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文藝評論既是內在思考，又是外顯行為，同時還是體現二者之統一的思維成果。南宋陳善說：“讀書須知出入法。始當求所以入，終當求所以出。見得親切，此是入書法；用得透脫，此是出書法。蓋不能入得書，則不知古人用心處；不能出得書，則又死在言下。惟知出知入，得盡讀書之法也?！苯栌蒙鲜稣f法，文藝評論肇始于進入被評論者所創造的既有精神世界，歸結于弘揚評論者所看重的新的精神世界。倘若有第三方對此予以關注，那么，文藝評論便成了事態，可以被記錄、描述或研究；倘若有第三方足資進行比較，那么，文藝評論便成為意態，可以被指證、肯定或否定；倘若有第三方值得借此褒貶或對話，文藝評論便顯露出情態，可以被認為是影射、發揮或寓托。因此，新文藝評論之“新”相應有事態、意態和情態三種含義。從廣義上說，任何時代的文藝評論都可能產生“傳統”和“新”的分化，任何時代的“新文藝”都可能伴生以之為對象的評論。盡管如此，當下語境中的新文藝評論有其特殊的外延和內涵。它所涉及的主要是伴隨新媒體廣泛應用而產生的文藝評論新事態、新意態和新情態，作為觀念以關注新變、促進協變和警惕異變為要旨。

一、新文藝評論的事態：從媒體引領到未來已來

所謂“事態”指的是局勢，或者說事情所處的狀態。如果由筆者(指本文作者，亦可泛化理解為元評論者，即對評論文藝現象進行評論的人)來充當第三方的話，那么，有許多現象值得作為新文藝評論的事態來概括(參見圖1，箭頭代表筆者觀察的方向)。從第三方的角度看，文藝評論是創作者和鑒賞者之間以作品為中介的交往，其事態受制于媒體所提供的條件。迄今為止，人類業已經歷了多次信息革命，才形成了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多種媒體并存的事態。關于信息革命的次數及標志，學術界有不同看法，本文采用其中比較簡明的通行觀點，即人類自誕生以來經歷了分別以口語、文字、印刷術、電磁波和計算機為標志的五次信息革命。

文藝評論的源頭可以追溯到以口語為標志的第一次信息革命所提供的語境中，其表現是面對面的對話，內容大致是探討共同關心的神話傳說，或者對彼此在群體聯歡中的表現評頭論足之類。書面化的文藝評論只可能在以文字為標志的第二次信息革命爆發之后問世。當時的媒體構建了知書識字者可以跨越時空以文會友、目不識丁者即使在場也被排除在外的新事態。文藝評論之所以能夠大規?？鐣r空傳播，原因是以印刷術為標志的第三次信息革命提供了書刊形態的大眾媒體，由此形成的是由編輯部、出版社引領作者和讀者互動的新事態。以音像形態出現的文藝評論將以電磁波為標志的第四次信息革命所創造的廣播電視當成安身立命之地，由此迎來了電臺、電視臺標領風騷的新事態。通過數字信號傳輸的文藝評論從屬于以計算機為標志的第五次信息革命所構建的網絡媒體的增值服務，它代表了在技術上由電信運營商、移動運營商等通過平臺對文藝活動施加決定性影響的新事態。

如果要將當下文藝評論和數十年前的文藝評論加以比較的話，那么，在事態意義上可以列舉出很多新變化，如網生代崛起、彈幕即看即評、大數據揣測喜好、用戶生成內容迅速積累、載體相對于信息的價值降低、社區網站評分舉足輕重、獲大獎影片轉瞬間火遍全球，等等。就這類現象而言，新文藝評論之“新”主要是由新媒體創造的。

由此而來的問題是：第六次信息革命將以什么為標志？李世東認為，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以云計算、物聯網、大數據、移動互聯網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的產生，使人類社會進入了以云計算、物聯網、移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為核心的第六次信息革命新階段”。姜太碧則傾向于采用云計算、大數據、移動互聯網、智慧城市、人工智能作為標志。這類看法基本上是以現有技術為基礎的。然而，第六次信息革命目前也可能只是在醞釀中，還沒有真正到來。它的標志或許是目前已露端倪的量子計算、腦波通信、生物媒體、星際互聯網，或許是我們現在還不知道的新技術。未來畢竟是不確定的，近未來如此，遠未來更是如此，但有一點應當可以確定：如果第六次信息革命爆發，那么，它必然創造出新媒體，改變文藝創作的形態，同時也改變文藝評論的事態。就此而言，新文藝評論在事態上的特點是肯定新媒體、新技術引領文藝變革的必然性。作為例子，我們不妨想象一下利用區塊鏈技術重構互聯網的可能性。這種技術用去信任、去信用的辦法，建立起人與人之間最大的信任和信用。若使區塊鏈與互聯網全面結合，充分發揮其透明化、難篡改、可追溯的優勢，有望增強文藝領域參與者之間的信任，包括評論者和被評論者之間的信任。它的優勢體現在創新見解易于認定、觀點源流易于追溯、參照系統得以共享、作品推薦更為有效等方面。至于這種事態能否激勵文藝評論的升級、是否為所有評論者歡迎，那是另外的問題了。如果經過重構的互聯網不會“遺忘”，這意味著每個網民都必須為自己所發的帖子承擔永久責任。顯然，對于人們來說這是很大的挑戰。

如果說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的話，那么，信息革命通過改變人類交往方式、創造新的社會關系的方式改變了人的本質。上文所說的文藝評論事態的更新，僅僅是這種改變或許微不足道的表現。就此而言，第一次信息革命通過推廣語言促進了人猿相揖別，第二次信息革命通過推廣文字使人類從原始人演變成文明人，第三次信息革命通過推廣印刷術而激勵啟蒙、使現代觀念開始深入人心，第四次信息革命通過推廣電子媒體而使人類在遠程交流過程中逐漸形成“地球村村民”的身份，第五次信息革命通過推廣計算機而使人類從信息編碼的角度理解生命的本質、展望自身進化的新的可能性。第六次信息革命將會帶來什么變化呢？也許是人類通過同化人工智能而成為超級智能，或者通過重構互聯網而真正結成基于信任的命運共同體，或者通過研發生物媒體建設地球智慧生態圈，或者通過推廣腦波通信而實現“心心相印”，或者通過推廣量子計算機而做到“腦洞大開”，或者通過星際互聯成為“太陽系村民”……這類議題在當下實際上已經(或正在)進入科幻文藝描寫的范圍。就此而言，新文藝評論的又一特點是承認“未來已來”，即未來才可能出現的事物通過想象影響了當下。

在新文藝評論的事態類選題方面，當前的重點是媒體前景與文藝趨勢的關系。關于未來媒體的構想主要來自科研工作者的基礎研究(如量子通信等)、媒體開發商的戰略決策(如第六代移動通信，即6G)以及科幻文藝家的大膽想象(如跨維度通信等)。新文藝評論可以將它們結合起來，眺望文藝的未來。現階段科幻作品已經有不少相關的構想，如通過芯片植入拓展藝術才能，通過腦波通信實現藝術共享，開拓跨越物種界限的文化產業，讓時間機器傳播跨越千年的情歌，用音樂讓外星入侵者爆頭，將名畫作為穿越世界的端口，到地外智慧星球進行藝術考古，等等。辨析這些構想的源流，分析其寓意、悖論、技巧、價值、風險、對策，以期激發人類想象力，是新文藝評論的可為之事。

二、新文藝評論的意態：從人機競爭到人機協作

如果由筆者來面對第三方的話，那么，有許多問題值得作為新文藝評論的意態來思考，那么，自己所取的身份通常就是評論者。作為評論者，我們在新文藝評論的實踐中面對的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競爭者，這就是人工智能(參見圖2，箭頭代表筆者觀察的方向)。我們所發表的對人類作品的每一篇評論，都將被輸入數據庫，轉化成為人工智能可以利用的信息資源。人工智能因此不僅可以了解人類創作了什么，而且可以了解人類怎么看待自己的創作(自我評論，或者由某些人評論另一些人的創作)。然而，我們如何讓人工智能明白提供給它們閱讀的這些文本是文藝評論呢？如何讓人工智能相信這些文本是人類才寫得出來，而不是它們靠數據挖掘就能源源不斷地高速生產的呢？我們自己又如何確信自己在文藝評論領域可以勝過人工智能(至少是在某些方面不落敗)呢？為回答這類問題，我們必須設定元評論，即對評論的評論，或對評論的反思。就此而言，新文藝評論新就新在人機對話和人機競爭上。

所謂“意態”通常是指神情姿態。筆者在這里取的是其字面意義，即意識所處的狀態。意識可以選擇自己為對象，由此構成自我意識；可以選擇對新鮮信息的接納程度，由此構成開放意識或封閉意識；可以選擇對社會規范的認同，由此構成道德意識、禮儀意識、法律意識等。意識是在人類運用工具以制造工具、運用符號以生產符號的過程中誕生的，意態則是在人類將自己從動物界提升出來的過程中形成的。意態與意識構成表里關系，或者說是狀態與功能的關系。

傳統文藝評論都是由人類寫作的，自覺或不自覺地流露出人類中心主義，或者說人類將自己當成萬物之靈的優越感。這是一種從容、優雅的意態。一旦發現人工智能也會生產類似于文藝評論的文本時，人類文藝評論家還能神閑意定嗎？如果要證明自己為人工智能所無法企及，那又該從哪兒入手呢？

應當不是簡要復述文藝作品的內容吧。盡管這種做法往往在寫作文藝評論時被當成引子，要想寫好摘要也得費一番腦筋，但它并非文藝評論本身，何況人工智能已經學會寫摘要了。是追蹤演變趨勢去揭示某種趨勢嗎？如果將歷史資料作為數據、將計算機化的海量歷史資料作為大數據，那么，人工智能完全可以通過和大數據技術的結合實現顯幽闡微的目標。

是運用某些理論術語表達自己欣賞文藝作品、觀察文藝現象的感受嗎？用這些術語(而非適用于街談巷議的大白話)作為文藝評論的手段，往往顯示出鑒賞者經過一定程度的學術訓練，具備相當水平的學術功底。理論術語用得越多，作者的知識面仿佛就越廣泛，文藝評論的學術水平仿佛也就越高，結果就是評論寫成了論文。然而，人工智能應當比較容易掌握各種理論術語，并將它們當成標簽使用。

是應用某種理論模式去分析文本、作品或文藝現象嗎？這是傳統文藝評論最習慣的做法了。理論模式好比是濾鏡，用它一照，什么文藝對象都頓時顯示出特定色彩；又好比是圈子，用它一套，什么文藝對象都即刻呈現出吻合度來。我們之所以信賴并運用某種理論模式，往往是由于承認它的科學性。不過，越是符合科學標準的理論模式，就越具備被擅長邏輯思維的人工智能理解的可能性。換言之，它們可以相對容易地學會文藝評論的這種做法。不論是科學主義還是人文主義，不論是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或后后現代主義，只要能析取出理論模式，就有可能讓經過訓練的人工智能套用到有待評論的文藝對象上，寫出類似于人或遠勝于人(在更精確、更有條理等意義上)的論文來。

……

要回答上述問題，還得審視人工智能和文藝評論結緣的觀念。例如，米翰(James R. Meehan)在1979年指出，如今音樂理論家有可能在生產創作與分析調性音樂的程序方面共享人工智能研究者的哲學與方法。不過，人類智能畢竟不同于人工智能。美國計算機科學家布魯克斯(Frederick P. Brooks，Jr.)相信人在三種智力行為上總是比計算機強，這就是模式識別、評估判斷和背景搜索。從文藝評論的角度看，他這么說是有道理的：(1)模式識別未必是計算機的優勢。將計算技術引入文藝評論領域，是人文計算或數字人文興起的標志之一。大約從20世紀50年代起，人們已經用它建構索引，解決原作歸屬之類的問題。這在當時被稱為“計算機輔助文學批評”。曾有人相信：計算機將為任何關于文學主張提供可靠證明，并且將是最強有力的讀者，能在文學文本中發現批評家相對軟弱的眼睛未能洞悉的意義模式。不過，正如法國學者德拉尼(Paul Delany)在1994年所總結的，這種期待的結果是失望。根據中國科學院自動化研究所研究員劉成林2016年所進行的分析，目前以深度學習為代表的主流方法有三個明顯的不足：一是需要大量的標記樣本進行監督學習，這勢必增加模式識別系統開發中的人工成本；二是模式識別系統的自適應能力差，不像人的知識和識別能力是隨著環境不斷進化的；三是模式識別一般只進行分類，沒有對模式對象的結構解釋。要彌補上述不足，殊非易事。(2)評估判斷亦非人工智能的強項。美國心理學家西蒙(Herbert Alexander Simon)認為，人的思維和計算機運行都是對符號的系列加工，因此可以用計算機來完成人腦的工作。他宣稱：“如今世界上有了思考、學習和創造的機器。而且，它們做這些事情的能力正在迅速增長，直至(在可見的未來)它們可以駕馭的問題的范圍與人類心靈所已應用的范圍同一外延。”與之不同，法國數學家塞爾(Jean-Pierre Serre)提醒強人工智能的倡導者注意：“無論意向性是別的什么東西，它都是一種生物現象?！?他將作為生物現象的意向性當成理解因果能力的關鍵。人類智能之所以不同于人工智能，在于它并非只是符號系統，而且還有身體支持。就此而言，塞爾所遵循的是具身認識論。從這個角度看，意態不僅是人腦作為處理器的工作狀態，而且包含了人通過身體對世界的體驗，所謂“意向性”正是基于這種體驗而形成的，評估判斷也是以這種體驗為基礎進行的。人工智能沒有生物學意義上的身體，就談不上基于身體體驗對文藝作品進行評估判斷，更談不上人類讀者“《漢書》下酒”(宋代蘇舜欽的典故)那樣的豪氣。(3)背景搜索看來對人工智能比較困難，至少在現階段是如此。搜索算法可以用來尋找問題的解，其原理是根據初始條件和擴展規則構造一棵“解答樹”，尋找符合目標狀態的節點。文藝評論所要求的背景搜索則是“知人論世”，其答案往往是發散型的。人工智能若要了解作者其人其世，所涉及的變量太復雜了，遠非目前的計算能力所可以處理。

如果接受布魯克斯上述觀點的話，那么，在新文藝評論中，人機共同體的分工協作就有了比較明確的依據，那就是：人類評論者發揮自己的優勢，從文藝作品和文藝現象中識別并提取模式，結合一定的價值標準予以評價(或者分析評論對象和特定需要及其轉化形式之間的關系)，將它們嵌入一定的背景中予以闡述。計算機則發揮自己在量化研究方面的優勢，和人類配合，以求達到創新的目的。從意態的角度看，新文藝評論的特點是人機協作、優勢互補，這種方式超出了傳統文藝評論的范圍，卻可以解決當下傳統文藝評論感到棘手的問題，如網絡小說越寫越長、難以卒讀等。郭軍認為：“當人工智能令整個人類文明進入提速階段，這意味著過去單一的傳統寫作、閱讀與評論都到了終盤收官時刻，也意味著新的人類與機器棋局的開局。過去所有的新聞評論寫作不該成為新聞評論的標志或高峰，其只是‘到此一游’。唯有如此，人工智能才能以一雙過路者的眼睛，沿著人類新聞評論的疆土反復探查，卻無法取代人類智慧的新境界?！彼f的雖然是新聞評論，但其觀念也同樣適用于文藝評論。

在新文藝評論的意態類選題方面，當前的重點集中于人工智能的文藝應用。根據筆者所提出的理論，文藝產業主要由六個領域分支構成，即文藝創造業、文藝制造業、文藝傳輸業、文藝營銷業、文藝養成業和文化管理業。目前，人工智能已經逐漸向這些分支滲透。在文藝創造領域，新文藝評論關注人工智能在文藝創作(原創)、文藝表演(二度創作)、文藝鑒賞(三度創作)等業態的應用，探討它作為輔助工具的價值，以及獨立進行創作的條件、績效與評價標準。在文藝制造領域，新文藝評論關注人工智能對文藝設計、文藝用具制造、文藝產品制造等業態的影響，探討智能化文藝設計(如可隨意重組之建模)的方案、智能化文藝用具(如自動畫板)的特征、智能化文藝產品(如主動按照對客人喜好的認知改變形態的室內裝飾)的可行性，探討它們的定制、推廣等問題。在文藝傳輸領域，新文藝評論關注人工智能所引領的文藝印刷、文藝攝錄、文藝廣播等業態的變革，探討如何用智能網支持遠程印制高精度繪畫，如何用智能手機等設備拍攝高質量視頻，如何用智能衛星實現跨國文藝團隊的無縫銜接，等等。在文藝營銷領域，新文藝評論關注人工智能對于文藝娛樂、文藝銷售、文藝中介等業態的價值，探討智能機器人充當演員、主播、文學顧問、藝術經紀人等角色的可能性。在文藝養成領域，新文藝評論關注人工智能對文藝教育、文藝競技、文藝出版等業態的影響，探討如何通過智能設施培養新型文藝人才、組織精彩賽事、開發多態圖書等問題。在文藝管理領域，新文藝評論關注人工智能對文藝部門管理、文藝社團管理、文藝場館管理等業態的作用，探討如何通過智能化更有效地集成文藝信息、進行文藝決策、貫徹文藝規劃、實現文藝目標等問題。

三、新文藝評論的情態：從“解夢師”到“敲鐘人”

如果由筆者來設定第三方的話，那么，有許多期盼值得作為新文藝評論的情態來表述。文藝評論并不局限于創作者和鑒賞者之間的對話，每一句話都可能另有所指，“言在此而意在彼”。正因為如此，表面上是對特定作品發表意見，實際上是表明自己對他人、對社會、對自我的看法；表面上是說給評論者聽的，實際上可能是說給所設定的第三方聽的。在傳播過程中，受文藝評論影響的往往不是原作者，而是其他讀者。傳統文藝評論承認其他讀者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他們(而不是所評論的作品的原作者)而寫作。新文藝評論不僅繼承了上述傳統，而且使自己扮演起敲鐘人的新角色來(參見圖3，箭頭代表筆者觀察的方向)。

文藝作品因為具備憧憬性、虛構性和創造性的緣故，經常被視為創作者所心儀的“白日夢”。與此相適應，評論者所起的作用相當于解夢師。他們要告訴其他讀者：文藝作品那些烏托邦、惡托邦、異托邦或技托邦想象是因為什么緣由產生的，作者試圖表達哪些對歷史經驗的看法、對現實問題的思考、對未來趨勢的瞻望，這些想象有什么意義或價值，在展示這些想象時作者運用了什么技巧，等等。有些時候還要和其他作品、作者進行比較，試圖提煉或印證更有概括力的范疇。就此而言，評論者必須超出作者所描繪的“白日夢”，進行理性的透視。文藝評論的功能便是“點醒夢中人”。

作為語法學術語，所謂“情態”(modality)是用來體現說話者對其所言的主觀態度的范疇。譬如，“這本小說很棒”“這本小說一定很棒”“這本小說確實很棒”“我認為這本小說確實很棒”，此類說法都包含了言者對作品內容的肯定態度；至于“這樣的描寫不可信”“這部小說胡編亂造”等說法，都包含了言者對作品內容的否定態度，雖無表情符，似有表情在。美國學者默里認為：正如讀者反應批評學派所揭示的，閱讀行動絕非被動。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的心理活動是非?；钴S的，他們運用自己的生活經驗去破譯作品所傳達的信息，與人物分享各種情感變化，并創造出僅屬于自己心靈的想象世界。閱讀作品是如此，觀看影視亦然。如今，在進入虛擬世界時，人們可能有兩種不同的心理取向：一種是抱著批判態度，對所見所聞都加以審視，不斷從中發現破綻；另一種是抱著移情態度，試圖隨風入俗地配合有關場景去創造某種幻象。這就有個信與不信的問題。事實上，絕大多數人并不只是自愿地將懷疑批判的理性傾向加以懸置，而且是積極主動地展開想象，運用創造力，以求“信以為真”。她說的批判態度和移情態度，就是讀者和用戶的兩種基本情態。

就此而言，新文藝評論所扮演的角色“新”在從“解夢師”到“敲鐘人”的轉變上。這種轉變的由來，是新媒體正致力于營造具備沉浸性、交互性、想象性的環境。這三個范疇本來是用以概括由計算機技術支持的虛擬現實的特性，如今已經適用于整個媒體社會的現實。人類日益為由數字設備生成的圖像和聲音所包圍(沉浸性)，對它們不僅能聽、能看還能通過互聯網互動(交互性)，在線傳播的新聞有些比文藝家所構思的故事還精彩(想象性)。我們可以將這類現象理解為“內爆”或圖像時代、消費社會的標志，但它們也可能是“奇點”正在逼近的跡象。如果人工智能異化的話，它們完全可以通過互聯網散布各種誤導性信息，在作為其終端的視聽設備上呈現出各種讓人類信以為真的景象，最終實現“假作真來真亦假”的目標。早在20世紀末，美國科幻電影《黑客帝國》就展示了類似的可能性。如果人們習慣于用移情態度對待數字媒體所呈現的一切，那么，異化的人工智能就得售其奸了。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上，新文藝評論格外重視“敲鐘人”的功能。換言之，它試圖為人類建立一種新的預警機制。

在新文藝評論的情態類選題方面，目前備受關注的是“奇點”問題。有人滿懷期待地將“奇點”視為人類進化新的里程碑，以之命名高等院校、研究機構、藝術項目或新銳作品；也有人憂心忡忡地將“奇點”看成人類被異類(首先是人工智能)取代的轉折點，擔心人為進化帶來不可預計的毀滅性結果。新文藝評論所進行的考察可以沿著傳播的不同層面展開。例如，在社會層面，人工智能在什么意義上對人類的主導地位構成威脅？人類對待人工智能的態度如何影響其發展？人工智能如何介入人類不同利益集團的矛盾？在產品層面，人工智能將以什么樣的形態與人類智能互動？是機器人、虛擬人、生化人，還是某種變異的操作系統？人工智能若形成自我意識的話，將會持什么樣的價值觀？他們是步調一致，或者產生復雜的分化？在運營層面，人工智能將會如何對待人類？他們如何將自己的勢力擴大到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和心理環境的各個角落？是否會進化成地球上的新物種？人類如何應對挑戰、化“?！睘椤皺C”？諸如此類問題，不一而足。

綜上所述，新文藝評論的特點可以歸納為關注新變、促進協變、警惕異變。它是為適應新一輪信息革命的要求而誕生的，既以新媒體、新平臺為傳播手段，又對新技術、新現象保持密切關注。它將人機共生、人機對話、人機協作視為建設人機共同體的途徑，認為上述建設可以使文藝批評、文藝研究上升到新水平。與此同時，它意識到科技崇拜的危害，對盲目發展人工智能的風險保持高度警惕，試圖通過自己所做的工作使人類避免喪失批判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