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備受期待的傳記

正如作者勒納所說，知識分子從左轉右屢見不鮮，從右轉左卻極為罕見。恩斯特·康托洛維茨便是這種極少數之一，其文其行早就值得大書特書，可是長久以來學界都缺乏一部嚴肅的傳記，因此，圍繞他，許多戲劇化的夸大和謠言通過某些半學術的雜文廣泛傳播，讓人們在進入這位二十世紀的偉大歷史學家之前，預先接受了一種相當荒謬的刻板印象：康托洛維茨是一個想當納粹而不得的倒霉蛋。

這種說法不乏一定的道理——確實，一切刻板印象都略有道理——其依據主要是斯蒂凡·格奧爾格及其小圈子所宣揚的一系列主張與納粹主義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可惜，或者說幸運的是，康托洛維茨是一個猶太人。然而，這種說法忽略了格奧爾格的精英主義與納粹主張的民粹主義之間的巨大鴻溝，也忽略了被渴望的永恒德意志與現實的第三帝國之間的無限深淵。同樣的忽略適用于對從尼采到浪漫派的一系列評估上：他們的思想多大程度上要為現實的災難負責？而如果說人們真的要把種族主義和廢墟美學歸咎于尼采和浪漫主義者的話，那么難道不應該按照同樣的邏輯，把人類通過重估價值而對諸多好價值的追求，歸功于這一同群人從而讓批評與贊美的比例達成一種平衡呢？

即使人們不喜歡這樣的平衡戰略，也必須承認：由于一切詩歌在根本上是為詩歌而存在的，在這種語言的第六種功能中，詞語本身被維持在一種完整而空洞的中間狀態，那么思想的天平也就無可避免地在詞語上搖擺，通向哪里取決于它們在多大程度上退回到作為手段的功能上。如果文學真的存在，如果人們愿意相信一個文本從不只是一種意識形態宣傳的話，那么文學固有的曖昧性就不應該被回避。

“秘密的德意志”的“元首”斯蒂凡·格奧爾格

從格奧爾格自身的背景來說，新藝術運動與象征主義詩歌的雙重影響所導致的對審美的絕對追求和對資產階級庸俗文化的拒絕，并不是一個德國現象，也從未首先發生在德國。他的觀念本質上是歐洲主義而非民族主義的。他的作品中所歌頌的某些品質當然受到納粹當局的喜歡，但是由于沾染法國風格而不可避免帶來的波西米亞氣質，肯定會被第三帝國當成頹廢文化而扔進垃圾堆。再比如，格奧爾格的作品中愛的概念實際上指涉的完全是一種古希臘式的發生在男子之間的愛，這恐怕也不會讓納粹當局喜歡。

這并不是說格奧爾格與納粹完全分離。但是，考慮到納粹政權的形成是由多種，并且有時候相互矛盾的意識形態和精神傾向合力帶來的結果，我們至少可以說，格奧爾格派對第三帝國的形成并不負有特殊的責任。

而康托洛維茨顯然比他的“大師”格奧爾格更為清白。如果說格奧爾格本人對于納粹政權還有一定的曖昧——沒有予以明確批評，那么康托洛維茨則在德國領土上發表了關于什么是真正的秘密德意志的講話，其矛頭直指褐衫黨人。

作為猶太人的康托洛維茨早年支持德國民族主義的政治立場，和他本人所處的生長環境是密不可分的。在身份上認同德國，是德國猶太人常常選擇的道路，這種認同在波蘭地區更加明顯，在猶太復國主義尚未成形，德國文化處于上升期的十九世紀末，復雜和緊張的民族-宗教關系讓身份問題變得極為敏感。

對于中歐的情況，奧匈帝國的多民族性是總所周知的，相比之下，德國就純粹得多。這使得人們很容易忽略在德國境內也存在著一些非德意志領土，最為醒目的就是康托洛維茨家族所在的波森省（今波蘭波茲南省）。

這塊領土，是1792年普俄第二次瓜分波蘭的結果，拿破侖帶著革命法蘭西短暫經過這里，激起了波蘭復國運動的小高潮，但這一運動真正實現其目標，要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在康托洛維茨家族發家致富的和平時期，是波蘭人倍受歧視的時代，德國在當地實行的同化政策，在瓜分波蘭的德奧俄三家之中，是最為嚴苛的。不過有必要指出的是，如果把比較的范圍擴大，那么就會發現普魯士傾力實施的德語教育，與法國在各地強制推廣法語教育的力度不相上下，只能說這本身就是十九世紀末的普遍情況。

在波森當地，占絕大多數的群體自然是波蘭人，但是德國人的數量也不少，雙方的比例大概是七比三到六比四，猶太人雖然數量不多，僅占全部人口的二十分之一左右，但是已經足夠形成一個團體，他們在波森德國化的進程中，支持德國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這不僅是因為德語是強勢文化，而且在于波蘭人普遍信仰天主教，比起德裔居民所信仰的新教，前者對于猶太教的敵視更為強烈和悠久，也就是說，除了蒸蒸日上的德國所提供的足夠的吸引力之外，敵人的敵人是朋友的古老法則也起著重要作用。所以毫不奇怪，康托洛維茨從小接受的是德語教育，并且進入了以普魯士王后、德國皇后命名的奧古斯塔·維多利亞王家高級文理中學，有意識地朝著德國文化精英的方向發展。

當然，這種教育也離不開財力上的支持，康托洛維茨的父輩主要依靠賣利口酒發家。在當地，原本是烈酒生產更具有主導地位，家族的業務從烈酒拓展到甜酒，這反映出普魯士軍事邊區的布爾喬亞化進程。烈酒和劣酒之間，確實存在著超過諧音的相似之處。甜酒能夠滿足城市經濟活動的參與者對不太刺激的放松的需求。而在今天，利口酒頗受女性飲者的喜愛，更加說明了這種由香草和漿果構成的甜蜜在市場上的無量前途。

以波森的工廠為中心，經營據點在北德擴展開來，柏林和漢堡都設有其辦事處，業務范圍則遍及世界，歐洲和北美自不用說，非洲和遠東也有所涉及。康托洛維茨家族的事業蒸蒸日上，出于希望恩斯特·康托洛維茨能夠繼承家業的理由，他從小就開始學習英語作為主要外語，父母請了一位英國家庭女教師來照顧他。這件事帶來了偶然而關鍵的幸運：得益于這種童年的培養，康托洛維茨能夠在戰爭年代較為輕松地掌握英語，如果沒有這一能力，恐怕無論是英國還是美國，他都難以找到職位。本書作者也多次強調這一點，畢竟，他著述極少，僅靠弗里德里克二世的大傳無法讓伯克利大學雇用一位只會德語的中世紀史教員。

既然要爭當模范移民，那么對于猶太教的信仰，必定是越來越少而不嚴肅的。從取名到禮拜，猶太性越來越低，傳記作者認為，康托洛維茨不太會說意第緒語，因為他發現，后者只有在少量書信中才使用些許意第緒語的基本詞匯。至于拉丁語和希臘語，情況讓人感到意外，康托洛維茨的畢業證書顯示，在文理中學里面，他的這兩門古典語言的成績非常糟糕，這肯定會讓翻過《國王的兩個身體》的讀者難以理解，畢竟那些未經翻譯的古典語在書中比比皆是，也讓那些因此而批評這本書矯揉造作地炫耀博雅之學的人顯得不無道理。

這本傳記的作者認為，這些科目的分數如此慘烈，是因為普魯士的評分標準嚴苛，康托洛維茨和他的許多同學一樣都獲得過類似的分數。然而，既然并非所有人都得了同樣的低分，那么這種說法就算不上恰當的解釋，作者意識到這種不足，補充說，這種低分可能反映出康托洛維茨養成了對權威的蔑視。我們很難相信這種說法的相關性，更何況，難道一個人日后的偉大成就會意味著他的偉大是從小到大一以貫之的嗎？在這一點上，這本傳記沒有擺脫一種傳記性的天真，例如，我們還會看到，作者強調了康托洛維茨在柏林大學上過古典學大師維拉莫維茲的課程，然而，用不著談論什么康托洛維茨是維拉莫維茲和尼采的辯證綜合：這段經歷從未體現在他的寫作之中，他在這一時期也未能形成明確的志向和完備的素養。正如作者本人所指出的那樣，他不久之后在海德堡答辯通過的博士論文《穆斯林工匠協會的性質》（Das Wesen der muslimischen Handwerkerverb?nde）是一篇糟糕的、沒有一手資料、缺乏證據和邏輯支撐的論文，其指導者也并非這方面的專家。作者直言不諱地說，“如果說這篇博士論文等同于一篇優秀的美國本科生畢業論文，這種說法可能也是過譽的”。

真正造就康托洛維茨的，是與斯蒂凡·格奧爾格的相遇，后者通過混合德國浪漫主義傳統和激進的法國象征主義，締造了一個神秘的詩性帝國，這個帝國之于當時的德國，非常恰當地對應了耶拿浪漫派之于十九世紀初德意志的情況：它一下子成為這一時期德國文化領域中的高嶺之花，大學里的無數年輕人，渴望遇見這位大師，因為后者，針對布爾喬亞生活中庸俗的捉摸不定，提供了一種理想的超越或者逃離。這個帝國不僅是觀念上的，它在現實層面是由格奧爾格本人和他精挑細選的年輕人組成的小圈子，他按照一種希臘式的標準挑選青年，作為“大師”用蘇格拉底-柏拉圖的模式引導“弟子”。他推崇但丁、莎士比亞、波德萊爾、馬拉美和尼采的作品，盡管充滿了對偉大人物的崇拜和理想世界的追求，但這份名單足以表明他的國際主義傾向。“大師”掌管著一個出版社，通過后者，他和他認可的弟子得以發聲，康托洛維茨的《弗里德里克二世》就是通過這樣的途徑出版的。

康托洛維茨與“大師”是如何相遇并交往的？本傳記的作者通過細致的文獻調查，揭開了這個秘密，通過住在海德堡的同一間膳食公寓，兩人發生了交集，作為格奧爾格的忠實信徒，與“大師”思想上保持一致是一種基本要求，模仿格奧爾格體寫字也不足為奇，但是要想得到大師的高度認可，就必須做得更多，這種對“大師”的贊許的期待，促成了《弗里德里克二世》這本書的誕生。

一個并不德意志的德意志皇帝

康托洛維茨的批評者，從恩斯特·卡西爾到諾曼·康托，無不攻擊康托洛維茨神化了弗里德里克二世，從而加強了第三帝國的民族主義神話。但是情況果真如此嗎？

關于納粹喜歡這本書的傳說，本書作者澄清了許多不實之言。像是希特勒讀了兩遍之類的說法，常常被人引述，但是實際上這從未被證實過。勒納風趣地指出，“想象希特勒對一位猶太作者的六百頁的艱深著作不只讀一次，而是讀了兩次，這是有悖常理的”。當然，本書作者的觀點是折衷的，他認為不可能徹底抹除這本書與納粹的關聯，就像不可能抹除這整個格奧爾格派與納粹的關聯一樣。

這種四平八穩的判斷保護了這本書的另一面，也就是非納粹甚至反納粹的那一面，本書作者給出了一個相當讓人信服的理由，那就是弗里德里克二世本身不適合當作民族主義神話的原材料。

為什么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作者的弗里德里克二世傳記能夠引起那么大的反響？除了這本書本身的內容帶來的激情和修辭上展現的夸張引人注目之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康托洛維茨這本書是第一部關于弗里德里克二世的重要傳記，在此之前，人們找不到一部合適而詳實的傳記。外國的歷史學家自然缺少動力和能力去觸及這位皇帝的檔案，德語歷史學家也不愿觸碰他，因為他的經歷及不適合充當德國民族主義神話的原材料，也不適合充當另一個德語國家——奧匈帝國的多元帝國神話的原材料。

弗里德里克二世（1194-1250）是中世紀神圣羅馬帝國的皇帝，來自德意志的士瓦本地區的霍亨斯陶芬家族，從這個角度來說，他是一位德意志君主。然而，中世紀的神圣羅馬帝國的中心并不總在德語地區，帝國的目光更喜歡放在意大利上，因為那才是舊日羅馬帝國的核心區，是文明所在，也是財富所在。弗里德里克二世生于意大利死于意大利，其成長和統治都發生在南意大利的西西里宮廷，從近代民族主義的眼光來看，他更適合被稱為一位意大利君主。弗里德里克二世成為皇帝以后，為了換取德意志地區的諸侯支持他對意大利的征服和統治，以及在東地中海進行十字軍戰爭，他為那些諸侯頒發了大量的特許狀，實際上使得后者獲得了自治的合法權力。從后來的歷史發展來看，弗里德里克二世對德意志長久以來難以統一負有重要責任。這種事實上的長期分裂這讓德國的民族主義者倍感尷尬，難以把他發明成偉大德意志的古老領袖。至于奧匈帝國，面臨的則是另一種尷尬：弗里德里克二世征服意大利的事業使得他成為教廷最主要的敵人，他多次被教會處以“絕罰”，他的對手教宗格列高利九世把他稱之為“敵基督”，在這種情況下，以天主教為國本的奧匈帝國顯然也不適合宣揚這位教會的敵人。

正如許多人指出的那樣，弗里德里克二世是被尼采所認可的人，作為有著多元文化背景的皇帝，他是格奧爾格的圈子喜歡的人物。康托洛維茨按照“大師”的意圖為這位皇帝著書，書中所宣揚的英雄主義和德國民族主義之間從一開始就存在著距離，二者之間可以是曖昧不清的（這位君主畢竟是一個德意志皇帝），也可能是截然相反的（如果說德國民族主義能勉強接受南歐文化，那么這位皇帝對伊斯蘭文化的著迷就難以啟齒了）。事實上，對于一個中世紀人，以民族國家的方式為之量體裁衣本就十分荒謬，當時代的緊張足以把一切模糊邊界都清晰刻下的時候，所有和德意志沾點邊的都東西都必定要接受一番立場表白，這是民族主義狂熱到了極點的必然后果。

然而，有必要指出的是，即便格奧爾格和《弗里德里克二世》與納粹有曖昧，康托洛維茨也用實際行動表明他對納粹政權的拒絕，他在格奧爾格死前，以公開演講的方式，向前來法蘭克福大學的聽眾闡明了他所認為的格奧爾格的理想——格奧爾格本人拒絕了第三帝國的官方邀請。但是勒納提出的一份檔案顯示，他至少部分地認可這個民族主義運動，至于他的弟子們，不用說，許多人立刻順應了新時代。康托洛維茨向“大師”匯報了這次演講，但是似乎未見后者的回應，“大師”可能出于不認可而沒有回復，因為他本人態度曖昧，也可能只是尚未來得及做出反應：格奧爾格在這次演講后沒過多久就逝世于瑞士的一個小鎮。

無論如何，《國王的兩個身體》的作者的態度是明確而勇敢的，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有三點，

一、他明確區別了現實的德國和格奧爾格圈的“秘密的德意志”，他強調后者作為一種理想，與真實的德國之間的聯系，以及無可跨越的距離。秘密的德意志以其絕對性與神秘帶來了對現實的超越。“它從未被放置過，從未發生過，但它永恒地存在過。”

二、他明確指出“秘密的德意志”的英雄們不是德國人，而是超越德國人的人（über-deutsch），是那些能夠連接歐洲的北方與南方、兼具陸地與海洋雙重性質、擁抱希臘羅馬傳統、與拉丁中世紀緊密結合的歐洲主義者，例如歌德、尼采以及他曾寫過皇帝弗里德里克二世。

事實上，在他看來，帶來現代意義上德國民族意識的路德的出現，其實是帝國概念的瓦解和德國悲劇的開始。

三、“秘密的德意志”的目標是優雅與高貴，是美與詩歌。擁有品德追尋美，是其真正的要求和理想。而現實的德國尚未達到這一點。

不是現實的而是觀念的，不是德國的而是歐洲的，不是武力的而是美的，這三重區分，三重訴求，清楚直白地顯示出康托洛維茨的詩性與勇氣。這次演講，顯然是具有反納粹的性質的，臺下的聽眾從這并不隱晦的對比中，很容易就聽出了其中針對第三帝國的攻擊和譏諷，因此他們沒有遲疑，立刻對他進行抵制，并要求當局讓這個猶太人趕緊滾蛋。

法蘭克福大學其實并非一所官方背景的大學，普魯士和后來的德國當局的代表在大學中的地位是象征性的，原則上，這所大學是法蘭克福人的大學，其主權來自法蘭克福市民，是法蘭克福人湊錢建立的市民大學。法蘭克福作為傳統的商業都市，猶太商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遠比其他德國城市要大得多，不難理解這所大學的構成資本中很大一部分來自這些猶太商人，因此，該校對猶太教師的接受比起其他大學要更為容易。然而，和平時期是一回事，1933年以后又是另一回事了，這種中世紀殘留的自治主義肯定不能抵抗納粹的鐵拳，法蘭克福的這一背景沒有為康托洛維茨帶來更多保護，很快地，他被迫退休，然后在一切都太晚之前，流亡美國。

不過，在德國的這段經歷對于康托洛維茨來說是刻骨銘心的，這促使他深入思考，什么是主權，什么是一個團體的尊嚴。只有與這段經歷對比，才能理解為什么在1950年，康托洛維茨作為一個流亡者，竟會不顧再次流離失所的風險，與大學對抗。

根本問題

流亡是痛苦而艱難的，在戰爭期間，康托洛維茨的母親沒能成功逃離，1943年死于德國。經濟方面的壓力越來越大，他的家族在德國的產業自然全部完蛋，他的退休工資也不可能再領——不過，值得一提的是，納粹當局按照規定在他“自愿退休”之后，持續且完整地支付他退休金，直到1941年美德開戰，這大概是納粹德國作為規范國家的又一例證。他依靠流利的英語和早早建立起的人脈，加上《弗里德里克二世》為他帶來的聲譽，終于勉強在伯克利大學獲得了穩定的教職，其間經歷了無數次反復不定和險些失業。康托洛維茨的經歷也表明，即使是像他這樣的博學之才，也不得不有時依靠好運的幫助。通過詳實的材料向我們展現他如何在復雜的學術社交界勾心斗角終獲成功的軌跡，也是這本傳記的一大優點。

對于康托洛維茨在美國的生活，最值得記錄的，無疑是兩件事，其一是針對伯克利大學的宣誓要求而展開的斗爭，最終促成了《根本問題》一書的出現；其二自然是寫作《國王的兩個身體》。第一件事并非與第二件事完全無關。因為實際上他們都直指同一個問題：什么是主權？

所謂宣誓問題的由來與當時的氣氛有關，由于與蘇聯冷戰，美國內部加強了意識形態的審查，伯克利大學所在的加利福尼亞州非美活動委員會威脅要在該州通過立法，打擊大學系統的“不忠誠行為”。伯克利大學的校長害怕這一立法會打擊大學獨立性從而削減財政支持，決定先發制人，預先讓董事會提出一項加強的效忠誓言，要求所有教員簽字。

要注意的是，這些教員事實上已經進行過一次宣誓了，他們宣誓“支持美國憲法和加州憲法”并“將盡最大的能力忠實地履行職責”。對于這一宣誓，并沒有人提出異議；事件所針對的是這一次加強的忠誠誓言。后者有著明顯的對政治傾向的審查和壓制——因為它與是否受聘直接掛鉤，這引發了教師團體的反感，尤其是那些已經獲得終身教職的人。

反對者與校方斗爭了許久，校方始終堅教員必須簽字，否則不予雇用。而且特別要說的是，盡管這一事件的起因與麥卡錫主義有關，但是后續的發展中，對抗雙方的焦點實際上發生了變化。因為對于共產主義，雙方事實上沒有異議，也就是說，對抗不再基于這些教員的政治立場，大學已經進行過調查，透過一個教員組成的委員會，一份清白名單被篩選出來，被要求簽字的人首先得是這份名單上的人。這意味著，從他們實際的立場來看，這些人已經合格了，校方要求的其實是一種服從的姿態，一種對權威的認可。

可以說，在這次斗爭中，學校并未妥協，而反對者被重重分化（篩選名單、經濟壓力等等）后已經所剩無幾，康托洛維茨是最后的堅持者，他始終拒絕在加強的效忠宣誓書上簽字，并且還寫下了《根本問題——有關加利福尼亞大學忠誠誓言的文件和邊注》（The Fundamental Issue — Documents and Marginal Notes on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yalty Oath）一書。在書中，康托洛維茨以從中世紀到近代的傳統，闡明大學作為一個法團的本質就在于維持這個法團自身的尊嚴，根本問題涉及的是職業和人的尊嚴（professional and human dignity）。在他看來，成為一名教師，意味著他有權穿上長袍（gown），這一禮裝代表著“穿戴者心智的成熟、判斷的獨立，以及對良心和上帝的直接責任”，這一職業的內在主權（the inner sovereignty）就在于“他們應是最不允許自己在脅迫下行動和屈服于壓力的人”。

這里的邏輯簡單整理一下，康托洛維茨強調的是，大學人在大學所獲的職位，是大學這個共同體以自身的尊嚴和主權做出的決定，他并非拒絕對某種意識形態的禁止——他一直以來的經歷已經證明自己從未與之并行，而是拒絕這個共同體之外的權威以這樣或那樣的借口介入，從而破壞這一團體的自主性。

從這個角度，我們能夠理解為什么他認為加州大學校方的要求是一種侮辱：一個有尊嚴的團體，或者用康托洛維茨后來的話說，一個“虛構身體”，在它成為這種有尊嚴的團體的瞬間，就已經獲得了對其主權的認可，這也是對其能夠以真理和美德為目標自行進行判斷和選擇的承認，這意味著它已經向著真理宣誓過一次了。服從于一種行政命令的要求，頃刻間就會讓這種尊嚴化為烏有，因為這實際上意味著它的第一次宣言不再被承認，不再被當真（這么說也許看起來有點離題，但是邏輯是一致的：一個浪漫主義者無法第二次說出“我愛你”），變得必須倚靠他者的力量而不再自主，從成人退化回兒童，從有規則的尊嚴退還為無規則的武斷。

因此，康托洛維茨的拒絕宣誓無關于具體而有形的意識形態，他在反對與贊許之前拒絕被納入這樣的選擇。當他說“我真正地是保守主義者”（I am genuinely conservative）的時候，他無疑指的就是這樣一種立場，即對一切侵犯這種職業與人的尊嚴的絕對抗拒。也只有當人們把發生在加州的這場斗爭還原到這一樣一個層次時，才能理解為何他把伯克利大學所做的這種決定比作1930年代納粹在法蘭克福、在整個德國所做之事。

被人們天真地貼上保守主義標簽的麥卡錫主義，實際上指的更多是對新思想的反動，這忽略了這樣的“保守主義”可能所求更多，從而走向其逆轉的延長線上。下面我們會看到，在歐洲，許多自稱深受《國王的兩個身體》影響的人走向了一種多么荒唐的鬧劇。康托洛維茨的保守主義并非如此，他的立場維護著一種君主式的尊嚴，從這個角度我們恐怕也難以認同本傳記作者所說的，康托洛維茨向左轉的看法。

敞開的巨著

在加利福尼亞爆發的爭議打斷了康托洛維茨的工作進度，在離開伯克利，前往普林斯頓之后，他終于能夠出版他那部準備許久的大作《國王的兩個身體》了。

這本巨著的開篇說，這本書緣起于與他的法學家朋友馬克斯·雷丁在1945年的談話，后者從本篤會在美國注冊為法人的趣事，逐漸談到在中世紀作為法人的抽象的王冠。這引發了對“國王的兩個身體”這一說法的討論。不過這個說法歷來被認為有些虛構的成分。首先，書中表示，直到1950年，《國王的兩個身體》仍舊只是為了紀念雷丁而作的論文，但是傳記作者良好的文獻工作向我們指出，在1950年一封給好友的信中，康托洛維茨談到他有一本叫“國王的兩個身體”的書大功告成，只剩些注釋待補充。其次，這本書的內容包括了許多他早已關注甚至完成的內容，特別是關于中世紀的三種時間——永恒、永常和有限時間的區別（傳記中譯本的標題所借取的“天使時間”就與這種永常有關），是1935年的草稿中就已經出現的內容，也就是說這本書的起源遠早于1945年。最后，本書在多次預告之后的完成品上，添加了非常奇怪的關于但丁的章節，人們普遍認為這一章與整本書的主旨不符，最好還是刪去為妙。

我們還記得康托洛維茨最初的寫作就不是學院派的，而且他著述極少，人們可以懷疑他的長篇寫作能力是否真正達到過學院標準。即使基本上擺脫了早期寫作中過度主觀的斷言和對不可靠的神話引用，他那時常發生的離題和對主題的拼接，還是讓他的寫作始終缺乏嚴謹的體制格式。

應該承認，《國王的兩個身體》在這一點上表現得更為明顯了，正如傳記作者指出的那樣，這本書有著明顯的比例失當和主題不明。而即便人們可以重建一個康氏的思想矩陣，把這本書中的主題大體歸置于“兩個身體”的軸心上，作品中關于但丁的論述還是遠遠脫離這一主題的范圍。無論我們是否把它當作作者出于偏愛而安排的秘密表白，這都已經表明這一章節無可辯駁地成了全書中的某種異質品。

這本書難以進入也難以走出，出于方便考慮，人們立刻從它的副標題“中世紀政治神學研究”中的這個誘人表達——“政治神學”——聯想到了卡爾·施米特的《政治神學》，自從后者再度走紅以來，有大量的文章暗示或者辯證地認為，施米特與康托洛維茨之間發生著隱秘的對話。針對這種流行的研究，本傳記的作者指出，查閱了可以接觸到的康托洛維茨的數百封通信以及全部的著作之后，施米特的名字從未被提及。當然，想要證明一個人從未受某物影響，必定比證明他受到影響更為困難，這樣的證據肯定不足以說服那些指望巨人間發生戰爭的研究者。不過，我們或許可以提出另一樁可能的對話，為這種研究增添一些幽默。

羅蘭·巴特1979年在一篇簡短的報紙專欄中寫道：正如十八世紀的人們所說的那樣，“主權者”只能是神圣的：合法性、正當性、神性，這些東西不易覺察地合而為一了。霍梅尼既不古老也不新穎，他只是簡單地出現了，他把統治的沖動施于大幕之上。因為在權力的“諸理由”中增長的東西，不是利益，不是斗爭，也不是挑戰，而是神學。

巴特肯定沒有讀過施米特。

我們都會承認，通信和寫作中未提及施米特名字顯然不是一個直接證據，然而，通過這本傳記，至少讀者們可以理解到的是，康托洛維茨的工作是中世紀研究內部復雜但連續地發展的結果，是其自然而然生長出來的，有著連貫和較為清晰的譜系，從邏輯上講不需要施米特的補充。

《國王的兩個身體》之所以重要，一個原因是，它引領了潮流，為人文學科——遠超出中世紀史學甚至歷史學科的范圍——引入了像憲政、制度、儀式和身體這樣的新主題。換句話說，這種重要性實際上指向的是本書的影響力，它的歷史地位，這種地位能夠確保它被登堂入室地紀念，但這并不意味著一位二十一世紀讀者閱讀它的必要性。

讀過這本書的人肯定都知道，它實際上是缺乏結論的，就其內容而言，絕大多數人記住的只是公式化的“兩個身體”，也就是說國王有兩個身體，一個是自然的、可朽的身體，一個是虛構的、不朽的身體。稍微一想就會發現，這種說法其實是對一種現象的描述，而非一種闡釋性的理論。是的，國王有兩個身體，于是我們會得出什么樣的結論呢？就我們所了解到的情況看，答案恐怕讓人極度失望。很多學科的著作都引用過這部書，可是大部分的引用，乃是出于學術寫作上的炫耀和對權威的召喚，不意味著這些引用是符合論證邏輯的。道理很簡單，“兩個身體”這種現象自人類社會誕生以來就是普遍存在的，它歸根結底涉及的是實體和它的表象之間的間距。我們在一切人類活動中，都可以觀察到廣義的兩個身體現象。一個人和一個人的社會身份之間的關系就是一種基本的“兩個身體”，顯然不止國王有兩個身體：物體和它的功能也是兩個身體，一個人的生物性別（sexe）與他的社會性別（genre），繪畫的內容和它的意圖，文字符號和它的意義，普魯斯特小說中被追求的戀人和理想中的戀人，諸如此類，他們都共同標記了一種兩個身體式的區分。所有這一切都涉及一種基本的人類實踐活動的二分性。所以當然有大量著作在討論這一現象，哪怕其中絕大多數都沒有冠以兩個身體的名稱。康托洛維茨在書中也明確地展示出，在中世紀的司法政治實踐中，存在著復數種兩個身體的理論。這些理論并不一定是從同一個具體的兩個身體理論出發變形而來，也就是說，我們其實難以從中建立起一種線性的影響史，相反，這些理論之間具有一種親和力，它們或有所交織地或獨立地都在進行一種介于表象和實體的劃分。

一本沒有結論的書是不可接受的，經過努力嘗試，人們通常會從《國王的兩個身體》得到以下四種結論：

第一種是如前所述，把“中世紀存在兩個身體的理論”這種描述當作一種理論。這一結論通向一種語重心長的教導：我們的時代沒有懂得這個中世紀的真理，因此弄得一地雞毛。一位德高望重的政治哲學家，據說是法國受康托洛維茨影響最深的人，提出了這樣一個常常被各種跨學科研究引用的觀點，即，我們驚訝地發現法國大革命斬掉了國王的頭，破壞了穩定的兩個身體的理論實踐，就此破壞了穩定的政治秩序。我們這個時代因此是一個充斥著不確定性的時代。為了逆轉這種情況，我們應該重建道德，重建一種質樸但堅實的基督教秩序，通過這種古老的精神的引入，重新為混亂的議會政治一勞永逸地提供正當性。現實中也果然有人這樣呼吁了，2017年，一些歐洲保守主義思想家就發表了一篇類似的宣言，他們的工作常常和雷蒙·阿隆、托克維爾、漢娜·阿倫特這些名字聯系在一起，非常容易辨認。

第二種結論，需要忽視關于但丁的第八章，這樣一來，就能夠大體上為這本書確立一個通向憲政主義的道路。如果說國王的兩個身體在歐洲大陸產生了它的原型，那么其最終的形態卻在海峽兩岸有所不同：在法國，兩個身體的理論以強化虛構身體超越性的方式，帶來了對君主神圣性的確認，從而在制度上體現為絕對主義的統治；在英國，情況相反，通過法學家的爭辯，國王的虛構身體即“王冠”，被重新定義為由國王、貴族、騎士和市民共同構成，這導致了對國王本人權力的限制，從而英國也就率先成功地發展出所謂的封建自由和君主憲政主義。

這又是一個皆大歡喜的說法，但是這里我們不禁要問，這種憲政主義本就是英國普通法學家孜孜不倦重復的東西，姑且不論對錯，如果僅僅是這樣的結論，康托洛維茨不就等于白忙一場嗎？這樣一本書憑什么值得我們如此費力地去閱讀和探索呢？

更讓人們無法忽視的是，法國的情況實際上表明，并不是國王的兩個身體的理論導致了憲政主義或者絕對主義，而是英法兩國各自的政治軌道重新發明了這一傳統，新的闡釋讓這種理論漂亮地貼合海峽兩岸的政治實踐。

第三種結論，保持這本書開篇的坦誠，這本書真的沒有結論，康托洛維茨讓我們對它的主題自行組裝。這是否暗示著，這些主題本來就不是統一的，而是異質的呢？如果不算上最后但丁的帝國，這本書實際上沿著兩條線索展開，一條是帝國，一條是教會。讀者們應該注意到康托洛維茨的謹慎，他沒有說兩者相輔相成、相互影響，而是竭力指出二者之間存在一種平行關系。教會與王國的平行的差異對于歷史學來說意義重大，但是對于以社會本體論為賭注的社會哲學來說，這其實只是一種無差異的平行。一位非常喜歡康托洛維茨的法國哲學家指出：崇拜必須被正當化。宗教機構和任何機構一樣，必須在自身之外找到它們所主張的權威的基礎。從這種關系中，或許能跳躍到一個驚人的結論：國王和教宗，它們都以一種社會儀式的方式自我授權，它們自身是通過某種方式無中生有的，其起源永遠意味著一種絕對暴力，并且這還意味著當代流行的世俗化概念的空洞性。

第四種結論，就是按照作者中心論的方式，承認康托洛維茨心里裝著的還是格奧爾格的偉大夢想，雖然康托洛維茨對于再回到這位“大師”身邊有些曖昧不清，但他終于在這本所有人都期盼已久的大作中，拿出了珍藏的栗子蛋糕，把“大師”最為推崇的但丁當作解開一切謎題的鑰匙。但丁提出了第三種永常的人，也就是最好的人（optimus homo），他與皇帝和教宗平行，于是但丁的帝國不可避免地被當作一種結論。然而，如果這仍是格奧爾格1928年的《新帝國》的翻版，那么經過重重偽裝之后得到的這個結論，仍然是烏托邦式的，是作為不可能的理想而被提出的，這種結論沒辦法因為其古典色彩而鼓舞人，因為歸根結底的不可進入性，要么是災難的開端，要么是無力的夢想。不難發現，這一觀念實際上也混合了《根本問題》中提出的人的尊嚴、人的主權，每個人都或多或少渴望著這種狀態，然而，一個作為個體的主權者，他如何才能避開作為一個團體的主權者的要求？如果人們知道1950年那個故事的結局，就會理解這種說法根本的烏托邦色彩：1950年的強制宣誓是大學提出的，后來，在該州州長的倡議下，加州立法機構立法要求該州所有雇員都要進行類似的強化宣誓，這一次先前那些不簽名者再沒有反抗。

作為一本來自中世紀研究圈子內部的專業人士所寫的嚴肅傳記，本書的重要價值還在于它澄清了大量傳言。例如，有人說康托洛維茨之所以受到牛津的邀請，是因為有人混淆了恩斯特·康托洛維茨和赫爾曼·康托洛維茨，這個說法在不久之前出版的《國王的兩個身體》的第二個中譯本的前言中仍然可以找到。有時，傳記作者本人的觀點是不能自圓其說的，然而，這本書整體上絕對可以稱為一部優秀的傳記。了解康托洛維茨本人經歷的誘惑加強了這本書的價值，在今天，即使傳記作品的功能不再總是提供一種簡單的榜樣，即使康托洛維茨的生活與寫作再無復制的可能，人們也仍有必要去理解一位二十世紀的偉大學者，是如何對待“人的尊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