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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崎滔天家藏民國人物書札手跡》中國宋慶齡基金會研究中心 編華文出版社

近日，《宮崎滔天家藏民國人物書札手跡》八冊全部出版，宮崎滔天這個名字可能有些讀者并不熟悉，但他留下的書信卻記錄著幾乎一整個中國近現(xiàn)代史。

宮崎滔天1871年出生于日本今熊本縣的一個武士家庭，他的幾位哥哥都是反封建反帝國主義的仁人志士。長兄八郎曾參與過明治維新，幫助佃農(nóng)爭取權(quán)利。次兄彌藏反對俄羅斯及歐美各國入侵亞洲，主張國力尚不完備的日本給予朝鮮、中國協(xié)助。彌藏認為朝鮮、中國均尚貧弱，兩國若不經(jīng)改革乃至革命，不足以抵抗歐美。彌藏為尋找主張改革的中國志士開始學(xué)習(xí)中文，并于1895年在橫濱與孫中山相識，可惜1896年他就不幸病故。宮崎滔天本名虎藏，他深深受到幾位兄長的革命思想影響，自然也結(jié)識了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等革命青年，并走上了一生致力扶持中國革命之路。

宮崎滔天深深記得第一次見到孫中山那天。那是1897年9月，他從香港回到日本橫濱。“徑直前往中華街陳少白寓所，陳未在，僅一身材矮小的西洋式紳士在場，正是彌藏多方尋訪的孫文本人。初識之孫文與滔天想象的偉岸、美髯、善‘高談壯語’的‘東洋豪杰’形象相差甚遠，故心存疑慮。孫文就中國現(xiàn)狀與革命理想諄諄如處女般談起，繼而‘揮灑如脫兔’。滔天為孫文的激情折服，且感意氣相投，自此，終生成為中國革命的援助者。”日本學(xué)者久保田文次教授這樣描述。

李大釗、陳啟修、陳傳賢致宮崎龍介函（1920年4月27日）

辛亥革命時，宮崎滔天為了支持孫中山，特意前往上海，同時協(xié)助武器購買及資金籌集等具體事務(wù)，之后不斷給中國革命以支援，對日本的對華侵略政策加以批判。他還參加了孫中山與宋慶齡的婚禮。袁世凱在竊取革命果實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后，為了收買宮崎滔天，曾許諾給他“米谷輸出權(quán)”，但宮崎滔天以“渴不飲盜泉之水”拒絕并堅定地站在孫中山一邊。“滔天與孫文、黃興的友誼世人皆知，但最得滔天一家關(guān)照過的是宋教仁”，宋教仁被刺殺后，滔天悲痛，與孫中山一起策劃了“二次革命”。

實際上，宮崎滔天那時的個人處境并不樂觀。他為了中國革命籌措經(jīng)費，以“浪人”為職業(yè)、賣藝維生，收入來自報紙雜志和“浪曲師”等的稿費；他曾多次寫信對家人致歉：“我能掙到革命的經(jīng)費，而無法掙到養(yǎng)家的經(jīng)費，萬分地抱歉，請你們自食其力吧。”欣慰的是，他的妻子和兒女也都投入到支持中國革命的事業(yè)中，曾多次幫助、接濟來到日本的革命青年。宮崎滔天雖為日本人，但一直堅定地反對日本對周邊國家的侵略，尤其反對政府侵華，故被日本政府視為眼中釘。滔天的兄長彌藏在生前曾叮囑他，要防止黃種人永遠遭受白種人的壓迫，“這個命運的轉(zhuǎn)折點，實系于中國的興亡盛衰”，他堅信如果中國復(fù)興，那么便會“在地球上建立一個新紀(jì)元”。宮崎滔天在給妻子的信中堅定地說：“我們的朋友是窮人、乞丐，我們的敵人是君王、貴族、地主和富翁。我們勢非與社會的最強者搏斗不可。”

后來宮崎滔天又結(jié)識了黃興，將孫黃二人都視為摯友，并一直努力彌合國民革命后期二人之間的分歧。學(xué)者章開沅研究中國近現(xiàn)代史多年，他回憶：“1978年春，黃興的女兒德華與丈夫薛君度到長沙訪問，邀我共同探討黃興評價問題，宮崎兄弟自然成為重要話題。其時黃興長子一歐因病住院，我們專程前往探訪。他雖然高齡衰病，但談起1907年至1911年年初寄住在宮崎家的往事，仍然充滿依戀之情。一歐感嘆說：‘宮崎滔天已經(jīng)去世50多年了，我雖已進入衰暮晚年，仍然時常想起這位和藹可親的長輩，他的音容笑貌，歷歷如在眼前。’那些年宮崎滔天只顧為中國革命東奔西走，家中經(jīng)濟極為貧困，但滔天夫人寧可給親生兒子吃雜糧，也要保證一歐吃米飯健壯成長，及時回國參加辛亥革命。”

學(xué)者楊天石也在文章中提到這一細節(jié)：“當(dāng)時，滔天全家吃豆腐渣過日子，卻設(shè)法借債讓黃興吃白米飯”。楊天石還介紹，1910年2月，黃興為在中國南方發(fā)動起義，委托滔天在日本招募步兵、炮兵、工兵官佐。黃興作詩贈滔天，表達“百萬雄師直抵燕”的熱切愿望。同年，滔天被日本政府列為甲號社會主義者，受到嚴密監(jiān)視。”1916年10月31日，黃興逝世，滔天“痛心欲絕”，“大哭特哭”。1917年4月，長沙各界公葬黃興、蔡鍔，滔天不遠萬里，臨穴送棺。當(dāng)時正在湖南第一師范讀書的毛澤東和蕭三受到感動，聯(lián)名求見滔天，稱贊他“高誼貫于日月，精神動乎鬼神，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

滔天長子宮崎龍介（1892—1971）畢業(yè)于東京帝國大學(xué)法學(xué)部，理解中國“五四”運動，與陳獨秀、李大釗有親密交往。龍介對日本的侵略政策一貫持批判態(tài)度，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為和平運動及日中友好運動做出了許多貢獻。在書中收錄的兩封李大釗在1919年10月寫給龍介的兩封親筆信中可知，那時五四運動剛剛過去五個月，李大釗曾多次邀請同在北京的龍介詳談，一次是去自己住處，一次是往假座香場六味齋。李大釗用毛筆或鋼筆寫信，所用紅線信紙上方一行印有“國立北京大學(xué)用箋”八字。在另一封李大釗聯(lián)名陳啟修、陳傳賢在1920年春寫給宮崎龍介的信中，李大釗向?qū)m崎龍介介紹北京大學(xué)的幾位學(xué)生去日本調(diào)研，希望龍介能介紹日本的革命青年和進步學(xué)者相識，在信中李大釗飽含熱情地祝愿并與之分享“新運動的隆盛”。時隔不久，陳獨秀也給宮崎龍介寫信，希望已經(jīng)回到日本的他可以幫忙介紹照顧友人，信中陳獨秀提到去年（1919年）在北京兩人曾相談甚歡。

1922年，宮崎滔天在東京病逝，孫中山稱其“對于吾國革命歷史上，尤著有極偉大之功勛”。以今日的歷史眼光回看，宮崎滔天寄希望于以日本財閥的力量資助中國革命的方法必然是脆弱且不徹底的，但其對中國革命的精神影響卻是顯著的。他的慷慨義氣，鼓勵和支持了一大批中國的革命青年。《宮崎滔天家藏民國人物書札手跡》中收錄的書信記錄中便既有國民黨系統(tǒng)的孫中山、黃興、宋教仁、胡漢民、朱執(zhí)信、廖仲愷、張繼、李烈鈞、章太炎、何天炯、鄧恢宇、陳去病等，還有后來成為中共領(lǐng)導(dǎo)人的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吳玉章等，更有文化、藝術(shù)系統(tǒng)的魯迅、田漢等，總數(shù)約近百人。

正如久保田教授所說：“中國近代史上熠熠生輝的人物在宮崎家藏史料中如星羅棋布。僅一個家族所藏涉及如此眾多歷史人物，在泱泱中國也不多見。這些歷史人物都是身后揚名，滔天一家招待時都還是無名且前途無從預(yù)測的青年，無論是蔣介石還是毛澤東。我只有無比欽佩滔天一家對這些無名青年的期待乃至招待。能為世界留下如此大量的重要且珍貴的史料無不源自那些日常招待。”

2005年11月，中國宋慶齡基金會與中央電視臺共同赴日本九州拍攝《尋訪孫中山的足跡》文獻片過程中，參觀了宮崎兄弟的故居，了解到宮崎家藏資料的情況，感到對中國近代史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并感慨這批資料歷經(jīng)一個多世紀(jì)得以保存下來的不容易。2007年11月，在章開沅先生的幫助和引薦下，中國宋慶齡基金會正式啟動了整理出版宮崎滔天家藏有關(guān)中國革命資料的項目。2016年春，資料整理基本進入尾聲，按計劃進入編輯出版階段。經(jīng)過反復(fù)論證，確定了以《宮崎滔天家藏民國人物書札手跡》為書名，分八卷逐卷出版的方案。今年春天，八卷終于出齊，我們也借此機會一睹革命者們當(dāng)年的親密往事。

（圖片與釋讀來自中國宋慶齡基金會研究中心編《宮崎滔天家藏民國人物書札手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