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5月21日，“大益文學”五周年文學嘉年華活動在京開幕。作為其中重要環(huán)節(jié)，“當文學直面電影”特別邀請三組嘉賓對談文學與電影的關系。作家李洱與電影導演王超對話“文學為電影提供了什么？”，詩人于堅與電影導演張?zhí)燧x以“電影殺死小說？”為題展開激烈交鋒，電影研究者嚴前海與紀錄片編導王沖霄就“文字、影像，無可調和的矛盾？”表達自己的看法。三場對談活動精彩紛呈，金句不斷。

文學為電影提供了什么？

李洱和王超對話“文學為電影提供了什么？”

王超的《尋找羅麥》改編自他寫于上世紀90年代的小說《去了西藏》，最先刊登在《小說界》上，后被《小說月報》轉載。當時還是迷茫文學青年的王超，不知道今后該走上寫作之路還是拍電影。當得知自己的小說被《小說月報》轉載，他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在電影處女作《安陽嬰兒》拿到投資的那段時間，他還接到過《小說界》編輯約他寫長篇的電話。王超笑稱，如果不拍電影，他很可能已經是小說家了。從文學轉向電影的經歷，讓王超尤其感念文學與寫作給予他的滋養(yǎng)。“無論是人文資源，還是敘事資源，以及審美品位，都是文學給予我的。”王超把自己電影的文學性看成一種“本能”，并認為“寫而優(yōu)則導”在中國導演里面應該算是少數。

“如果一位導演愛好文學，那么他的電影應該不會差。”王超認為文學跟電影是相互滋養(yǎng)的關系，兩者在敘事和格調上是一致的。他談到，好萊塢電影的敘事母題都能在《圣經》、古希臘羅馬神話故事、《荷馬史詩》等西方早期文學中找到源頭。英國作家狄更斯和俄國作家契訶夫給予了現(xiàn)代電影很大的滋養(yǎng)，后現(xiàn)代電影則廣泛從拉美文學中獲取滋養(yǎng)。他笑稱，如果沒有科塔薩爾和村上春樹的文學作品，王家衛(wèi)很可能不是現(xiàn)在的王家衛(wèi)。同樣，秘魯作家略薩也曾坦言自己從電影中學到很多寫作的技巧。

李洱發(fā)言

王超發(fā)言

《尋找羅麥》電影海報

李洱與電影的緣分并不生疏。他的大學畢業(yè)論文與電影有關，還與陳凱歌有過短暫的前期合作。當時，兩人商議以波蘭導演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十誡》為參照，將《水滸傳》改編為十集電視電影。陳凱歌稱這是為了完成他父親陳懷皚的夙愿，因為陳懷皚生前最想拍的便是“智取生辰綱”這個故事。這個計劃最終因為突然爆發(fā)的非典而擱置。

李洱猜測導演應該寫過小說，事實果真如此。這部電影帶有很強的“作者電影”風格，用李洱的話來說，“王超是用拍電影的方式寫小說，用寫小說的方式拍電影”。《尋找羅麥》的故事發(fā)生在西藏和法國兩地，他以為例說明文學與電影的差別，“雙線敘事在小說里較為容易處理，轉成電影變?yōu)榭陀^的視角后，處理起來則顯得很困難。”

電影殺死小說？

于堅與張?zhí)燧x對話“電影殺死小說？”

電影對于堅來說，如同一種隱秘的生活。他喜歡坐在電影院里，等待燈光變暗、電影開始，那種感覺如同穿越時光隧道，去往另外一個世界。他尤為鐘愛膠片電影，而不喜歡數碼影像，因為膠片能給他數碼提供不了的時間感。“電影對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把我從‘井底之蛙’的狀態(tài)中解放了出來，我忽然發(fā)現(xiàn)還可以這樣做。可以說，電影深刻地影響著我的世界觀，像我這樣的觀眾如果沒有電影，是完全不可思議的。”

在對談中，于堅從中國文學浪漫主義的面向出發(fā)，談到唐詩以前中國文學“看得見”的傳統(tǒng)，譬如杜甫組合字詞的方式便很像電影蒙太奇組接鏡頭的方式。宋詞以后，“看得見”的態(tài)勢慢慢轉變，中國文學也就失去了旺盛的想象力。相較而言，西方文學自亞里士多德開始，呈現(xiàn)的便是一個“看見的”的世界，強調眼見為實。即便現(xiàn)代攝影技術發(fā)明，也遵循著（用鏡頭）記錄世界的傳統(tǒng)，而不是強調想象力。

“電影能夠記錄事實嗎？”于堅認為電影只能分解世界，把世界變成無數片段，再把片段重新組合，由此塑造出導演個人的世界觀。電影借助片段組合成新的精神性空間的方式，對于堅的寫作產生過巨大的影響。他的《尚義街六號》以類似攝像機般的客觀視角書寫昆明，便是接受了法國新浪潮電影的滋養(yǎng)。

于堅發(fā)言

于堅把今天的時代看成讀圖時代，堅定地認為圖像是第一位的，文學處在第二位。“圖像能夠表達文字無法表達的東西，抵達文字無法抵達的地方。不是說圖像只是文學的一個補充，它不是這樣一種東西。”而且，于堅覺得在中國這般不注重觀看的社會里，電影一直代表著某種前衛(wèi)的精神。但即便如此，于堅依然認為電影不能殺死小說，小說也不能殺死電影。“電影是人類發(fā)明的、全新的事物，有自己的東西，文學絕對不能替代電影。”

張?zhí)燧x曾在貴州云南實地采風、堪景，花了三年時間寫就電影劇本《邊城兇案》，這個劇本后來被曹保平拍成了商業(yè)電影《追兇者也》。張?zhí)燧x認為如今電影從業(yè)者面對更為復雜的情況和更多挑戰(zhàn)，作為一種產業(yè)，電影的商業(yè)屬性更為凸顯，“歐洲的電影大師曾經創(chuàng)造了輝煌的巔峰，但已經沒落，現(xiàn)在是大眾電影的時代”。于堅不贊同這種觀點。他認為青年導演如果沒有雄心壯志，不去重建中國影像的精神深度，一味跟著大眾走，討好大眾，必將把中國電影推向庸俗與乏味。他殷切期盼年輕的一代能有做“大師”的夢想，在滿足溫飽的條件下繼續(xù)先鋒下去，寫先鋒文學，拍先鋒電影。

文字、影像，無可調和的矛盾？

嚴前海與王沖霄對話“文字、影像，無可調和的矛盾？”

文字和影像作用于不同的感官，能被調和嗎？嚴前海和王沖霄就此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在嚴前海看來，文學的核心是想象，影像的核心則是場面調動和表演，兩者從本質上看不可調和。但如果一定要找到通約性，需要借助削減、擴張和變形這三種手法。他以多部文學作品的改編為例，闡釋了這個觀點。

意大利導演維斯康蒂的《局外人》改編自加繆的同名小說，在嚴前海看來，這部電影之所以失敗，原因在于維斯康蒂沒有為電影找到動力源 “如果動力源沒有找到，那樣張力就會受到影響”。在他看來，電影的動力源分別是懸念、恐懼和力量。另一部改編自加繆短篇小說《來客》的電影《遠離人跡》則是成功的改編，因為電影揭示了小說中沒有表述的內容。

嚴前海發(fā)言

王沖霄發(fā)言

《英國病人》海報，改編自同名小說

嚴前海認為，文學和電影之間有一種擴張與削減的關系。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沒法改編為電影，正是因為電影無法擴張這部鴻篇巨制。安東尼·明格拉在將邁克爾·翁達杰的《英國病人》改編為電影時，削減了原著小說重要的內核性思想，反而獲得了成功。還有奧遜·威爾斯的《審判》，改編自卡夫卡的同名小說，通過電影的空間造型把卡夫卡式的荒謬感表現(xiàn)出來，這是屬于變形的例子。

“相比視覺藝術或電影，文學是永恒的。”紀錄片編導出身的王沖霄雖然常年與影像打交道，仍把文學放在第一位。他認為文學化的思維是人類最古老的思維，文學化的思維對應視覺思維，影像只是視覺思維發(fā)展到晚近的產物。“如果拿文學化的思維與視覺藝術相比，我覺得肯定文學更重要，文學更恒定，視覺藝術其實跟隨著文學。文學在探索人性或者探索人類的價值觀這個領域，是一個探險隊長的角色，視覺藝術是跟在其身后的隊員。”

在王沖霄看來，文學或文學化的思維像是星系里的恒星，視覺影像則是一個個行星。文學通過高速運轉，不斷產生自己的影像衛(wèi)星。“所有行星星體運行的能量來自于恒星的燃燒，視覺藝術包括電影，一定要從文學這顆恒星上吸收能量。一旦恒星的能量燃燒殆盡了，行星也就離消亡不遠了。”

“當文學直面電影”電影專場，是“大益文學”五周年文學嘉年華活動之一。此外，“大益文學”還將舉辦“我們五歲了——大益文學的現(xiàn)在與未來”文學研討會、大益文學院第五屆作家簽約儀式暨“我和我的寫作”分享會、“有人將至”戲劇專場、“詩與歌之夜”等一系列文學與藝術相伴的跨界活動。 

（活動照片均由主辦方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