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01

我清楚地記得這個老縣城那沉悶的年代，記得它緩慢的爬行，它深重的土氣和異常的安寧——那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最初的幾個年頭，這個被滬甬鐵路橫穿而過的小城還在滿街的牛糞味中做著農業時代的殘夢。我清楚地記得它沿街的點心鋪里醬紫色的長凳和桌子，蒸籠揭開時騰起的白霧，就著油條喝豆漿的一張張油光光的臉孔。我還記得江邊的菜市場嘈雜的市聲。一長串衣著臃腫的人，排著長隊從船上卸大白菜，一群孩子在江邊撿菜葉子（冬天也赤著腳）。一條青石板砌成的比盲腸長不了多少的直街，旁邊的街弄集聚著鐵器店、理發店、包子鋪、大糕店、葦席店、冥器店、漁具店、紐扣店、南貨店、草帽店等數十家店鋪。從民國三年就矗立在那兒的縣政府的門樓，中間懸著一塊“文獻名邦”的匾。不遠處的石拱橋上，每天清早總有縣越劇團的人在吊嗓子。咿咿咿——哦哦哦——咿咿咿。那時候，全縣的人都叫得出這些角兒的名字。土黃色外墻的小火車站，窄窄的候車大廳里，漆色剝蝕的長木椅上坐著些表情漠然的人。墻上一只大鐘，長年累月咔嚓咔嚓走動，像一個老人遲緩的腳步。喇叭里一個女人的聲音在報車次，帶著濃重的本地口音的普通話在空落落的大廳里回響，誰也沒有聽清她在說些什么……印象中，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就是由這些支離破碎的畫面疊加拼裝成的。它們靜靜的殘缺，病態的富足，在記憶的光照下成了一座頹敗的舊建筑。

02

女人們的上衣和裙子的顏色都很艷。大紅、大綠、檸檬黃，也不講究什么上下的搭配。該寬的窄了，該繃緊的地方又松松垮垮。還有“蝙蝠衫”，手垂下來時腋下掛著一大片皺褶，張開來像《動物世界》里翼龍的蹼。遠看滿大街都是史前動物。頭發一式燙得卷卷的，圓臉長臉的都是這種發式。男士們呢，最時髦的上衣就是花襯衣或加一件藏青色的開司米背心。我十六歲那年就達到了這個時代的最高時尚水平，我有三件花襯衫，大花的、碎花的和格子的。

城不大，毗鄰著鐵路的縣一中，已經算是城西地帶了，再往西就沒有房子了，全是水稻田，還有縱橫交錯的河道。從高處看（海拔50米的龍泉山是這個城的制高點）就像一張閃光的蛛網。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縣里的公審大會在縣一中開，結束后就把人犯驗明正身，拉到操場西南角斃掉，所以人們說此地陰氣重。后來公審大會是不常開了，一年一度的春季耕牛交流會卻沒有間斷過。到時，學校停課，滿操場全是“哞哞”叫的牛和一灘灘冒著熱氣的牛糞。牛市過后，收拾攏來的牛糞堆得似小山高。學生們大多是從周邊農村考上來的，不怕臟臭，圍在操場上壘干牛糞。

每年11月光景，滿街梧桐樹落盡了葉，縣政府的秋季物品交流大會也就開張了。那時物資緊缺，所以交流會對全縣的民生很重要。標語早就掛出來了，紅紅綠綠的，賽似過節。城中的幾條主要街道上搭起了一長排的簡易棚子，擺著大宗的農機具、鐵器，服裝、皮箱、竹木器、漆器、鍋、盆、碗、鏟一應日常生活用具。國營的、大集體的、社隊辦廠的，各個廠家都有自己的攤位，管攤位的也不吆喝，拉長著臉，只有人到了跟前才搭講幾句。這么多的物品刺激著眼球和神經，所以也沒有人在乎他們的冷淡。“秋交會”（人們已經習慣了這樣的簡稱）后，留下滿街的標語和半尺高的包裝紙，風吹雨打，全褪了色，像一張戲子的臉，說不出的凄惶。

這就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前夜。整個城像一個集群而居的大村莊，在雞鳴狗吠中繼續著農耕社會茍延殘喘的夢。布衣素食，生活至味，日常所需，自給自足。尋常日子里幾乎用不著跟商品打交道——商品，只有在類似“秋交會”這樣的場合才讓人意識到它的存在。除了在街巷間“突突突”冒著黑煙如水牛般橫沖直撞的拖拉機，和縣政府的幾輛車屁股上掛著個大輪胎的吉普車，整個城都在慢悠悠地爬行。

在一張拍攝于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舊照片上，我毫不費力地找到了我天天行走的街道、拱橋、馬路和翹著飛檐的鐘鼓樓，還有一家那時叫“宏濟堂”后來叫“健民”的藥店。在這張已然泛黃的照片上，我發現，占據畫面中心的合影人（這些官員和士紳都是當時這座城里的顯要人物）的表情也很熟悉，一樣的知足和隱忍。有一瞬間，我驚悚地以為我面對的是一座消失了時間的城。這里的人和事永遠不會消亡。他們在不斷重復。太陽底下都是影子和影子的影子。這一切不斷增殖、重疊，像一個鏡中世界。人們不再知道是生活在現世還是在往事中，不知道迎面相逢的是一個熟人還是一個幽靈……

03

幾年后，這個以農業、輕紡、塑料、來料加工業為經濟支柱的縣城升級成了市。盡管這個“市”的前面還要加一個帶括號的“縣級”，地方黨政官員還是迅速認識到了精神文明的重要，城市總要有城市的模樣吧？城里人的生活總要有城里人的樣子吧？于是以政府公告的形式出臺了“六不”“五要”“四規范”“三突出”（戴著紅袖章的小學生在街上隨便逮住個人就問你什么是“六五四三”）。于是風光一時的拖拉機再也不能跑進城來撒野了。于是穿著西裝打著領帶的市長們面對電視機鏡頭再也不能像公社書記一樣拍桌子罵娘了（在漂亮的女主持人面前他們拘謹得像小學生一般）。就像一個剛發達起來的人急于掩飾以前的窮相，一夜之間，滿大街的廣告牌都用“市”蓋住了“縣”字。

漫畫式的征象后面是革命的實質。這革命就是一種生活方式滲透、覆蓋甚至替代了另一種生活方式。其實，革命更早的時候在其他地方就開始了——它像一場大雨澆濕了各家各戶的屋檐。延續了數十年的日常生活的格式消失了。

撤縣設市一年后，政府一聲令下，城郊幾個村的數萬畝水稻田全都改種大棚蔬菜。我父親，一個在城鄉接合部的農田里水牛般蹚了大半輩子的稻農，不得不改變他頑固堅持了大半生的勞作方式，像一個小學生一樣從頭學起：開渠引水，改變田間結構，像參加掃盲班一樣參加“蔬辦”組織的大膜育秧、間種套種技術，去農技站購買優質或不那么優質的化肥，并像一個煉金術士一樣成天窩在屋子里研究各種農藥的成分配比。而我母親，一個長年在鍋盆碗筷中轉悠的家庭主婦，則被驅趕到菜市場去守一個僅容轉身的菜攤。問題是，父親侍弄瓜果蔬菜遠沒有他種水稻那樣得心應手，常常是菜價高時他的番茄、豇豆、南瓜還在地里長個兒，到可以收來上市了，卻不得不賤賣。家庭戰爭由此爆發。一個怨一個種不好，一個怨另一個賣不動，因口角齟齬而慪氣，而罵罵咧咧，空氣中濃烈的火藥味像是隨時要爆炸開來。

后來，栽種技術這一關算是過了，忽然又傳出消息，新一輪的城市規劃將把城西的蔬菜地全都用作房地產開發和拆遷戶安置。無地可種的父親像一個退下來的老干部一樣成天罵罵咧咧，看什么都不順眼。我不無悲哀地看著他迅速老去。接下來的日子里，他養過鴨子、蚯蚓、兔子和豬崽，可最后都蝕本了。如果投下去三千元，收上來還是三千元，他就覺得賺了，像一個老小孩一樣可以高興好半天。后來他對母親說：想通了，生來是摸土坷垃的命，干什么都不踏實，還是種蔬菜吧。自己沒有了地，就向鄰村去租，十里外的榆嘉橋村和韓村，很多男人都出外做木工、泥水工，地都拋了荒，父親以每畝八百租了四畝。于是母親又成了一個菜婆子。因為那塊地薄，出產少，她還要每天凌晨三點鐘起床到位于縣城西北角的廟弄蔬菜批發市場排長隊，然后回到家把批發來的蔬菜按成色的好壞分揀，在批發價和零售價之間賺取一點差價。屋子里成天都是腐爛的土豆、茄子、菜葉和咸菜缸令人作嘔的氣味，這氣味浮載著生活，滑向我們不知道的來日。

我家鄉的詩人商略在《文山路》中準確地描寫過他們：

在文山路的內部

準確一點說，是在它內部的北側街沿上

在三年齡的青桐樹下

他們蹲著，籃筐里裝著

土豆、青菜、花生和茄子

偶爾也有少量水果

據說，這些農產品源自

他們的土地

源自他們伸出來的

那雙枯樹皮一般的手

但這些蔬菜和水果的賣相

并不是很好，如同他們陳舊的衣著

不好看，也不飽滿

但我深知它們的價值總和

來自我許多年來的

口舌和腸胃的所有反饋

它們的功效依舊，可維持一段艱難的生活

在那里，他們蹲著坐著，談價過秤

東風吹著他們，陽光照著他們

國家機器的某個機械手臂

也時常驅逐著他們

我想說的是，這些土豆、青菜、花生和茄子，確實產自他們自己的土地。即使后來他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不得不租借別人的，他們還是把它看作自己的土地。

04

這日子，像潛入了深水，前面沒有一絲的光亮。縣城東廂醬園街88號那間七平方米的小屋成了我逃避的一個去處。那時，我已是縣城里這所舊稱“東風”的學校的一個專職體育教師。

對于我能毫無懸念地留在縣城，而不必去鄉村學校，一種廣為流傳的說法是我父親動用關系，把校長給擺平了。但說實在的，我父親只是個老實巴交的農民，他見過的最大的官就是村里的支書，他哪里有能力為他的兒子爭取到屈指可數的留城名額。讓我留在城里的，是因為老校長貓在樓上，偷偷聽了一堂我上的體育課，并親眼看到我在樹蔭下的跑道上為孩子們打了一套張牙舞爪的南拳。

老校長是有私心的，他的私心就是他要的這個體育教師得是會打拳的，最好能夠獨立帶起一支武術隊。那時電影《少林寺》刮起的尚武風還在勁吹，每天早晚，縣城的燈光球場、龍泉山到處都是站樁吐納的人群。《少林寺》里有個狠角色叫“禿鷹”的，光頭，細眼，一手鷹爪功端的厲害無比，出演這個角色的演員，就是從這所學校畢業進了省體工大隊的。那時候辦學要講特色，老校長把武術辦成本校特色，于是我這個練過幾年三腳貓功夫的應屆畢業生就撞上了他槍口。

我獻給老校長的第一份禮，是在暑假參加地區青運會的少年組武術比賽（因差兩個月到十八周歲，算是最大齡的選手），拿回了一個長拳銀獎和一個棍術第三名。這件事在縣城很快傳開了，那些練家子不知怎的打聽到我住在醬園街，紛紛找我來切磋。他們中有自稱精武門的，有練大小洪拳的，還有一個中醫院的氣功師，長得像白面書生，打起架來瘋魔得不要命。

外面世界轟轟烈烈地行進中，我的二十歲也在懵懵懂懂中登場了。我的工作是帶孩子們出操、練拳，去龍泉山的石階跑步。余下來的時間，要么是和隔墻一所中學的男孩子們一起打籃球，要么是站樁劈磚，拿槍使棒，赤裸著上身，對著操場邊上的一棵大樹摔打出啪啪的響聲。我的旋風腿踢得又高又飄，可以單腳落地扎得穩穩的，再接連打十個旋子不喘一絲兒粗氣。

我下到每個班里去物色好的苗子。那些個子小巧、長得機靈又有爆發力的孩子都讓我撿到了筐里。我一點也不懷疑，只要我假以時日好好調教，他們中間一定會出現省冠軍，甚至全國冠軍，再不濟也可以做“禿鷹”那樣的打星。運動隊拉起來不久，老校長撥出一筆款，向省體工大隊訂購了一批武術器械，三十根白蠟桿和十幾把單刀。學校沒有車，我就一個人坐火車跑到杭州，把這一大堆東西扛回了學校。當天一個來回，第二天還接著上課。老校長看到，像老干部一樣拍著我肩膀說，小伙子，身體不錯呀！

終于有了第一次出門遠行。不是坐飛機，也不是坐火車，是從寧波江北岸輪船碼頭坐輪船，去舟山。省體工大隊在那里辦了一個武術教練員培訓班。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大海。海水那么渾濁，帶著泥腥味，一點也沒有我想象中的碧藍。

在縣城里我練得算不錯的了，但一到那里，高手如林，一下子讓我自卑得不行。班上有幾個女學員，都個子小小的，胸脯平坦，扎著馬尾辮，出手凌厲，閃展騰挪一點不亞于男生。可是我從來沒有單獨跟她們說過話。我覺得她們太漂亮了，她們的漂亮讓我無地自容。班上有一個仙居來的男學員，比我們也就大五六歲的模樣，一口黃話，在我們眼中簡直是個老油子。他不知用什么法子，總能把女孩子們逗得咯咯笑，笑得直不起腰。他看不起我們，說我們練的是童子功。

島上半個月的集訓結束了，我又回來繼續做我的體育教師。我熱愛這奔跑的日子。每天的開始是在操場，結束也是在操場。我在操場上高喊、怒罵、大笑，有時也為運動成績不佳傷心。操場就是我的血與沙之地。我的夢想就是帶出幾個冠軍來，這也是老校長對我的期望。如果不出什么意外，我的今生幾乎已經被規定好了。

做體育教師除了不用站講臺，還有一個很讓別的老師眼紅的福利——每年可以發一套教練服。這種腈綸面料、大色塊的教練服，穿出去在八十年代末的街頭絕對很拉風。我穿著這樣的教練服去工人文化宮參加詩歌活動，和畫畫的小女生搭訕。我想戀愛，可是我不知道找什么樣的姑娘去戀愛。一個校辦工廠的穿紅衣服的小女工每天傍晚總站在窗口看我在操場上練拳。終于我們有了第一次約會，牽著手走了大半夜，從城東一直走到城西的鐵路邊。我都沒有吻過她，只是牽了幾回手，老校長就找我談話了。后來她只敢遠遠地看我了，而我也沒有再去找過她。

……

（節選，全文刊發于《廣州文藝》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