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87年春天，作家馬烽在參加全國人大會議期間答中外記者問時曾明確表示：作家不管寫什么，怎么寫，只要有利于文藝的發展，能給不同層次的讀者提供精神食糧，都應該允許。用他形象化的說法是：就像街上的小吃，只要有營養，符合衛生標準，賣什么都行。他從不把自己的創作主張強加于別人，但他自己選擇的路子也決不改變。總結馬烽60多年文學創作生涯，可以歸納為“三個原則”：讓農民讀者喜歡，認定深入生活的路子，以真誠的責任感寫作。作為一個作家，真誠和一以貫之是最可貴的品格，而真正能做到這一點的卻為數不多，馬烽做到了。

馬烽從自己的親身感受中，懂得中國農民有喜歡故事的習慣。對于大段的風景描寫、冗長的心理分析、重疊的倒裝句子，他的態度是：“我毫無貶低這種表現手法的意思，相反的，我倒是覺得有不少可以學習借鑒之處。我只是說這種形式，知識分子比較歡迎，而不適合中國農民的胃口。”正如趙樹理是要讓他的作品打入地攤書籍中，馬烽是要讓自己的作品成為農民在農事消閑的時候，或者夏日的傍晚散坐在打麥場上乘涼時候的讀物。他把自己的讀者對象定位于農民，不僅是由于他從小生長在農村、熟悉農村生活，而且他對農民有著深厚的感情，為農民的憂而憂，為農民的樂而樂。因此，馬烽每寫一篇作品都要考慮讀者的閱讀興趣。他之所以要追求風格幽默風趣、明快清新，結構有頭有尾、脈絡清晰，人物活靈活現、栩栩如生的藝術表現方法，正是因為這樣的作品容易吸引農民及農村干部。

最早也最能體現馬烽為農民寫作思想的，是1945年到1946年跟西戎合作的長篇小說《呂梁英雄傳》。這是解放區作家創作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有著重要的意義。

抗日戰爭爆發后，晉綏邊區涌現出了無數的民兵英雄事跡，層出不窮地傳播于群眾當中。馬烽和西戎耳聞目睹，深受感動，使他們產生了“譜以青史，亢聲謳歌，弘揚后世”的創作“沖動”。正好，1945年春天，晉綏邊區召開的第四屆群英大會一結束，馬烽和西戎所在的《晉綏大眾報》編委會決定，由他倆挑選一些典型材料，編成連續故事在報上連載。于是，他們多方搜集材料，采訪受表彰的先進人物，討論寫作大綱，確定使用農民群眾喜歡的、傳統的章回體分頭寫作。1945年6月，《呂梁英雄傳》開始在《晉綏大眾報》上連載面世，作品馬上受到農民群眾的歡迎。許多識字人把閱讀《呂梁英雄傳》當作重要的事情，不識字的就圍坐在一起請識字的人朗讀。故事中的英雄雷石柱、孟二楞，武工隊員武得民，成為晉綏邊區家喻戶曉、老幼皆知的人物。馬烽自己的切身體會更深，他后來曾回憶說，有一回他到興縣界河口采訪，村公所文書看了介紹信，知道了他是《呂梁英雄傳》的作者之一，對他特別熱情，并告訴了村民們。晚上，男女老少涌到村公所，再三要求馬烽講報紙上還沒有登出來的故事。他被群眾的熱切愿望所感動，只好現編現講，一直講到雞叫，故事里把敵人“擠”走，大家才滿意了。

新中國成立后，《呂梁英雄傳》先后被人民文學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多次重印，并且被翻譯成日文、俄文、波蘭文等外文在國外出版發行。1951年日本學者三好一先生在《呂梁英雄傳》翻譯后記里寫道：“我在讀這部作品時，便想到一定要盡快讓日本國民讀到這本書，理由之一，是想讓日本的同志們再一次認真地反省一下我們日本軍過去在中國大陸上究竟干了些什么事？再者，是想讓日本的同志們知道中國人民過去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做了如何英勇的斗爭，過去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以及現在我們日本人民在亞洲所處的境地——翻譯著這部作品時，我也深深地思考著這些問題。”作為一個曾經給中國人民造成巨大痛苦的日本民族的一員，能夠選擇表現中國人民抗日斗爭的《呂梁英雄傳》，翻譯給日本人民進行反省，可以看出三好一先生的勇氣，也說明了《呂梁英雄傳》的價值和影響。“文革”結束后，馬烽和西戎應人民文學出版社之約，又集中一段時間對全書作了校閱、修改，于1977年底重新出版，成為紅色經典著作之一，以后隔幾年印刷一次。

馬烽成為知名作家后，經常有人問他：你幾十年從事文學創作最深的體會是什么？或者有什么經驗和訣竅？他會毫不猶豫地回答：實實在在深入生活，到生活中獲取素材。他在許多篇創作談文章中，談得最多的是深入生活話題；他在各種場合的發言或講話中，反復強調的也是深入生活；他與中青年作家交往或者接待文學愛好者，還是誠懇地奉勸他們千萬不要脫離生活。

馬烽在創作前，如果沒有去他熟悉的農村與農民生活上一段時期，沒有把自己的感情同農民的心靈融會貫通，就會感到不踏實，寫出的作品總是不滿意。他一有機會就去農村走走，從不用記者采訪式方法，總是把自己當作農民中的一員，同干部們研究工作，同大娘大嫂們拉家常，同小伙子們說笑話，甚至還調解家庭糾紛。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他騎上自行車，帶著行李卷兒，走到哪里就住到哪里，飼養房、土窯洞、工棚、破廟都住過；農民也從不把他當作家、當外人看待，親切地稱他“老馬”。正是有了這段經歷，兩三年工夫，馬烽寫出了十幾篇小說和電影文學劇本，如《飼養員趙大叔》《我的第一個上級》《我們村里的年輕人》等。其中的幾個作品當時就轟動一時，在讀者中的反響非常大，幾十年以后也仍然留在許多人的記憶中。他與趙樹理、西戎、束為、孫謙、胡正在這一時期的作品，是文學界的一個熱點，也是后來人們稱他們為“山藥蛋派”的重要依據。

進入新時期，馬烽年歲大了，不再騎自行車，坐上了汽車，但他發揮汽車的優勢，盡量多跑一些地方，多接觸一些人，真正了解農村中存在的問題和農民的思想。1978年，北京電影制片廠約他和孫謙寫一部反映農村題材的電影文學劇本。于是，兩人結伴下鄉，跑了交城、文水、汾陽、臨縣、榆次、平定等縣，廣泛接觸農村基層干部，走訪農民群眾，實地考察了好幾處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工地；同時，結合他們幾十年對農村生活的了解，經過深思熟慮，寫出了反映縣委書記朱克實撥亂反正、解決冤假錯案、大抓農田水利建設故事的電影文學劇本《新來的縣委書記》。劇本改名為《淚痕》拍成電影后，舉國上下轟動一時，成為新時期“傷痕文學”的代表作之一。

獲得1987—1988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的《葫蘆溝今昔》，就是馬烽在下鄉時發現，當時大多數人對于責任制之前的農田基本建設持全盤否定的態度，認為它是“學大寨”的產物，不愿承認責任制以后一些農民的富裕正是建立在其基礎上的，結果使本應屬于經濟領域的農業生產又落入了政治窠臼。馬烽在這個小說中，用當代意識和歷史態度觀察80年代中國農村發生的變革，從現實與歷史、局部與全貌、表層與深層的有機統一中，揭示農村改革的某些本質問題，希望人們正確認識和理解一些已經成為歷史的事件。

馬烽成為職業作家，并不是他開始寫作時所意料到的。他起初發表作品時還是部隊宣傳員，以后又做了幾年報紙編輯，因此，他總是密切關注現實，有一種責任感驅使他寫作。他成為專業作家以后，仍然是以真誠的責任感去表現現實生活中的各種矛盾、問題，或者贊美人民群眾的創造精神、淳樸心靈。他的作品實際上是中國農村上世紀從40年代到80年代走過的歷程的風雨表，每個階段農村工作的成就與問題、農民的思想與生活，都可以從他的作品中找到反映。50年代，他滿腔熱情地去贊頌心靈高尚的普通人物，也誠心誠意地去揭示社會前進中的問題，比如《結婚》《飼養員趙大叔》《三年早知道》屬于前一類；而《一篇特寫》《四訪孫玉厚》屬于后一類。

新時期以后，馬烽一如既往，繼續以真誠的責任感去創作。所不同的是，他的作品隨著整個民族的反思，深沉的思考代替了簡單的謳歌，更注意將筆觸伸入到人的心靈深處，以展示社會變革帶給人們思想上的震顫，表現人們對重大社會問題的態度，提出一些帶有普遍性的問題讓人們去研究。比如，中篇小說《伍二四十五紀要》以農民式的幽默，對農村三十年來的風風雨雨進行反思，用一個普通農民的戲劇性遭遇，諷刺了虛假的工作作風；《結婚現場會》則運用獨特的構思方式，從經濟和生產發展的角度提出農村買賣婚姻的嚴重性。最有代表性的，是他跟孫謙合作的電影“農村三部曲”《咱們的退伍兵》《山村鑼鼓》《黃土坡的婆姨們》，要說明所有農民都富裕起來才是方向的道理。“農村三部曲”以極大的熱忱塑造了一批出類拔萃的農村青年形象。這些青年是農村改革大潮中涌現出來的新人物，是帶領群眾走共同富裕道路的關鍵人物，體現了兩位作家倡導農民共同富裕的思想和期盼農村深化改革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