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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生》是胡學文在長篇小說領域一次新的嘗試和挑戰。在這部作品中，胡學文再度將目光聚集到民間，以鄉村接生婆祖奶為中心人物，創造性地選取“傘狀結構”，展開宋莊長達百余年的歷史畫卷。小說從構思到完成歷時八年之久，涉及的人物有近百人之多，對鄉土風物、民間工藝、民俗文化等皆有不同程度的表現，頗有一種為鄉土中國寫史立傳的追求。正如書名“有生”所顯示的，小說凝聚著作家對貫穿歷史長河中最永恒，也是最根本的母題——生命的深度把握與思考。我們認為，《有生》最突出的特點，就在于建構了頗具特色的、以民間為中心的生命觀。

一、民間生命觀的內涵

生命觀指對生命本身、生存、死亡，乃至生命與所處世界關系的基本看法和態度。中國傳統文化中就包含著多元的生命觀，儒釋道三家系統而獨立的生命觀是最突出的代表，同時，廣闊的民間社會也形成了與主流傳統相關，又有其獨特性的生命觀。《有生》中，主人公祖奶的身份是接生婆，她既是自我人生的親歷者，也是他人生命的觀察者和參與者。祖奶一生中迎接過一萬兩千多名嬰兒的降生，見證了宋莊幾代人的生命歷程。小說通過祖奶自身和與其相關聯的生命，集中地表現了民間社會的生命觀念。具體來說，《有生》表達的民間生命觀包含了以下幾個維度：

其一，對生命本身的認識。民間對生命的第一層認識體現在對生命的珍視態度上。在鄉村，接生婆被賦予了至高的神圣感，這種神圣感是由生命本身的可貴帶來的。小說中喬大梅之所以選擇接生婆作為終身職業，成為后來受人敬重的祖奶，一定程度上也是源自初次生育時看到接生婆頭頂光暈的震撼。她極度重視生命，所以將排除萬難地帶領生命降世視為接生婆的“天職”，即便在身懷六甲、兵荒馬亂的情況下，也從未耽誤過一次接生。她堅信“什么都不能阻止生命的降世，無論戰爭還是饑荒瘟疫，響亮的哭聲足以刺破陰霾”。（1）第二個層面是生命平等的意識。生命無差別的平等是從降生開始的，最典型的是在偽蒙疆政府統治時期，喬大梅不加區別地為日本人接生。多年后，為“日本女人”接生這一行為被作為罪狀指控時，喬大梅糾正：“是女人”。在她本能的選擇中，可見出接生婆面對的是生命本身而非其他，在生命面前，不論貧富與種族，不計親疏與回報。最后，作品通過喬大梅意圖自盡這一情節，將對生命的認識上升到了哲學高度。在幾個孩子先后離世后，喬大梅曾嘗試結束生命，挽救她的是來自產婦遙遠的呼喚。她曾說：“若不是產婦的叫喊，我早已命喪黃泉。她，她們，不但把我從死亡的邊緣拽回，還一日日地喂養著我，使活著成為必須，堅不可摧。”（2）在這里，作品對生命的意義這一問題給出了另一重答案，那就是為了更廣泛意義上的生命而活。

其二，對于生命存在狀態的認識。以何種方式存在，是生命觀的另一重要問題。西方現代哲學中對存在問題有著深入的探討，以薩特、海德格爾為代表的哲學家皆形成了系統的存在主義理論。中國傳統思想中亦對此問題各有主張，比如，儒家關注對人道和人格的追求，道家主張自然無為、安時處順，佛家則倡導摒棄物欲、追求本真。（3）在這一問題上，民間的答案顯得更為寬泛和包容，《有生》便傳遞出民間對生命狀態多樣性和差異性的容納。作品中，祖奶和另外五個主要人物（如花、毛根、羅包、北風和喜鵲）展示了各不相同的生命樣態，不僅如此，其他人物如白禮成、李二妮、麥香等人物也都飽滿生動，這種效果的實現正是得益于作家對他們生存方式和生命狀態的精準捕捉。而且，小說沒有局限在對生命狀態的表層呈現上，而是通過錢玉與如花、安敏與羅包之間的精神契合，傳遞出對這些生命的理解態度。相比之下，民間的生命觀更少規訓和束縛，愛恨、憂愁、欲望、恐懼與執拗等，都可能成為生命的信念和主題，多樣化的生存狀態沒有高下貴賤之別，它們共同充盈著民間的萬千生命，民間也始終以包容的姿態接納各式各樣的生命體。

其三，對人類生命與世界關系的認識。《有生》對生命問題的思考具有整體性的高度。人類的生命絕不是孤立的，個人不僅與他人的生命發生關系，也與存在于世的萬物產生種種關聯。作品表現了在廣闊的鄉土世界中，人和萬物是一種共生性的關系，對生命問題的思考也自然而然地超越了人類中心思想的立場，達到生命整體觀的高度。比如，作品表達了對鄉村豐富生命體的充分關注，其中提及的動物如烏鴉、蝴蝶、喜鵲、螞蟻等，植物如海棠、酸柳、莜麥、豆子、芨芨草等，皆為“有生”之屬。這些生命在作品中絕非只是充當人類活動的背景，作家突出強調它們與人一樣作為生命體的本質，多種生命體共同存在于鄉土大地，不斷發生交織與碰撞。與此同時，小說也借人物之口，傳遞出對萬物、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樸素理解。祖奶以“性”來解釋人與物之間的隱秘關系，她始終堅持人和萬物一樣，“各有各的性”。正是因為“性”的相合，如花能聽到花開花謝的聲音，羅包能摸出豆子的不同脾性，區分豆子的急躁或溫馴。從這些人物身上，民間對人與萬物關系的理解、對二者和諧共生狀態的追求清晰可見。

二、鄉土文化與民間生命觀

作為一種倫理文化，民間生命觀不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它建立在具體的文化背景之下。民間生命觀與鄉土文化有著緊密的關聯，它植根、生長于深厚的鄉土文化土壤，鄉土文化的獨特屬性始終滋養和浸潤著民間生命觀。在鄉土社會中，生命觀是一種相對隱性的存在，它潛藏于文化深處。然而在《有生》中，大到百年鄉村演進，小到人物的言行選擇，無不表露出民間的生命態度。

生命觀同鄉土文化的交融是《有生》的一個重要特質。透過生命觀這一表象，更能窺視到小說深層結構中潛在的鄉土文化，而借助鄉土文化，則更易從根源上理解和把握民間生命觀。

首先，對生命的強調與重視這一理念本身就以中國鄉土文化作為支撐。《有生》是一部充溢著“生命感”的小說，與生命緊密相關的接生、求子以及生育等行為貫穿故事始末。作品講述的百年歷史中，很長時期都處于生存環境相對較差的階段，除了戰爭頻繁、物質匱乏以外，經濟發展和醫療條件也都極為落后，但即便在這種條件下，民間的生育、接生都未曾停滯。事實上，生育不僅僅是生物本能的繁衍行為，更是農耕文化注入民間生命的表現。傳統農業社會的生產勞動方式要求家庭中大量勞動力的參與，也催生了農耕文化中對于多子多孫、人丁興旺的期盼。這一現實需求在以農業為本的鄉村社會中得到了更為完整的保留。此外，鄉村社會中廣泛存在的生育神崇拜、生殖崇拜同樣表現出對血脈延續的渴望和重視。小說中，祖奶的父親為妻子帶回形如生殖器的褐紅色石頭，夫妻二人視之為象征著生命的“神石”，接生了一輩子的祖奶被視為“地母”供奉起來，后輩們向她祈求孕育生命。將與生命、生育相關的物或人高度神化，這些行為本身可見鄉土社會中生殖崇拜的深層文化心理結構。

其次，死亡是生命無法回避的命題，對死亡的態度亦反可見出質樸的民間生命哲學。生命是交替更迭、循環往復的“生死場”，有生命降生，就有生命離去。死亡往往被認為是生命的終點，但鄉土社會應對死亡問題時，常調動生死輪回的生命觀作為心理機制。作品中，錢玉因煤礦坍塌身亡后，如花悲痛萬分，直到發現錢玉“變成”了烏鴉，她才招回了自己的魂，“烏鴉丈夫”被毛根射殺，又是轉世之說重新帶給她生的希望。如花并非不明白“人死不能復生”的道理，而是在心理上刻意回避這一現實，渴望丈夫轉世能得到他人的確認，這種信念在得到錢寶關于物質永恒的回答后更加堅定。類似的情節同樣出現在祖奶的生命中，在痛失女兒白杏后，祖奶堅信白杏已經變為蝴蝶。在此，烏鴉、蝴蝶都承擔著生命再生的意義——生命可以通過形式的轉化實現延續，這一信念對內心絕望之人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輪回轉世之說顯然具有強烈的宗教色彩，不過，在此與其稱之為宗教文化，不如說更貼近于一種民間生命哲學。這種源自宗教的生命觀在鄉村流傳甚廣，并且被民間生命哲學所吸收融會，滲透在人們的日常生命態度之中，最終被內化為一種鄉土生存經驗。因而，即便如花、祖奶并非有著虔誠的宗教信仰，在遭遇至親離世時，她們依然本能地借助輪回轉世之說化解心靈的巨大悲痛。對宗教觀念的吸收也正說明了民間生命哲學的現實性，小說中北風和方鴻儒先生的談話已指出民間信仰廣泛性、實用性、功利性太強的特點，不過從實際問題出發，能夠幫助、指引人度過無處遁逃的內心苦痛才是民間生命哲學的價值意義所在。

再次，人與自然生態和諧共存、萬物共生的生命整體觀與鄉村現實環境有著緊密的聯系。民間生命觀之所以具備開闊的生命視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作家將對內在生命的關注和體驗延伸到了外在的自然環境中。鄉土社會中，人依賴土地而生，土地是生命的根基，土地上的一切自然生命都是《有生》關注的對象。宋莊的自然環境是相對原生態的，其中包含了豐富多樣的生命體，小說不僅提到了獨特的鄉土植物“害害”“酸柳”等，更通過宋莊人對花草昆蟲的命名傳遞出人與自然環境高度融合的狀態，如：“宋莊人給許多花草命了名，比如鈴鐺花、老牛疙瘩、粘惹惹、雞冠紅、臭爛香、喇叭花、小金豆、美人眉、血蓬頭、牛不吃、狗舌頭、血菊花。”（4）“宋莊人亦給蝴蝶起名字。藍的叫藍花蝶，粉的叫海棠蝶，黃翅帶有黑斑點的叫葵花蝶，褐翅并有斑紋的叫老虎蝶，翅細長、撲臉有痛感的叫扁擔蝶，翅圓如扇飛過耳側有涼意的叫扇子蝶。”（5）長期與自然的共生狀態使他們深信萬物有生，萬物有靈。

一定程度上，生命觀決定了外在世界的樣貌，反之亦然。作家能夠以全局性眼光對鄉土生命進行整體觀照，這是因為人不單單是一種社會性存在，在鄉土環境中更是一種自然性存在，人與自然長期相互依存，鄉村現實環境直接塑造著民間生命觀。這種和諧共存的生命整體觀與當下有意識倡導的自然、生態觀不同，它更接近一種無意識的本能，鄉土環境中天然產生的生命意識是具有鄉土的原生性的。從結果上看，民間生命觀又與當下的生態文化觀有著內在的一致，都是在人和生態的關系中表現出協調融洽、萬物共生的追求。

最后，小說在苦難中折射著生命的韌性，這一特質同樣具有極其濃郁的鄉土文化印記。宋莊的土地上從不缺乏苦難，但作品自始至終都未曾出現令人窒息的絕望感，這在某種程度上源自宋莊人生命深處堅忍的承受力和不屈的抗爭力。百余年的時間里，天災人禍不斷降臨，宋莊經歷了旱災、饑荒、兵匪、戰爭等毀滅性的劫難，鄉村的底層民眾顯得極其渺小卑微。但一代代宋莊人亦有自己的生存之道，他們以自己的方式默默承受、應對著苦難。毛根、宋慧以靜默隱忍吞咽生活之艱；如花、羅包在對物的感知中附冀生命，實現精神的自洽寧靜；更有麥香等人意圖在對祖奶的傾訴中消磨生命之苦。祖奶更是其中的典型，接生是她度過艱苦歲月的方式，她在一次次接生中確認自我價值，思考生命的意義，生的延續在一定程度上抵抗著死的絕望。

鄉土中國多災多難的歷史現實不僅沒有擊垮這些底層生命，反而磨礪了他們堅韌的性格，這種剛強堅韌深藏在中國人的文化品格深處。對于民間生命而言，與苦難共處是一門學問，小說中他們的沉默寡言、滔滔不絕的傾訴、日復一日的忙碌，這些都是另一重意義上的“抵抗”，底層生命頑強生存本身就是一種壯舉。美國傳教士亞瑟·史密斯將隱忍視為中國人的重要素質之一，“當巨大災難襲來之時，中國人展現了非凡的忍耐力”。（6）幾代宋莊人集中體現了隱忍的力量，這是一種默默承受苦難的品質，是鄉土中國生命意志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中華民族綿延至今、生生不息的精神根源。

三、藝術與思想的交融

為了更全面完整地呈現以民間為中心的生命觀，《有生》在藝術層面也表現出一定的獨特性。

最突出的當屬小說的結構問題。依胡學文所言，《有生》采用的是偶然創造出的“傘狀結構”，（7）從文本來看，無疑是以祖奶作為“主傘骨”，以如花、毛根、羅包、北風和喜鵲五人作為“支傘骨”來結構小說的。這一結構方式具有開放性，能從多個視角觀測不同生命。作品如一把打開的生命之“傘”，以生命為脈，將歷史與現實、苦難與反抗、理性和欲望，無盡的生老病死、悲歡離合等收入“傘”下。同時，“傘狀結構”又具有高度集中的特點，能夠圍繞著生命這一核心命題將故事收攏。祖奶作為生命的引領者和見證者居于中心，其他五人均經由祖奶之手出生，人物的命運之間相互交織關聯。也正因為結構的設計緊密地圍繞生命主題展開，即便小說涵蓋了極長的時間跨度、繁多的人物和事件，依然表現出高度的整體性。

在敘事上，《有生》中存在著兩種明顯的策略。一種是幾乎隨處可見的預敘敘述方式，預敘指“在提及先發生的事件之前敘事一個故事事件；可以說，敘述提前進入了故事的未來”。（8）胡學文非常熱衷于在故事中插入預示性的語言，提前將后續事件透露給讀者，例如：“她絕不會想到，四年十個月以后，她的烏鴉丈夫將被毛根射殺。”（9）“我和父親沉浸在喜悅中，并不知道災難已經在來的路上。”（10）“一場劫躲過，另一劫卻就此埋下。”（11）“那時，羅包并不知道一個叫安敏的女人將讓他的人生轉向。”（12）諸如此類的預敘事在小說中比比皆是，這種方式也是由祖奶在生死以外回看人生的立場和高度決定的，特殊的身份使她更能看清生命不同節點之間的聯結，看清生命過程互為因果的關系，也使她更能參透蘊含于生命中的思辨性，把握被偶然性和必然性法則支配的現實。

小說敘事上的另一種策略則是以“有因無果”的方式還原了生命開放性的一面。《有生》以大量的筆墨鋪墊了許多懸念和疑案，不過，大多鋪墊直至小說結束都沒有得到回應。比如，麥香因為丈夫的背叛，再三到羅包的店里示威，揚言要進行報復；喬石頭計劃收購垴包山、建祖奶宮，挨家挨戶勸村民簽字；楊一凡不斷收到關于蜂王的神秘短信，調查養蜂女事件；等等。然而無論是報復、收購還是調查，在小說完成時都尚未交代結果，故事以一種未完成的狀態結束。這種“有因無果”“有頭無尾”的效果或許是作家有意為之，暗示著這些人的生命也會如同形式所表現的一樣，以開放的狀態走向未知。

除此以外，小說還在藝術層面上展現了生命實在和隱秘的兩面，兩個方面共同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宋莊世界。

一方面，小說以密布的庸常化、世俗化細節填充著人物完整的個性和生命，呈現著生命具體而實在的部分。在“傘狀結構”的支撐下，小說建立了堅實有力的骨架，大量細密飽滿的生活和心理細節則充當著必不可少的傘布，使小說兼具形式和內容上的完整性。小說從宏大命題出發，于細微之處著筆，通過豐富的日常生活經驗給鄉村書寫帶來具體的實感。即便對生活中的微小物件，都有非常細致的描摹：“布是灰藍色的，顯然是從舊褲子或舊褂子上剪下來的，洗過多次，顏色不怎么均勻了。藍包里是淺綠色的絨布袋，袋口用紅綢條系著。綠絨也是舊的，可能是因為那鮮艷的紅綢條，也因為層層包裹，顯得神秘而隆重。”（13）類似對細枝末節的刻畫在小說中還有極多，這也提示讀者生命歷程絕非抽象的生老病死、四季交替，而是具體的庸常歲月，是一些看似無意義的瑣碎瞬間的堆砌。對心理細節的關注同樣是作品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這部作品中，生命的實在性落實在細膩鮮明的心理體驗上，尤其是在如花、毛根、北風、羅包等人身上，他們擁有豐富的情感世界，他們的愛恨、恐懼、壓抑如抽絲剝繭般顯露，人物完整立體的形象離不開對他們情感世界的細膩體察。對生活和心理細節的執著也反映出作家從細微之處把握生命的態度，以這種細微為支撐，生命的實感和厚度才得以彰顯。

另一方面，《有生》以象征、隱喻等方式打開了生命神秘、不可知的一面。小說里烏鴉、蝴蝶、喜鵲和蜜蜂等存在物都或多或少地具有神秘色彩，承擔著非比尋常的隱喻意義。其中，最典型的莫過于貫穿全書的螞蟻意象，它時而現身時而隱匿，穿梭于當下與過往、現實與幻象。胡學文選擇了一只游走的螞蟻串起祖奶在當下一日一夜的敘事。年老的祖奶雖口不能言，但知覺依然靈敏，在她的敘述中，這只不斷游走的螞蟻存在感極強。螞蟻曾幾次出現在祖奶的生命中，自從母親難產去世時成群螞蟻爬上她的身體，此后螞蟻的每一次出現幾乎都伴隨著禍事。因而，祖奶堅信螞蟻預示著災難，她曾說：“我不懼兵匪，不懼狂風，但這小小的螞蟻卻讓我心驚肉跳。”（14）這只不斷在竄的螞蟻亦牽動著祖奶內心深處的恐懼和焦灼，即便祖奶已超越生死界限，見證不少世事變遷，但依然無法完全跳脫出生命的神秘性。

最后，以民間為中心的生命觀自然建構在對民間的全面了解之上，這部小說中，鮮明的鄉土底色顯示出了胡學文深厚扎實的鄉村生活經驗，也為作品帶來了本真質樸的美學風格。胡學文從自然地理、鄉土風物、飲食鄉俗等諸多方面對宋莊進行整體表現。對地方風物的著錄不但有助于地方色彩的凸顯，也反映出民間萬物共生的繁榮生態。此外，小說中還寫到了塞外鄉村的說唱藝術“戳咕咚”，詳細介紹了地方飲食“三下魚”的做法，對地方習俗也有涉及，如建房子蓋頂要宴請蓋頂糕等。生命這一主題固然嚴肅，也伴有頗多苦難波折，但鮮活生動的地方書寫依然為民間填充了豐富色彩，更為生命帶來了不少溫情詩意的瞬間。

四、文學突破與現實啟示

生命是文學最重要的母題之一，《有生》以民間立場審視生命，不僅實現了文學層面的突破，更具有現實層面的啟示意義。

從文學層面來看，以往鄉村書寫大多是立足于政治、現實的角度，從民間生命出發對鄉村進行表現的作品相對較少。在這一視角下，《有生》的突破之處具體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從態度和立場上對民間的融入。以往持批判眼光的鄉土書寫，大多難以擺脫知識分子的審視姿態，造成了作品從外在表現到內在思想上與鄉村的雙重距離感，具有較強的主觀性。《有生》沒有在回望鄉土時表現出批判、憐憫或同情，也沒有對鄉土刻意美化。主人公祖奶一方面是作為個體在經歷自身的人生，另一方面，因其職業的特殊性，又自然地融入宋莊的歷史，實現了對個人身份和個體化生命的超越。準確來說，《有生》是借助祖奶之口表現對普通生命的理解。鄉村百姓并非皆是美善的化身，他們也可能存在品格、個性上的種種欠缺，小說中的如花、李二妮、李桃等人在性格上也有偏執、執拗、自我等問題，但在祖奶的講述中，這些人都有可憐和身不由己之處，甚至對于曾經傷害自己的人，祖奶也坦言“怨恨過，但都丟掉了”。實際上，正是因為祖奶對民間疾苦的切身體驗，才能有從情感深處對他人生命的理解和體察。

這一態度與胡學文選擇的立場有關，作為一位真正的鄉土作家，胡學文生長于鄉村，也在作品中真正地回歸鄉村。小說里的祖奶即便對喬石頭的行為極為不滿，在內心阻攔了千遍萬遍，但在行動上依然是一個口不能言、身不能動的無力者。相比于回望或歌頌，胡學文更傾向對鄉土文化的忠實呈現，他尊重鄉村的原生狀態，尊重每個生命、每種個性的自然發展，以此態度立場出發，致力于呈現民間生命的原本面貌。

第二，對生命表現的深刻。長期以來，鄉土小說對家族史、村莊史的書寫都更致力于一種歷史觀、文化觀的傳達，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這一現象更為突出。雖然這類小說中不乏優秀之作，不過，此類小說中文化、歷史有時會凌駕于個人之上，人的命運、生命觀也部分地讓渡給歷史觀和文化觀，由此，生命的價值和意義不得不在觀念的確證中得到實現。從這方面來看，《有生》以生命為視角的立場要求作家直接進入民間文化深處，把握其實質部分。作品旨在反映百年來民間生命的坎坷歷程，關注普通人在苦難面前的掙扎自救。在小說中，“生存”構成了人物行動至關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動因，當思想因素退居其次，“活著”則成為人物行動的第一前提。另外，《有生》以生命作為視角或方法，但又未局限在對生命本身的抽象揭示上，而是透過生命將文學的觸角延伸至歷史與現實的方方面面，包括自然生態、民間文化、制度、倫理、道德等層面，在這種基礎上，生命不是形而上的單一命題，而是沉淀著多重復雜因素的具體實在，是鄉土文化、歷史和現實的凝聚。

第三，是對“史”的主動割舍和讓步。《有生》以“史”為背景，彰顯作品主題——生命，在文本層面實現了敘述重心從歷史到生命的轉移。生命是這部作品最重要的關鍵詞，歷史如何演進是相對次要的，更重要的是生命如何在歷史的波瀾中代代相傳，繁衍生息。因而，即便故事敘述的時間跨越了百年，涉及朝代更迭、清帝退位、偽蒙疆政府統治等重大歷史事件，但表現的重心始終在生命，人首先是一個完整的生命存在，其次才是歷史的承載者。不過個人和歷史無法割裂，在對生命主題的建構中，歷史的符碼被各個擊破，成了水到渠成、順理成章的事情。以祖奶的子孫為例，李春是偽蒙疆政府的侍衛，在隨德王逃離途中身亡；李夏在趕駱駝的路上遇上高粱軍喪命；喬冬短暫的生命都在為公社積極勞動，意圖擺脫母親的影響，他們的選擇際遇皆與時代現實息息相關。人物的命運無法脫離具體的時代變遷，在對生命的持續追蹤中，歷史變遷的線條得到了完整的勾勒，一部鄉村百年歷史也悄然浮現。

從現實角度看，《有生》向我們傳遞出以民間生命觀為代表的鄉土文化的價值，這對當下如何看待鄉土文化這一問題是有啟發性意義的。

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鄉土文化中落后、保守的部分被視為“舊”思想被大加揭露和批判。但其實，民間文化的思想內涵遠不是封建迷信和保守落后可以簡單界定的，而是具有某些超越時間和空間的普適性因素。民間生命觀亦如此，從作品來看，生命轉世的說法固然代表了迷信的一面，但民間生命觀以潛在的方式引導人們處理生與死、人和他人、人和世界的關系問題，長久以來維持了鄉村秩序的穩定。另一方面，產生于民間的生命整體觀中蘊含著的生態觀念和對生命意義的珍視，都包含著質樸的人道主義因素。這些都是我們今天應更全面理性看待的部分。

事實上，鄉土文化也內在地含有對現代性的警惕。《有生》中鄉土文化與現代性的沖突主要產生于垴包山開發事件中。喬石頭意圖買下垴包山，并建立祖奶宮，將其打造成旅游勝地。這一舉動獲得了從村主任到鎮長的支持，但在宋莊群眾中卻并未順利進行，這并非因為大眾對現代資本進入鄉村的弊端有著理性深刻的認識，而是他們出于民間基本的價值判斷、根深蒂固的生命觀念做出的本能選擇。面對喬石頭的“偉大”設想，祖奶內心極度抗拒：“萬事都要有個度，就像吃飯，飽就是度，過度就是撐了，撐裂腸胃，撐壞身體。任你再怎么能，也不能破壞上蒼的法則。”（15）另一個表示明確反對的是毛根，他的亡妻胖女被安葬在垴包山上，一旦垴包山開發，胖女將不得不遷走墳地，毛根便后悔在協議書上簽字，甚至搭建木屋守在墓旁。祖奶、毛根的態度背后既有以“萬事有度”的民間處世哲學，又有鄉村敬畏生命、尊重逝者以及安土重遷的觀念。在現代化浪潮侵犯到鄉村思想時，這些觀念近乎本能地激發出他們的警惕態度。

早在20世紀20年代，周作人在《地方與文藝》《〈舊夢〉序》等文章中就曾直接倡導文學創作上的地方特色，認為“風土的力在文藝上是極重大的”，（16）肯定“從土里滋長出來的個性”。（17）如今，《有生》再度以創作實踐表明，要完成一個獨屬于中國鄉村的故事，地方色彩依然是作家最有效的利器，鄉土文化則是極其深廣豐富的礦藏，經得起一代代作家的探索和開掘。認識并使用鄉土文化資源，在今天仍然是文學的重要主題之一。

總體來說，《有生》是一部突破之作，其中凝聚著作家對民間生命的深入把握和思考，堪稱一部獻給民間生命的頌歌。同時，它也超越了對生命問題的探索，進入現實文化層面，展現出文學作品應有的社會責任擔當，啟示我們唯有真正客觀認識中國鄉土文化，才能在多重文化沖擊的當下站穩腳跟。《有生》更是一部屬于胡學文的經驗之書，在一些作家想象鄉村、重塑鄉村時，胡學文用過往的珍貴鄉村經驗建立起自己的文學世界。幾年前，胡學文吐露他對一個“會講故事的外婆”的渴望，因為現實中外婆“從未給我講過童話故事，她沒文化，沒有名字，她只知道自己姓焦。但她本人就是一個故事，一個我參與并無數次想象的故事”。（18）《有生》中，我們看到他將渴望和想象都落在了紙上，可以說，祖奶這一形象既是胡學文為讀者建立的，同樣也是為過去的自己建立的。一旦進入《有生》的世界，伴隨著祖奶持續地輸出故事，那些遠去的、傳奇的、驚險的故事便一個個在歷史的回廊中迤邐而來。

注釋：

（1）胡學文：《有生》，第611頁，南京，鳳凰文藝出版社，2021。本文所引《有生》皆出自此版本，只注明頁碼。

（2）胡學文：《有生》，第794-795頁。

（3）見梁玉敏：《論儒道釋生命觀及其現代價值》，《求索》2013年第9期。

（4）（5）胡學文：《有生》，第799、804頁。

（6）〔美〕亞瑟·史密斯：《中國人的素質》，第118頁，梁根順譯，西安，太白文藝出版社，2007。

（7）胡學文：《我和祖奶》，《有生》后記，第941頁。

（8）〔以〕里蒙-凱南：《敘事虛構作品》，第83頁，姚錦清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

（9）—（12）胡學文：《有生》，第86、92、97、272頁。

（13）（14）胡學文：《有生》，第67、831頁。

（15）胡學文：《有生》，第501頁。

（16）周作人：《舊夢》序，《周作人文類編3：本色》，第733頁，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

（17）周作人：《地方與文藝》，《周作人散文選集》，第78頁，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9。

（18）胡學文：《文學的恩賜》，《文藝報》2014年8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