等一系列體制建設上卓有成效，把黨對文藝的領導精神落實在具體制度的建設上。然而，文藝官員的另一種身份卻失落了。文藝評論與理論探討的話語權被部分轉移到高校系統與社科院等學術機構，隨著研究生學位點的普及和學科建設的發展，大部分的文藝批評家都產生在高校系統，逐漸形成了穩固的學科梯隊和師承隊伍。在文藝評論家與高校教師身份合二而一后，文藝評論就不再是單純的文藝評論，它與知識傳播、學術研究、人才培養、學科建設結合在一起，成為高校文化傳承的一個環節。高校文科各個專業都有自己專門的學科背景，這些學科背景對文藝評論工作者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文藝批評漸漸地接受了學術研究的理念，在內涵與方法上大大豐富了原先為思想斗爭服務的文藝批評。但在另一方面，文藝評論也失去了原先與政治話語權捆綁在一起的威懾力和敏銳性。這就是當下文藝評論常常被人詬病“缺席”的原因所在，其實無論從學術質量還是對文藝創作起到的推動作用，文藝評論從未缺席過。至于文藝評論不能使人滿意，出現哄抬、罵人等亂象，又是另外一個問題，我下面還會講到。

這種交接與過渡所產生的另一個變化，出現在黨對文藝工作領導的思維領域：戰爭文化思維轉向建設時期的現代管理思維——承認了多元性多樣性的文藝審美效益。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遵循以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為目的的全局性思維模式。從左翼文藝運動開始，中國共產黨對文藝的領導思路主要體現在把文藝工作納入黨的革命規劃之中，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述里強調“黨的文化戰線”和“兩種革命深入”，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里強調“文武兩支軍隊”［13］，都表明革命文化的基本形態。在有關《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回憶里，回憶者還特別講到毛澤東在座談會上提出了“兩個總司令”——“朱總司令”與“魯總司令”——的雙重戰線結構［14］。毛澤東把文藝的革命性及功能表述為：“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斗爭。”［15］毛澤東這種革命文化思維形態一直延續到1949年以后鞏固政權的時期。20世紀80年代初，繼鄧小平呼吁黨對文藝工作“不要橫加干涉”以后，胡喬木在中宣部召集的思想戰線問題座談會上發表長篇講話，其中專門談到繼承、發展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問題。胡喬木修正了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闡述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和“文藝為政治服務”的定義，建議修改為“文藝為人民服務”和“文藝為社會主義服務”［16］。從文本看，胡喬木對“二為”方針的重新解釋，僅僅置換了幾個關鍵詞，使得黨領導文藝工作的戰略思維更加符合新的時代需求，把文藝方向從目的性指征明顯的“工農兵”和“政治”，轉向了更多人數、也更全面的“人民”和“社會主義”，唯有這樣才能保證文藝多元性多樣性的呈現。關于這個問題，中國共產黨領導層面在黨的“八大”以后就有過思考［17］，但唯有在改革開放、經濟騰飛的中國，才有可能真正實現現代化的社會理想：富強、自由、民主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和社會文明，上層建筑意識形態的文學藝術才能與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發展真正相符合。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除了物質層面、社會層面的需要外，越來越迫切的，就是滿足人民群眾在精神層面的需要：倫理道德、文化教育、文學藝術、情感審美等領域，均成為當代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坐標。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強調能夠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多元性多樣性文藝，正逢其時，也是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文化事業理應達到的戰略目標。

重溫歷史是為了更好地認清當前文藝發展的特征和路徑。黨領導文藝事業的思維模式的變化，不僅反映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中國共產黨黨史和社會主義發展史發生的重要變化，也涉及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改革開放總體政策的實施。黨對文藝的領導，從整體戰略思維到具體管理形態的變化，貫穿了改革開放40多年的整個過程。追溯起源，是從1979年鄧小平的《致辭》為起點的，真正付之實施則是在1990年初，以鄧小平南方講話為標志。中國構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機制以后，一切都在發生變化。文化市場的建立，直接改變了原先黨的領導與文藝家創作實踐的二元維度關系。1949年以后的40年中，文藝家的勞動成果是通過黨的領導系統（黨的領導體現在各類管理元素，諸如審查制度、文藝刊物、出版機構、新華書店、文藝批評等等）的中介，才能推介到社會讀者層面。而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文藝家的作品首先要通過圖書市場、出版渠道、演出市場、畫廊、影院票房等市場中介才能到達社會讀者層面。而在這些市場中介的背后起作用的，不僅僅是審查制度，還有正在成熟中的文化產業資本這根看不見的指揮棒。隨著文化產業資本在中國市場逐漸坐大，原先體現意識形態管理意志的出版物、出版機構、書店、劇場、影院等中介機構，逐個轉向市場化；更有甚者是文化產業資本衍生出完全市場化的中介物：書商、民營書店、二渠道、制片人制度、民營演出……再進而發展到近20來年的流行文化載體：網絡、新媒體、自媒體、公眾號、直播、網劇、粉絲經濟、流量明星……資本經濟就像是不斷自我復制、自我生殖的細胞，無孔不入地滲透到整個文藝事業肌體，影響文藝發展的話語和規律。原先黨的領導與文藝家創作實踐構成的二元維度被復雜化了，或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視為由二元維度轉變為三元維度：文藝管理部門領導文藝的重點，除了文藝家的創作實踐外，更多的精力要放在文化市場及其資本運行的引導和管理；然而，文化產業資本也不可能是被動發展的，資本運作下的文化產品既可能通過政府管理部門，從項目資助、市場票房、政府獎勵、行業評獎等各個方面獲得利益，同時又可以拿出一部分利潤來鼓勵作家創作、評論家制造輿論、媒體宣傳，等等。互相促進，良性循環。這個前提下，我們再來討論文藝評論的問題，就看得比較清楚了：文藝評論進入高校機制以后，越來越趨向學院化、學理化、學術化，缺點是不接地氣，容易脫離創作實際，過分醉心于繁瑣玄虛的理論分析。但是真正的學院批評與文化產品營銷宣傳毫無關系，也不應該含有急功近利的目的，然而在市場經濟主導下的文化生產領域，文藝評論又是不可或缺的輿論宣傳工具，它不是凈土。于是，學院批評也可能朝著媒體批評轉化。當媒體批評一旦被市場、資本、權力操控，就很難排除文藝評論被世俗人情和現實利益所利用，也很難排除一些無良刊物為了博人眼球而哄抬謾罵、呼風喚雨，攪亂文壇視線。當下文藝領域存在著很多亂象，都可以從文化產業資本的介入角度得到合理的解釋。

應當承認，黨的領導、文藝家的創作實踐、文化產業資本的介入，三維之間營造了豐富的運動張力和滋潤的生態環境，雖有亂象也有生機，但比原先的模式更加有利促進文藝創作，更加有利滿足多層次多元素的社會人群的審美需要。幾十年來，人們可能對當代文學發展狀況多有不滿足，但對于市場化帶來文藝創作的繁榮和多樣化的大趨勢則無可非議。在21世紀文學發展的20年間，文學藝術的價值觀多元并存，不同文類的文學創作也多元并存。紙質媒體與新媒體爭寵于讀物市場，主流文學與網絡文學都得到長足的競爭力，嚴肅文學與通俗文學也互相不排斥：前者的高標是2012年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一大批主流作家的創作得到了國內外讀書界的喜愛，中國文學“走向”世界已經不是一個空洞愿景，標志著五四新文學的主流傳統在當代環境下獲得了世界性的確認；后者的證明是新媒體各類寫作蔚為大觀，網絡小說中的不同文類都有迅速發展的勢頭，與一百年前的晚清小說潮流竟有了暗暗對接的奇觀。許多網絡小說被改編、搬上銀幕和熒屏，獲得主流批評的首肯。大量發表在自媒體、自己印刷出版的新詩創作無視國家專業刊物的權威，心靈表達更加自由，形式探索也更加多樣，在詩歌圈行內與民間道路上自娛自樂，同氣相求。戲劇舞臺上也同樣呈現出多元多樣的態勢，國家劇社與民營劇社兩條腿發展的道路越走越寬闊，除主旋律作品通過政府資助得以提升外，藝術家在創作實踐中也創作出不少藝術上乘、通過票房檢驗證明觀眾喜愛的優秀作品。由此形成當下文學態勢的“三分天下”：主旋律文學通過政府資助、獎項活動來調控整個創作導向，精英文學轉向民間立場寫作，堅持獨立聲音，在學術圈里依然被看好，而一部分走市場的文學則離開了純文學追求，向影視、網絡、新媒體、通俗讀物等方面靠攏，以求獲得更大利益。多種價值取向各得其所，相安無事。［18］

應當承認，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規律來管理文學藝術、繁榮文學藝術，對中國共產黨來說還是一個新的任務，還需要在實踐中不斷積累、總結經驗，摸石頭過河，摸索出一條既合乎社會發展規律、又能夠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良性循環道路。這是一個艱巨的任務，也是中國共產黨的真正的文化訴求。回顧百年黨建與百年新文學的關系，民主革命時期，黨明確把文藝作為革命戰爭的一部分，要求文藝發揮“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戰斗作用；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黨又明確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但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文藝實踐，也曾遇到過曲折。40多年來改革開放、尤其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推動下，黨對文藝的領導思想與策略都有所調整，盡管許多具體的實施還有待進一步實踐的檢驗，但從總體上說，希望是越來越重視現代管理制度的建設和健全，越來越尊重藝術實踐的特征規律和藝術家的精神勞動，越來越向著真正滿足人民大眾日益增長、日益豐富的精神審美需要去努力。如果我們能夠以這樣良好的精神狀態進入2021年，那么，未來的文學藝術一定能為新時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發揮更大的作用。

注釋

［1］2010年，筆者撰文《對新世紀十年文學的一點理解》描述過這個觀點：“新世紀開始之際，有兩個事件對中國的發展產生深刻影響。一個是911事件，美國的霸權地位受到挑戰，直接導致了基督教世界與伊斯蘭世界的沖突，美國政府用反恐取代了以前的意識形態冷戰，中國的經濟發展獲得了一個有利的世界環境；另一個是中國加入了WTO，中國的經濟發展與國際經濟制度接軌，成為世界經濟組織的一個成員，革命時代的桀驁習性逐漸被理性的合作精神所取代，中國向世界開放了難以想象的龐大市場，同時，國內許多政策不能不受到制約，經濟發展更加有序。這兩個事件直接導致了中國經濟的飛躍發展，這是近十年來全世界有目共睹的事實。”（《文藝爭鳴》2010年第4期）近年發生的中美沖突，尤其是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政策，都可以從20年前這兩個事件中找到因果關系。

［2］2012年11月8日，胡錦濤在黨的十八大作了題為《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的報告，提出了“三個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2016年7月1日，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進一步補充提出：中國共產黨人“堅持不忘初心、繼續前進，就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并強調：“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

［3］參見胡適《中國的文藝復興（英漢對照）》，歐陽哲生、劉紅中編，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1年版。歐陽哲生這樣闡述胡適關于“文藝復興”的思想：“文藝復興是近代西方早已發明并使用的一個名詞，胡適最初也是從西方文藝復興運動那里獲得以白話文作為國語的靈感和啟示。胡適使用該詞時，或特指新文化運動，或指近代以來中國的現代化運動，或指明末清初以來中國包括考證學在內的‘文藝復興’，或泛指宋代以降包括宋明理學、清代考證學、近代新文化運動在內的‘文藝復興’趨勢。”（歐陽哲生：《中國的文藝復興——胡適以中國文化為題材的英文作品解析》，《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4期）

［4］周揚的原話是：“本世紀以來，中國人民經歷了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五四運動是第一次，延安整風運動是第二次，目前正在進行的思想解放運動是第三次。歷史已經證明，每一次思想解放運動，都對中國革命的發展，起著極大的推動作用。”（周揚：《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召開的紀念“五四”運動六十周年學術討論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1979年5月7日）

［5］毛澤東原話：“這個文化生力軍，就以新的裝束和新的武器，聯合一切可能的同盟軍，擺開了自己的陣勢，向著帝國主義文化和封建文化展開了英勇的進攻。這支生力軍在社會科學領域和文學藝術領域中，不論在哲學方面，在經濟學方面，在政治學方面，在軍事學方面，在歷史學方面，在文學方面，在藝術方面（不論是戲劇，是電影，是音樂，是雕刻，是繪畫），都有了極大的發展。二十年來，這個文化新軍的鋒芒所向，從思想到形式（文字等），無不起了極大的革命。其聲勢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簡直是所向無敵的。其動員之廣大，超過中國任何歷史時代。而魯迅，就是這個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參見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58頁，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下同。

［6］毛澤東的原話：“這一時期，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圍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時期。這時有兩種反革命的‘圍剿’”：軍事‘圍剿’和文化‘圍剿’。也有兩種革命深入：農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但結果卻相反，兩種‘圍剿’都慘敗了。作為軍事‘圍剿’的結果的東西，是紅軍的北上抗日；作為文化‘圍剿’的結果的東西，是1935年‘一二九’青年革命運動的爆發。而作為這兩種‘圍剿’之共同結果的東西，則是全國人民的覺悟。這三者都是積極的結果。其中最奇怪的，是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內的一切文化機關中處于毫無抵抗力的地位，為什么文化‘圍剿’也一敗涂地了？這還不可以深長思之嗎？而共產主義者的魯迅，卻正在這一‘圍剿’中成了中國文化革命的偉人。”參見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62—663頁。

［7］關于新文學初期的先鋒性因素，請參見拙作《試論“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先鋒性》，初刊《復旦學報》2005年第6期，收入《陳思和文集》第6卷《新文學整體觀》，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下同。

［8］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誕生的法國超現實主義運動、俄羅斯未來主義運動等領袖們，包括大詩人阿拉貢、馬雅科夫斯基等，都轉向了現實的革命運動。也有右翼的先鋒運動如意大利的未來主義領袖馬里內蒂，后來轉向了法西斯主義。

［9］“先鋒”和“常態”是筆者提出的20世紀中國文學史運行的一種模式。“先鋒性”是指一種思想超前的激進文學運動，作家們站在時代變化的前沿，提出社會集中需要解決的問題，預示著社會變化的未來。先鋒運動一般通過激烈的思想斗爭或批判運動，一下子把傳統斷裂，并在斷裂中提出新的范式。這個變化不是隨著社會的變化而自然發生的，而是用一種革命精神去推動社會激變。20世紀中國發生許多或大或小的文學運動，都可歸納為先鋒運動，它們構成了推動20世紀中國文學常態發展的特殊力量。“常態性”是指社會變化了，必然發生與之相符合的文化的變化，這種變化是常態的，是20世紀文學的主流。（參見拙文《試論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先鋒性》《先鋒與常態——現代文學史的兩種基本形態》《從“少年情懷”到“中年危機”——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的一個視角》等，均收入《陳思和文集》第6卷《新文學整體觀》。）

［10］從社會學的角度分析，文藝界的批判運動應屬于“運動型治理機制”的有機組成部分。（參閱周雪光《中國國家治理的制度邏輯：一個組織學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版）但本文從文學史的角度分析，在中國共產黨與現代文學的關系上，新文學初期的先鋒性因素顯然影響了中共早期的領導者，同時又通過黨的政策路線返回到當代文學的治理機制。

［11］引自鄧小平《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辭》，參見《黨和國家領導人論文藝》，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文化組編，第187—188頁，文化藝術出版社1982年版，下同。

［12］參見王蒙《王蒙自傳第二部：大塊文章》，第222頁，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

［13］毛澤東原話：“在我們為中國人民解放的斗爭中，有各種的戰線，就中也可以說有文武兩個戰線，這就是文化戰線和軍事戰線。我們要戰勝敵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槍的軍隊。但是僅僅有這種軍隊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五四’以來，這支文化軍隊就在中國形成，幫助了中國革命，使中國的封建文化和適應帝國主義侵略的買辦文化的地盤逐漸縮小，其力量逐漸削弱。”參見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04頁，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

［14］何其芳：《毛澤東之歌》，《何其芳全集》第7卷，藍棣之主編，第416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5］引自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05頁。胡喬木1981年在中宣部召集的思想戰線問題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修正了毛澤東的原意，胡喬木的原話是：“作家要站在無產階級和人民的立場上，創造文學藝術的作品，來團結和教育人民，驚醒和鼓舞人民，推動人民為反對敵人、改造舊社會舊思想、建設新社會新生活而斗爭。這些都是完全正確的。”參見胡喬木《當前思想戰線的若干問題》，參閱《黨和國家領導人論文藝》，第322頁。我們對照這兩段話：胡喬木對毛澤東說的“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四個語氣急促、意義密集的排比句做了修改，加入了許多修飾性的句子成分，并且刪掉了“消滅敵人”，這樣一來，在胡喬木的修正過程中，刪隱了革命時期的“消滅敵人”需求。很顯然，胡喬木作出的修正，是適應時代的新需求，是毛澤東思想在新形勢下的新發展。

［16］胡喬木的完整表述如下：“在今天的社會主義社會時代，黨中央提出文藝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這是毛澤東同志的文藝思想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運用和發展。為人民服務，決不可以跟為工農兵服務對立起來。雖然工農兵不能夠代替全體人民，但是他們究竟是人民的最大多數。社會主義社會的知識分子，也是勞動人民的一部分。為人民服務和為社會主義服務，這也就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所說的‘群眾的政治’。為社會主義服務，跟為政治服務的提法比較起來，前一個提法更加準確、更加清楚……”胡喬木接下去還有很長篇幅的論述，他重申了鄧小平的觀點：“這也是因為，為政治服務可以并且曾經被理解為當前的某一項政策，某一項臨時性的政治任務、政治事件……”參見胡喬木《當前思想戰線的若干問題》，第322—323頁。

［17］關于文藝服務對象的修正，最早是周揚在1962年為紀念《講話》發表二十周年所寫的《人民日報》社論《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服務》里提到這個想法，他指出：“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內的以工農兵為主體的全體人民都應當是我們文藝服務的對象和工作的對象”，“群眾需要的多樣性，生活本身的多樣性，決定了文學藝術的多樣性。”（《人民日報》1962年5月23日）周揚把文藝服務對象問題與文藝多元性多樣性聯系在一起論述是有點見地的：只有放寬了文藝服務的對象范圍，才有可能是最為廣大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發揮文學藝術的多樣性。周揚這一提法與1956年中國共產黨八大對當時社會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的判斷相符合的。可惜這一提議很快被打斷，未能堅持發展下去。

［18］關于21世紀文學態勢的分析，可參見拙作《跨入新世紀的中國文學》《對新世紀十年文學的一點理解》《再談對新世紀十年文學的理解》《書寫當代，開創未來——上海文藝版〈新世紀小說大系〉總序》等，均收入《陳思和文集》第3卷《在場筆記》，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這些成果主要反映了筆者對21世紀最初10年文學的觀察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