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編者按

當今世界是一個高度技術化的世界，技術幾乎延伸到了一切與人有關的領域。現代技術在加速度地改變著人們的生活，甚至是改變著人類自身。尤其是人工智能的迅猛發展，使得人的主體性以及相應的人文主義的種種知識和價值都受到巨大的挑戰，形成了存在論、知識論和價值論等層面的多重危機。今天討論任何問題，都需要以科技作為背景或視野——這是當前時代的根本特點。面對當前經驗斷裂、知識失效、價值破碎的境況，無論是創作還是批評，都必須對現實、對未來有足夠的想象力和洞察力。李德南老師認為，當代文學創作和批評要對未知的一切保持凝視和思考，寫作者應當具備一種綜合的創造力，必須能夠立足于時代而產生新的思想。接著，他指出當代長篇小說經典化的三個問題，即研究式的重讀有待加強、經典化的方式不夠多元以及長篇小說本身的當代性和個人性不夠突出等問題。而置身于抒情與反諷的文學傳統與精神資源中，如何實現鄭重而有尊嚴的寫作，則是每個寫作者都應思考的問題。

本文節選自李德南新著隨筆體文學批評錄《共鳴與回響》（花城出版社2021年）。

對未知的一切保持凝視和思索

在我的心目中，同代人的創作和批評，應該是直指當下與未來，具有高度的開放性和探索性的。創作和批評，當然不是都要趨新逐舊，但是對于大多數的青年而言，對未知的一切保持凝視和思索，是一種責任。時代的加速度發展，尤其是科技的加速度發展所帶來的種種新變，也迫使我們不得不去應對。

記得2015年在參加第六屆“今日批評家論壇”的時候，我曾有個發言，題目叫《新經驗的產生和現實感的匱乏》。我當時談到，當今世界是一個高度技術化的世界，技術幾乎延伸到了一切與人有關的領域。我們在生活中所遇到的種種問題，其實是和技術的問題疊加在一起的。不管是討論肉身的還是精神的問題，是討論經濟的還是政治的問題，其實都需要以科技作為背景或視野——這是當前時代的根本特點。但也正是在這個問題上，我覺得我們的創作和批評是缺乏現實感的。因為除了劉慈欣、韓松、飛氘等科幻作家，還很少有作家會關注科技問題。生活的高度技術化等新經驗已經呈現，我們的文學表達卻是滯后的。我希望我們不要只把關注新科技與新文明的重任交給科幻作家，實際上這就是我們置身其中的根基性的現實，也是主要的現實。在這個過程當中，批評家所要的做的工作也非常多。我們應該對這種缺失本身有清醒的認識，并且努力去為彌補這種缺失找到一條可行的路徑。我們不該只把責任推給作家，而是得與作家一起努力更好地理解我們的時代。

出乎我意料的是，不過是短短的兩三年時間，情況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兩年，《上海文學》《作品》《青年文學》等刊物都先后推出了或計劃推出科幻小說的專輯或專號。科技的問題，還有科幻文學，也開始成為諸多文學活動、學術會議與學術刊物的重要議題。

實際上，當下出現的不少新現象是值得重視的。仍以這兩年的科幻文學熱為例，如何理解它的發生，還有它的意義，就很值得思考。按照中國當代文學以往的發展軌跡來推測，城市文學的書寫，才應該是在鄉土文學主潮之后順勢而生的文學主潮。不過城市文學這一后浪還沒來得及呈澎拜之勢，更新的科幻文學浪潮就出現了。文學主潮的發生，并沒有按照鄉土文學、城市文學、科幻文學的順序來推進，并且城市文學很可能在中國當代文學中已經夠不成主潮了——它很可能會被科幻文學所吸納，或是被科幻文學的風頭所掩蓋，成為一種隱匿的存在。那么，在這樣一種語境中，該如何寫作，又如何展開批評？我們似乎都得有所選擇。另外，不少之前主要被認為是屬于純文學領域的“傳統作家”，現在也開始著手寫科幻小說，他們甚至因此而有一種前所未有的寫作激情。要理解這次科幻熱，不能忽視他們的寫作。他們之所以關注科幻文學并寫作科幻文學，并不是因為以前主要是作為類型文學而存在的科幻文學有多么的重要，而是今天的現實讓科幻文學這一文學樣式變得無比重要。比如李宏偉、王十月、王威廉，他們都把自己的寫作視為現實主義的，這也值得討論。相比于以往現實主義者對“以史為鑒”的偏重，他們更重視的是“以未來為鑒”，是要以未來作為方法。這些作品的故事時間多是在不久的將來，有時候也直接寫到當下。這些作品中的將來，離我們著實不遠，甚至很近。故事中的一切，雖然并非都已發生，有的很可能不會發生，但是作者所設想的一切，都是有現實依據的或是有現實訴求的。他們都表現出一種意愿，希望看到未來的不同景象，從而更好地理解當前的現實；或者說，他們試圖勾勒或描繪形形色色的可能世界，繼而做出選擇，力求創造一個最合適的現實世界。他們的寫作是否為科幻文學帶來了新的氣象，是否能夠對現實主義寫作注入了新的活力？諸如此類的問題，我覺得也值得仔細探討。

以前我一直希望成為一個古典的人文主義者，然而最近我越來越深切地意識到，我們正處在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折點上，古典的人文思想也不足以應對新出現的問題。現代技術在加速度地改變著我們的生活，甚至是改變著人類自身。尤其是人工智能的迅猛發展，使得人的主體性，以及相應的人文主義的種種知識和價值都受到巨大的挑戰，形成了存在論、知識論和價值論等層面的多重危機。面對這樣一種經驗斷裂、知識失效、價值破碎的境況，無論是創作還是批評，都必須對現實、對未來有足夠的想象力和洞察力。這也要求我們具備一種綜合的創造力，必須能夠立足于時代而產生新的思想。這個探索的過程會相當艱難，我們很可能會不斷地出錯，不過出錯并不要緊，要緊的是始終保持探索的熱情并盡量形成合力，在探索的過程中互相照亮，互相糾正。當我們有足夠的力量去面對這種境況時，危機也就成了生機，就像荷爾德林所說的：“哪里有危險，哪里也生救贖。”

當代長篇小說經典化的三個問題

在中國當代文學領域，長篇小說可以說是一種巨型文體，所得到的關注，遠遠超過散文、詩歌和戲劇，也遠遠超過中篇小說和短篇小說。之所以出現這樣一種狀況，原因是多方面的。這既和中國當代長篇小說取得了重要的創作實績有關，也和讀者們喜愛閱讀長篇小說有關。有不少讀者，可能會覺得沒有時間去讀詩，讀散文，讀中短篇小說，卻始終會閱讀長篇小說。有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有的中國當代作家其實更擅長寫中短篇小說，其長篇小說的寫作水準遠在中短篇小說之下，但是其長篇所獲得的關注度又遠遠高于中短篇。對于許多讀者來說，長篇小說有一種天然的親和力。在各種文類中，長篇小說的包容性也是最強的，散文、詩歌和戲劇都很難容納長篇小說而不破壞自身的形式，長篇小說卻可以把散文、詩歌和戲劇甚至一些非文學的文本都納入其中，使其成為長篇小說的有機組成部分。在反映社會生活的廣度上，也包括表現社會生活的深度上，長篇小說都有其獨特的優勢。巴爾扎克關于小說是一個民族的秘史這一主張，在長篇小說里表現尤其明顯。長篇小說還可以是眾多個體的心靈史、精神史，是特定時期的生活史、社會史。因此，要總結中國當代文學的寫作實績，進行經典化的工作，既不能忽視其它文類，也必然要重視長篇小說。

中國當代長篇小說經典化的進程，雖然一直在持續，但是也存在不少問題。我在這里主要想談三點。

要推進中國當代長篇小說經典化的進程，首先要注意的是，研究式的重讀還有待加強。對于中國當代長篇小說而言，它的經典化過程往往包含著以下的部分：現場批評式的解讀、文學史的確認和研究式重讀。現場批評指的是一部作品發表或出版后，批評界對它迅速做出判斷和解讀。由于時間的限制，這種解讀很可能是直觀的，不會很深入細致，也不會很客觀，甚至可能存在較大的誤判。而在時間距離進一步拉開后，有些作品還會得到文學史的確認。盡管當代文學能否寫史一直存在爭議，當代文學史的寫作實踐卻一直沒有停止。文學史由于自身體例的限制，對長篇小說所進行的解讀往往偏于宏觀，在闡釋上不可能做到很完整很獨到。因此，在文學史之外，還需要有研究式的重讀。研究式重讀實際上融合了文學批評和文學史的視野和方法。就外在形態而言，它和現場批評并沒有太大的不同，但是在表述方式與立論上往往比現場批評要客觀、嚴謹，也比現場批評更多地融入了文學史的視野。因此，研究式重讀對于作品的經典化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在中國當代文學領域，針對包括長篇小說在內的具體作家作品的解讀，有的可能已經比較充分，但對于具有經典質地的作品來說，其闡釋空間永遠是巨大的。比如像作家史鐵生，他顯然是中國當代文學領域非常重要的作家，然而對其作品的闡釋一直存在不少問題。史鐵生的知識結構是復合的，除了文學，還涉及宗教、哲學、科學等領域，在闡釋上存在很大的難度。我在做關于史鐵生的博士論文時注意到一個現象，關于史鐵生的富有洞見的論文，主要是出自鄧曉芒、許紀霖、趙毅衡、何懷宏、周國平等從事哲學史、思想史或理論研究的學者，還有孫郁、王鴻生等具有思想史背景、哲學背景的批評家和文學研究者之手。我在做關于史鐵生的研究時，實際上主要是希望沿著上述學者所開拓的思路而有所推進，雖然博士論文已經寫完，但是仍舊覺得很多問題值得去繼續追問。尤其是他的《務虛筆記》《我的丁一之旅》等長篇小說，仍有待研究者進行研究式重讀。除了史鐵生的小說，還有遲子建的《偽滿洲國》《樹下》、王安憶的《紀實與虛構》《長恨歌》，等等，都具備經典作品的質地，但是在解讀上，均留下了巨大的闡釋空間。

經典化的方式還不夠多元，也是長篇小說經典化過程中應該注意到的問題。長篇小說的經典化，離不開學院學者和學院批評家的參與，離不開中國當代文學學科的支持，但是僅僅局限于學院內部，經典化的工作也很難有效地開展。經典作品之為經典作品，除了意味著它經得起反復閱讀，還在于它們有數量眾多的讀者反復重讀。經典作品要進入普通讀者的視野，只靠作品本身的力量是不夠的，而是需要以更多元化的方式去喚起讀者的關注，為他們理解經典作品提供一些路徑。除了文學史的確認和研究式重讀，經典作品的影視改編、關于經典作品的閱讀講座，等等，也都是經典化的重要方式。在往后，還應該重視跨媒介、新媒介的力量，以更為多元的方式去推進經典化的工作。

長篇小說的經典化，還需要突出長篇小說本身的當代性和個人性。經典作品往往具有超越時間限制和空間限制的質地，能夠為不同時代、不同國度、不同地域的讀者所閱讀。而每一個時代對先前時代經典的閱讀，實際上都會為作品融入當前時代的視野。雖然當代長篇小說在寫作時間上和當下是切近的，但是其當代性依然會因為時代本身的加速變化而蒙上灰塵，變得不那么清晰可見。它仍舊存在一個如何突出其當代性的問題。還有個人性的問題也值得注意。在《為什么讀經典》中，卡爾維諾針對經典作品提出了很多種定義，其中一種是：“經典作品是這樣一些書，我們越是道聽途說，以為我們懂了，當我們實際讀它們，我們就越是覺得它們獨特、意想不到和新穎。”在解釋這一定義時，卡爾維諾強調經典作品有這樣一種作用：“它與讀者建立一種個人關系。如果沒有火花，這種做法就沒有意義：出于職責或敬意讀經典作品是沒用的，我們只應僅僅因為喜愛而讀它們。”的確，對于一部作品的閱讀而言，如果沒有當下時代和個人的介入，沒有當代性的訴求，沒有個人性的期許，這種閱讀就可能僅僅是知識層面上的，和存在無涉。這種閱讀給生命本身的影響是有限的，也不能為作品本身增添魅力和活力。正如伽達默爾所說的，“對一個文本或一部藝術作品里的真正意義的汲舀( Aussch?pfung)是永無止境的，它實際上是一種無限的過程。這不僅是指新的錯誤源泉不斷被消除，以致真正的意義從一切混雜的東西被過濾出來，而且也指新的理解源泉不斷產生，使得意想不到的意義關系展現出來。”作品意義的持續生成，實際上正是在作品視野和當代視野的交融中產生的。

鄭重而有尊嚴的寫作

數量多，分量輕，缺少思想性、藝術性和創造性，是當下文學創作和評論的慣常狀態。可是鄭重而有尊嚴的寫作，也從來就有。只是因為種種原因，我們可能會看不到它們，也會在有意無意間忽略了它們的價值。

比如鄧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這幾年，鄧一光因為寫深圳系列小說而頻繁進入讀者的視野，給城市文學融入了他個人的精神哲學。這一次，他回到歷史深處，把目光投向了香港保衛戰，對之進行長久的凝視和思索，以倔強的認知意志深入到一個地獄般的世界的內部。他以史實和虛構相結合的方式，呈現了戰爭如何扭曲人性，如何把人拋入非人的境地從而導致人無法認識自己，也反思了戰爭如何借助國族、文明之名而獲得合法與正義的假面。這部作品的篇幅是大的，思考密度也是大的，所呈現的圖景則是晦暗的，但也不乏光亮。這是一部有閱讀難度、根本無法很快就讀完的書，也是一部值得慢慢讀、值得重讀的大書。在泛娛樂化、景觀化的語境中，它顯然不會成為大眾關注的焦點，卻也必定會長久地矗立在文學的島嶼中。

格非的《月落荒寺》也讓我感到驚喜。在這部作品中，格非對于當下現實的觀察和書寫既是貼切的，又是有距離的。格非的作品，比如《江南三部曲》《蒙娜麗莎的微笑》《戒指花》等等，都有一個觀察歷史或當下的合適的距離和恰切的視點，從而可以對問題叢生的價值觀念給出批判性的書寫。《月落荒寺》也同樣如此。這是知識分子寫作的優勢所在，也是最有價值的所在。從藝術的層面來看，《月落荒寺》也具有很高的完成度，筆力深厚，語言充滿詩性，敘事從容。面對時代的變遷，還有作者年齡的遞增，《月落荒寺》的寫作也與時俱進，既關注到了當下的新問題，表述方式也日益深邃，卻又沒有遲暮之氣。這種微妙的分寸感殊為難得。

我還想談談文學研究和文學評論領域中的一些閱讀記憶。這其實也是文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比之于文學作品，我們更容易忽略它們的存在與價值。而事實上，好的研究文章和評論文章所帶來的啟發和愉悅是無可替代的。

每逢遇到洪子誠、孫郁和張新穎等學者的文章和著作，我都會格外留心。他們很少在熱點話題的中心地帶，但他們所做的工作，有其深遠的意義，不容忽視。在今年，孫郁的《當代文學思潮中的康德之影》一文讓我非常難忘。它意在討論康德對于對于當代文學批評、當代文藝理論的影響，也試圖辨識康德哲學對于中國文學的價值和意義。這樣的論題，重要而有難度，要處理好并不容易——既需要有長期浸潤其間的功力，也需要有足夠的耐心和求真意志。孫郁的這篇文章，顯然是長期思索后的結晶，運筆從容，意理、考據、詞章俱佳，深得文章之法。

圍繞著《應物兄》，這兩年有很多精彩的評論出現，比如王鴻生、程德培、謝有順和敬文東的。我在這里尤其想談談閻晶明的《塔樓小說——關于李洱<應物兄>的讀解》。它的筆調是漫談式的，閱讀它，就像是在聆聽評論家面對著作家和聽眾不緊不慢地說著對作品的理解，對文學的見解，還有對人世的理解。對于所談論的作家作品，閻晶明有著充分的尊重；而對于批評本身，他的態度又是極其鄭重的。這篇文章，充滿了現象學式的寫作精神——拒絕理論先行和知識販賣，擯棄先入為主的偏見和長期寫作所可能形成的運思慣性，直接和作品相遇，重視作品每一細部的創造，在抽絲剝繭式的閱讀和分析中，以一個又一個精彩的比喻照亮思想和言說。它不以虛美的、絢爛的言辭奪人耳目，而是以平實、雅正、精確的語言蘊藏亞光的智慧。這樣的解讀方法，是不可復制的。這樣的言說方式，也是獨異的。

在當下，文學生態正在變得越來越喧囂，而因著這樣的作品和文章的存在，還是可以確認并確信，創作和評論并沒有失去它們所應有的尊嚴和價值，有志者也當繼續自作功夫，持志前行。

置身于抒情與反諷的對峙中

我想從兩個詞談起，一個是抒情，一個是反諷。

不管是以美學還是以文學作為視野，如今談到抒情，時常會想起陳世驤、高友工、王德威等學者關于抒情傳統的論述，也會想起陳平原對“詩騷”傳統與“史傳”傳統、普實克對抒情與史詩的討論。我之所以要談抒情的話題，也得益于他們的啟發。不同的是，從我對中國當代文學的閱讀感受出發，我更傾向于把抒情和反諷放在一起進行比較。

首先要說明的是，這里所說的抒情和反諷，不僅僅是修辭學意義上的。正如王德威所說的，抒情“不僅標示一種文類風格而已”，更可以“指向一組政教論述、知識方法、感官符號、生存情境的編碼形式”。我把抒情看作是一種肯定性的運思方式，在抒情的時刻，一個人是在直接地、甚至是夸大地說出表達自己對世界、人生、自我、意義等問題的正面看法。反諷則是一種迂回的運思方式，暗含著對所指向的詞與物，還有詞與物背后的秩序的否定。反諷的特點在于，它言非所指，正話反說,反話正說，夸大事實。在反諷中，我們時刻感受到否定的力量要賽過肯定的力量，世界、人生、自我和意義都變得曖昧不定。因此，反諷意味著對世界或意義持整體的懷疑態度，正如克爾凱郭爾在《論反諷概念》中談到的，“根本意義上的反諷的矛頭不是指向這個或那個單個的存在物，而是指向某個時代或某種狀況下的整個現實。”

以抒情為中心對中國文學傳統或美學傳統進行梳理的文章,已經所在多有，陳國球、王德威編的《抒情之現代性：“抒情傳統”論述與中國文學研究》一書就收入了不少有代表性的文章。因此在這里,我不打算對它做重點論述。我主要是想談談具有反諷意味的寫作。

就中國當代文學而言，王小波與王朔的小說創作，在這方面可以說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而在更年輕的作家中，比方說在“70后”、“ 80后”作家中，反諷已成為更為普遍的修辭方式和思考方式。

這種從抒情到反諷的轉折，對于很多青年作家來說并不是一下子就實現的，而是存在一個變化的軌跡。作家最初想寫的，也許是一部抒情詩，但寫著寫著就發現，反諷的意味開始顯現了。這種寫作上的變化，和社會歷史的變化是有內在關聯的。這些青年寫作者所接受的，大多是精英式的教育，卻又處于文化開始發生轉折的時代，精英文化已經開始衰落了，大眾文化卻在快速地興起。這直接導致的后果是，他們對自我、對生活的期許依然是精英式的，是理想主義的，在實際生活中又很少能成為精英，而是注定會遭受各種各樣的挫敗。特別是人文學專業的大學生，畢業后往往很難找到理想的工作，又面臨高房價等巨大的生存壓力，在社會生活中處于邊緣位置。這時候就會覺得，所設想、所期待的生活離個人非常遙遠，會覺得“生活在別處”。這種因時代變遷而造成的無力感和悖謬感，使得很多人會天然地認同反諷的修辭方式和思考方式。

反諷的大量運用，使得青年一代的寫作帶有非常強的批判性。不過，對于一個作家來說，過多地依賴反諷，作品的戲謔成分會顯得過剩，缺乏莊重。另外，一個作家如果只具備反諷的能力而不是同時擁有建構的能力，很容易會淪為段子手。作家可以是段子手，但不應該只是段子手。如果一個作家僅僅是擁有解構的、否定的武器，而缺乏肯定性的內在價值，那么作家所做的，就不過是讓一個千瘡百孔的世界淪為更為荒涼的廢墟。如果只是試圖摧毀一個壞的世界，而不是同時試圖重新建立一個更好的世界，或是提醒人們始終對更好的世界保持起碼的向往，反諷作為一種話語的意義是有限的，甚至可以將之視為與所指之物曖昧的游戲，反諷者最終也難免被虛無主義與懷疑主義所裹挾。

當我閱讀青年作家的作品，我覺得其中所缺乏的，并不是揭示人生種種宏觀或微觀困境的能力，而是有所肯定的能力。我覺得現在我們“疑”的能力特別強，“信”的力量卻特別弱。這可能會將我們帶進寫作的困境，還有生活的困境。

王小波與格非

如何突破這種困境？這意味著需要置身于反諷和抒情的對峙中，借此既保持批判的力度，也增強個人面對問題的勇氣，凝聚擔當的力量。在我的閱讀范圍內，有兩個作家的寫作值得注意。一個是王小波。王小波的作品也有許多反諷的成分，卻總是伴隨著著對愛、自由與美的肯定。表面看來，王小波是非常后現代的，嬉笑怒罵，皆成文章，骨子里卻又是現代的。他富有啟蒙精神，熱愛講理，崇尚自由，對知識、真理始終有堅定的信念。王小波的寫作，影響了很多人，包括他的同代人，還有年青一代的作家。可是年青一代作家對他的接受和熱愛，多是在他嬉笑怒罵的一面，在于他出色的反諷敘事。而王小波身上的啟蒙精神，那種在艱難時期對信念的堅持，其實并沒有得到很好的繼承。還有一個作家是格非。格非是先鋒寫作的代表，當一位作家被稱為“先鋒作家”時，他所給人的往往是與所屬時代格格不入的形象，就好像他完全不屬于某個時代。格非卻并非如此，他有自己的和時代共處的方式，也有自己的書寫時代的方式。格非在介入現實時態度是謹慎的，所持的一種不即不離的態度。他不刻意地回避現實，卻也不是無限度地認同現實，而是一直在尋找合適的視距，從而更好地看清時代及其內部的真相。他的《春盡江南》《隱身衣》《戒指花》，也有很濃的反諷意味，卻又帶有更濃的抒情氣息。從中我能夠讀到他對時代的否定，但他個人的信念，在小說中也是清晰可見的。在王小波和格非身上，抒情和反諷、信與疑、解構和建構是辯證統一的。

青年寫作，往往意味著銳氣、抱負和膽色，可是在此之外，也要不斷地尋找精神資源，形成更為整全的生命哲學與寫作美學，從而在全球化時代對中國故事作更充沛也更有深度的表述，讓文學和生活可以互相照亮，互相成全。

出評論集，我通常會把長文和短文分開編選。短文之前曾編過一本，也就是《有風自南》。在這本書的序中，我曾談到，寫作篇幅較長的學術文章尤其是專著時，我力求用清晰、準確的學術語言來表達，甚至會刻意回避詩性語言。因為詩性語言是有彈性的，它的無限，既能帶來思想的擴展，也可能成為思想表達的障礙。詩性語言也是美的，能給人帶來無可替代的愉悅。在學術文章中使用詩性語言，理想的時刻，是能夠以美啟真；不理想時，則會讓語言進入空轉的狀態，甚至會造成思想的癱瘓——如此，美則美矣，卻終歸是一種蒼白的美。長文所需要投入的時間和精力都是巨大的，一旦失敗，代價也非常巨大。因此，我更多是在寫作短文時接受這種美和無限的誘惑。我同時希望，這些短文中能有些個人的性情與偏好，在文體方面也能稍稍做些不同的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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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的這本集子，編選思路依舊，多是選取五千字以內的短文，形式則較為多樣，短論、短評、會議發言、對談，兼而有之。會議發言或對談，偏重直陳其事，談完即止。其余的文字，則接近汪曾祺所說的隨筆的形態，“大都有點感觸，有點議論，‘夾敘夾議’”，“想到就談，意盡就收”。書名取《共鳴與回響》，是因為這些文字多半圍繞我感興趣的作品或有共鳴的觀點展開，觀念的衍生與回響的過程，又通過文字得以有所保留。

文學批評本質上屬于一種即興判斷。在《共鳴與回響》中，這種即興的特點，殊為明顯。書中所選取的文字，多與文學現場關聯較為密切。而理想的即興判斷，難度極高。它應是敏銳的，是高度開放的，是思想之火于剎那被點燃；它還出于對文學與生活的回報之情，對文學現場有所建設，能啟人思，能引發更多的共鳴與回響；它屬于當下，更屬于未來，最終，又與過去相關。這種理想的狀態，我當然遠未抵達，但一直心向往之。葉維廉認為，文字之魅在于可以秘響旁通：“打開一本書，接觸一篇文，其他書的另一些篇章，古代的、近代的甚至異國的，都同時被打開，同時呈現在腦海里，在那里顫然欲語。一個聲音從黑字白紙間躍出，向我們說話；其他的聲音，或遠遠地回響，或細語提醒，或高聲抗議，或由應和而向更廣的空間伸張，或重疊而劇變，像一個龐大的交響樂隊，在我們肉耳無法聽見的演奏里，交匯成洶涌而綿密的音樂。”這種理想的狀態，我當然也遠未抵達，但一直心向往之。

這本隨筆體評論集，是一次又一次嘗試的記錄，亦是小結。我希望能借此提振精神，或是保持自覺。

感謝閻晶明老師、李蔚超老師指點與照亮。感謝本書編輯為此書所做的專業而細致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