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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篇小說《山鄉巨變》是周立波繼《暴風驟雨》后又一部長篇現實主義力作，小說由上下兩卷49章組成。創作時，周立波落戶家鄉湖南省益陽農村，在此期間積極參加山鄉農業生產勞動，與廣大鄉民建立了深厚的情誼。可以說，這部作品凝聚了作家深刻的現實農村生活體驗，建立于他在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時期濃厚的經驗基礎之上。

一

農業合作化時期，作家重視鄉土生活的切身體驗，積極融入到農村生活實際，獲取文學書寫的經驗。作家趙樹理、周立波、柳青等，都具有長期的農村生活經歷，長期與農民吃住勞動在一起，目睹著發生在農民身上的變化。周立波于1954年10月在湖南益陽市郊桃花侖竹山灣居住，并擔任了大海塘鄉互助合作委員會副主任。1956年，他再次返回桃花侖，任益陽市桃花侖鄉黨委副書記，組織并積極參與山鄉農業合作化運動，在汗水與泥土中與當地鄉民一起從事勞動生產鍛煉。周立波深刻體會到農民心理情感的變化與波動，以及根深蒂固的傳統保守意識的復雜糾結，這些都為他創作長篇小說《山鄉巨變》提供了豐厚而真切的素材。此外，《山鄉巨變》還以其別具一格的地域文化風情特色與藝術性結構語言筆法引人注目，這也是周立波以文學創作深入實踐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扎根人民群眾集體之中，見證宏偉歷史進程的自覺努力。

小說《山鄉巨變》中，1955年的初冬，縣委積極推進農村辦社工作，委派縣團委副書記鄧秀梅擔負起推動農業合作化運動的任務來到清溪鄉。她在解放初便積極參加工作，憑借著吃苦耐勞的精神，逐漸成長為一名具有豐富工作經驗的出色干部。在鄧秀梅與當地干部的積極推動下，農村生產合作化運動艱難而堅定地在清溪鄉發動開來。但由于部分農民受到傳統觀念束縛，仍然存在根深蒂固的私有思想和陳舊風習，加之背后勢力的挑撥離間故意造謠破壞，嚴重地阻滯著合作化運動深入開展。興辦合作社需要爭取廣泛的群眾認同和支持，而其中屬于“中間人物”的陳先晉、“亭面糊”盛佑亭、“菊咬筋”王菊生等老式農民，如何爭取他們入社、改變其思想觀念，是小說描寫的重點。

被人們戲稱為“亭面糊”的盛佑亭解放前是一個貧苦的農民，解放后分了田地與山地，他對于黨的農村政策深懷感激之情，但是思想上私有意識的根深蒂固，也使他對于合作化充滿著猶疑，也會聽信謠言擔心竹子歸公就砍竹子上街賣。陳先晉是村中田地里數一數二的老做家，也是民兵連長陳大春的父親，他不愛說話卻異常勤奮，解放前佃地主田地種肯吃苦耐勞、受盡剝削，翻身分得田地后，他墨守成規又對入社充滿偏見，思想上保守而固執。陳先晉一直想堅持私有制田地單干發家，在全家人的力勸聲中他才勉強同意入社，而受到王菊生的蠱惑，又思想動搖放棄入社，傳神地呈現出對老一代農民進行社會主義農村改造的艱難。中農“菊咬筋”王菊生擔心入社吃虧，用盡心思阻礙鄉委干部勸他入社，固執地想依靠自己的家產和單干實現個體化的發家致富路。“秋絲瓜”張桂秋和“符癩子”付賤庚對入社也心存不滿，聽信謠言耕牛入社折價低，兩人在山里趁夜色殺掉耕牛。潛伏下來的反革命階級敵人龔子元和他的堂客，在鄉民面前裝老實，暗地里煽風點火，想盡一切奸計妄圖破壞清溪鄉農業合作化運動。清溪鄉農業合作化推進過程中，因為思想保守、行動落后的村民以及反革命分子蠱惑人心的蓄意破壞而充滿著艱辛曲折。鄧秀梅與清溪鄉黨支部書記李月輝、民兵連長陳大春、上村互助組組長劉雨生齊心協力，直面農村辦社工作的困難和矛盾，依靠黨團組織的強大力量，擴充新生力量，吸納盛淑娟等積極分子成為團員，組建合作化宣傳工作隊，積極宣傳合作化的優勢，并調動婦女參與農業合作化生產的力量。鄧秀梅與清溪鄉干部深入了解農民的顧慮，反復到他們家中和他們促膝長談，水滴石穿般教育、轉化他們保守的思想認識。經過耐心不懈的努力，落后農民逐漸認識到合作社的優勢，打消了原有顧慮，盛佑亭、陳先晉等都自愿加入了合作社。

在鄧秀梅和李月輝的領導下，清溪鄉支部在全鄉建成了五個初級合作社。而后，隨著黨領導農村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清溪鄉的長青初級農業社，在原有基礎上擴大、建成了高級社，劉雨生被選為社長，因工業建設需要，鄧秀梅、陳大春等被調去株洲，陳孟春、盛學文成長起來參與到合作社的工作中。合作社并未強制決意單干的張桂秋、王菊生入社，而是通過農業合作化集體生產，力奪豐產來彰顯合作化的優勢。張桂秋、王菊生雖然拼盡全身解數，還是敗下陣來，集體的力量與社會主義國家政策的巨大優越性使他們轉變了觀念，都自愿加入了合作社。隱藏在山鄉的惡霸龔子元和他的姨太太，與國民黨特務聯絡準備暴動的圖謀被發現，落入法網。

二

長篇小說《山鄉巨變》從鄉村現實生活經驗取材，書寫農業現代性的追求與農村的時代變革圖景，在歷史化的文學實踐過程中，以栩栩如生的筆法，為當代文學塑造了眾多鮮活的人物形象。這與作家周立波長期的農村生活體驗息息相關，他對處于重大歷史變革期的農村情態與農民為之波動的心理深為熟稔，并極為重視敘事過程中生活細節的表現力，從而形之于筆，所呈現出的人物形象可信可感。我們在書中不僅可以看到如鄧秀梅、李月輝、劉雨生、陳大春、盛淑君、陳孟春等積極投身農業合作化運動發展的先進人物，也可以看到作家傾注極大筆墨所塑造的“中間人物”如“亭面糊”盛佑亭、陳先晉等，及落后典型人物如“菊咬筋”王菊生、“秋絲瓜”張桂秋和“符癩子”付賤庚等，豐富了當代鄉村敘事的人物形象世界。

《山鄉巨變》中社會主義農業合作化改造過程涌現出的新人形象，尤為引人注目。劉雨生的成長，可謂遍嘗了艱辛百味。作為一名農村基層鄉政府合作社骨干干部，他一心為公，心地純良無私，熟知“村里的每一塊山場，每一丘田，每一條田塍的過去幾十年的歷史，他是清溪鄉的一本活的田畝冊”，他全身心撲在農業合作社的發展上，對于工作盡心盡力，深受村民的擁護。為了有效推動消極落后農民積極入社，做通他們的思想工作，劉雨生不厭其煩地上門到家，耐心聽取他們的想法意見。可以說，劉雨生成為了故事的核心人物之一，在小說敘事的內在動力上被作家塑造為基層先進干部，代表著農村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鄉村基層干部勇于擔當守責，積極響應黨的偉大號召，帶領人民群眾不辭勞苦創業的光輝形象。

三

在藝術上，《山鄉巨變》的語言自然清新，善于運用方言口語，營造濃郁的鄉土文化氛圍，充滿地域文化風情特色。周立波在保留典雅細膩筆觸的同時，也自由地使用著湖南山鄉富含生活氣息的方言俚語，極大保留了湖南鄉間生活的本色。周立波格外注重敘事語言形式豐富的表達力，這也成為他的文學創作突出的藝術特質。在助力刻畫人物形象的語言上，他深下了功夫，經其提煉潤色之后，那些方言口語獲得了獨特的氣息韻味，其語言傳神達意，有效地呈現出特定地域文化特質。對于時代變革中煥發出新的生機的山川大地，周立波懷著難以抑制的內心激動，他跟隨歷史精神的召喚，用凝于心尖的淚與笑，鐫刻出一個個激蕩時代中前行的身影。

周立波對于敘述語言有著自己獨到的理解和追求，他刻意在文中廣泛使用方言俚語，避開了普通話用字用詞的熟悉感，極大地保留了鄉土民風民情的原汁原味，借助那些自鄉間山地中生長起來的方言口語，進入到山鄉農民豐富而復雜的內心世界。語言形式實則也是一種心靈的形式，由此，人與人之間的聲息與聯系有情有味地傳達了出來。如在人稱指代上，周立波沒有使用慣常的普通話稱謂，而是極為嫻熟地使用湖南益陽方言中的相應人稱指代詞語，如“堂客”“老駕”“胡子”“老倌”“后生子”等，最大化地烘托出湖南山鄉生活氣息。再如，文中經常出現一些俚語、口頭語，如“畈眼子”“四海”“溜溝子”“霸蠻”“越口”等等，無疑都源自山鄉農家田地的日常生活，極為生動地呈現出當地的文化風情，使小說敘事建立于更為廣泛深刻的真實性根脈之上。

周立波在《談創作》中曾寫下，“從事創作的人最重要的條件是要有豐富的生活經歷，和對于人的廣泛的深刻的觀察”，長篇小說《山鄉巨變》創作并誕生于農業合作化運動如火如荼開展的過程中，而周立波所擅長的抒情筆法，更讓小說充滿了深厚的內蘊與語言生機。作家以生命體驗的真切感受，凝結滿腔熱忱的希冀，抒發樂觀堅定的理想信念，獻出了對于社會主義歷史變革的一曲由衷的贊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