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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相思寸寸灰——再論《玉梨魂》的文學史屬性

內容提要：《玉梨魂》是民初一部影響廣泛的言情小說。其主人公何夢霞與白梨娘發乎情而止乎禮的愛情故事，有的學者認為仍應歸于傳統封建道德范疇，也有的學者認為已達到個性解放的現代階段。深究作者徐枕亞當時的創作處境與外在壓力，盡管作為原型的主人公在現實生活中已經逾越了原有底線，然而，小說作品本身留給我們的依然是個“近代性”的典型文本。

關鍵詞：徐枕亞；《玉梨魂》；言情小說；近代性

1912年，徐枕亞駢散相間的長篇文言小說《玉梨魂》甫一發表，旋即引起文壇的巨大反響，被譽為鴛鴦蝴蝶派的代表作。〔1〕對于這部發乎情、止乎禮的舊體小說，“五四”時期，魯迅、瞿秋白、鄭振鐸等新文化工作者進行了猛烈抨擊。茅盾直稱之為“言愛情不出才子佳人偷香竊玉的舊套”的陳腐文學。〔2〕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研究界均采這種“舊套”的觀點。改革開放以后，《玉梨魂》的“近代性”受到學界的關注。例如郭延禮先生認為：“作者主觀上也試圖將青年男女之間的愛情納入封建道德的范疇，但在客觀上，小說反映了辛亥前后知識青年對戀愛自由的追求和個性意識的覺醒。”〔3〕

同時，還有學者更進一步，指出其“現代性”的特征：“《玉梨魂》跟現代文學的作品比較，主要的差別實際上倒是在形式上的差別，而不是內容上的差別。敘述愛情的痛苦，包括不敢愛的痛苦，其實不但是五四新文學以后的一種主要內容，甚至在當代文學里面我們也可以找到類似的例子，譬如張潔的《愛，是不能忘記的》。”〔4〕

到底是屬于何種范疇？古典、近代，還是現代？對于《玉梨魂》在文學史上的屬性問題，不僅關系到對這部具體作品的理解與評價，同時也影響到人們對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的褒貶與取舍。值得我們仔細研究，深入探討。

一

一個社會的解放程度，主要是視該社會中婦女所處的地位與解放程度。同理，判斷一部重要作品的文學史屬性，認真鑒別與衡量其作品中女主人公的言行舉止與思想維度，應該也是一種行之有效的研究途徑。

白梨娘，正是我們研究的最佳切入點。

這是一位身處時代轉換大潮中的命運凄慘的女性。小說一開頭，就給讀者描繪了一幅美麗而薄命的女子形象：“……一女郎在梨樹下，縞素練裙，亭亭玉立，不施脂粉，而豐致娟秀，態度幽閑，凌波微步，飄飄欲仙。……觀其黛娥雙蹙，撫樹而哭，淚絲界面，鬟低而纖腰欲折。其聲之宛轉纏綿，凄清流動，如孤鸞之啼凡，如雛雁之呼群，一時枝上棲禽，盡聞聲而驚起。”〔5〕

她本是江南名門白氏之長女，容貌艷麗、能詩善文、才華出眾。她既在傳統私塾與家庭熏染下，接受了古典的封建道德，養成了文靜、賢淑、貞潔的“女德”與品性，然而二十世紀前后中國社會的巨大變局，也深刻地影響與雕塑著她的性格。她在贈給何夢霞的照片中，是一張新潮的時尚女子像：“畫作女子裝，花冠長裙，手西籍一冊，風致嫣然。”〔6〕

而在與夢霞第一次約會時所唱的也是莎士比亞戲劇中的名曲——“乃低唱泰西《羅米亞》名劇中‘天呀天呀，放亮光進來，放情人出去’數語，促夢霞行。”〔7〕因而，在她身上，既烙上了傳統倫理思想的深深印痕，同時，又是一位接受了西方現代思潮的年輕女子。這種新舊雜糅、古今共存、中西兼容的性格特征，既是時代風氣使然，也是她命運悲劇的根本源頭。

十八、九歲時，她應父母之命、媒灼之言嫁到無錫蓉湖崔家。本來，這是一段門當戶對的美滿姻緣。崔家也為書香門第，殷實富戶，外有良田數頃，內有婢媼、侍女照應。然而不料，新婚不久，便遭亡夫，拋下她和幼子鵬郎，“結褵八載，永訣八朝。鬼伯驅人，不分皂白。孀雌對影，無奈昏黃。”〔8〕

孀居八年，心如枯井，但無衣食溫飽之憂，尚有幼兒鵬郎陪伴，本可如中國傳統中節婦烈女般聊度余生。然而，翩翩少年何夢霞的出現，再加上她內心底里就有的西方自由民主之思想，使得她破釜沉舟，進行了一場驚世駭俗的命運抗爭。

細閱文本，我們可以發現事實上是白梨娘一步步將何夢霞拖入到這場欲罷不能的曠世之戀當中——第一步，竊取《石頭記影事詩》之稿本。

夢霞名場失意，流落蓉湖，課余之時，作詩自娛，本無非份之想。而梨娘既感其對鵬郎敦敦教育之恩，又憐其飄零落魄之狀，更有對翩翩佳公子的無比愛慕，竟不避嫌疑，乘夢霞外出時私自進入其居室，攜取寫滿男女情思的詩稿而去，并留下荼蘼花一朵。荼蘼花事最晚，它一凋零，就是夏天了。此時，梨娘二十七歲，已孀寡數年，而夢霞二十一歲，此中寓意，不言自明。

第二步，回信。出于禮貌，更多的則是友情，夢霞給梨娘寫了一封信，其中有云：“……須念美人遲暮，知己難逢。仆也不才，竊動憐才之念；卿乎無命，定多悲命之詩。流水湯湯，淘不盡詞人舊恨；彩云朵朵，愿常頒幼婦新辭。”〔9〕在這時，夢霞腦海中則是想做個風雅的詩詞酬唱知己。

而梨娘的回信則是：“人海茫茫，春閨寂寂，猶有人念及薄命人，而以錦字一篇，殷殷慰問于凄涼寂寞中耶？此梨影之幸事矣！……但恐一惹情絲，便難解脫，到后來歷無窮之困難，受無量之恐怖，增無盡之懊惱，只落得青衫淚澀，紅粉香消，非梨影之幸，亦非君之幸也！”〔10〕

從篇幅來看，梨娘的回信是夢霞的一倍，而且直將文辭交往引申到男女“情絲”上來：“此日之心，已如枯井，何必再生波浪，自取覆沉？薄命之身，試不欲以重累君子也。”〔11〕貌似懸崖勒馬，其實是一副欲拒還迎的樣子。

話至此，兩人仍可以從此各自收束，形同路人。然而，梨娘并不罷休，而是連續采取了進攻姿態。第三步，佇望。“次日，夢霞自校中歸，彳亍而歸，遠遠望見舍后似有人影，倚門閑佇，衣光鬢影，掩映于籬花墻草之間，神情態度，頗似梨娘。比夢霞行至門前，則芳蹤已杳。”〔12〕

這一佇一望之間，已足以使夢霞有怦然心動之感。及至回到居室，他又發現了梨娘主動的第四步——獻花。“甫入戶，突見案上膽瓶中，插有鮮花一枝，迎面若笑，照眼欲眩。異哉！此花何來？是必梨娘所貽矣。梨娘之貽此花也，又何意耶？……一俟鵬郎來，問之，鵬郎曰：‘此及第花也’。”〔13〕

上一朵荼蘼，喻其遲暮；而這一枝及第花，則希望夢霞高中也。這不覺觸動了他十年前科舉失利的往事，淹滯之感，淪落之悲，一時涌上夢霞心頭。這種感動，勢必會將梨娘視為知己。第五步，挑逗。這是一次真正大膽的心跡表露，盡管用了隱晦的詞語，但是其意思已昭然若揭：“罵煞東風總不知，葬花心事果然癡。偶攜短笛花間立，魂斷斜陽欲盡時。 情切切，淚絲絲，斷腸人寫斷腸詩。落花有恨隨流水，明月無情照素帷。”〔14〕

這首《鷓鴣天?偶感》，是梨娘放花時，壓在夢霞的硯盒下的。上一闕說的是多愁善感的夢霞，而下一闕則是表達了自己隱秘的心思。落花有意，流水無情，漫漫長夜，自己獨自在素帷中淚澀枕巾。是哀怨，也是期盼。

然而至此，夢霞仍未有與梨娘締結愛情之想法。此時恰逢好友石癡東赴日本，前程遠大，更平添夢霞孤館寒燈、志士凄涼之感。而這時梨娘的第六步——資助，就實實在在地感動了夢霞。她在信中說：“長途資斧，旅居薪水，如虞不恰，愿盡力相助。”這不能不讓夢霞由衷地感慨：“相知如石癡，亦從未以一言相慰。而閨中一弱女子，乃能獨具憐才之眼，慕通財之義，慧心俠骨，可感可欽。”于是，“因此一念，而兩人之情，遂愈覺纏綿固結，不能解脫。”〔15〕

這是他們兩人感情升華的轉折點。蓋經石癡東渡之波折，遂引起兩情之動機，乃真成為生死知交。

不過，面對如此沉重的婚姻大事，既無以告父母，也沒有托媒人，更兼對象還是孀居數年的寡婦，夢霞的心理壓力可想而知，不幾日，便愁腸百結，臥病在床。梨娘知他的病，非藥所不能療，于是致信軟語寬慰，好言相勸，并贈芳蘭兩種，以堅其志。病愈后，梨娘走出了關鍵性的一步——贈影。在那個時代，將自己的照片贈送給異性，不比現在這樣的隨意，而是帶有定情之義。她直白地將愛情托付給夢霞，并希望能結出圓滿的果實。

從第一步竊取詩稿，到回信、佇望、獻花，再到挑逗、資助，直至最后第七步贈影，梨娘步步主動、大膽熱情。而夢霞則是由膽怯、退讓、畏懼，終于下定決心：“命薄如儂今若此，情真到爾古應難。青衫紅袖同無主，恨不勝銷死也拼！”〔16〕對于自己和梨娘“同無主”的身份確認，最后發出“死也拼”的抗爭決心。這是梨娘大膽鼓勵的結果，也是夢霞為自己爭取愛情的真實心聲。

這是小說第一章至第九章的主要內容，故事發生的時間大約兩個月左右。

二

從當時特定的時代背景與文學表現來看，白梨娘的這種大膽追求，無疑具有驚世駭俗的現代特征與進步意義。

晚清末年，隨著西方新思潮的涌現與民主主義思想的萌生，當時思想輿論界對封建的婚姻與家庭道德觀念進行了猛烈的抨擊。《女子世界》、《女界淚》、《克復日報》、《覺民》、《江蘇》、《中國女報》、《留日女學生雜志》等報刊，都發表了不少揭露傳統舊婚姻的荒謬與殘酷的文章，對“寡婦再嫁”等問題進行了嚴肅的探討。

在一篇署名“震述”的《女子解放問題》的文章中，作者指出中國傳統的婚姻是不平等的禮法制度，充滿了不公正性，而真正現代的婚姻應該是：“一則結婚離婚，均可自由，兼可再嫁；二則行一夫一妻之制；三則男女同受教育，男女同入交際場。”〔17〕認為女子再嫁是現代女性應有的權利之一。1907年，《毀家論》的作者認為家庭是女子深受束縛的根源：“自有家而后，人各有私；自有家而后，女子日受男子羈縻；自有家而后，無益有損之瑣事，因是叢生……”〔18〕

在這里，作者宣揚女子應該拋棄家庭，不必成為家庭的犧牲者。自然，“寡婦再嫁”根本不存在問題。1909年，謝震在《論可憐之節婦宜立保節會并父兄強青年婦女受節之非議》一文中，直接說出孀婦是否再嫁應由本人決定的觀點：“譬如一家，其子早喪，婦人孀居，或婦之父母憐其女之青年而欲再嫁之，而翁姑不愿婦之守節，而其父母則曰吾門無二夫之女。拘俗緩例，視為固然。于是夜半啜泣，形影相吊，其懦者憂郁癆疾以至于死，其黠者則情不勝欲，墻茨莫掃，無可言矣。吁！人必有人生幸福，然后隨之以禮節。”〔19〕

該文呼吁全社會應尊重寡婦的權利，并主張寡婦“慎勿勉強守節”，在當時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相較于思想輿論界的大聲疾呼，文學創作的表現則似乎保守與落后很多。晚清小說，對此只有零星的反映；民初作品較多，但往往也是僵化、封建的老調。

1909年，包天笑的短篇小說《一縷麻》，是晚清難得的一篇以寡婦為題材的作品，然而，他似乎有意在向讀者展示一位孀居婦人甘于守寡的心路歷程。“某女士”風姿殊絕，麗若天人，自小就由父母之命許配給了丑陋癡呆的“某氏子”。該女年歲既長，也風聞所配郎君為一癡呆之人，心中郁郁不樂，而其時，恰好一鄰家少年與她十分相投。嫁到夫家后，她“側身向里床睡”，根本不理睬癡郎。

然而，有一天，她忽然得了當時令人膽驚的白喉病，嫗婢們因為害怕傳染，紛紛躲避，而這時，“癡郎仍不避”，凡湯藥所需，均親自料理。不久，癡郎染疾而亡，“某女士”則漸漸康復。經此事，她對癡郎的厭薄之心煙消云散，而當年那位鄰家少年見她孀居，幾次三番寫信求續良緣，她的態度則是：“未亡人心如枯井，一切不復置念”。從此，她一心守寡，“至今傳某女士之貞潔，比之金石冰雪云”。〔20〕正是典型的封建道德。

1916年，李定夷的中篇小說《廿年苦節記》的發表，被譽為當時節烈小說的代表，曾經受到北洋政府的褒獎。女主人公湯書巖在嫁給民政司的一位公子后，僅僅一月，丈夫便染急病亡故。她本想自殺殉夫，然而想到家中老人無人盡孝，于是勉強活了下來。她侍候家翁，照顧祖姑，扶養小姑，守節十七年，從未變心。待到老人去世、小姑出嫁時，她覺得使命已盡，于是從容服毒而亡。

作者在“弁言”中說：“晚近數十年間，歐風美雨侵入華夏。自由之說行，重婚不為羞；平等之說行，倫常可泯滅。”“當此人心陷溺，風俗澆漓之世，而得此節孝兼全之烈婦，苦守二十年，始終不渝，魯殿靈光，于今重見，余為之距躍三百。是不盡吾國仕女，當奉為規范，即彼崇自由平等之碧眼兒，聞之也當肅然起敬也。”〔21〕這可謂是鼓吹封建節烈思想的教科書。

在民初，周瘦鵑是探討寡婦問題較多的一位作家。不過，他的思想較為蕪雜。在《此恨綿綿無絕期》中，丈夫在戰爭中身負重傷，臨終前，他勸妻子嫁給好友洪秋塘：“惟余死后，汝便成寡鵠，犖犖安托？秋塘至可托，汝其委身事之，無須為予守節。”妻子紉芳且泣且曰：“阿郎休矣！儂身為陳家人，死作陳家鬼也……”〔22〕決無再嫁之心。

而在那篇《恨不相逢未嫁時》中，丈夫早亡，獨自守寡多年，期間又曾遇多情公子，然而，她始終不讓心底生出微瀾，牢牢恪守著所謂傳統的婦德。同樣的情況在《阿郎安在》、《畫里真真》中也有表現。前者通篇是一位新寡的少婦對亡夫的心理獨白，最后為他殉情而死；后者是大家閨秀的女公子林宛若，感念為她相思而亡的秦云，矢志終身不嫁。總起來看，周瘦鵑在民初為數較多的這類題材中，大都宣傳的是從一而終的保守思想，并無進步的革新意義。不過，在少數的作品中，也還流露了些懷疑與動搖的眼光。

例如《十年守寡》一篇。王夫人的丈夫在湖北鐵礦工作時，因炸藥爆破失去了性命。她本想堅貞自守，不過，“苦守了十年，到底戰不過情天欲海，只索向情天欲海豎起了降幡，追波逐浪的飄去了。不上一年，就生下個小娃娃來……”小說最后，作者對于這位失節之婦，不免發出了感慨：“王夫人的失節，可是王夫人的罪么？我說不是王夫人的罪，是舊社會喜歡管閑事的罪，是舊格言‘一女不事二夫’的罪。王夫人給那銅羅鐵網縛著，偶然被情線牽惹，就把她牽出來了。我可憐見王夫人，便蘸著眼淚做這一篇可憐文字，然而吹縐一池春水，干卿底事？我又免不了要受愛管閑事的罪名呢！”〔23〕

在這里，周瘦鵑并沒有能從古典與現代巨大的社會轉型中去探討傳統節烈觀念的時代變遷，而是從樸素的人性、人道角度指出了封建社會中“一女不事二夫”的殘忍，以為自己的小說可能要承擔“愛管閑事的罪名”。

總起來看，在晚清到民初這十余年間，盡管有周瘦鵑的《十年守寡》這樣微弱的對封建節烈主義的懷疑與抗爭，但大致看來，還主要是“提倡新政制，保守舊道德”。〔24〕也就是說，對于民主、共和新政體，他們持積極擁護的態度，而對于傳統倫理、婚姻觀念則是傾向于認同與保守。這明顯與晚清思想輿論界對節烈問題的討論與主張有著巨大的差距。

如此看來，《玉梨魂》中第一至第九章的內容，就顯得不同凡響與石破天驚。

1918年，魯迅先生在《新青年》發表名文《我之節烈觀》，對封建的傳統道德與節烈觀念進行了最為猛烈的抨擊。“據時下道德家的意思來定界說，大約節是丈夫死了，決不再嫁，也不私奔，丈夫死得愈早，家里愈窮，他便節得愈好。烈可是有兩種：一種是有強暴來污辱他的時候，沒法自戕，或者抗拒被殺，都無不可。”他發聾振聵地疾呼，用二十世紀的眼光看來，節烈一不道德，二不平等，是封建被壓迫女子的沉重枷鎖，“節烈這事是：極難、極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己，無益社會國家，于人生將來又毫無意義的行為，現在已經失去了存在的生命和價值。”〔25〕

這是醒過來的“五四”人之子的聲音。沿著這種全新的節烈觀念，魯迅先生創作了《祝福》和《明天》等小說，繼續聲討傳統節烈觀念的罪惡。《祝福》中祥林嫂因其再醮重寡的身份，在魯鎮被視為不祥之物，被推到了生活的絕境；《明天》中的寡婦單四嫂子在失去自己兒子之后天塌地陷般的痛苦，正是傳統觀念強加給她的巨大心理負擔。魯迅先生翻開了中國現代節烈觀念的新篇章。

比較而言，白梨娘在《玉梨魂》第一章至第九章的表現，處處主動，大膽追求，與何夢霞一起決意沖破羅網，萌生出“恨不勝銷死也拼”的抗爭勇氣，已經遠遠超出了包天笑、李定夷、周瘦鵑等人在該題材領域所顯示出的時代高度，大致接近于“五四”時期的勇猛斗士魯迅先生了。

我們覺得，徐枕亞在《玉梨魂》前半部中的描寫已經具有了中國文學中關于節烈題材創作的“現代性”屬性，與晚清思想輿論界中的《中國女報》、《覺民》等報刊時論采取了同一步調，站到了當時倫理道德思想的最高度。

然而，我們非常遺憾地發現，作者在已經到達的“現代性”面前嘎然而止，迅速向傳統、保守靠攏，從而，使得這部長篇小說的文學史屬性出現了新的變化。

三

故事情節自第十章起發生了根本的轉折。

正當兩人定交、情酣之時，何夢霞退卻了。他輾轉床頭，愁云籠罩，為自己這兩個月的孟浪深深自責。深情欲碎，而好夢難圓。他覺得梨娘固非蕩婦，而自己亦非輕薄兒，發乎情，不能不止乎禮。于是，他提筆給梨娘作絕情之書信，認為惟有運慧劍以斬斷情絲，持毅力以抑制癡念。

“吾輩用情，只能用之于可用之地，不能用之于不可用之地。于不可用之地，而必欲用其情，貿貿焉挺身入情關，為背城借一之計，其始也則如佛經所云，恐怖顛倒，夢想究竟，受盡萬種凄涼，嘗遍一切苦惱，而終不能美滿之效果，徒剩此離奇惝恍之事跡，長留缺陷于天地間，博后人無窮之涕淚而已。”這一轉變如此突然，令作者徐枕亞竟難得地也從小說中站了出來發出議論：“記者渉筆至此，未嘗不感夢霞之多情，又未嘗不深怪夢霞之無情。推其心殆必欲將可憐可愛之梨娘置之死地而后生，此情而入癡，癡而流于毒者也。”〔26〕

我們感興趣的是：為什么何夢霞會在此時做出如此絕情之舉？這不僅將“可憐可愛之梨娘置之死地”，而且也將這部小說由“現代”而拉回到“近代”，甚至“古代”？

以往研究者均將小說中的“絕情”描寫，解釋為在民初乍暖還寒的社會風氣中傳統倫理道德的巨大影響。“從當時的環境而言，他恐怕是出于一種應付外界壓力的‘需要’。他的小說在‘發乎情’方面已經寫到了極限，他一定要在‘止乎禮’方面取得一種平衡，才能使他的書公之于世。”〔27〕應該說，這是一個想當重要的原因。

不過，我們認為除了“當時的環境”這一外在因素之外，作者徐枕亞還有著自己個人的內在方面的原因。

徐枕亞出身于江蘇常熟一個書香門第家庭，早年受傳統文化熏染，后受時代風潮影響，入虞南師范學校學習，接受西式教育。他加入南社，自詡為進步青年，因而，不是一個嚴格遵守封建舊道德的頑固者。據文史專家何振球《鴛鴦蝴蝶派奠基作家徐枕亞》一文中介紹，《玉梨魂》的故事情節許多直接取材于他本人的經歷。

1909年，他赴無錫西倉鎮小學任教，班上一位學生蔡如松很受他的喜歡，而蔡的母親陳佩芬則是一位年輕寡婦，由此徐、陳倆人產生戀情。后因封建禮教的束縛，陳佩芬將她的侄女蔡蕊珠介紹給了徐枕亞。〔28〕這與《玉梨魂》小說中的故事大體類似。

不過，后來的材料發現，還證明了徐枕亞與陳佩芬的關系并不僅僅于此。時萌在《〈玉梨魂〉真相大白》一文中披露，他從一徐姓藏家處發現了徐枕亞與年輕寡婦陳佩芬的往來書札唱和詩詞九十三頁，確認了徐、陳倆人的交往程度。陳曾與徐討論到了婚嫁：“嗟嗟一刻，鴛鴦還散，命也命也。我誓不肯負君，從今氣憤而死，永不負君，究竟如何？欲結婚，速札子平，萬事有我在不妨。若逃棄卻，一死追逐，自可選決。”

信中所云“子平”，乃蔡氏族叔（小說中之石癡，即子平也），年齡與枕亞相仿，與之私宜甚篤，其時正留學東瀛，可見陳佩芬的舉動勇猛與徐枕亞的猶豫不決。他們也曾“逾禮”。陳在信中說：“君情既若此，我何忍乎……我處早已妥排，老姑小女宿外處，夜則無人在內，惟一主一婢。若蒙文星光臨，我門戶不扃。”還說：“君必欲相見，不難。假日開后門，我可到你處。”〔29〕此外，信函中還涉及倆人帷秘之事，足見其已超出“發乎情止乎禮”的地步。

為什么作者在《玉梨魂》中不能如現實中曾經發生過的那樣追求婚姻、逾乎禮義？現實中，徐、陳倆人控制不住情天欲海，而在小說中卻為什么畏首畏腦、懸崖勒馬？我們覺得，這應該與作者當時特定的個人環境相關。

《玉梨魂》創作于1912年。此前，1910年，徐枕亞與蔡蕊珠結婚。但是，他與陳佩芬的孽緣仍然未了，常熟與無錫之間，他們也時有唔面的機會。更與小說中不同的是，徐枕亞與蔡蕊珠結婚后非常恩愛，后來，蔡病逝，他曾寫《悼亡詩》百首，情真意切，發表于報刊，以致使晚清末代狀元劉春霖的女兒劉沅穎為之感動，非要嫁給徐枕亞。〔30〕

這就使我們明白：徐枕亞在創作時，一定要把他與陳佩芬的情事隱藏起來、包裹起來。他既不能讓“奸情”暴露，使人們對陳佩芬猜測紛紛，也不能因為以前的“前科”而影響到他現在與蔡蕊珠的幸福生活。他只能如此處理，讓這個本可比肩司馬、文君的干柴烈火般的寡婦戀情迅速冷卻下來，回到禮義上來，回到傳統道德上來。客觀地說，這種因素可能應該比“當時的環境”這一社會氛圍更為重要一些。

1924年，上海明星電影公司將《玉梨魂》拍成電影，轟動一時，同年，上海民興社也將《玉梨魂》改編成戲劇，盛況空前。此時，陳佩芬已去世四年，徐枕亞百感交集，作《情天劫后詩》六首，其中有詩云：

不是著書空造孽，誤人誤己自疑猜。

忽然再見如花影，淚眼雙枯不敢開。

我生常戴奈何天，死別悠悠已四年。

畢竟殉情渾說謊，只今無人慰重泉。〔31〕

此處“誤人誤己”、“空造孽”之句，當是對《玉梨魂》發表后對陳佩芬造成的流言傷害進行的懺悔，而“畢竟殉情渾說謊”之句，則是對當時創作時編造、虛構所作的說明。

一部影響深遠的長篇小說，就是在這樣內在與外在的雙重壓迫之下而創作與定型了。細心的讀者應該會發現，在前九章中多情、浪漫、善感的何夢霞，在后二十章中變得拘謹、窩囊、陳腐，令人生厭。而那位梨花接木的筠倩，由一位熱情活潑、自由時尚的現代女郎，在短短幾個月內，就郁郁寡歡、凄慘離世。且不說何夢霞與崔筠倩倆人本就才貌相當、門第般配，就是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她的人物性格也不可能經歷如此巨大的變化。

這自然是作者預設的觀念使然。性格矛盾、割裂得最厲害的，是白梨娘。在后二十章中，她一方做著種種“止乎禮”的行動，同時另一方面她對愛情的渴望、追求與失望，也在不經意間時時流出。為了使何夢霞免受“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罪名（何曾發誓非她不娶），她一手操縱了何與筠倩的婚姻；而當她發現何不能從她身上離情別戀時，她則以死殉情。這是一個為了保住何夢霞名節而甘于犧牲自己一切的善良女性。

然而，當她在理智地進行這些活動時，她內心底里潛藏著對夢霞的失望與對命運的抗爭，也忽隱忽現。當她接到何夢霞的絕情信時，“……閱未竟，顏色慘變，一陣劇痛，猛刺心頭，不覺眼前昏黑，忽忽若迷。喘絲縷縷，若斷若續，波淚盈盈，忽開忽閉，身不動而手微顫，如是者良久。”〔32〕

這致命一擊，使她身臨絕境。而在慢慢緩過來后，理性讓她在為成全夢霞的名節而操勞，夜深人靜時則是長吁短嘆：“西風吹冷潭，團扇尚徘徊。寂寞黃花晚，秋深一蝶來。玉鉤上新月，照見暗墻苔。為恐缸花笑，相思寸寸灰。”〔33〕團扇、黃花、深秋、墻苔，都是“未亡人”的傷心語匯。她本指望出現奇跡，“玉鉤上新月”，重新找到自己理想的愛情，然而，遇見的卻是情場逃兵，也只能是“相思寸寸灰”了。

最后，在臨終遺筆中，也忍不住發出了些微的抗爭：“此事為余一生之污點，實亦前世之孽根，余雖至死，并無悔心……然余也前生何孽，今世何愆，而冥冥之中所以處余者，乃若是其慘也！”〔34〕

這是對剝奪了她重新追求婚姻自由的封建禮教的抗爭，自然，也隱隱有著對何夢霞的失望之情。

恩格斯在《致斐?拉薩爾》的信中說：“您不無跟據地認為德國戲劇具有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識到的歷史內容，同莎士比亞劇作的情節的生動性和豐富性的完美的融合，大概只有在將來才能達到。而且也許根本不是由德國人來達到的。”〔35〕這是恩格斯對未來的理想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要求與愿景。同樣，在清末民初，盡管有著新潮的思想輿論界對現代婚姻倫理道德的呼喊，不過，在當時的文學創作中，這種表現“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識到的歷史內容”的節烈小說尚未完全出現。

在《玉梨魂》中，小說前九章顯露出嶄新的氣象，然而在后面的章節中，又使這種氣象暗淡無光。這是一部前后風格不統一的文學杰作。它達到了當時創作者所能達到的高度。它對意識到的歷史內容的敘寫，遠遠超出于它同時代的作家。

不過，內、外兩個方面的雙重壓力，也迫使徐枕亞采取了妥協的姿態，使得他對封建禮教的沖擊與對傳統倫理道德觀念的挑戰，未竟全功。這是一部典型的近代意義上的文學作品。而真正現代性的節烈小說的誕生，其實是到了“五四”，到了魯迅先生那里。

注釋：

〔1〕這種觀點見范煙橋《民國舊派小說史略》一文。該文收魏紹昌編《鴛鴦蝴蝶派研究資料》（上），第272頁。上海文藝出版社1984年7月出版。

〔2〕沈雁冰《自然主義與中國現代小說》。原刊《小說月報》第13卷第7號，1922年7月出版。

〔3〕郭延禮著《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第三卷），第342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7月出版。

〔4〕章培恒：《傳統與現代：且說〈玉梨魂〉》。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1年第2期。

〔5〕徐枕亞：《玉梨魂》，見欒梅健編《海上百家文庫?徐枕亞 吳雙熱》（28卷），第15頁。上海文藝出版社2010年6月出版。下面出處相同。

〔6〕〔7〕〔8〕〔9〕〔10〕〔11〕〔12〕〔13〕〔14〕〔15〕〔16〕〔26〕〔32〕〔33〕〔34〕《玉梨魂》第60頁、第109頁、第21頁、第28頁、第31-32頁、第32頁、第33頁、第34頁、第34頁、第42-43頁、第60頁、第65頁、第70頁、第114頁、第155-156頁。

〔17〕張枬、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二卷（下冊），第961頁。三聯書店1960年4月出版。

〔18〕漢一：《毀家論》，載1907年4月《天義報》（東京）。

〔19〕該文載《中國女報》（上海）1909年第2期。

〔20〕以上引文均見《一縷麻》，原載《小說時報》第2期，1909年11月出版。

〔21〕李定夷：《廿年苦節記》，載1916年《小說新報》第2卷第1期。

〔22〕《禮拜六》第16期。

〔23〕《禮拜六》第112期。

〔24〕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第391頁。香港大華出版社1971年出版。

〔25〕《魯迅全集》第1卷，第11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出版。

〔27〕范伯群：《填平雅俗鴻溝——范伯群學術論著自選集》第318頁，江蘇教育出版社2013年4月出版。

〔28〕該文見《常熟文史論稿》，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2月出版。

〔29〕《蘇州雜志》1997年第1期，第55-57頁。

〔30〕杰克：《狀元女婿徐枕亞》，載《萬象》（香港）第1期，第43頁，1975年7月出版。

〔31〕欒梅健編《哀情巨子——鴛蝴派開山祖——徐枕亞》第252頁，南京出版社1994年10月出版。

〔35〕馬列文論百題編委會：《馬列文論百題》第212頁，陜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