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為了真誠坦白，批評家應該說‘先生們，關于莎士比亞，關于拉辛，我們所講的就是我自己’。”法郎士的這句話今天看來多少有點蒼老，但這種蒼老在我的眼中，像紅木質地的家具一樣，隨著時間的推移越發顯出鮮亮的光澤。是的，我所批評的，就是我自己。這沒什么奇怪的。我的一切批評話語，都是為了與批評對象建立一種雙向交流的審美關系，并在這種交流中發現和確認自我的闡釋能力、判斷能力和精神內在的審度能力。

批評不同于創作，它有著科學的成分但它又不可能不受批評家自身的方法、目的、表達過程等因素的制約，不可能不帶著某種主觀化成分。絕對的公正、客觀、準確，只是對批評的一種遙遠的幻想，只是一種無法真正企及的終極理想。我們所有的努力就是朝這個理想逼近、再逼近。我想，作為一個批評工作者，我們首先必須努力讓自己站到批評對象的同一精神維度上，以平視或俯視的眼光去審度作品，而不是在一種情感交流或友情贊助中來打量創作。這是確立批評家完整獨立的自我的先決條件，是維護批評自身科學性的重要前提。我們的批評之所以時常出現偏失、分裂，失去批評的有效性和尖銳感，甚至失去了批評家自身的個性特質和思想鋒芒，關鍵就在于我們不是沒有能力去闡釋和判斷創作，而是我們沒有把自己真正地放到對象應有的精神高度上，使話語交流形成了阻隔、滯脹的失語傾向，不僅讓作家覺得隔靴搔癢，連批評家自己也覺得不盡如意。

在確保批評家自我的獨立性之后，我們還必須解決批評方法、審美價值和觀念取向上的科學性。這是維護批評行為公正性和批評話語有效性的重要途徑。很多時候，我們容易陷入自身固有的、封閉的理論定勢中，以一種停滯的眼光去批評創作，就因為我們沒有與文學自身的迅速發展保持審美的同步性，沒有以開放迎納的姿態去積極地修正、完善自己的批評方法和調整、充實自己的審美觀念。批評在某種程度上說，就是批評家對自身話語體系不斷完善和豐富的過程，是通過對創作的動態追蹤，檢視自己話語體系的科學性和有效性，以確認自己作為批評家在角色上的勝任程度。盲目的權威意識、指導創作的優越感以及重建創作秩序和價值標準的奢望都是我們必須警惕和克服的思想誤區。

批評不要過多地企盼反響。它應該以平靜的心理、苛求的姿態去觀照批評對象，力所能及地在話語表述中發出自己的聲音，體現自己的價值標準和審美思考。有道是：獅子從來都是獨來獨往，只有狐貍才會成群結隊。這句話對于批評家來說，更具有隱喻的力量。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壇》1999年第4期

批評家印象記

個人的聲音及其批評智慧

——我對洪治綱文學批評的一種理解

李詠吟

晚生代批評家的聲音

批評是一項極為艱難的事業，它往往要受到來自讀者與作家兩方面的詰難， 接受時尚與歷史兩方面的精神挑戰。批評家往往很難長時間在這一領地搏擊， 總是自覺不自覺地逃離這針氈之地。這種情況在20 世紀90 年代變得尤其引人注目。黃子平、許子東去了香港，汪暉轉向了思想史，吳亮則干脆只進行自我話語獨白。好在陳曉明經過充分的理論準備之后，高舉解構主義大旗，在文學批評領域進行了一次驚心動魄的思想搏擊①。然后，他悄悄退場，轉入幕后。文學批評是一種永遠需要在前場不斷以新異的思想與觀念刺激文學創作的話語表演藝術。它永遠需要先鋒者。陳曉明之后，文學批評領域留有空場，它呼喚新的批評家登場對新的創作進行闡釋。

洪治綱就是在這個時刻應聲登場的。看得出來。他一直致力于為晚生代作家的創作伴奏②。這可能與他有著和晚生代作家相似的生活體驗與情感體驗相關。晚生代的作家與批評家有其特定的知識積累、思想積累和生命意識。“他們生活在一種較為恬淡的社會境遇中，并有很好的機遇接觸了大量的古今中外最優秀的文學作品，因此，其藝術準備遠比生活積累更為充分。”③洪治綱對晚生代作家的創作進行了系統而漸進的闡釋。他從那些退場的批評家手中接過了文學批評的火炬，為人們認識晚生代作家引路。

洪治綱為晚生代作家演奏理性的美學的曲目自然應該受到特別的重視。至今，我們還沒有找到一個比洪治綱更執著更合適的晚生代作家的批評闡釋者。

如何評價晚生代作家？這對于批評者無疑是一個極大挑戰。洪治綱所定位的晚生代作家是指20 世紀60 年代和70 年代出生的一批漢語作家。在這個年齡段，有一些作家很早就贏得了批評家的關注。例如余華、蘇童、葉兆言等。更多的同齡作家則等待著闡釋者。例如何頓、畢飛宇、韓東、刁斗、北村、海男、朱文、陳染、林白、魯羊、王彪、邱華棟、東西等。

老實說，這些作家的創作并不易闡釋。你用古典的尺度，還是現代的尺度？你用肯定的眼光，還是否定的眼光？我想，大多數批評家之所以不敢涉足這一領域，是由于還沒有找到有關批評的基本價值尺度和解釋學路徑。晚生代作家的創作無法適應讀者的趣味，這并非由于讀者的趣味超前，而是由于讀者的趣味嚴重滯后。他們是孤立的孤獨的創作者，他們不計成敗地創作，同時，又用極端肯定的話語為自己加油。這是一種面對內心，抗拒理想，正視存在的創作態度。他們的創作正是時代孤獨文化特征的一種證明。

創作如何引起讀者的真正興趣，這是一種暫時不可能解決的文學現象。這些創作者自覺不自覺地與傳統話語方式倔強地對抗著。他們欣賞的是漢譯西方現代主義小說那種特有的情緒、敘述方式、話語力度，他們接納的是漢譯西方現代主義小說那種對存在的反思方式及其對理想和理念的拒絕姿態。這種接納方式自然又不同于魯迅那一代人、王蒙那一代人或史鐵生這一代人的精神選擇。現實批判性立場轉變成一種坦露的冷漠的透視性的生存正視。肉身化及其伴隨的心理行為的描寫成了他們窺視生活與存在的一種方式。道德審判自動地從他們的小說敘事中退場，正視生存的本相成了先鋒小說敘事的一種道德。這些晚生代作家開始都是以詩人身份出現的。韓東、林白、魯羊、王彪等早期都致力于詩創作，而且有不平凡的成績。這種詩的眼光，詩的抽象與本質把握影響了他們的小說敘事觀念。晚生代作家在多元化文學時代選擇了這種獨有的藝術表現方式自有其歷史必然性。

對于晚生代作家的創作，大多數人冷漠以對，或緘默不語。也有人以既定的審美立場和道德立場予以否定性評價。實事求是的評價無疑特別重要。洪治綱就是一位勇于解讀晚生代作品并進行立體闡釋的晚生代批評家。

首先，洪治綱對晚生代作家的創作進行了認真的批判。他認為：“閱讀晚生代的大量作品，一個無可爭論的事實是，晚生代作家們的整個敘事策略基本上是從新寫實中承納而來的，他們所有的故事不僅針對生活現場，而且認同生活現實；他們沿襲了新寫實作家們消解自我作為知識分子角色與世俗現實之間的文化距離，而把敘事演化成一種對既存現實背景及其生存邏輯的同構。”④ 當然，洪治綱并未孤立地討論晚生代作家。他在文學的廣闊聯系中給晚生代作家定位。洪治綱一針見血地指出：“伴隨著這種對世俗利益無條件認同的，還有對人性內在本欲的無節制鋪陳，而且這種敘事幾乎達到了一種比任何時候都毫無禁忌的地步。”⑤洪治綱說得好：“任何一個社會，包括西方資本主義國家， 都無法全面認同這種赤裸裸的物欲。而我們的晚生代作家之所以如此坦率地對之加以頌揚，這不僅是因為他們喪失了否定的勇氣，恐怕還有其自身對人之所以為人的一些良知的遺忘，它是作家為迎合世俗而導致的一種藝術人格的傾斜。”

洪治綱的分析是建立在作品解讀之基礎上，他的分析是可信的。他從“烏托邦的背離”“欲望的舞蹈”“敘事的掙扎”和“拒絕理想”等方面，對晚生代作家進行了深入的批判。

我們知道，晚生代作家的敘事帶有自己的特殊意向。他們只能靠自己的掙扎謀得自己的文學地位。他們有著特殊的記憶，即屈辱的窮困的饑餓的愚昧的記憶。他們在荒誕時代荒誕地成長，受著政治的愚弄。饑餓與屈辱是他們擺脫不了的苦澀記憶。當他們學會懷疑，并能進行獨立思考時，自然確立了其反叛性立場。他們在大學期間自然無法與作為同學的“老三屆知青”抗爭。相對而言， 晚生代作家認同西方現代主義文學來得特別堅決。他們明白了自身的特殊處境， 既無助于現實，又無法改變現實。于是，他們只得正視自身的孤苦之境，宣泄自身的情緒體驗。他們認為，人受制于欲望，受制于生存意志，生存的謀劃高于一切。當靈魂的寧靜秩序被打亂，道德理想被現實生存意志擠壓干凈之后， 所有的一切，只是欲的一種掙扎。性欲成了現代青年不愿與社會抗爭，退回個人隱私空間的一種意志自由。晚生代作家勇于窺視這一事實，表現這一事實。

從文學理想與審美價值而言，這些作品自然是消極的。但從作品與時代生活之關系而言，晚生代的創作成了這個時代生活的一種投影，成了這個時代無法回避的生活事實。作家被現實的魔掌牢牢制服，無法找到救贖生命的智慧。如果說沒有一個晚生代作家進行精神的掙扎，那顯然不是事實。正視現實需要一種勇氣，超越現實則需要一種智慧。洪治綱看到了晚生代作家在生命原欲體驗中的掙扎，同時又看到了他們在藝術實驗上的智慧性努力。

其次，洪治綱對晚生代作家深刻而冷峻的精神探索和敘事技術表示理解和肯定。他對晚生代作家的敘事文本作了詳細的解讀。應該說，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因為晚生代作家的敘事與過去的敘事理念完全異質，而且有一種拒絕讀者進入的倔強姿態。因而，大多數讀者敬而遠之，并充滿誤解。洪治綱的解讀則是一種入乎其內，又出乎其外的解讀。例如，他對王彪的解讀就頗有說服力。他認為：“在我看來，王彪作為一個小說家，他的全部智慧就在于他對庸常人生的另一種理解，即對生、死、病、性這些多少帶有某種空泛意義的東西給予了別具一格的撫摸與關懷。”“他經常將自己的思緒盤繞在那些被追問了無數次的靈魂內核，企圖以此咀嚼到生命最本真的滋味，從而為大家展露出被庸俗生活緊緊掩裹的人性本相。”⑥另外，他對北村的《施洗的河》的分析顯然是對精神救贖之可能性的一種認同。

在更多的情況下，洪治綱對晚生代作家的敘事智慧表示欣賞。他認為：晚生代作家“即對著故事這個包涵（含）了時間生活和價值生活的小說載體，他們常常有意無意地阻斷和錯開時間生活，對之進行重新拆解和組合，使它的順延性和懸念性變得不再重要，從而突出它所負載的審美信息功能，即它的價值生活。空泛虛擬的生存背景，具象化的細節場景沒有更多更鮮明的中心意義， 也不再強調文本自身的封閉式完整結構”⑦。他對晚生代作家的基本態度無疑富有學理性的分析與判斷。

從洪治綱的批評實踐可以看出，他關注當前的文學創作，他重視對晚生代作家作品的評價。他是晚生代作家的一個強有力的辯護者和知音式發言人之一。也正因此，我以為，他是晚生代批評家的代表性人物。

強制與自由：批評的突圍

批評的選擇，表面上看來，帶有一定的偶然性。實質上，它源于批評者精神探索的主觀投射。這種偶然性與必然性之關聯，是文學批評強制與自由特點的體現。

批評者不同于創作者。對于創作者而言，創作本身就是他的生命感受，他的所思所感在文學創作中可以獲得充分而自由的體現。批評者的批評必定受到作品的制約。他的所思所感與生命體驗只能是其批評的內在依托，他不能把個體的生命感受強加到他者的作品之上。這里，涉及批評強制與自由的統一。一方面，他必須以個體的生命體驗與思想探索作為基礎，另一方面又必須認真地解讀作家作品，從而對作品本身作出創造性的闡釋。也就是說，批評家既要以他者的作品來注解個體的思想探索，同時，又要以個體的思想去回應、反詰和解讀作品。批評家與作家的思想對話，以文本作為中介，因而，批評家的話語獨白常常溢出了作家的原初視域，深化了關于作家作品的理解，并使批評的解讀本身帶有個性化特點。這是由批評者的先在經驗決定的。批評家在作家的話語包圍中，永遠在尋求精神的突圍。

我個人的看法是，批評的強制性永遠是第一位的。即批評本身必須是對作品的真正解讀，不能是與作品無關的個人思想獨白，因為個人的思想獨白，有哲學等理論文體來承載，不需要批評來承載。批評本身必須是對作家作品的解讀。這種強制性給批評家帶來了許多束縛。正因為有這種束縛，才顯出批評的學科價值。即一部作品的誕生，總要得到批評家的評價，這是由文學作品的社會功能所決定的。無數批評家的闡釋工作可以使創作本身的價值多維地呈現出來。

洪治綱作為一個敏銳的批評者始終熱情地解讀作家作品，他的批評大都是對作家作品的認真解讀。他自覺地接受批評的強制性要求。事實上，這一點正是衡量一個批評家的基本尺度。沒有對作品本身的認真解讀，就不可能對作家形成公正而有效的評價。洪治綱的批評贏得了一些作家的信賴。例如陳源斌、王彪、王旭烽、余華等。他對王彪的解讀就很有說服力。王彪的作品并不好理解， 這可能直接影響了他的作品的被接受。洪治綱的批評并不熱衷于名家。作為一個當代文學批評工作者，他對王蒙、張潔、張煒、張承志、陳忠實、莫言等作家雖有所涉及，但從未形成長篇專論。這與其他的批評者有所不同。他似乎更看重文學自身或作品本身。一部作品、一個作家引起了他的注意，即使名聲不大，也可能前途未卜，他也試圖進行探索性評價。這是一個批評者的可貴品質。解讀名家名作并不難，因為已有許多人在詮釋和證明。相反，解讀新人新作就是一種挑戰。因為一旦把握不好，批評就會失效。洪治綱似乎在解讀新人新作方面，有一般人不及的批評智慧。例如，王彪引起我個人的關注，是在他的《身體里的聲音》發表之后。此前，他的系列中篇《病孩》《欲望》《在屋頂飛》《死是容易的》《大鯨上岸》等，我一直沒當回事。通過解讀《身體里的聲音》， 我對王彪形成了一種基本看法。這個作家有一雙極冷峻的目光，他專注于童年時期的經驗，正視生存的艱澀本相。在他那里，倫理的、美學的、抒情的、浪漫的理想并不重要。他只在意客觀而冷峻地打量存在者本身。這種解剖師的敘事態度決定了王彪作品的深刻性與真實性，也是對經典敘事的強有力的挑戰。反觀洪治綱對王彪的批評，我以為，洪治綱的理解深入而全面。他在《直面苦難的拯救》一文中，從五個方面對王彪的作品進行了分析。他認為：王彪一開始寫作就拒絕了任何模式和規范，他直接就是書寫人，書寫的就是人和人的生活， 他把自己完全投置在這種精神內層，以求得人之為人的本質力量，幫助人們擺脫存在的困苦。這樣理解，無疑是深入有效的。

批評的強制性要求，在洪治綱那里已變成了一種批評的自覺。這使得他發現了并善于發現一些新的作家作品。洪治綱的批評始終站在當前文學的前沿。這一點非常不易。因為那些已經獲得過定評的作家，評價起來更合乎既定的審美價值規范。晚生代作家常常讓既定的審美價值規范失去平衡。洪治綱屬于批評領域里的無畏的捕獵者。他不畏艱險地行走在先鋒文學的隊列中，也不時造訪那些默默無聞的堅韌的寫作者。他樂于為先鋒寫作者和默默無聞者鼓吹。作品對于批評者的強制性，在他那里變成了解讀的快樂。

我常常感到困惑：洪治綱為什么能在一些無名作者或先鋒作者的作品中解讀出一些有意味的東西？我個人的批評選擇常常比較專一。我發現，我能解讀的作家只是某一種類型的作家。在這種類型之外，我就無法進行批評。在批評的反思中，我意識到，有的批評家是本色批評家，他只能順從個人的價值取向和審美趣味去解讀作品，所以，他選擇的批評對象與自身的審美趣味和審美理想相一致。還有一類批評家是發現型的批評家。他不拘泥于一種規范、一種趣味， 他認同不同的價值規范和價值理想。這就使他變成了一個自由的開放性的批評者。能夠永遠站在當代文學批評前沿上的必須是這種親在式的批評者。本色批評家對作家作品的解讀和認同，往往來得緩慢而強烈，本色批評家注定與多樣化的作家作品無緣相識。洪治綱實質上是發現型的青年批評家。這并不是說， 他的批評中沒有確定性的批評主張，而是說，他能夠并善于從不同作家作品中解讀出異質性的東西⑧。洪治綱在批評的強制性要求中不斷尋求個人精神的突圍，這使得他在批評他者時，他自己的思想立場也表露無遺。從他的批評路向來看，他始終在尋求創作對生存本相與生存真理之揭示。正因為如此，洪治綱的批評探索是有價值的。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對創作形成了一種定勢解讀，以為創作者是提供生活理想與社會出路的人。這樣一來，創作者必須始終致力于探討現實生活的種種可能性。作家畢竟不是政治經濟學家，不是法學家， 更不是算命先生，他所提供的種種生活可能性并不能滿足人們的現實需要。相反，可能還因此掩蓋了生存的真實與苦難。因此，創作者不必時時刻刻盯住現實， 也不必日日夜夜緬想未來。他在歷史的回返性認識中，可能把生存的本真圖像揭示出來了。小說不是生活指南，也不是神圣經典。小說只是提供給人們一種認識的方式，提供給人們一種認識的情趣。文學揭示著生存的本相，讓我們回眸反顧日常生活中人的生存本相或歷史生活中人的生存本相。洪治綱重視作家對人的生存本相之正視。

洪治綱看到：作家對人類生存本相的正視與還原顯示了特殊的生命力量。他在對東西的《耳光響亮》進行評判時就曾指出：如果說小說的思想含量就是立足在作家對人的生存狀態的思考、懷疑、吁請、想象的廣度和深度上，那么《耳光響亮》的巨大深厚性就是建立在作家對人的理想、本能、行為和結局的不可協調的揭示中，它帶著青春話語的特有秉性，又伴隨著某些反抗與破壞的非理性本質，從而道出了有關生命在特定歷史時域中成長的痛苦景觀，給人以驚悸的審美效果⑨。在這種自由的思考中，洪治綱也發現了作家的內在精神困惑。他在《追蹤神秘》一文中對此作了深入的分析。我們知道，作家正視生存本相是容易的。問題在于，要想真正解釋生存本相的成因絕非易事。人的現實生存為何會陷入愚昧、驚悸、荒唐、丑陋之中？對此，作家也倍感困惑。因而， 在創作中，作家常常流露出一種神秘的虛妄感來。洪治綱從死亡的神秘、宗教的神秘、缺失的神秘、偶然的神秘幾個方面對創作者體驗到的那種神秘而又虛妄的情緒作了文學性分析。所以，生存本身的無助感、無奈感、無恥感進一步凸現了人的生存悲劇性。

在批評的強制與自由之間，洪治綱的精神突圍與批評突圍有一種特殊的悲劇感。我們在審視著作家、審視著文學的時候，同時也在審視著自己。生存本身并非服從理想化或理性法則。對于大多數人來說，生存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生理欲望的滿足程度。人為了滿足最原始的生理欲望，在生存的苦海中掙扎， 文學多多少少有一種拯救的沖動。這種拯救，當其無助、無望、無期時，批評者的言說也就帶有一種悲劇效果。許多批評家以審美理想與浪漫抒情來消解這種悲劇體驗，洪治綱始終面對這種苦難的境況本身，就帶有一種特殊的人道關懷意向。我以為這是值得欽佩的。

批評的勇氣與精神局限

批評者為何批評與批評者的批評之合理性問題常常引人思考。當批評者在進行文學批評時，總要表現出一定的心理態勢。例如，批評者在批評一般作家的作品時常常有一種心理優勢。在評價名家名作時，常有一種心理認同或挑戰的態勢。在大多數情況下，批評家的批評顯示出一種心理優勢。這種心理優勢表現了批評家的勇氣。批評家往往不是創作者，沒有豐富而博大的創作智慧。批評家緣何敢于對作家作品評頭論足？

第一，批評家的勇氣源于廣泛的閱讀經驗和審美歷史觀的建立。批評家在具體的創作方面可能經驗不足，但在作品與作品的比較與評判方面卻有廣泛而自由的經驗。歷史比較意識的形成，是批評成立的關鍵。洪治綱在進行文學批評時顯得相當成熟與自信，因為他心中裝滿了文學作品，具有解讀文學作品的豐富體驗，在作品成敗得失的具體鑒別上擁有十分難得的個人智慧。

我個人以為，他近期對新時期以來全國歷次短篇小說獲獎作品、中篇小說獲獎作品的重評與反思值得關注。這一批評既是對作品本身的重新鑒別與判斷， 同時又是對批評原則與批評觀念的深刻反思。我們知道，評獎代表了一個時期的特定審美眼光。洪治綱并不特別看重評獎的意義。相反，他對時限性批評的科學性與合理性產生了懷疑。他似乎在告訴我們：批評家的勇氣誠然可貴，與此同時，我們應該看到批評的局限性。洪治綱把一個重要問題提升了出來，即批評如何面對歷史的考驗？

由于批評家具有特殊的勇氣，因而，他們敢于對作品本身進行肯定或否定性評價。問題在于，批評本身不可能超越時代的局限。在特定的歷史時期，人們總是帶著特定的思想原則、價值理想和審美眼光去判斷作品。也就是說，進入了時代批評家視域中的作品易于得到肯定性評價，而懸置在批評家的時代觀念領域之外的作品常常可能受到否定性或錯誤性評價。這本身就對批評提出了一個質疑：即你的批評帶有多少科學性與合理性。這種質疑是非常可怕的。洪治綱盡力尋找批評的確定性原則。即我們在進行批評時，必須遵循哪些共同性原則。對于小說批評而言，文體原則是必須首先考慮的。他認為，短篇小說講究故事性，但不要求故事的完整性。短篇小說是以碎片反映全貌的一種文體。

它是一種形式上極為嚴謹的濃縮，而這種濃縮必須能促使它的每一個敘事片斷負載起最大的審美信息，從而使作品在審美意蘊上能夠無限延伸。其次是小說語言問題。小說的語言受制于文體，必須最大限度地構造自由想象的生活空間。批評本身必須關注藝術性本身，與此同時，批評還必須關注作品本身的功能性。如果說批評家在藝術性的認同與要求方面具有一定的共同特征的話，那么，他們在藝術的思想性要求方面則分歧較大。有的批評家從時尚性與社會性方面衡量作品的功能價值，還有一些批評家則從審美性與生命啟示性方面去衡定作品的功能價值。什么才是真正合理的評判尺度，這無疑是存在根本分歧的。如果從歷史性的跨度而言，在歷史的接受中，愈是有審美性與生命啟示性的作品， 其價值也就越大。小說評獎可能具有當時性的時間效度，卻往往缺乏歷史性的時間效度。因而，小說評獎本身顯示出批評家的內在局限性。我以為，洪治綱通過對評獎本身的分析達成對批評的獨特理解具有特殊的警示性意義。

第二，批評家的勇氣源于他對藝術鑒別與生命感悟的雙重關懷。批評家的批評不能只是個人的一種觀感，它有其學科性要求。批評在現代社會的文化生活中扮演著一個特殊的角色，即評介作品、鑒別作品、解讀作品。批評成了文學的一種職業要求和職業性使命。因而，批評的勇氣與膽識有時并非源于批評者自身的智慧，而是取決于他對這一特定職業的認識與選擇。從事某一職業與具有從事這一職業的創造性稟賦不是一回事。對于洪治綱來說，他對批評的本有使命之認識愈來愈清醒，即對文學作品本身能夠進行藝術的鑒別，而且對生活本身的智慧能夠進行獨創性的發現。

洪治綱的藝術鑒別力，在他有關中短篇小說評獎的歷史性思考的兩篇論文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例如，他對1995—1996 年度的中篇小說獲獎作品作出了具體的分析。他認為，獲獎的十部作品中除了位居最后的一部，即徐小斌的《雙魚星座》帶有一定的現代主義審美傾向之外，其余都是明確的現實主義之作。他肯定了東西的《沒有語言的生活》所具有的獨創性，肯定了徐小斌的《雙魚星座》的獨特寓意。但對于其他幾部作品的平庸與單調作了實事求是的分析。藝術鑒別力的提高使他的批評分析避免了武斷而走向科學與規范。

洪治綱的批評取向不僅要求作家在藝術上必須具有創新性，而且要求作家的創作必須具有生活的發現性，即作家的創作應給予人們更多的審美智慧與生命智慧。他認為，批評家要想與作家形成深刻的精神對話，不僅要提高個人的藝術鑒別力，形成開放的自由的藝術觀念，而且還要對生活有其獨到的感悟，對生命形成一種理性的智慧的認識。這對于批評家來說自然是至關重要的。

洪治綱通過個人的艱苦努力，在文學批評領域進行了艱難的跋涉，已逐漸形成確定性的批評理念、批評意識和批評規范，甚至也形成了一定的批評定勢。對于我來說，評價洪治綱的文學批評也給我自己提供了一種思想清理的機會。我常想，何為批評？為何批評？這些問題始終還在困擾著我們。也就是說，我們在批評，我們是否真正理解了批評本身和文學本身？理論自身的局限和批評解讀的局限常常讓我們感到批評的乏力。我們不妨這樣思考一下，即批評在多大程度上推進了創作，推進了人們對作品的深刻理解。或者說，批評在多大程度上表達了我們自己。在更多的情況下，批評只是批評者的一種充滿惶惑的個人發言。更為嚴峻的問題是：我們的批評原則是否可以推而廣之，激發人們對文學形成更為深廣的認識。在批評的觀念與批評的策略上，我們受到了太多的局限。洪治綱和我們都面臨著批評范式的獨創性構建和百年中國文學的真正評價問題。因此，批評的具體實踐還必須形成具有普遍意義的解釋有效性的批評理論。作為一個批評者，批評的具體實踐還必須形成批評的理論原創。

縱觀20 世紀中外文學批評，西方人的一些獨創性批評觀念已自覺地融入中國文學批評闡釋之中去了。馬克思的審美歷史批評。巴赫金的文化詩學批評， 弗萊的原型批評，德里達的解構批評，海德格爾存在之詩思的批評，等等，給中國現當代文學批評提供了一種參照。對于青年一代批評家而言，批評不應只是關于作品的解讀，批評還應是關于批評的自覺反思。缺乏自覺自由意識支配的文學批評，缺乏獨創性思想理論支撐的批評，可能永遠只能停留在習慣性分析的路向上。對于批評者而言，既需要深刻地理解文學與生活，又需要深刻地理解批評的本質與價值。批評的創造性要求始終向我們提出挑戰。

實事求是地說，洪治綱的批評顯示了個人的聲音及其批評智慧。他以其自身的倔強姿態保持著批評的獨立性。與許多批評者一樣，他的批評還缺少回應。缺少回應的批評可能與批評的獨立性有關，也可能與批評的思想原創性不足有關。在20 世紀中國思想史上，批評的思想回應比其他學科來得更為敏捷和堅決。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批評擔負了先驅者的文化使命。新時期的思想觀念變革， 文學批評也始終擔負著先驅者的文化使命。批評家的敏捷的大膽的宣言往往很容易獲得廣泛的思想回應。批評家必須站在時代的前沿，他應該比理論家更具思想原創性。我們這個時代不乏腳踏實地、勤勤懇懇的理性批評家，恰恰缺少具有敏銳深邃的思想性眼光，能夠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前驅性批評家。我們的批評被思辨理性裹挾得太久了。批評家應該輕裝上陣，在真正的思想前沿突圍。洪治綱與許多批評者已具有了思想突圍的條件。我期待著洪治綱與許許多多的批評家在我們這個思想極端困惑的時代能夠真正突圍。

（李詠吟，時任職于浙江大學中文系）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壇》1999年第4期

【注釋】

①陳曉明的《話語的蹤跡》和《無邊的挑戰》，以西方解構理論和新歷史主義觀念來解讀中國當代先鋒小說，富有思辨性，代表著一種先鋒批評取向， 在當時引起了較大的反響。

②自1991 年開始，洪治綱就晚生代作家的創作撰寫了二十余篇長篇論文，對其藝術創作范式和新文化精神進行了深入的闡釋和尖銳的批評。參見洪治綱《審美的嘩變》，百花文藝出版社，1998。另參見洪治綱《整合與闡釋》， 作家出版社，1999。

③⑦洪治綱：《整合與闡釋》，作家出版社，1999。

④⑤⑥洪治綱：《審美的嘩變》，百花文藝出版社，1998。

⑧過去，我不太理解雷達等批評家的廣泛而自由的批評工作。通過對洪治綱的批評進行反思，我理解了這些發現型批評家的特殊價值。職業批評家必須是發現型的批評家。

⑨洪治綱：《審美的嘩變》，百花文藝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