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陳伯吹（1906—1997）是20世紀我國著名的兒童文學家，一生主要致力于兒童文學創作。陳伯吹也是一位編輯家、教育家，在其長達70多年的創作生涯中，主要職業為兒童書刊的編輯和大中小學的教師，并長期過著“三位一體”（教書、編輯、寫作）式的生活。其作品既有大量的兒童文學及其研究，又有許多其他領域的雜文、散文、詩歌、小說、譯文和科普著作等，還有不少關于兒童教育特別是兒童讀物方面的著述。這其中就有多部小學語文教科書，而有關他的研究論著中鮮有介紹。因此，本文擬對其在新中國成立前后多次參加小學語文教材的編寫及其相關研究工作做考述和梳理，旨在研究陳伯吹的小學教材觀和編輯實踐。

《北新國語讀本教授書》

《高級小學國語課本》

最早編輯的教科書：《北新國語讀本》

陳伯吹是家中老大，少時生活貧困，但學習非常上進，工作也極其勤奮，對寫作尤為愛好，很早就顯露出了兒童文學創作的天分。他在北新書局工作和編寫第一部教材之前，曾有多年的學習、教書和寫作經歷：曾就學于上海寶山師范（1920），畢業后在朱家宅小學（1922）和縣立小學教書（1925），又在上海大夏大學師范專科（1928）深造，同時在上海幼稚師范兼課（前后長達十年）。其間，他在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報告文學《學校生活記》（1927），在芳草書店出版了詩集《誓言》（1929）以及愛情小說《畸形的愛》（1929），還在商務印書館《學生雜志》《兒童世界》《婦女雜志》《小說月報》和中華書局《小朋友》，以及《寶山縣立師范學校校刊》《寶山縣教育會年刊》《今代婦女》《大夏月刊》《大夏周報》《電政周刊》《北新》《教育建設》等報刊上發表幾十篇文章。陳伯吹回憶說：“這是我一生中最困難的時期，因為我的父親去世后，母親和四個弟妹的生活費用，需要我負擔。我只能努力寫作，從勤勉中獲得報酬。我又一次得到在寫作上的鍛煉。”

陳伯吹的教材編輯實踐可以追溯到1925年。他在上海寶山縣楊行鄉立第六初級小學（朱家宅小學，1922—1925）教書時，曾把《兒童世界》和《小朋友》兩種周刊“選作教材”，并且“決計在最后半年里將歷年所得的經驗心得，以及一切事實，做有系統的載述，經七月而脫稿，名曰《學校生活記》，版權已讓與商務印書館；還有《兒童故事讀本》和《常識讀本》，尚在編著中，還沒有完成哩”。

1930年底，24歲大學畢業的陳伯吹到上海北新書局當編輯。當時《野草》雜志“文壇新訊”還刊登了一則消息《陳伯吹將任北新編輯》。陳伯吹在該書局主要負責編輯《小學生》半月刊和一套《小朋友叢書》，為此他創作了許多詩歌、小說和童話，獨自出版了十多部兒童讀物，進一步受到業界的關注。而且，從此也開啟了陳伯吹主創兒童文學、潛心研究兒童讀物和編寫小學語文教材之路。其中，關于兒童讀物的研究文章，如《兒童故事的趣味問題》（1932）、《不適用于幼稚園的兒童故事》（1932）、《故事的講述》（1932）、《兒童詩歌研究》（1932）、《故事的價值研究》（1932）、《兒童文學與兒童》（1933）、《從行為主義到公民教育的實施》（1933）、《童話研究》（1933）等，主要發表在《兒童教育》《上海教育界》《大夏周報》上。

就在這段時間，陳伯吹被北新書局主辦人李小峰、總編輯趙景深（李小峰女婿）拉去一起編小學語文教材：一是《北新國語讀本》，共4冊，高小用，由趙景深、李小峰、陳伯吹、徐學文編輯，周作人、吳研因校訂；同時，他們還編了配套的《北新國語讀本教授書》（4冊）；二是《小學北新文選》，共8冊，高小用，林蘭、陳伯吹編選。以上教材均由北新書局1932—1933年出版。

最早主持編寫的教科書：《復興國語課本》

在上海讀書時，陳伯吹因為寫作投稿的原因，常去聯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負責人、《兒童世界》主編鄭振鐸和《婦女雜志》主編杜就田。他們對陳伯吹的作品很熟悉，也很欣賞他的文筆，其中鄭振鐸還語重心長地分析了陳伯吹創作的優勢：熟悉小學教學和兒童讀物，有多年和孩子在一起的經驗，并建議他專攻兒童文學，后來又提出請他業余時間為商務編寫教科書。于是，由陳伯吹領銜，沈秉廉、莊俞參與，共同編輯了供初小使用的《復興國語課本》（8冊，春季始業），由商務印書館1934年出版發行。之后，陳伯吹與宗亮寰還編寫了《默讀練習本》（8冊，初小用），也由商務出版。這是配套《復興國語課本》、供小學生略讀的教材。陳伯吹的這套初小《復興國語課本》，與沈百英的高小《復興國語課本》，是當時商務推出的小學語文教科書的主打品牌，并且與葉圣陶編、開明書店出版的《開明國語課本》，朱文叔編、中華書局出版的《小學國語課本》，呂伯攸編、中華書局出版的《新編初小國語課本》，吳研因編、世界書局出版的《國語新讀本》，陳鶴琴編、兒童書局出版的《兒童國語》，蔣息岑編、大東書局出版的《國語》等，流行于上世紀30年代，其共同特點是“以兒童為本位，以兒童文學為主體”。

出版教科書歷來是出版社的利潤來源和發展之要，所以北新書局對陳伯吹業余時間為商務編教科書的事頗有意見，“因此彼此搞得不大愉快”。兒童書局經理張一渠早就想邀請陳伯吹去兒童書局工作。該書局是我國第一家專門出版兒童讀物的出版機構。于是在1934年初，陳伯吹轉到兒童書局擔任編輯部主任，主要負責編輯《兒童雜志》《常識畫報》和《小小畫報》，并將其辦得有聲有色，不僅成為“小學生喜愛的讀物，也頗受小學教師和學生家長的歡迎”。

在兒童書局工作期間，陳伯吹在創作兒童文學的同時，繼續鉆研兒童文學、兒童讀物和兒童教育問題，在《兒童教育》《新兒童雜志》《初等教育》《生活教育》《興華》《女子月刊》《婦女生活》上發表了《神話的研究》（1934）、《兒童生活的一斑》（1934）、《兒童讀物問題》（1935）、《兒童用品與兒童教育》（1935）、《從人到婦女到兒童》（1936）、《怎樣教育民眾》（1936）、《國難時期中小學之自然》（1936，署名夏雷）、《最近的蘇聯兒童文化》（1936署名夏雷）、《國語科暑期略讀教材教學法》（1937年）等文章。“七七”事變爆發后，陳伯吹先后在英美人辦的上海華東聯合中學和育才公學高中部擔任國文教員，又在《華東聯中期刊》《正言教育月刊》《小說月報》上發表了《兒童與青年讀物研究》（1940）、《特殊兒童的行為指導》（1941）、《明日的青年教育》（1941）、《論兒童閱讀的習慣》（1941）、《論兒童的文學》（1941）、《論兒童與閱讀》（1941）、《兒童閱讀的量表》（1942）、《論兒童文學的型式》（1942）等文章。

參與編寫的第一部“國定教科書”

陳伯吹的小學教材觀

1943年初，陳伯吹費盡周折抵達重慶北碚，應聘在國立編譯館中小學語文教科書編輯部（負責人是陸殿揚）擔任編輯，主要負責小學語文教科書國定本的編寫工作。后來，經國立編譯館同意，又主編了中華書局《小朋友》雜志，兼任了復旦大學新聞系“期刊研究”課程的教授。在全面抗戰中間，國民政府推行“國定教科書”政策，即中小學公民、國文、歷史、地理四科教材部編統用，并交由正中書局、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大東書局、開明書店、文通書局七家出版社聯合委員會共同出版發行。其中，就有陳伯吹參與編寫的《高級小學國語課本》（4冊）和《初級小學國語常識課本》（8冊）。此外，陳伯吹還為兒童書局校訂了《國語新選》（4冊，余再新編，1945年9月）。這是供初級中學、高級小學及補習學校國語科用的補充教材。

陳伯吹在國立編譯館工作其間，仍是筆耕不輟，不僅創作了尤其是翻譯了許多兒童文學作品，而且在《中華少年》《新中華》《東方雜志》《學生雜志》《文化先鋒》《兒童福利》等雜志上發表了一系列研究論著，如《格林兄弟和他們的童話》（1943）、《斯蒂文生和他的金銀島》（1943）、《大作家與小孩子：狄更斯》（1944）、《王爾德和他的童話集》（1944）、《夢與兒童文學》（1944）、《論寓言與兒童文學》（1944）、《兒童的文學和教育》（1945）、《論兒童閱讀的量表問題》（1945）、《馬克吐溫和他的杰作》（1945）、《老人的童心：托爾斯泰》（1945）、《高爾基論普式庚》（1945）等。

抗戰勝利后，陳伯吹回上海

擔任中華書局編審，繼續主編《小朋友》雜志，同時主管兒童圖書期刊，并一度在復旦大學、大夏大學兼課。其狀況一如既往，利用業余時間搞寫作，在創作兒童文學作品的基礎上，在《文藝春秋》《中華教育界》《教育雜志》《新教育雜志》《兒童問題叢刊》《前鋒》《大公報》上發表了《普希金與兒童文學》（1947）、《馬克吐溫和兒童文學》（1947）、《兒童讀物的編著與供應》（1947）、《學校與家庭聯系的新論——一個“兒童教育”的問題》（1947）、《談兒童讀物》（1947）、《兒童讀物的檢討與展望》（1948）、《兒童讀物的用字和用語問題》（1948）、《兒童讀物座談會發言》（1949）、《一個健康教學的設計》（1949）、《兒童戲劇與兒童教育》（1949）、《兒童讀物應否描寫黑暗面》（1949）等文章。至此，陳伯吹也形成了比較系統的兒童文學觀或兒童讀物觀以及小學語文教材觀。其中，《小學教材與兒童讀物的檢討》（1947）既是其撰寫的第一篇專論語文教材的論文，也是其全面研究小學教材的代表作。

關于小學教材的意義，陳伯吹認為，教材是人類和民族經驗的精華，小學教材則是這些精華“加上‘兒童本位’”。“當它成為教材的形式時，還須經過一個洗練的階段，刮垢磨光，千錘百煉，正如從鐵到鋼一樣。換句話說，它必須要經過溫床孕育成長的階段，使它的內容與形式成為最適當的教材；這在小學教材，尤其應該如此。”

關于小學教材的種類，陳伯吹認為，小學教材雖然是“整個性”的，但也可相對地劃分為七個“性類”：練習的教材、記憶的教材、思考的教材、組織的教材、搜集的教材、發表的教材、欣賞的教材，其目的在于“鍛煉健康的體格，陶冶良好的品性，培植生活的知能，訓練勞動的身手，養成科學的態度，增進藝術的興趣等”。

關于小學教材的編撰原則，陳伯吹說：“教材能否達成教育上的各個目標，第一要義，所有的各性類的各科教材，在本質上應該是文學的、藝術的，因為文藝是訴諸于人類的感情，而各種本能的發展，正建筑于感情之上。若無感情，或者說沒有興趣，那么一切的游戲、模仿、好奇、求知等本能，無一可得快樂的結果。所以，休格（Hueg）大膽地說：‘文學當從兒童入學的第一天讀起’。”在他看來，不僅國語、音樂、美術、勞作，就是科學等學科的內容，“如果編著小學教材，能夠把題材藝術地處理，發見文學和與科學的關系點，善為利用，那么，加上藝術的寫作技巧，就成為文學化、藝術化的教材了”。“科學是知識的、硬性的，文學是印象的、軟性的。如果小學教材文學化藝術化了，用印象來傳達知識，用軟性來中和硬性，這樣一來，教材自然易于消化，如果再應用良好的教學方法，作為介紹，真是相得益彰，教育的效果是顯而易見的。”

關于小學教材與兒童讀物的關系，陳伯吹認為后者是前者的“溫床”。他說“兒童讀物是兒童閱讀的書籍”，其題材有神話、童話、寓言、故事、小說、傳記、戲劇、笑話、詩歌、游記、書信、日記、藝術等，“可以說即是全部的小學教材”，但是兩者有區別，不能劃等號：“兒童讀物在性質上是輔助的、補充的、課外的、自由的讀物；小學教材則是在教室內教學用的材料，所以后者比前者有著更多的條件：（1）配合教學時間；（2）適應一般程度；（3）引起普遍興趣；（4）符合多數需要；（5）滿足全班愿望；（6）劃一考查標準。簡單說來，小學教材是‘精讀的教材’，兒童讀物是‘略讀的教材’，這是它們兩個不同的分野。”而且，陳伯吹還比較和檢討了當時流行的幾種初小國語教科書（開明葉圣陶本、商務沈百英本、世界吳研因本、商務陳伯吹本、中華朱文叔本、中華呂伯攸本、國立編譯館國定本）關于收入八種兒童文學作品（童話、寓言、故事、小說、游記、傳記、戲劇、詩歌）的情況，得出了小學教材和兒童讀物關系的一些結論：（1）傳記文學（或者說是名人故事）占了小學教材的大部分。（2）神仙故事及童話逐漸在減色中。（3）科學的故事正在小學教材中增強它的位置。（4）書畫、著色（繪畫涂顏色）、剪貼等“做”的教材，業已開始爬上小學教材的邊緣。（5）民族思想、社會思想已經滲透在小學教材中。（6）一切教材有全部傾向現實的趨勢。

最后，陳伯吹根據自己多年編寫教材的經驗，提出了“小學教材的制作”的幾種主要方式。他說：“小學教材，除了一小部分的‘創作’之外，一大部分都是‘改變’‘重述’‘節選’‘采用’著兒童讀物。”其中，“改編”是內容可用作教材，但是形式或因程度，或因題材等，有著若干的問題，因而加以改編，使其適合教材的應用。“重述”是內容大體上可用作教材，但是篇中某幾點需要加以變易或增刪，至于形式方面，或因篇幅太長，或因篇幅太短，不適合作為教材，乃加以重述。“節選”是原文中某一章、某一節，甚至某一段，適合于用作教材，因此就加以節選。有時也稍有變動，只是幅度極小。“采用”是在各種讀物中，有直接可采用的材料，無須加工，那么，直截了當地就加以采用。

參編新中國首套《小學課本語文》

1953年5月17日，毛主席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其中作出了一項對于新中國教材建設具有重大意義的決定——“重視教材，抽調大批干部編教材”。據此，從1953年底開始到1954年，包括陳伯吹在內的一大批優秀教育干部和學科專家從全國各地選拔充實到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簡稱人教社）從事教材編寫工作。陳伯吹于1954年10月奉調人教社小學語文編輯室擔任編審。與他同時擔任人教社“編審”這一重要職務的，還有教育編輯室負責人曹孚（原華東師大教育系主任）和歷史編輯室負責人陳樂素（原浙江大學歷史系教授）。

與陳伯吹同時從上海選調到人教社的，還有教育學科的戴伯韜（上海市教育局長）和曹孚（華東師大教育系主任），語文學科的張畢來（華東師大中文系教授）和孫功炎（育才中學語文教研組長）、歷史學科的蘇壽桐（新建中學校長）和邱漢生（上海教育局中等教育處副處長），地理學課的陳爾壽（格致中學校長），化學學科的梁英豪（上海教育局視導處視導員）等。并且，與陳伯吹同時選調進入人教社的全國語文專家，還有小語的陸靜山、袁微子、呂敬先、霍懋征、張田若、文以戰、黃秀芬、劉永讓，以及中語的吳伯蕭、張志公、張畢來、董秋芳、劉國正、孫功炎、洪心衡、呂冀平、何慧君等。加上人教社中小語的原有人馬，如劉御、蔣仲仁、蔡超塵、王微、計志中、隋樹森、王泗原、張中行、姚韻漪、李光家、張傳宗以及社領導、語文名家葉圣陶、辛安亭、朱文叔、呂叔湘（兼職）等，統編中小學語文教材的編寫力量可謂人才薈萃、盛極一時。他們中的不少人過去還是國統區或解放區語文課本多個版本的編寫者或主持人。其中，同陳伯吹一樣，兒童文學作家、小學語文教師、兒童讀物編輯三者身份合一的，還有葉圣陶、辛安亭、劉御、陸靜山和計志中。他們的任務很明確，就是組織一支強有力的教材編審國家隊，通過集體攻關和集中“會戰”，盡快編輯出版一套代表新中國教材最高水平的統編小學語文、中學文學和漢語教科書及其教學參考書。

新中國成立之初，全國中小學并未馬上形成統編教材的局面，各地以大行政區為單位使用的是中央教育部和出版總署共同發布和推薦的幾個版本的教科書。以小學語文為例，1949—1953年，主要有經過改編的劉松濤等編的《小學國語課本》，上海臨時課本編委會編的《小學國語課本》，以及人教社朱文叔、劉御等編的《小學語文課本》。這些教科書雖然都可供全國小學選用，但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國家統編統用教材，而是“建立了全國中小學課本由國家統一供應的基礎”。1954年至1956年，根據新形勢要求，由教育部責成人教社代教育部擬訂十二年制中小學教學大綱，并據此編寫出版的各學科教材（即人教版第二套教材），包括教學大綱30種30冊，課本41種97冊，教學參考書23種69冊，才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大規模舉全國之力編成的全學科統編教材。“一般反映，新編的課本比1953年以前的課本好，有進步。無論在科學性、系統性或思想性方面都加強了。同時編出了教學大綱和教學參考書，對教師教學有一定幫助。”（《中國教育年鑒（1940—1981）》，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4年，第482頁）其中，陳伯吹作為第二作者，參與了《初級小學課本語文》（8冊）、《初級小學課本語文教學參考書》（8冊），以及《高級小學課本語文》（4冊）的編寫工作。這些教材的主編都是蔣仲仁，主要編寫者有陳伯吹、陸靜山、袁微子、文以戰、鐘華，劉永讓、黃秀芬、馮惠英、計志中、王綺、李明、劉默耕、馬精武也參加了部分編輯工作，校訂者為葉圣陶、辛安亭、朱文叔，由人教社于1955—1957年初版。從此以后，人教版統編小學語文教科書基本定型。

在教育部副部長兼人教社社長、總編輯葉圣陶帶領下，陳伯吹與小語室的同事們還代擬了1956年教育部頒布試行的《小學語文教學大綱（草案）》。這是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部小學語文教學大綱，也是新中國成立至今我國頒布的內容最詳盡、要求最高的一部小學語文大綱。這個教學大綱提出，“閱讀教學的課文分為兩類：一類是文學作品，一類是科學知識的文章。文學作品包括童話、寓言、故事、謎語、諺語、歌謠、詩、小說、劇本和文藝性散文。……到了第五、六學年，自然、地理、歷史都單獨設科，閱讀課文就以文學作品為主。”這一編寫理念和陳伯吹多年的小學語文教育理念很吻合，也體現到了他參與編寫的統編小學語文課本之中。比如，在《初級小學課本語文》中以兒童文學作為課文比較普遍，一、二年級的課文，兒歌、謎語、童話、兒童故事占了一半多，貼近兒童生活，富有童心童趣，其中不少課文至今仍在使用。

陳伯吹在人教社工作期間（1954—1957），迸發出新的熱情和活力，也迎來了他兒童文學創作和研究的又一高潮。他回憶說：“1954年10月，我被調往北京工作。在‘陽關大道’上，進入了另一個佳境勝處。當時的兒童文學事業，在黨的領導下，早受到了各有關方面的關注，工作起來有事半功倍的感覺。”而且，這一段“也是我一生中非常愉快的時期”。1955年4月2日，陳伯吹在《人民日報》發表《向安徒生學習什么》一文，在文藝界產生了較大影響，許多單位邀請他去講兒童文學，許多報刊也約請他撰稿。為此，他向人教社實際負責人戴伯韜請示。戴說：“你放心地去講吧，這些工作都是國家的工作，而且都是教育方面的工作”，這樣“我從事業余創作，就有了良好的環境”。

1957年5月，陳伯吹被調到中國作家協會，成了一名專業兒童文學作家和兒童文學研究家，把自己的后半生都獻給了他所倡導的“為小孩子寫大文學”的事業。

（本文作者為人民教育出版社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