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致母親信（1935年12月4日）

一

魯迅是社會的批評者、歷史的反思者、新文學的先驅者。他思想深刻、文筆犀利，給人的印象是常現金剛怒目。讀者讀其文，想其為人，自然會想探究他的家庭生活和文化背景：家庭和社會如何培育出這樣一個人？

家庭對人的品性、修養、價值觀乃至政治傾向的形成都具有不容忽視的影響。學習和研究魯迅，應該充分了解他的家庭環境和成長經歷，他的戀愛婚姻和社會交往。魯迅回憶說，他少年時代家庭“從小康墜入困頓”；青年時代“逃異路，走異地，尋找別樣的人們”；婚姻是奉母之命——妻子朱安是母親贈予的“禮物”，對這樁婚事，他表面接受，實則抗拒，因此后來掙脫婚姻枷鎖，與許廣平另組家庭。因為魯迅名聲大，威望高，對其人生挑毛病找瑕疵的人也就比較多。與他失和的弟弟周作人在他建立新家庭后諷刺他是秋行春令，顛倒時序；魯迅把自己與許廣平的通信編成《兩地書》出版，周作人更是氣憤，私下里跟朋友說，他的老兄喪失理性而瘋狂了。

魯迅一生，雖然中年戀愛，老年得子，但終于過上煙火氣的家庭生活，總體上說是個“全”人。在他寫給母親的信中，最重要的一項內容便是向母親報告兒子的成長情況。這也正是“孝道”的一種表達方式，因為當時中國社會還普遍流行著“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觀念，而且“隔代親”也是常見的感情表達方式。有一年春天，兒子被開水燙傷，魯迅和許廣平十分緊張，采取治療措施，并探究原因，原來是兩個保姆工作交接時出現了疏漏。魯迅在給朋友的信中敘述前因后果后，感慨道：“這孩子也不受委屈，雖然還沒有發明‘屁股溫冰法’（上海也無冰可溫），但不肯吃飯之類的消極抵抗法，卻已經有了的。這時我也往往只好對他說幾句好話，以息事寧人。我對別人就從來沒有這樣屈服過。如果我對父母能夠這樣，那就是一個孝子，可上‘二十五孝’的了。”

二

魯迅50歲生辰全家合影（1930年）

《魯迅家書》收錄魯迅致母親魯瑞信50通，致弟弟周作人信19通，致許廣平信78通，致親戚信3通。

魯迅少年時代家境中落，又遭受祖父入獄、父親早逝的打擊，他作為長子與母親魯瑞分擔家庭的重負，較早養成堅毅的個性和獨立擔當的精神。青年守寡的母親含辛茹苦撫養5個孩子（一兒一女幼時夭折，留下樹人、作人、建人三兄弟），魯迅充分感受到了母愛的溫暖和力量。魯迅18歲離開家鄉外出求學，與母親的通信本應很多，可惜大多散失，現存最早的寫于1932年，總數尚不及給許廣平的信多。究其原因，除了丟失之外，還有母親不能書寫，難以與兒子文字交流。同樣原因，魯迅無法與朱安互通魚素。因此，魯迅早期的家書多寫給兩個弟弟，兩個弟弟充當了他和母親之間的聯絡人。但沒有人充當他和朱安的聯絡人。給母親的信可以由兄弟代達，給妻子的體己話如何轉達呢？青年時代的魯迅與自己人生中的兩位重要女性缺少文字交流，這對一個慣于用文字表達情感思緒的人來說，不能不說是很大的缺憾。

從相關人的回憶來看，1926年，魯迅離開北京到廈門就開始給母親寫信，他一路都在寫信報告自己的行程，以免母親和朱安掛念。為母親代筆好幾年的紹興同鄉許羨蘇這樣回憶說：“1930年當我離開魯迅先生的家，往河北第五女師去的前夕，我把魯迅先生的來信捆成一包，交給了朱氏，以備有事要查查。后來不知她怎樣處理了。”

魯迅與兩個弟弟的通信留存的也很少。兄弟是魯迅親人圈的核心，因為兄弟不但手足情深，還是事業的伙伴。父親去世后，魯迅照顧提攜兩個弟弟，盡心盡力。他從南京、東京寄給家里的信件中，除了家庭事務的安排，更多的應是對兩個弟弟的叮嚀和期待。因為魯迅早期的日記不存，我們現在只能從周作人的日記中找到兄弟之間通信的線索，1897年2月周作人到杭州陪侍祖父，1898年2月18日開始記日記，27日記載收到魯迅信，報告“諸暨武童刺死洋人四名”。這期間，杭州和紹興兩地間通信很多，可惜均已不存。周作人在南京水師學堂讀書時，日記中常有魯迅從日本來信的記錄，如魯迅寄來的一張照片背面寫下這樣的“豪言”：“會稽山下之平民，日出國中之游子，弘文學院之制服，鈴木真一之攝影，二十余齡之青年，四月中旬之吉日，走五千余里之郵筒，達星杓仲弟之英盼。兄樹人頓首。”周作人將魯迅的照片裝框置于桌上，朝夕相對。嚴格地說，這則照片的題詞也應該作為家書收入本書。

三兄弟再次團聚，是在魯迅和周作人都回到紹興工作后，但時間并不長。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魯迅到南京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工作，并于5月5日隨政府遷往北京，當天重新恢復寫日記。魯迅在北京單身生活了將近5年，直到1917年3月27日周作人從紹興啟程往北京與他會合。這期間除了1913年夏和1916年冬魯迅兩次回紹興探親，其余時間都靠書信與母親和弟弟們聯系。從魯迅日記統計，魯迅給周作人的信共445封（含明信片），收到周作人的來信443封，平均四五天就有一次信札來往。1913年夏魯迅自紹興探親后回北京途中，7月28日“晨抵西興，作小簡令舟人持歸與二弟”。這是因為當時周作人的兒子在生病，魯迅不放心，故沒走多遠便修書一封交人帶回；到了上海，“夜以郵片一寄二弟，告途中景況”；在“塘沽”船上“寄二弟一郵片”；到天津“寓同富棧，寄二弟郵片一枚”；從天津西站坐火車到北京，晚上7點回到北京寓所，收到“二弟三十日所發郵片”，報告孩子已經退熱。短短幾天的旅途中，竟也有這么多往來信函。

可惜這些信件大部分遺失了。同樣，魯迅給建人的信件數量也很可觀，卻竟無一存者。魯迅給周作人的信件不存，可以理解。失和后，雙方可能都銷毀了一批兄弟之情的見證物，而建人一直與魯迅保持親密關系，按理說應該保存。有人就此事問過建人，他的回答出人意料，他沒有說是因為戰亂流離、生活無著，而是說他覺得這些信件講的都是家庭瑣事，沒有保留價值，就隨意處置了。這雖然讓崇拜魯迅的人們失望，但卻是一種誠實的態度。當然，周建人的話中還有一層意思，即家庭瑣事不免有些隱私，不便與外人道也。

周建人講的理由是合乎情理的，家信往往不及給朋友的信件多談思想和論世事，特別是魯迅給建人的信，不像在給作人的信中那樣談論學術和文藝。不過，其中也一定有珍貴的資料。如魯迅在日本時期曾多次寄生物學方面的書籍給建人，信中當然會有所建議。所以，這些信件丟失，無論如何讓人感到遺憾。

現存魯迅給弟弟的信，只有寫給二弟周作人的18封，是周作人在日本探親和在北京西山養病兩個時期的，外加魯迅在北京期間為悼念范愛農詩發表事給周作人的半封（含詩稿）。這組信主要討論創作、翻譯和家庭事務。當時，三兄弟聯合翻譯外國短篇小說，準備結集出版。幾年前我寫《八道灣十一號》一書，特辟一章“文學合作社”。有讀者調侃說魯迅是這個合作社的“社長”，選不選社長、排不排座次倒無所謂，但說魯迅和周作人是合作社的臺柱子，合乎事實。從這些信件中，讀者可以看到他們商量得多么具體，安排得多么周到，比如斟酌選篇，跟雜志打交道，特別是幫助三弟建人的方式，乃至代筆，可謂煞費苦心。三兄弟這個時期的合作成果是《歐洲現代小說集》和《現代日本小說集》。

魯迅在兄弟失和之前，一直過著沒有愛情的婚姻生活，他的原配妻子給他寫信，要通過他人來代筆，不難想見，只能談些日常事務。1914年11月26日，魯迅收到朱安的來信，具體內容不得而知，魯迅在當日日記中只給了兩個字的評語：“下午得婦來書，二十二日從丁家弄朱宅發，頗謬。”明了魯迅無法與妻子開展文字交流的境況，就完全可以理解他在1923年與周作人失和以后，是如何渴望伙伴和知音了。1925年，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學生許廣平以通信的方式開始向魯迅射出丘比特之箭。他們戀愛后，以書信為媒介，從同城到異地，由師生到戀人到伴侶，相處了10年多，如魯迅所說“十年攜手共艱危，以沫相濡亦可哀”。一個是性格果敢的青年人，一個是有妻室的沉穩的中年人，而且是政府官員、文壇名家，雙方又是師生關系，且年齡差距又將近20歲，流言自然難免，內外壓力不小，理智與情感，道德與自由，矛盾糾纏，取舍為難，兩人相愛相知相守的道路并不平坦。

情人分居兩地，那個時代，只有靠書信傳遞消息，披露情愫。魯迅和許廣平的通信記錄了兩人在戀情中的遲疑和抉擇，兼以談論世事人情。同居后，他們將這些信件按照年月順序，編成《兩地書》，分為三集：北京—北京，廈門—廣州，北京—上海。

魯迅在《兩地書》序言中說：“我們以這一本書為自己紀念，并以感謝好意的朋友，并且留贈我們的孩子，給將來知道我們所經歷的真相。”他也發了一通感慨：“回想六七年來，環繞我們的風波也可謂不少了，在不斷的掙扎中，相助的也有，下石的也有，笑罵誣蔑的也有，但我們緊咬了牙關，卻也已經掙扎著生活了六七年。”他特別強調這本書“并無革命氣息”，透露出對當時流行的極左思想的不滿。按他的說法，革命不是讓人死而是讓人活的，他討厭有些所謂“革命家”或“革命文學家”整日把“革命”掛在嘴邊，“義正辭嚴”地把革命說得十分可怕，似乎革命一到，很多人都要遭殃。在他的眼中，生活是豐富多彩的，戰士要戰斗，但也要吃飯和戀愛。他并不標榜自己的書信——哪怕是家書和情書——有多么真率：“常聽得有人說，書信是最不掩飾，最顯真面的文章，但我也并不，我無論給誰寫信，最初，總是敷敷衍衍，口是心非的，即在這一本中，遇有較為緊要的地方，到后來也還是往往故意寫得含糊些，因為我們所處，是在‘當地長官’，郵局，校長……都可以隨意檢查信件的國度里。”

復雜的時代背景因素，再加上年齡和家庭等因素，決定了魯迅和許廣平的通信不那么熱烈，就現存的書信看來的確如此，內容大多關乎學校風潮、日常起居、飲食交通乃至天氣陰晴等。盡管如此，他們在談論時事、品評人物時，有褒貶，有憤怒，也有幽默玩笑，自然，也不乏情意綿綿的詞句。《兩地書》出版時，為了避免社會上的一些閑者和“不閑者”的非議和攻擊，減少不必要的麻煩，他們對原信做了增刪和修改，如魯迅在序言中說：“信中的人名，我將有幾個改掉了，用意有好有壞，并不相同。此無他，或則怕別人見于我們的信里，于他有些不便。”看來，他們出版這本書是經過一番躊躇的。畢竟，把情侶之間的通信公之于眾，需要勇氣。

《魯迅家書》收錄魯迅給許廣平的通信78封，全部原信收入，讀者可以與《兩地書》對照閱讀。

此外還收錄魯迅給周心梅、酈荔丞和阮善先三位親戚的信各一封。魯迅跟親戚們說不上親密，因為親戚中少有與他志趣相投者，通信多為辦理日常事務。魯迅的舅表、姨表和姑表很多，加上原配妻子的親戚，本來通信不算少，但留下來的卻只有給姑表、姨表各一封及給本家的一封。

三

《魯迅家書》書封及內頁

魯迅家書按照收信人分類，是四個部分：母親、弟弟、妻子和親戚。書中的排列順序呈現出一條情感線索，讀者從中可以看出愛情和婚姻對魯迅的重要性。總體上說，給母親的信，尊敬、沉穩、克制；給兄弟的信，顯示中年時期與兄弟親密合作的情義；對愛人則是綿密而又熱情的傾訴。這條情感線與魯迅的人生經歷交織并行，其中改變了他的生命軌跡的重大節點，就是1925年開始的與許廣平的通信。

跟親人通信，一般不大會涉及政治。魯迅給母親的信就很少講政治，因為母親不大關心，雖然母親也看報紙，有時也發發牢騷。魯迅與母親交流的大多是家庭瑣事，如天氣和物價、孩子的培養、身體狀況等；跟弟弟周作人的信多在文學層面，有一些社會批評，但表明政治態度的言辭也不多；跟許廣平的通信，在關系沒有確定之前泛泛而談人生觀、社會觀，在確定關系之后就有了政治態度的表現，如在廈門時期對國民革命軍北伐的關注，還有對許廣平參加國民黨進行黨務活動的意見等。

每個人都有隱私。日記和有些書信都是私人文字——日記體和書信體的作品除外——所以發表出來就有隱私問題。但文人以寫作為職業，他們的包括日記和書信在內的文字，也會被讀者關注。現在偶爾發現的某位名作家的日記或者信札，引動學者研究的興趣或公眾的好奇心，有時因為關涉隱私，竟至鬧出官司。而名人日記被后人刪改也是屢見的現象，很多信件之所以丟失，主要原因可能就是其中牽涉到寫信人自己的或者別人的隱私。《兩地書》不是魯迅和許廣平通信的原件，而是兩人修改過的文本，刪去了他們自覺不妥或者有可能侵犯他人隱私的段落字句。

不過，也需要警惕另一種傾向，即正式出版日記和書信中的掩飾和假造。有人少年時候寫的日記，日后或者自己不愿留存而銷毀，或者被親人銷毀，那是因為記錄得太真實，牽涉隱私。魯迅就親手燒毀了祖父的日記，盡管人們對這珍貴資料的喪失感到惋惜，但也能理解他為祖上忌諱的苦心。魯迅從中也吸取了教訓，他到北京中央政府工作，開始人生新階段，重新記日記，就差不多記成流水賬：某月某日得某某信，得某某贈書，買碑帖若干枚，等等。日記沒有預想讀者，如果保管得不好而丟失，被別人看見，相當于隱私暴露。魯迅離開北京，把一部分日記本留在北京寓所，三年后回來發現書房被借住的親戚亂翻，日記本好像也被看過了，十分不滿，寫信給上海的許廣平商量辦法，最后寧可在附近租房供親友居住，也不愿讓他們擾亂自己的書房。

但保護隱私在中國卻是很不容易辦到的事。因此，魯迅寫信也就很小心謹慎。給朋友們的信，寫出去被別人保存，就很不保險，萬一朋友遭到審查或背叛，書信中的話可能成為罪證。有的朋友率直，有的朋友氣盛，議論時政，品評人物，難免牢騷憤怒之言。所以，魯迅一旦覺得處于危險之中，就銷毀朋友們的信件。例如北京幾位未名社同人給他的信，應該很不少，但現在所存卻不多，因為當時南北兩地局勢不穩，黨派斗爭也十分殘酷。所以當未名社同人韋素園去世，朋友們想搜集他的文稿書信做個紀念，寫信給魯迅尋求時，魯迅很抱憾地回信說，一封也沒有，都被他親手銷毀了。

魯迅給朋友們寫信如此小心，即便寫給許廣平也是如此。但在給許廣平的家書中還是流露了日常生活的細節，這些細節可以說是相當于住宅的內室、廚房乃至衛生間，雖然也會有遮掩，有回避，有隱藏，有暗號，有裝飾，但究竟更近于真實。

閱讀魯迅的這些家書有助于我們更好地認識魯迅形象，或者說有助于我們在已經認識到的魯迅的戰士和文人形象之間尋找平衡。

魯迅詩聯“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上句講社會斗爭，下句雖然也有人將其引申為“服務人民大眾”，但魯迅的原意是講家庭生活。典出《左傳·哀公六年》：齊景公庶子荼，很得景公疼愛。有一次父子嬉戲，景公一時興起，竟扮作牛，口銜繩子，讓荼牽著走。荼不小心，跌倒在地，將景公牙齒拉折。齊景公去世，遺囑立荼為國君。但陳僖子卻要立公子陽生。大臣鮑牧就對陳僖子說：“汝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魯迅晚年得子，十分寵愛。有人譏諷他溺愛孩子，他就想起這個典故，用“俯首甘為孺子牛”來解嘲。他還有一首詩《答客誚》，也是回應人們對他溺愛孩子的議論，卻改用猛獸做比喻了：“無情未必真豪杰，憐子如何不丈夫。知否興風狂嘯者，回首時看小於菟。”魯迅鐵骨和柔腸兼具，愛憎分明。他抨擊社會，反抗黑暗，但仍心懷希望，心存溫情；當他憤恨“城頭變幻大王旗”時，也還“夢里依稀慈母淚”，心中充滿人間情懷。

有一個時期，人們為了塑造魯迅的剛勁風范、斗士形象，有意無意地遮蔽了他溫情的一面。了解魯迅的家事可以讓我們更全面地認識魯迅，家書凝聚了魯迅豐富的情感和剛健的精神。人們心目中的戰士，總是廢寢忘食，奮不顧身，魯迅確實也有這樣的品格。但一個人不能總處在這樣的狀態，這種狀態會損害身體，實際上也真的損害了他的身體。所以，魯迅晚年反思自己一直在工作，較少顧及家庭，特別是不大注意休養身體。他寫了《“這也是生活”……》，希望讀者建立健康的“英雄觀”，愛護“真正的戰士”。他覺得戰士的生活應該是多姿多彩的，戰士也要有休息的時候。可惜，當他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并沒有獲得這樣的休息機會。他逝世前不久還在作文，復信，論辯。

從魯迅家書中，可以看到魯迅的強烈責任感和生活情趣。魯迅有家庭責任感，有熱情，也有慈愛。讀者都熟悉他的一些名篇中的他自己和親人的影子，小說如《故鄉》《社戲》《弟兄》《傷逝》，散文如《父親的病》《阿長與山海經》，散文詩如《風箏》《頹敗線的顫動》等。他的雜文中也常常提到家庭、兒童教育的話題。他的人生因為家庭、親人而改變，如因為家道中落而就讀新式學堂，因為家庭經濟拮據而中斷留學回國工作，因為要照顧母親和弟弟的生活而下決心實現大家庭團聚，因為兄弟失和改變了生活狀態，因為戀愛而離開自己多年的工作和生活環境，因為家庭生計而確定了晚年的寫作內容和方式。最重要的是改變家庭形態，走進全新生活，實現人生一大轉折，其影響不亞于所謂的“思想轉變”。

愛情和家庭生活改變了魯迅，也成全了他的戰士形象，使“這樣的戰士”的形象更完整、更豐滿、更親切。如果沒有親人、妻子的陪伴、勸說、鼓舞乃至“干擾”，他固然能繼續做轟轟烈烈的戰士，但恐難長久，可能會過早折損，停止前進的腳步。本書中1925年前后的書信，就記錄了他人生中的一個危險時期的情況，如果不是親情和愛情的滋養，他很可能就在那時消亡。正如他那篇散文詩《死火》中所寫：“我將燒完”。雖然他那永不止息、絕不寬恕的孤絕性情仍將他燒完，但值得慶幸的是，他延長了10年壽命，創作了更多好作品。

家書組成一部長篇敘事，描述的重點是魯迅生命中幾個重要人物：母親、弟弟和愛人。這些信件保存下來很不容易。魯迅前期過的是大家庭生活（大部分時間是單身生活），后10年是小家庭生活。我寫《八道灣十一號》，主要講魯迅和兩個弟弟的中年時期，聚焦周家宅院，雖然提供了一些比較好的視角，但也留下一些遺憾。八道灣十一號是周氏宅院，理應多介紹日常家庭生活。但全書雖然對此有所涉及，如詳細地介紹兄弟失和的緣由、過程和影響，還列有專章“全家福”介紹在宅院內生活的家庭成員，但對他們之間的關系述說得不夠詳細，尤其感到遺憾的是沒有取“嘉孺子而哀婦人”之意專列一章“婦孺”，介紹家庭中的婦女兒童，這正是魯迅在家庭生活中重點關注的對象：母親、妻子、愛人等。

古人所說“家書抵萬金”的時代語境，是音訊難通的戰亂年代。魯迅所處的時代并不平靜，他的家書中也有躲避炮火、外出避難、向母親和兄弟問詢或報告平安的內容。因為魯迅的經歷和所處時代的特點，家書內容牽涉面廣，內容豐富，人事叢雜，而魯迅又是文字高手，家書中表現出來的濃淡輕重、委婉曲折，對研究魯迅的生平及其時代環境，很有參考價值。

（本文作者系北京魯迅博物館[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常務副館長，研究館員。《魯迅家書》已由中央黨校出版集團·大有書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