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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女作家卡門·瑪麗亞·馬查多的小說集《派對恐懼癥》近日推出中文版。1986年生的卡門·瑪麗亞·馬查多，作品充滿了荒誕的想象力，短篇小說《為丈夫縫的那一針》曾入圍2014年的星云獎決選名單，而這本《派對恐懼癥》也曾入圍2017年美國國家圖書獎決選名單。

《派對恐懼癥》是卡門·瑪麗亞·馬查多的第一部小說集，但馬查多并非新手：她的寫作十分高產而且風格多樣，從有關高等教育和消費主義的隨筆，到關于靈視能力、來世生活的小說，還有針對利奧諾拉·卡林頓畫作和《權力的游戲》的評論。在《派對恐懼癥》里，馬查多的多才多藝變換為另一種形式，她筆下的人物穿行在瘟疫敘事和鬼故事的語境中，在愛、性、悲傷的情感地圖上游移。在這部書的八個故事里，馬查多都使用了幻想元素，但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理解現實的復雜性和挑戰性。

《派對恐懼癥》，【美】卡門·瑪麗亞·馬查多/著 葉佳怡/譯，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紀文景，2021年5月版

Q：我們從頭開始談吧。是什么最早促使你開始寫作的？

A：基本上，我一生都在寫。我的家人以前給我讀過很多書，我的祖父是古巴人，因此我們家里人一直很喜歡講故事。我通過這種口頭傳統了解到許多故事，當我剛學會拿筆，我就開始寫“書”和“小說”了，并把它們投給出版社。我在《保姆俱樂部》這部書里找到了出版商Scholastic的地址，然后寫了一封信說：“這里有我小說的一個篇章。如果你們有興趣看更多，請聯系我。”

我不停地寫詩和散文。有段時間我想做醫生，但那只是因為我讀了很多有關醫生的書。我長大一些以后，有一陣子想做記者。但是，我總是回過頭來寫小說。這是我人生里非常穩固的一件事，而且幸運的是這對我來說非常自然。但我感覺，自己真正決定做一個作家是很晚的事，我是指，真正決定把它當作一種身份，而不只是“平時寫寫東西”。

Q：你早期的寫作有沒有受到其他人的引導？有沒有什么作家和書給你特別明顯的影響？

A：哦，我的老師是很多的。我在上十年級的時候有一個很好的英文老師，瑪麗蓮·斯坦堡。我總是對課程要求的閱讀材料感到暴躁，很不喜歡課上必須看的書，因為我們要讀很多海明威，而我很討厭海明威。然后有一天她從她自己的藏書里拿出一些書給我，她覺得我會喜歡——《百年孤獨》、格洛里亞·內勒的《母親日》、凱特·肖邦的《覺醒》，還有些亨利·詹姆斯的書。我回家讀了這些書，頭腦仿佛炸裂開來。在大學，我上了寫作課，有一位很棒的老師，哈維·格羅辛格，他告訴我，我的作品很有意思，我很有潛力。即使在畢業后，他和我還保持郵件往來，他會給我正在寫的小說提些意見。后來我進入了艾奧瓦作家工作坊，每個人都那么坦誠、慷慨和溫柔，也非常給人鼓勵，非常聰明。

Q：一個故事是怎么開始在你腦子里成型的？

A：可以是一幅畫面，一個想法，或者是因為我讀到了什么東西。現在我正在寫一本新書，里面有很多歷史材料，所以我在讀很多東西，當我確定了準確的歷史細節，我腦中就會發生連鎖反應——我可以看到所有的細節如何吻合在一起。但這并不是什么魔法——我只需要讓我自己盡可能地完全對外部刺激敞開、保持反應。如果是在我的掌舵室里，當我注意到它，我就會把它收好。我總是在琢磨著什么。我寫小說的時候，它就來自我腦子里一直在琢磨的東西，所以我只是從我思緒內部持續不斷的對話里提取靈感。

Q：你現在的掌舵室里有什么？

A：我最近在讀有關Moberly-Jourdain事件的東西，它發生在世紀之交的法國。兩個女人一起出行，她們都宣稱經歷了時間穿越，覺得自己進入了瑪麗·安圖瓦內特的宮廷，并聲稱她們看見了穿著華麗衣服的人，包括安圖瓦內特，然后她們寫了一本書。有不同的推論來解釋到底是什么讓她們倆都覺得自己經歷了這樣的事，有人覺得她們只是維多利亞時代的婦女，對壓抑的維多利亞時代社會感到非常惱怒；有人認為她們遇到了一場化妝舞會，但她們不知道這是一場舞會；有人把它描述為一對女同性戀的共有精神病。我喜歡她們的故事——如此怪異，如此潛意識。我覺得它真的能成熟為某種故事。當我大腦把某些看到或聽到的東西存入文檔，我就知道我要寫下它們。

Q：是什么讓你著迷于現實與幻想之間的地帶？

A：因為這就非常接近于我自己體驗世界的方式，只是它比我真實的體驗更強烈。我并不真的相信幽靈和天使，不相信任何超自然物，但我很習慣它們在現實世界里可能呈現的樣子。我的想象非常生動，而且我也感到生活本身就有點超現實，所以我其實是寫下自己的經歷，只是需要在小說里把我在現實中的感知推得更極端一點。

Q：你覺得這和你小時候聽了很多故事、很早就培養了想象力有關嗎？

A：一定是。當我還是個小孩，如果我要離家很長時間，我就會跟我的家具道歉。我會解釋說我要去旅行，但我會回來。我想我看過《比維的劇場》然后信以為真，覺得家具都是活的，如果我讓它們生氣，它們就會試圖吃掉我。那種游戲的感覺從未淡褪。對很多人來說，這種感覺消散了，或者不再活躍了，于是萎縮了。但藝術家，特別是作家，必須喚醒那種游戲感。如果你沒有這種東西，你就不能真正創造任何有趣的事物。即使在我的日常生活中，當我在做各種雜事或者隨便干什么的時候，那種游戲的感覺和編造故事的潛能一直都非常活躍。那很好——它讓我寫作更容易，因為我感覺自己從未離那個古怪的、超現實的世界太遠。

Q：性在你的小說中占據了重要的位置，但又不是吞沒你的小說。你是怎樣在寫作中處理這個主題的？

A：我對寫性這個話題很有興趣。我覺得很多作品沒有把它寫好，有時候又寫得太過分了。當我看到一些作家害怕去展示快樂，我總是很煩。我已經厭倦了去讀那些十分可怕的性描寫，那里面每個人都很倒霉，最終也許有一個人獲得了非常勉強的高潮。我想，要不我來寫一個性場面，其中每個人都覺得很好？我的人物的確在各種各樣的心境下發生性關系，也會產生不同的結果。我在艾奧瓦上過艾倫·古爾加努斯（Allan Gurganus，美國小說家）的課，他把我的小說拿出來在課堂討論——那其實是《真女人就該有身體》的另一個版本——他很高興看到這里面有性的部分。他說，你總是應該給你的人物一次滾床單的機會——他們如此努力，這是他們應得的。我覺得很逗。我也告訴我的學生說，小說里派對的場景非常重要，因為一場派對可以朝任何方向發展。性的場面也是類似的。你只是把不同人物放在一起——最后會發生什么呢？

我也很喜歡只是把性當成自然發生的事，我希望這個部分最不受到關注和評論，那只是一個故事的一部分，是人物生活的一部分，就像現實中一樣。這本書里有些人物會既和男性也和女性做愛，我希望這種性的流動也并不會成為人們關注的重點。這沒什么大不了的——這只是事實而已。有人會把《為丈夫縫的那一針》描述為情色作品，而我也喜歡情色文學，然而，這篇小說并不是情色的。故事本身并不會服務于性的主題，應該是性主題服務于故事。

Q：那么恐怖呢？恐怖元素也在這部小說集大部分篇目里存在著。

A：恐怖是我最愛的類型之一，因為它如此具有可塑性。從某種角度來說，它是保守的——它仍然非常男性、非常白人。《逃出絕命鎮》（Get Out）這部電影這么火，很讓人吃驚也很不同尋常。另一方面，恐怖也可以變成一種非常實驗、跨類別的空間。它反映了如此多的焦慮與恐懼。當你進入恐怖作品，你就是在進入自己的頭腦，你自己的焦慮，你自己的恐懼和內心那些最黑暗的地方。如果恐怖沒有表現好，那就是因為作家或者導演并沒有調動這些東西，他們只是四處放出血腥場面，或關注那些讓人毛骨悚然的事物。但恐怖實際上是一種私密的、怪異的、可怕的東西，如果能寫好，它就會瓦解你，改變觀看者和讀者。那會告訴我們許多關于我們是誰、我們是怎樣的人，以及我們在個體層面和文化層面有何畏懼的信息。我很喜歡小說的一個方面是，它具有保留空白的能力，讓讀者可以參與其中。那就是我最感興趣的工作，也是我在寫作中最有興趣的部分。

Q：《十惡不赦》包含將近三百個片段，重構了電視劇《法律與秩序》的故事，寫這篇小說的想法從何而來？

A：2009年，我得了豬流感。那時我在加州生活，一個人住在一個小房子里。我大概應該去醫院的，但我病得很重，去不了。我幾乎什么都做不了。我發燒三天，并且產生了幻覺。但在我病得很重、什么也做不了之前，我打開了網飛上的《法律與秩序：特別受害者》，那時剛剛開始自動連播的功能，于是我就一邊發燒，一邊有這部劇作為背景在播放著。我掙扎著去浴室，躺在浴盆里想要冷卻下來，因為身體感覺太熱——或者也可能是太冷了——我記不清了。我很慶幸我沒死。

我會開玩笑說，這篇小說的情感根源在于我看那部劇的時候體驗到的高燒幻覺狀態。但是幾年過去，我遇到了人生中的低谷，那時很大程度上靠寫作支撐自己。我也會花很多時間看電視，包括《法律與秩序》。我最初的想法是把既有的劇情改寫為有點超現實的版本。所以我看了看這些劇集的梗概，試圖加以變形，讓它們有超現實色彩，但發現那太局限了。然后我意識到，每一集的題目都是一個詞的題目。那么假設我用這些題目做文章呢？我把它們都列出來，開始想象并寫下兩位主角本森和斯特布勒的故事。我利用這些劇集標題作為抓手——好像猴架那樣，我可以穿越它們，擺蕩到各處。令我吃驚的是，我用一種非常直接的方式完成了小說。我當時考慮過性暴力，我們如何談論和表現性暴力，然后我把所有這些思緒都匯集到一個作品里。

Q：你的非虛構作品展示了格外敏感柔弱的感受力，你也會在你的小說里感覺到這種柔弱嗎？

A：對有些小說更為明顯。寫某些小說的時候我的確哭了，或者在寫某些段落時哭過，因為那畢竟是我自己去進入某種非常親密、個人化的東西。我不愿意承認這一點，因為工作時我不喜歡多愁善感。我試圖用形式上的實驗性或一種鈍感來克制我的情緒。我努力控制，但這很難。有一部分是因為，我非常自覺地意識到我的女性作者身份，這讓我展現脆弱性的時候更危險了，因為我被人預設為柔弱的。于是通過暴露自己內心情緒的方式寫作，幾乎就是在強化這個印象，而我對這么做很猶豫。我是說，在我的小說中，也還是存在一部分情感上的坦誠。那對我也非常重要。

本文原載于《巴黎評論》2017年10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