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海軍的專業作家中，從潛艇部隊成長起來的有兩人，一個是葉楠，一個是我。業余作家就更多了，無法統計。有人認為，潛艇兵文化程度高，理應多出作家。實際上我和葉楠的學歷都不高，葉楠是1947年夏天河南信陽師范學校中專還沒畢業就參加革命了。我是1969年冬天初中還沒畢業就當兵了。因為從1966年“文革”開始，我上初中那幾年學校基本不上課，所以我的實際文化程度應該是小學五年級。

很多年前有人問我：你是怎么當上作家的？我的回答是：我的運氣好。

葉楠曾經總結過：喜歡文學寫作的人成千上萬，幾乎每個初中生都寫過詩，但是堅持下來的很少，作品能夠發表出來的就更少，發表出來能在社會上產生一定影響的則少之又少，最后能夠以寫作為生的人則是鳳毛麟角。而那些曾經的文學寫作愛好者，最后都成了讀書愛好者。

我個人的體會，一個人能夠成為作家，起碼要具備三個條件：首先是要有持之以恒的寫作熱情，當然還需要一點悟性；其次是要有生活的饋贈，即相對獨特的生活經歷；再次是要有“貴人相助”，這其中包括學習和發表作品的機會。

起初，我只是一個文學愛好者，如果我不是水兵，具有一般人沒有的潛艇生活，我寫的作品未必會引起編輯的注意；如果我沒有接連遇到那么多“貴人”給予我的鼓勵和幫助，我也不會充滿自信，在崎嶇的文學小路上勇敢前行。自信通常來自別人的認可，未經外界肯定的自信，往往屬于盲目自信。

我的第一首詩、第一篇散文和第一篇小說都是發表在《解放軍文藝》上，如果沒有《解放軍文藝》編輯的認可，我真不知道我在文學的道路上能走多遠。所以我說，是《解放軍文藝》的編輯扶著我走上文壇的。

那時的部隊文化生活比較枯燥，報紙也很少，每個班只有兩張報紙，《解放軍報》和《人民海軍》報。艇部有一份《參考消息》，戰士一般看不到。1972年5月23日，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30周年，大約從年初開始，各報紙都開辟了文化副刊。《解放軍報》的副刊是《長征》，《人民海軍》報的副刊是《逐浪高》（取自毛主席填詞《菩薩蠻·黃鶴樓》中的句子“心潮逐浪高”，后來又改為《水兵》）。那些副刊主要是發表一些詩歌、散文、短小說和美術作品。作品在今天看來顯得十分粗糙，但在當時，要比那些枯燥的新聞消息和理論文章有味兒多了。我經常看了一遍又一遍——不是愛不釋手，而是想從中看出點門道兒。忽然有一天，我猛地冒出這樣一個念頭：就這些東西，我也能寫。于是我真的就開始悄悄地動筆了。之所以是“悄悄地”，是因為怕別人笑話我不知天高地厚。

潛艇靠碼頭時，有的人就抽空寫家信寫情書，或者看專業書籍，我呢，就偷偷地寫詩。那些詩都寫得很臭，沒有一首可以登上今天的詩壇，但在當時我卻寫得來勁。

1972年5月，停刊多年的《解放軍文藝》復刊，據說是全國第一家復刊的文學期刊。我不記得一個艇隊有幾本雜志，反正很少，大家爭相閱讀，抓到一本就不肯放手。我幾乎每期雜志都會從第一頁看到最后一頁。

我覺得《解放軍文藝》發表的作品，要比報紙副刊的質量高一些，我就把自己投稿的目標定在了《解放軍文藝》上。大約是在這一年的年底，我開始投稿。只向《解放軍文藝》投稿。我給自己取了一個筆名：李鵬羽。意為大鵬身上的一片羽毛，雄心勃勃，又有點謙謙君子之意。如果不是后來責任編輯堅持用我的真名發表我的詩歌，也許我會把李鵬羽這個名字一直用下去。結果這個曾經讓我很得意的筆名，還沒面世就“陣亡”了。

第一次投給《解放軍文藝》的稿子是一組詩歌，內容已忘卻。那個時候投稿是“郵資總付”，不用貼郵票，在信封上寫個“稿件”，把信封剪個角就行了。

我像所有初學寫作的人一樣，稿子寄出去以后，心里一直惦著這個事：稿子該到了，編輯會不會看呢？有沒有可能被選中呢？每天都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等待回音。大約過了十來天，我收到了《解放軍文藝》編輯部的來信，是退稿，里面還有一封鉛印的、統一制式的退稿信。雖然編輯沒能提出具體意見，但起碼說明編輯看過了。沒能刊用，說明水平不夠，那就繼續努力吧。

人們常說“眼高手低”，實際情況確實如此。你覺得那東西自己也能寫，寫出來了，可能還不如人家。可是如果眼不高，老覺得自己不如人家，那恐怕就連原始動力都沒有了。

我和周圍的同志關系處得較好，沒見什么人冷嘲熱諷，只是自己心理壓力較大，總覺得被退稿是件丟人的事。每次通信員來送報紙，我都盡可能第一個去取信。有編輯部的來信趕快藏起來，找沒人的地方自己悄悄看。有時真不希望編輯把稿子退回來，干脆扔到紙簍里算了，但又希望能看到編輯的意見。這種矛盾的心理本身就足以摧毀心理承受能力差的文學青年的斗志了。我的親身感受就是，堅持寫作首先得有相當強的心理承受能力。

我自知文化低、功底差，所以在練習寫作的同時，認真進行基本功訓練。1973年初，我們艇隊在武昌造船廠接新艇時，我在新華書店買到一本《語文基礎知識》，如獲至寶，認認真真讀了好幾遍。在此之前，我對語法、邏輯、修辭方面的知識一竅不通，從沒學過。這時候社會上的出版物比我剛當兵時多了起來，我什么書都找來看。書上的許多字我認不全，我讓媽媽給我寄一本字典，媽媽就給我寄來了新出版的《學生字典》，這本字典要比《新華字典》薄一些，對我來說，已經夠用了。從此這本字典成了我新的寶貝，出海或上艇值更我都帶著它，有空就翻翻。我暗暗設定了一個目標：利用兩年時間，把字典上的字全都背下來。

非常遺憾，這個目標沒有實現，原因是1974年8月，我的一首小詩《出航》刊登在了《解放軍文藝》，聽到了許多喝彩聲，年輕的我有些飄飄然，于是放松了基本功的訓練，覺得自己可以寫東西了，便一門心思寫呀寫，還有半本字典也不背了。現在我老想，如果我再晚一年發表作品，我就會把整本字典都背下來，我的文字基礎或許會打得更牢一些。

當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作品變成鉛字的時候，心情激動極了，雜志放在枕頭下面，過一會兒就拿出來看看，想讓別人知道，又不想親口告訴別人。班里的一個戰友把我的雜志借去看，居然沒有發現我發表的詩歌，讓我很失望。他喜歡看小說不喜歡看詩。

幾天之后，我們艇隊訂的《解放軍文藝》來了。那天部隊在支隊禮堂開會，有人在會場上傳看。忽聽我后排有人說：“哎，李忠效？是咱們艇的李忠效嗎？”當時我的心跳得非常厲害。副政委孫承勤看了，拍拍我的肩膀問：“忠效，是你寫的嗎？”我回頭不好意思地笑笑說：“也許是重名吧。”我感覺到我的臉紅了，不知為什么臉紅，因為虛偽？“上《解放軍文藝》不容易，得向支隊文化科匯報一下。”孫副政委是新聞干事出身，很看重這件事，他知道投稿能上《解放軍文藝》的難度。于是，我就在支隊政治部文化科掛了號，并在文化科分管業余創作之類的事情。

隨著小詩《出航》的發表，我的文學小舟也離開海灣駛向大海。在一個風急浪高的夜晚，我在海上值錨泊更的時候創作了短詩《斗風濤》；在一次內燃機充電時，我在隆隆作響的機艙里構思了組詩《我們輪機班》……這些詩在《解放軍文藝》上發表以后，受到詩歌評論家的好評，我的名字也開始受到人們的注意。多年以后《解放軍文藝》詩歌編輯雷抒雁見到我，說他還記得《我們輪機班》詩中的句子：“……連桿手挽手/氣缸肩并肩……”對我真是莫大的鼓舞。

1975年7月的一天，我接到支隊文化科通知，要我到艦隊廣西路招待所報到。到了那里才知道，《解放軍文藝》編輯部為宣傳海軍，特派散文編輯袁厚春到海軍部隊組織幾篇散文。艦隊文化部干事吳碧林很為難，對袁厚春說：“我們還不了解誰會寫散文，倒是有幾個寫詩的。”袁厚春說：“寫詩的也行。”就這樣，我被叫了去。我當時還是穿水兵服的輪機班長。另外還有驅逐艦支隊的宣傳干事陳明福和青島水警區的護衛艇指導員張廣金。后來我們每人寫了一篇散文，都在《解放軍文藝》上刊發了。陳明福和張廣金是怎么寫出來的我不知道，我的那篇《魚雷攻擊之前》完全是袁厚春捉刀代筆幫我寫出來的。我有很多生活素材，可我不知道怎么提煉和取舍，因為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散文。我寫了一稿又一稿，都不成形。后來袁厚春只得親自動手，在我的稿子上勾勾畫畫，把稿子改得面目全非，然后讓我把他的修改稿謄清，這才有了后來的《魚雷攻擊之前》。此文能變成鉛字，全仗著袁厚春的輔導和改寫式的編輯。

從那時開始，我才知道什么是散文，怎樣寫散文。之后，我一口氣寫了好幾年散文，其中有一篇《水下晚會》，登上了剛復刊不久的《人民文學》雜志。這段寫散文的經歷，為我后來的創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我在潛艇部隊先后工作了10年，光是水兵就當了7年。我當兵的第二年，眼睛就開始近視。本來艇上領導想給我提干，但是支隊衛生科不同意。按照有關規定，在潛艇上工作，眼睛不好不能提干。我也沒想長期留在部隊，準備干到8年復員回家弄個三級工完事。第7年，支隊政治部宣傳科科長李柏林想要我去當宣傳干事，這才得到支隊衛生科的認可，作為陸勤干部把我提了起來。在支隊宣傳科干了不到兩年，又被調到北海艦隊創作室當創作員了，從此開始了專業創作生涯。

當創作員就是專業作家了，我不滿足于只寫詩歌和散文，又開始嘗試寫短篇小說。1982年6月，我在《解放軍文藝》上發表了小說處女作《寶地秋風》，責任編輯是劉家駒。小說刊出之前，正好我到北京出差，劉家駒把小說校樣拿給我看，小說結尾多出幾行，版面排不下，轉到下頁又不好看，劉家駒就和我商量怎么修改。他的熱心和耐心感動了我。

著名作家柳青說：人生的道路是漫長的，但關鍵處只有幾步。我很欣賞這句話。在關鍵處如果有人指點，換個走法，可能就會改變一個人的一生。那關鍵的幾步怎么走，有時完全來自外界的影響。我現在想，如果當年雷抒雁沒認真看我的投稿，小詩《出航》就不會問世；小詩發表以后，如果孫承勤副政委不把它當回事，不向支隊文化科匯報，支隊文化科和艦隊文化部也不會知道我；如果文化科文化部不知道，袁厚春來組稿時也不會找到我；如果沒有袁厚春捉刀代筆幫我發表了第一篇散文，并使我愛上散文，接著又寫了幾篇散文，支隊宣傳科的李柏林科長就不會提出要我去當干事，給我提干；如果我沒有提干，就不可能到艦隊創作室去當創作員……命運的長鏈一環扣著一環，必然扣著偶然，偶然扣著必然。

所以我說我的運氣好。

當年，寫作是我的業余愛好，后來，我把業余愛好變成了安身立命的職業，繼而又把職業變成了畢生的事業，我估計，能像我如此幸運的人是不多的。

從1974年發表處女作《出航》至今，已經過去了47年。我回憶了一下，我在《解放軍文藝》上發表的詩歌、散文、小說、報告文學作品20余篇（首），給我當過責任編輯的有雷抒雁、袁厚春、陶泰忠、佘開國、王瑛、劉立云、王大亮、殷實、文清麗等。借此機會，向他們表示衷心的感謝！遙祝已經去了天國的雷抒雁先生在那邊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