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我常常在想，人們所聽到、所看到的作家這個形象，很有可能是在傳播意義上或者說是在出版意義上的。其實在公共場合所出現的作家，我個人覺得是作家寫作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作家百分之八十的時間會處在兩種焦慮狀態：一個焦慮狀態是因為沒有找到好的靈感或者是好的寫作素材，覺得自己很無能，一無用處；還有另外一個焦慮是好不容易老天爺開眼，靈感降臨，開始寫作了，可是整個寫作過程中又被尋找詞語，尋找段落，尋找風格，尋找結構這種尋而不得，或者是說即便得到了，其實現度和完成度又非常乏善可陳，所以說他又對自己的才華感到失望和憤怒。所以我覺得作家起碼有百分之八十的時間是這樣的，其中一半即百分之四十處于沒有靈感的焦慮，另一半百分之四十是屬于有靈感，但靈感沒有處理好的焦慮。還有百分之二十，甚至要再少一些，這才是你們所看到的，好像出現在公共場合或者是簽名售書，演講，闡述自己的寫作，回答公眾認為作家應該回答的問題，他們有的時候會問作家，你怎么看待網紅？怎么看待碎片化閱讀？怎么看待這個社會的啃老族？怎么看待某某新聞事件——就好像作家可以解決世界上所有的問題。

其實，作家哪兒有那么能干呢？我所認識的大部分作家，我覺得都不是一個可以解答全部疑問的好像 “全科醫生 ”那樣的人，實際上，作家本身就是一個自己懷有問題，得不到解決而以寫作來紓解的人。所以作家是一個什么樣的人？我以前看過一部電影，好像是奧斯卡最佳影片《逃離德黑蘭》，里面有個間諜，在談他這個職業時，他給自己打了一個比方：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就像礦工，我在礦下勞作時，滿手都是黑的，但到了地面上的時候，即使我以為我把手洗干凈了，我知道我的手指縫里面還有黑的煤殘留著。我永遠洗不干凈自己。我覺得作家也是這樣的，寫作這件事，是他指甲縫里永遠洗不去的胎記式的伴隨。

作家似乎是過著雷同的時光，休息或者工作是沒有什么區分的。作家也像很多人一樣喝茶喝酒、看風景、發呆，但他實際上真的獲得了休息嗎？在這樣的時刻，在他的心里，總還是有一個很警惕的小人兒在站崗，甚至有可能是很鄙視地站在不遠處瞧著這一切，在懷疑這是否就是生活的真實，又或者在質疑自己，到底有沒有資格和大家一起吃喝玩樂。看看，這就是寫作者，他貌似休息，可他可能比工作的時候還要不安和軟弱，永遠處于一種精神的備戰狀態。

所以，我在想，作家可能是一個自帶悲劇因子的生物，因為他生活中的喜怒哀樂，最起碼我個人是這種感受，是受靈感所奴役，決定生存感與愉悅度的是靈感，而不是別的。

就說新書宣傳做活動這件事，我個人從內心深處還是有些迷惑的。我和我的同行們，總像面包師一樣站在臺上，拿出我們剛剛烤出來的面包（書），給大家解釋我用了多少面粉和添加劑和糖烤了這么一個面包，所有人都聽到我做了一個面包，哦，知道了，然后可能隨手翻翻掉頭就走了，他們并不真的閱讀這本新書，并不進入文本。我們比面包師慘多了，人們最終總還是會把他的面包買回去給吃了。但說實話我心里總在想，比如說沈從文或者說里爾克，他們會不會做新書分享，要不要跟人講他們是如何做了一個實心饅頭或是如何捏了一個包子……

不過我現在已說服自己接受了這個過程，并把這部分內容作為一個作家的職業本分所在，因為我相信所有等待閱讀的作家和尋找作家的閱讀者，其實彼此都處在迷霧之中，互相看不見對方，需要有人主動出來發出一聲叫喊，我覺得作家必須打破他所謂的內向與矜持，要克服心理上的古老障礙，去往一些場合發出聲音，也許會穿透迷霧，找到那個正想看這本書的人。我覺得寫作者有這個義務，或者說是我們這個職業在這個時代里所需要做的一些調整。

二

好了，因為現在正處于我剛講的那個百分之二十的宣傳推廣期，所以接下來我就要談談寫作了，考慮到對文學有興趣或者說對寫作有一些幻想的讀者，他們可能會想我將來要不要進入寫作這個行業或者是說我要從事寫作，或者是說把寫作當成人生中很重要的一個構成，所以我想探討的第一個方面是：為什么非寫不可？也就是說，某一個個體和文學之間的必要程度到底有多高？

我一般拿自己的經歷做例子，雖然一個人總講自己蠻可恥的，但分享自己確實是比較方便的事情。

最起初，我和寫作一點兒關系沒有。我一開始學的是通信管理，我在江蘇的鄉下長大，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時候，獲得城市戶口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我小時候成績很好，這樣講我一點兒不臉紅，我所在那個地級市是鹽城，我中考成績是全市第四名，但家里人出于各種實際的考慮，我原來填的是高中志愿，當時我爸爸連夜去幫我把志愿改成了中專，郵電學校，因為這件事我特別記恨，我認為這導致我這一輩子沒有上成高中，更沒有上成大學。我后來去了郵電學校，第一件事就是查字典，想看看我將來能不能做一個知識分子。當時《新華字典》上給的定義是：小中專以上的知識程度可以叫作知識分子。于是我知道，我只是一個小中專生，很勉強地算一個小知識分子，所以我上郵電學校的四年，一直在自學各種各樣的課程，借我同學的高中教材過來看，有一種對課本知識的病態追求。然后我們同學之間互相寫信，凡是同學寄來的信，尤其到了我上中專三年級，很多同學考上大學了，哪怕是一個很不怎么樣的大學，但是只要看到“大學”那兩個字，我羨慕得眼睛都要出血了，他們能上大學，我居然是中專。一年之后我開始拿工資了，第一個月工資八十四塊錢，那八十四塊錢拿在手上覺得非常羞恥，別人在課堂里學習，可是我居然在掙錢。我媽媽讓我把五十塊錢存起來，剩下的零花，可我一分錢都不要，我覺得和金錢打交道特別可恥。當然，我最終還是按部就班，像所有和生活妥協的人一樣開始工作，在南京新街口郵局做營業員，賣郵票，拍電報，訂報紙，我做大替班，所有柜臺的業務我都會，確實也挺簡單的。接下來我會講一個小故事。

1992年左右，我在郵局賣郵票的時候，經常會在柜臺下面的抽屜里藏一本書偷偷看，講實話，對前來辦業務的人，并不是那么熱情地在“為人民服務”。那天有個人跑到柜臺邊，輕輕地說，我想要買一張古人對弈圖，我一聽，不就是寄個信嘛，講究啥，還古人對弈圖。抬頭一看，是蘇童，我立刻認出了他。當時蘇童老師的一個作品《妻妾成群》正改編成了《大紅燈籠高高掛》，在國際上特別火。南京城所有的電影院都有大海報。而且我當時也已看了蘇童老師很多作品。但見到并認出他的那一刻，我心情很復雜，我沒有表現出我對他的認識，只是很普通地，或者說態度比一般的時候還要冷淡地把郵票賣給他。因為我突然感到一種巨大的悲哀，我這么喜歡文學，可我這一輩子跟文學最近的距離，就是坐在郵局柜臺下面賣一張郵票給蘇童吧。說話間，也就到了 2010年左右吧，當時博集天卷到南京先鋒書店來幫我做一本新書《此情無法投遞》的發布，當時請了好幾位作家幫我站臺。我記得來了葉兆言、黃蓓佳老師等，六十年代的代表作家就是蘇童。在那天的新書發布會上，我跟他說，蘇童老師我好多年前就見過你。他當然完全不知情，發出了蘇童式的天真無辜的笑。

老實講，這個小故事我在多個場合講過，因為經常被人問起，我發現人們好像挺喜歡這樣的故事，聽上去有點兒不知是勵志還是什么——事實上我自己并不喜歡。那個階段，我很不安于生活本身，很不快樂，沒有方向感，那代表了我最早期的一個狀態。

但不管怎么說，在郵局工作的那些年，確實有一些小事情，讓我認真地考慮起來，也許我真的比較適合寫作。

有一次，我做國際長話柜臺，當時打國際長途電話，是老遠的一個一個格子間，離柜臺比較遠的地方，無法監控到對方打多長時間，還是打哪里，所以得先交押金，五十塊錢或者是一百塊錢。不知道為什么，當時有人給我五十塊錢押金，可最后我給了他一百塊的回執，并最終依此來退錢給他，到晚上結賬發現不對。九十年代初期五十塊錢是很大的一筆數目，大半個月的工資。后來帶班師傅說我帶著你去找他家。那時候人都很老實，按照業務單上留下的地址居然還能找上門去。記得當時已經是燒晚飯的時間了，一開門就聞到了飯菜的味道，還有醬咸菜的味道，還有不知道什么燒過頭了的味道。家里到處放著襯衣、鞋子、包什么的，是一種被外人突然闖入、來不及收拾的場景。我記得我站在門口，踏半只腳進去，有種被這一場景所擊打的強烈感覺，我只管由著我師傅跟對方交涉，心里非常無謂地想著，那五十塊錢算什么啊，找不找得回來隨他了。我只要有這一幕場景就好了。這里頭，不知有什么東西，讓我覺得很動人，很真實，但是又很悲哀，我也說不清楚。我覺得我很愿意，無數次地以不速之客的方式闖入別人的生活。當時我比較小，我是十八歲工作，所以那個時候才二十歲左右。當時我其實也不是很明確為什么這樣癡迷這個闖入的瞬間，但印象之深，我到現在都記得，記得我那樣由衷地感到高興，因為那五十塊錢把我帶到了這個地方。

類似的場景還有。比如說還做過像大學里團委這樣的工作，企業里的團委，在那個時候，有一部分的工作是組織團員跳舞。那個時候很流行跳交誼舞，大學里也會有好幾個舞廳，食堂一到周末就兼作舞場。為什么要組織團員跳舞呢？因為我們單位有很多的光棍，別的單位有很多單身姑娘，所以工會和團委常常會覺得有義務把他們給撮合在一起。我當時很投入的，把頭發吹得翹起來，穿一紅毛衣做舞會主持人。我記得舞曲一響，燈光開始變暗，我就走下臺去，看他們下舞池去跳舞。我在邊上非常欣慰非常得意、想入非非地看著，就因為我組織了這場舞會，讓這些單身男和單身女得以偶然地結識了，他們手拉手在一起跳舞，大家都在出汗，很緊張，也很興奮。很可能有的人真的由此認識，有的交往三個月、三年，甚至是結為夫妻。這當中的偶然性和我作為旁觀者的某種程度上的參與和推動，難道不是很戲劇化嗎？當然這是很微妙的、不足為道的戲劇化，是我這種愛想的人才會想到這一點。我不知道為什么會想到，我只是覺得很高興，我不停地撮合他們跳，雖然當時我也是單身，可我就是想操心別人這種聚散離合、愛恨情仇。

我在郵局那十五年里，還做過勞資統計員，后來做行業報記者，做秘書等。其中做秘書的時間比較長，有八年，做得還蠻好的。我所在的是一個很大的企業，五千多人，活動很多，要寫各種各樣的文稿和動員報告、慰問信或者是剪彩致辭。我內心里好像有一個角色扮演的強大功能，替局長寫文稿的時候，就立刻變成一個局長，有所謂俯瞰全局的角度吧。比如說要做一個裁員動員報告，我會把裁員這件事說得所有人都會覺得我們企業就應該裁員，并且他就應當主動離開、去開始新的人生 ……我寫出來的這種稿子還蠻有感染力的，有一次局長還說呢，我念你的稿子恨不得停下來說這個稿子寫得真好啊。

秘書做到第八年的時候，有一天在辦公室，我在十七樓工作，南京鼓樓，很高的地帶，在那個十七樓可以俯瞰南京城，可以看到很多人在下面走路，我從窗戶里看外面，看到很多人的頭頂，我的想象力又開始發作了，這些頭頂，可能是幼兒園老師，可能是警察，或者是小偷，或者是送水工，各種各樣的人在走。我覺得我也是其中的每一個人，我跟他們所有人一樣走在下面，我的頭頂跟他們所有人的頭頂一樣。像在大海里面沉浮一樣，我覺得我不能忍受在這里寫公文了，我要到人群里面去，當然不是跳樓了，我要找一根繩子，通往下面走的每個人的內心去。我不想在這個辦公室里，從一個科員、主任科員、小處長一步一步地下去，我覺得絕不應該如此，絕不應該像一張薄紙一樣，把我的人生走到頭。我應該縱身到下面，很貪婪地擁有每個人的人生。正是這種貪婪讓我覺得我應該寫小說。所以我在郵局工作十五年，成了一個很成熟、很老練的職員，但是最終做了一個很不成熟、很不老練的選擇：寫小說。

現在我經常碰到年輕人來問這個問題，說：老師你能不能給我一個建議，看我適合不適合拋棄現在的生活去專門寫作？其實這個判斷最終肯定會由他來做，但以我前面個人的經歷來看，除了技術上（大量閱讀、必要的寫作訓練）、經濟上（如果一無保障，我覺得還是要三思）等通常的考慮之外，我覺得一個人的天性里，要有點兒戲劇化和神經質的部分，可能會更有利于寫作。包括我與同行交流的體會來看，多少也是會有這種特點。神經質的部分用得好的話，會成為一個非常有個性的作家，當然到后面，神經質的這部分也會慢慢消耗掉，那也會需要別的東西來刷新和支撐。

三

接下來，我想說一說我的寫作實踐，像是做一個寫作者的活體解剖：一個作家如何處理生活中非虛構的部分，然后一步步變成筆下的虛構的部分。我會舉兩到三個例子來談一下。

我前一段時間出了一個小說集叫作《荷爾蒙夜談》，這個集子里有八九個故事和荷爾蒙有關，一兩個故事和荷爾蒙的關系不是那么明顯。比如有一篇小說，叫《大宴》，寫請客吃飯的。我發現我們生活中所有的交往方式，導師和學生交往的方式是吃飯，朋友和朋友，異性和同性，大家好像都是只有在吃飯的時候才交往、才存在，才會對話和交流，所以吃飯變成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有位老同學也經常約我吃飯，我這人特別怕吃飯，約了好長時間未果。我后來想想不好意思，我反過來約他，可是我也約不到他，連續約了兩到三次。他那段時間總這么回答我：對不起，我今天等一個重要的飯局。我說這怎么回事。他說：我正在約一個黑社會老大吃飯，時間對我來說是很被動的，我一直在等回話，但是我一定要請他吃飯。他的聲音壓得特別低，顯得神秘又興奮。這事兒后來也就不了了之，我不知道他最終有沒有請到。但他當時講的這句話——請黑社會老大吃飯——讓我聽了以后心中特別一動，我感到我也想去這個飯局，也想去跟那個老大認識一下 ……我仔細回味了一下我的心理活動，覺得這里面有一種一介草民的某種不安全感、盲從感，和對強權的投靠投機意識。然后我就此演繹了這么一個小說，把請神秘人物吃飯，給弄了一個特別龐大的飯局，本來一桌人的飯席，后來一傳十，十傳百，無數的人趕來，有人拖著行李箱，有人拖家帶口，想在這個飯局上結識大人物，以后遇到什么困難可以請他來辦事情。我就把這個小說寫成了鬧劇，最后變得像婚宴那樣鋪天蓋地的一個大宴。這篇小說，就是來自生活中朋友的一句話。

再講一個例子，講生活中的外在力量，有時候對具體的寫作困境，會有一個挽救與推動。在《奔月》之前，我的上一部長篇叫《六人晚餐》。當時，我寫得非常不順利，寫到中間段的時候卡住了，當時寫到了七八萬字，我記得我不論是到北京出差或者是到哪里出差，整天把電腦背在身上，我總幻想著是不是路上靈感一通就把小說寫下去了。我當時寫的《六人晚餐》里的主人公是一個廠區的街頭少年，隨著整個產業轉型，而被拋入了懸置、尷尬的境地，是一個通俗意義下的失敗者。我在小說里開始寫到他的死，但就是一直沒有找到他的死亡方式。對于一個寫作的人來說，主人公的死亡方式也是我的重要資源，我不會讓他心臟病發作，或吃東西卡住死掉了等，我要賦予他的死亡某種意義，這是作家的想法，不是什么高級的想法。但是，因為一直想不好，就卡在這里，卡了有一年多。后來直到有一天， 2010年 7月 28日，記得那天我在安徽黃山，突然手機上接到短信，有人問，你好不好，有沒有出現什么狀況，還安全嗎？我覺得好驚訝，趕緊看新聞才知道這一天，我所在的南京、我所住的那個小區附近發生了一個大的爆炸事件，化工廠的爆炸，因為我家離廠區只有二點五公里左右，所以他們擔心我在家里面出事情，我趕緊心急火燎地往家里面趕。還好我在外地，如果在家的話有點兒小殘了也難說。我看到我家里面的落地玻璃全都碎了，廚房的冰箱和門，被飛起來的凳子砸壞了，我要在廚房的話恐怕就會受傷。于是我開始收拾、掃玻璃。我聽到對門也在掃玻璃，我似乎聽到了整個小區的人、整個街的人都在掃玻璃，聽到方圓二點五公里的所有被爆炸涉及的人家都在掃玻璃。

就是我在掃玻璃的時候，突然心中一顫，特別地興奮。我真高興我是在掃著玻璃，我希望我的玻璃永遠掃不完。因為我想到了，我應該讓我的主人公死在一場大爆炸中，死在飛來的玻璃里，然后他順手扯過一塊尖玻璃來就把動脈給割了，這個人當時正好有一點兒想自殺，因為很失敗，因為當時這個廠子倒了，他的愛情也出現了大問題，他正想借這個時機，離開這個被時代齒輪所拋棄所碾壓的生活。所以就這么個細節，使我的整個小說復活了，并使我的整個小說獲得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價值。我推倒很多篇幅，重新開始鋪墊一個大爆炸，開始有了一個倒計時的時間節奏和核心事件，也改變了人物的命運，改變了愛的方向與死亡的重量。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生活中的很多細節，可能對別人是無效的，或者說對別人是有傷害的，或者說事實上對你本人也有傷害，但另一方面，當它變成寫作資源的時候，又具有某種化傷害為動力的價值，并且我覺得是非常寶貴的價值。

四

說到我新近出版的《奔月》，它跟前面幾部作品的創作路子不太一樣。在生活中并沒有像上面這樣具體的、影像式的反射，只能說是曲折的、混合的一種來自生活的誘因。它最深層次的動力來自對生活的質疑。

不知道讀者朋友有沒有想過，你們對現在生活中的每一個選擇、所達到的每一個目標和每一種占有，是有著非常確定性的感受，還是說帶有懷疑，覺得可能是一種偶然性：你選擇這個專業而不是那個專業，選擇的是這位導師而不是那位導師，你跟這個姑娘成了戀人，而不是另外一個。生活中的事件，雖然是你千方百計經營而來的，但并不見得是我們人生中最恰如其分的選擇，說不定只是一種物質文明標準化之下的“高度復制性”。你和你的鄰人是一樣的。你和你的同事是一樣的。你和另一個城市的某人是一樣的。你們家冰箱里放著同一個牌子的花生醬，床頭柜里面是同一個牌子的內衣，女孩在美容院整成同樣的雙眼皮，孩子在上同樣的奧數培訓班 ……你過的不是你的生活，是高度復制下的模具式的生活。我懷疑很多人會有這種疑惑，我講幾件小事情。

新浪上有一條很奇怪也很出名的微博，是一個早就死去的人留給世界的最后一條微博，他的意思是說我死了，到那邊去了，你們好好地過，大概是這個意思，一條臨終的留言。但是很奇怪的是，這最后一條微博上竟有三十八萬條之多的轉發留言，一個很龐大的數字。我很耐心地一條條翻看這些人為什么會有興趣在這里留言，其實他們跟已故博主完全不認識，也不是過來對這個人表示悼亡之意，完全不是，他們是把這里當成一個樹洞，講生活中的不如意，平庸感與厭倦感——我不想再繼續干下去了。我賣夠保險了。我厭惡做 PPT。我不想對每個人笑。我很煩，每天都一模一樣，但沒有勇氣離開我現在的生活。你很好，你做到了這一步，我真羨慕，想拜托你能不能告訴去往另一個地方，會不會變得更好，有沒有不同的世界。

前一段時間，有個玩深潛運動的女生，很優秀，國內知名大學畢業又到國外留學，不僅有很高的學位，在國際深潛界也是排名很靠前的高段位，但有次在勘測水底舊長城的深潛中意外出事，后來在網上形成了非常大的討論。大家在探討她的死亡。生前這個女孩子總說，我在淘寶上花一百五十塊錢買一件大衣，但是我花十五萬買一個潛水設備，我在國外辛辛苦苦做項目掙來的錢，都來買潛水設備了。如何評價她所選擇的生活以及最后所抵達的終點，且另說，但我順藤摸瓜翻到了這個姑娘的主頁，有一句話很打動人。大意是：我在做科研、休閑，或生活中的一切，都覺得那只是表面化的“我”在行動，只有當我深潛到深水區的時候，一片黑暗之中，在那里我才覺得我的存在，感覺到我這個人。我是唯一的我。

再比如，一兩年前吧，我看到一個新聞，江蘇無錫有一個驢友去西藏旅行，中途發生了意外，不知道墜崖了還是什么的，他脫隊了。各方面力量出面，前后花了十五萬元，終于辛辛苦苦把這個人給找到了。結果他在哪兒呢？他在藏區一個很普通的小旅館里頭平安無事地待著，他非常尷尬地承認：其實我是有意消失的，我想借著這個巧妙的機會離開我原來的生活。沒有什么特別的事情，我就是想去西藏待著，和我原來的生活一刀兩斷。

這些例子是互不相干的。不知大家聽了有什么感受，但在我這里，它們都成了某種催化劑，在我的心里產生了各種化學反應，最后混合推進，誕生出《奔月》。《奔月》的內容其實跟上面幾個故事并沒有任何邏輯關聯，但精神上是有某種內在性的。那實際上就是人對自我存在與自我身份的永恒質疑：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到哪里去。當然我是用了比較世俗的故事線：我寫了這么一個平常的都市人，她做了一個決絕的打破，真的離開自己的生活，離開她的丈夫、情人、母親、閨蜜、同事，以無名之軀去往無名之境……具體這里就不做詳細地展開了。

五

所有上述這些話，都是以我本人與我的創作為活體，所進行的一個回顧與分享，最后我想講幾句關于這個題目的話。其實我最初的題目是《我以虛妄為業》。后來有讀者說，這個題目是不是太灰度了。其實，虛妄不是一個灰色的詞啊，它是中性的。

這一方面是我的一個，講大點兒，是世界觀。人生是轉瞬即逝的、隨時可以終止的。對每個人、每一個個體都是這樣的。從這個角度而言，我們做的一切都是很虛妄的。但這并不是悲觀主義，如果你能看到、明白、牢記到一切都是無為之為，才可以認識到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本質的部分，而不在意其表面化的泡沫的部分。我只會去關注到自己想要做的那些事，在這微渺的一生里，過一個相對結實的生活，做我最愿意做的事情，并且用最認真的態度去做。所以虛妄是我的世界觀，一個積極的世界觀，可以讓我更專注、更有激情地去寫作。

同時，這也算我寫作上的一個方法論。我從一開始到現在，都是以虛構的手段在寫作，虛構我認為是具有巨大的空間也有巨大的力量與難度，但不管怎么樣虛構，它最根本的還是體現、映射出人間與人性的色彩。當然了，我的色彩可能并不是那么暖色，赤橙黃綠青藍紫，我大概得從“青”色往后數了，我可能是偏冷色調的，甚至是灰色的部分，更斑斕多義、含混的部分。我覺得任何一種色彩，都很有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