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胡適未刊日記》的校訂注釋終于完成，壓在心里的一塊石頭卸下來了。有些話，不吐不快。

首先介紹一下《胡適未刊日記》的內容。這是胡適在1956年至1960年間的日記，至今沒有出版發表過。不同于胡適同時期其它日記的是，這一部日記僅僅以極其簡約的文字寫下每日大事，不涉及事情的前因后果，也沒有當事人的對話、感想等，看起來和“日程安排”差不多。例如：

Oct.14，1956 (Sun.)[星期天]

1:00紀五來午飯

充和&Hans[傅漢思](Supper)[晚飯]

5:30 Hans Frankel[傅漢思]來接

(“茗談會”李徹之?)

這部日記所記，中英文夾雜，均為上午6：30—下午5：30的活動。晚上很少安排活動，這應該與胡適當時年事已高、身體狀況不佳有關。

其次交代一下《胡適未刊日記》的來源。2005年，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黃克武接任胡適紀念館主任。在清理館藏時，發現若干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迄六十年代初期逐日記載胡適活動的記事本。經慎重整理復印，暫擬名為《胡適未刊日記》。該館請潘光哲擔任整理工作。潘先生另有課題在身，轉而推薦程巢父任整理之責。程巢父把整理稿命名為《胡適未刊行事歷》，可惜因種種緣故，一直沒有出版。幾年前，程先生曾以其整理稿囑托我校訂出版，故而不揣淺陋擔負此責。

二

接下來，我想回憶我和程巢父先生相識及他以書稿《胡適未刊行事歷》相托的苦衷，希望能引起學界同人對民間學者治學之難的關注。

程巢父（1934—2020），真名程朝富，筆名程巢父，書房名不降齋，出生于湖北漢口。早年在湖北沙市京劇團任編劇，后下崗，靠稿費維持生計。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從事20世紀思想與政治研究，主攻方向為陳寅恪詩箋證和胡適研究。代表作有《思想時代》《胡適的聲音》《胡適論教育》《尋找儲安平》等。一個人的一生，自然不是短短的兩三行字可以概括。至少在我記憶里的程巢父，親切而生動。我與程巢父先生初識于2009年7月召開的“儲安平百年誕辰紀念學術研討會”。會上，我見會議舉辦者謝泳對一個精瘦的老人恭敬有加，于是問謝泳，那是誰？謝泳說，程巢父。我立即想起讀過程巢父的《思想時代》，這是一本讓我頗有收獲的書。于是走過去找他聊天，相談甚歡，彼此留了聯系電話。會議結束后，我和程先生時常有聯系。有一段時間里，我的電子郵箱收到署名“不降齋”的“來函”，那些實際上是程先生搜集整理的一些資料，其中胡適研究資料居多。我知道他老先生以七八十歲高齡，用電腦打字和上網不易，可由他寄給我的電子郵件，三天一封、兩天一封，幾乎沒有中斷。有時也通電話。他曾邀請我去他在上海的家里住幾天。“我家里人都去了海南，有空房。”他在電話里興奮地說，“白天你去上海圖書館查資料，晚上住我家，我們談胡適”。我那時有事要去廣州，結果只能讓他失望，可他熱情的邀請，至今宛若在耳邊。

程先生有個習慣，雖然經濟不寬裕，卻時常一頁一頁自費復印、裝訂各種文獻資料，寄給他認為需要的人。大約在2009年冬，我突然收到程先生寄來的一包書。打開一看，有幾本是中國現代史和文化方面的，另有幾份打印稿，其中包括程先生研究胡適的兩三篇文章，還有一本比較厚，封面印著“胡適未刊行事歷（未定稿）”。程先生在電話里告訴我，他受臺北胡適紀念館委托整理此胡適遺稿，也就是說，這份胡適未刊稿的來源絕對可靠。我建議他早日發表出版。“很難……”他嘆氣說，“托人問過幾家出版社、雜志社，都不愿意。”我把程先生整理胡適未刊稿的事告訴華東師范大學的陳子善教授，他那時剛接手更名后的《現代中文學刊》，對散佚的現代文學文獻史料格外有興趣。征得程先生同意后，我把他聯系方式給了陳子善。后面的事情，我不得而知，只知道沒過多久，程先生在《現代中文學刊》發表了《胡適參加夏威夷大學“東西方哲學討論會”——<胡適未刊日記>整理記事》（《現代中文學刊》2011年第6期）一文。然而，《胡適未刊行事歷》并未如程先生希望的那樣得以連載刊發。我想，可能是因為主編陳子善認為它的文獻史料價值不高吧。2010年某天，我在電話里提起《胡適未刊行事歷》，問程先生出版了沒有？他說：“還是沒有出版社愿意出，自費出版，又沒這個財力……你在大學，又是博士后，將來申請到經費，你來出吧，這事我就拜托你了，我給你的胡適稿子，你隨便用。”我覺得由程先生自己出版這部書更合適，但聽他言辭懇切，不忍拒絕，就答應了。此后七八年里，我和程先生沒有聯系。倒不是奉行君子之交淡如水，而是我從浙江大學博士后出站來到廣州工作、換了手機及號碼，彼此沒有了對方電話號碼。雖然有時想起《胡適未刊行事歷》以及對程先生的承諾，但瑣事纏身，一直沒有動手。2020年初，驚悉程先生因髖骨骨裂在上海臥病于床，生活陷入困頓。我原本打算去上海看望他，因新冠疫情未能成行，僅用微信給學界發起的援助程先生的賬號轉了點錢。心里惦記著他的病情，然而傳來的是噩耗，他在9月16日病逝！程先生的病逝，當時在學術圈引起不小的轟動。不過，大家關心和討論的似乎不是程先生的學問，而是他去世前的經濟窘迫。很多人質問程先生的兒子為何沒有盡到做子女的責任。他們甚至嘲笑說，程先生的兒子程漢也像他一樣，自己連飯都吃不飽，還沉迷搞學術！這些人身處高校或者科研單位，是真不了解民間學者的夙愿和疾苦！

程先生的去世，讓我深感當年對他的承諾如磐石壓身，于是丟下手頭的課題，利用一切空余時間，校訂、注釋他的整理稿《胡適未刊行事歷》。當年程先生寄給我的整理稿封面標注了“未定稿”三字。后來他在一篇文章里說，2011年“6月、7月才將整理工作訂為‘日課’，每天做幾個小時”[1]，說明在“未定稿”之后，他手里有一個更全、更新的版本，然而我多方索取未果，只能依據“未定稿”。由于我依據的是“半成品”，有待校訂、注釋之處就比較多，幾乎等同于重新整理。我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更名為《胡適未刊日記》。程先生當年為何沒有采用潘光哲等暫擬的書名《胡適未刊日記》，而是另擬題為《胡適未刊行事歷》？現在已不可知。可我認為，“胡適未刊行事歷”不如“胡適未刊日記”讓人一目了然。并且，盡管這部書里頭輯錄的都是胡適那幾年的“日程安排”，但仍是日記體式，胡適手稿第一頁，也明確寫著“Diary”（日記）。所以，我沒有保留程先生的擬題，而是更名為《胡適未刊日記》。

二，梳理原文。《胡適未刊日記》逐年逐月逐日記事，本該條目清晰，由于撰寫者僅以最節約的文字記述，且時常涂寫、增刪，頁面變得凌亂。而程先生輯錄時又秉持忠實原作的原則，以致不梳理原文，幾乎難以卒讀。

三，校正文字。雖說原稿（復印本）的字還算工整，但手寫的字難免會認錯。何況，多數用圓珠筆寫成，墨跡很淡，辨讀不易。尤其是英文，采用的是花式字體，極難辨認，在程巢父的整理稿中，此類錯訛最多。還有一個情況需要說明。程先生送給我的整理稿，雖是打印本，但那是他請人在電腦上打的字。整理稿空白處，有幾處程先生手寫的提示，如“鄭小姐注意：請將此條移在獅子會之前！”顯然是提醒打字員鄭小姐需要注意的事項。由于并非本人電腦打字，整理稿上出現了一些屬于打字錯誤的地方。所有這些，都是我必須校訂的。

四，修改、增補注釋。程先生對胡適日記里一些人名、地名、史實等做了詳細注釋。我只保留了極少數，因為絕大多數注釋，在今天看來，要么過時，要么需要更正、補充。這是一個對程先生來說，有些殘酷的事實，然而學術更新換代在所難免。另外一些日記中的人名、地名和史實，程先生未標注釋，由我予以增補。比如前文所述1956年10月14日的日記，程巢父先生對“紀五”“充和”“漢思”做了注釋，而沒有解釋何為“茗談會”、“李徹之”是什么人，我在整理時增補了這兩條注釋，由此勾沉了《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胡適日記全編》等沒有提及的胡適與“茗談會”的一段史實。

五，校對、修改翻譯。胡適日記經常中英文夾雜，為此，胡適往往對其中的英文人名、地名等作了翻譯，每個英文單詞后面都用中括號包含了中譯。我在校對時，發現有些中譯或者過時，或者對于現在的讀者來說不易看明白。比如，“Stanford Univ.”，胡適譯為“史丹佛大學”，今通譯“斯坦佛大學”。1956年9月的日記經常出現“Class”一詞，胡適譯為“課”。雖然是直譯，但畢竟意思不明確。考慮到胡適此時被加州大學聘為資深教授（Regents Professor），做為期一年的講學，胡適行程安排里的“Class”，我在注釋里譯為“上課”，并予以說明。

這一部看起來像“日程安排”或“備忘錄”的日記，其價值確實不如《胡適日記全編》《胡適全集·日記卷》，但是仍然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文獻史料價值：一是記錄了晚年胡適的每日行程；二是記錄了晚年胡適的交游；三是程巢父所做注釋和我修改增補的注釋，不管對人還是對事，都只做客觀陳述，可幫助讀者了解胡適日記中提到的人和事。因為前兩點，《胡適未刊日記》既可與坊間流布的胡適日記、年譜、年譜長編相關史實相互印證，有的也能填補史實空缺。如，查《胡適日記全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1959年2月21日為空缺，而《胡適未刊日記》的這一天條目有：“10:00 Hochstaer來；10:00—11:00浦家麟來；24日下午三時給史語所‘學術講論會’學術講演（講題？）”。不但記錄了當天兩個來訪者姓名、來訪時間，還透露了2月24日將在史語所做學術講演，甚至據此可知，胡適在2月21日確定了這次學術講演的時間，而講題未定。總之，《胡適未刊日記》不但為“胡全人全事”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資料，而且可提供關鍵事件的線索，解開一些謎團。

三

抄錄、整理這份胡適日記遺稿，不是容易的事。先別說因年代久遠，原稿的字跡顏色變淡，光那些用藍色圓珠筆寫下的字，就遠不如其它用毛筆鋼筆寫的黑色的字工整、清晰。程巢父對此頗有體會：“原件多以圓珠筆手寫，有時因匆忙記錄，部分中英文字跡均極潦草，且時有涂改，加以圓珠筆油墨年久漫漶，故極難辨讀之處頗多。”[2]更何況，撰寫者還時常在日記本上勾畫、涂改，辨認不易。其中，英文寫得很潦草，往往需要結合上下文、查閱胡適這時期的書信日記和年譜，才能推斷出是哪幾個字母組合的單詞。由于這部日記對人名、地名，都只作最簡略的記錄，如英文的人名大多是縮寫，注釋的難度很大。程巢父先生曾撰文講過，他為了追究一個《胡適未刊日記》里的缺筆字，求助于多位友人，幾經輾轉，事隔兩年，最后才弄清楚。[3]我在為這部日記做補注時，也常有類似經歷。記得，為了補正一條程先生所做注釋，我花了一個上午的時間檢索、查閱資料。我在當下信息時代，可以利用互聯網快捷地檢索資料，尚需如此費時費力，想當年程先生完全憑手工查資料，該是何等的困難！個中辛勞，可窺見一斑。

抄錄、整理不易，與程巢父經受的其他困難相比，顯然要容易解決得多。作為民間學者，他的研究工作沒有經費資助，成果出來后又很可能出版發表無望。這種無助和無望，才是往往讓民間學者束手無策的“攔路虎”。確實如記者采訪民間學者時所發現：“知識上的缺陷，他們可以通過努力學習、向前輩及同行請教來彌補，而來自精神上的壓力令他們備受煎熬。”[4]再想起去世前貧病交加的程先生對人說自己“無法生活”，我不禁潸然淚下，這讓我思考“學在民間”的傳統和民間學者的處境。

中國素有“學在民間”的傳統。進入近代以后，治學問者有“民間派”和“學院派”的分野。很多人都熟悉錢鐘書筆下的這句名言：“大抵學問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之事，朝市之顯學必成俗學。”人們以此證明“學在民間”的重要意義。“一方面，從歷史經驗上看，真正的學問，特別是原創性的思想與學術，都是在民間萌生的。”“另一方面，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來看，真正的學問，特別是原創性的思想，大致說來，只能出自民間甚至‘荒江野老屋中’，不大可能來自熱鬧的廟堂或市場。”[5]這些話，說得鏗鏘有力，也對“學在民間”的傳統做了凝練的概括。然而，時至今日，還有多少“原創性的思想與學術”來自民間？還有多少學者在民間？傳統既然難以為繼，取而代之的是“學在學府”——當代掌握學術話語權的學者，都在高校和科研機構。相應地，民間學者及其研究，一般不符合“學院派”的規范和話語體系，以致邊緣化。其結果是，民間學者很難有正常申請科研經費和獲得出版發表的機會。君不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項目申請，都要求以高校和科研單位為依托？君不見重要學術期刊的作者，幾乎都是“學院派”？

2013年10月的《中國社會科學報》曾經報道，當代中國“民間學者”處境艱難：“沒有受過學術訓練，沒有經費資助，沒有學術交流平臺，他們取得的每一個成績，背后都是數倍的付出和艱辛。”被采訪的民間學者“說起這些年的辛酸，眼淚都嘩嘩的”[6]。年齡比較大的民間學者比如程巢父如此，年青一輩同樣如此。四川成都的青年學者肖伊緋，供職于報社，多年默默從事胡適史料輯佚。據我粗略統計，經他之手發掘的胡適佚作不下二十篇，其中包括發現并整理出版了具有重大價值的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中[7]。可就是這么一個在胡適佚作發掘整理方面頗有成就的學者，至今鮮為人知。“學院派”的重要學術期刊，直到2020年才開始發表他的研究成果。[8]

當然，我們現在提出要找回“學在民間”的傳統，倒不是僅僅因為民間學者的處境堪憂。光呼吁大家同情民間學者，眾籌援助，如同杯水車薪，遠遠不夠。如果我們不把“學在民間”的傳統找回來，如果我們只承認“學在學府”，那么，必然會形成這樣的不良風氣：誰的學術地位越高，誰掌握的學術資源就越多；誰的公開成果越多，誰就是越有學問。在這樣的流風之下，“學院派”少有原創性的重要成果。北京大學中文系陳平原教授說，這些年凡有學術水平的研究成果，多數是個人做出來的，和體制性項目無關。這個評價大體是準確的。

是時候反思這個現象了：為什么高校學報的學術品質普遍下降，反而有些不在高校評價體系中的學術期刊，水平卻能得到學界的公認？比如像劉夢溪主編的《中國文化》、陳平原主編的《現代中國》。有一些出版物，不以學術標榜，反而為學術界看重，比如《書屋》、《隨筆》、《萬象》、《上海書評》、《歷史學家茶座》等等。還有一些不屬于CSSCI期刊、核心期刊，甚至連刊號也沒有的內部期刊，也有相當水準，如《胡適研究通訊》。當我們從中國社會科學宏觀發展的角度對此作出反思，不難發現，“中國社會科學在‘學在民間’這一路向上的發展,有力地促成、推動、明確了學術場域與政治場域、經濟場域和社會場域之間的界分，更是對‘主流官學’或其他場域的‘進步’意識形態構成了反思和批判。”“中國社會科學在‘學在民間’這一路向上的努力，實在是中國學人對‘學術’的一種自覺自省的行動，它擔當著極為嚴肅的學術使命，即如何建構并捍衛中國社會科學的學術自主性，以及如何建構中國自身的學術傳統的問題。”[9]

作為一名大學教師，我最直接的感受是，“學在學府”主導下高校的學術體制日趨僵化。教學科研和個人績效獎勵的不當結合，日益荒誕的數字化管理，導致急功近利之下時有學術道德淪落、師德行為失范事例發生，高校因此受到一些來自社會輿論的負面評價。就學術研究而言，“我們的學術界似乎是過于成熟了。熟得研究任何問題都成為一個套路，熟得大家都沒有了學術的個性。”[10]破解之法也許有千萬條，就目前而言，最切實際、最為迫切的，很可能是以民間力量推動高校和科研機構的學術文化活動良性發展。一言以蔽之，要恢復和助長“學在民間”這個傳統。今天的中國尚不具備私學的強大傳統，但我們至少可以讓“學在民間”作為一種精神和理念普遍存在。一方面，營造有利于民間學者成長和發展的學術體制，通過“學在民間”的繼承發展，通過“學院派”與“民間派”之間的交融碰撞和競爭，扭轉當前中國學術思想衰微的狀況，改善民間學者的處境。比如，為民間學者設立專門的科研項目申報通道、學術期刊專欄等。另一方面，把“學在民間”作為一種價值追求。供職于高等學校、研究院所等體制內的學者，也可以心存“學在民間”的精神，在相當程度上保持獨立自主探索學術的精神空間。

當代民間學者大多供職于出版發表機構，例如：以魯迅研究負有盛名的朱正，供職于湖南人民出版社；以搜集整理知識分子史料聞名學界的陳徒手，供職于《北京青年報》；謝泳在受聘廈門大學教授以前，長期任職于《黃河》雜志社。這是“民間派”的特征。同理，普遍供職于高校和科研機構等事業單位，這是“學院派”的特征。兩派不必為了交融而泯滅各自特征。我們期待的是，“學在民間”和“學在學府”成為中國學術發展的兩大主脈，并行不悖。

行筆至此，突然想到，假如“學在民間”早些年得到恢復發展，或許程巢父整理的《胡適未刊行事歷》能在他生前出版，或許他的經濟狀況不再窘迫，可以多活幾年、多整理一些胡適研究資料。然而，斯人已去，此念茫茫。

注釋：

[1]程巢父：《胡適參加夏威夷大學“東西方哲學討論會”——<胡適未刊日記>整理記事》，《現代中文學刊》2011年第6期。

[2][3]程巢父：《<胡適未刊日記>整理記事》，《文匯讀書周報》2008年9月26日。

[4] [6]唐紅麗：《“走”在學術邊上的民間學者》，《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12月14日。

[5]喻中：《為“學在民間”招魂》，http://www.aisixiang.com/data/8412.html，2005年8月26日更新，2020年10月5日檢索。

[7]參見胡適著、肖伊緋整理：《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卷中）》，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

[8]參見肖伊緋：《新見平津淪陷期間報刊所載周作人“佚文”及相關史料》，《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0年第2期。

[9]鄧正來：《“學在民間”與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對<中國社會科學季刊>與<中國書評>的分析》，《學術界》2006年第5期。

[10]葛曉音：《我和<文學遺產>》，《文學遺產》編輯部主編《<文學遺產>六十年紀念文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4年，第164頁。

（作者單位：廣州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