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我花了差不多一周的時間，讀完葉爾克西·胡爾曼別克的長篇小說《歇馬臺》，這部小說集合了作家20多年深耕基層的調研采錄素材，以上世紀80年代“新疆農村牧區改革”為時代背景，以包含夏牧場“歇馬臺”在內的“上風圈子”鄉和“下風圈子”村作為小說中近30位人物角色的活動空間，講述了作為牧民的托雷別克一家如何在改革的時代潮流中轉變身份，通過實行小組包干制，最終與圖爾瑪、老張頭、大隊會計斯日木、馬格贊、哈麗瑪、史丙辰等人共同組成了“下風圈子村第十二村民小組”，在克服了重重困難后，依靠自己的勤勞努力和政府的幫助逐漸擺脫貧困、發家致富、振興鄉村的故事。它描繪出一幅有關新疆牧區鄉村文化建設的歷史變遷圖景，完成了有關新疆各族農牧民如何在上個世紀80年代通過解放思想、激發生產積極性和創造潛能，最終實現糧食生產自給有余，摘去多年吃“調進糧”帽子的集體記憶敘事。作品綜合葉爾克西·胡爾曼別克任烏魯木齊掛職副縣長，深入薩爾達板鄉與各族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交流交往交融的基層經驗，就創作經驗的實踐總結而言，探討了如何以小說藝術為媒介形式宣傳新時代鄉村文化促進新疆牧區旅游、打造牧區鄉村文旅名片，如何通過具有現實主義原則的小說創作把握特定年代的集體記憶敘事，實現弘揚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主題訴求。

牧區文化建設的名片

《歇馬臺》一方面通過對牧區“上風圈子鄉”與“下風圈子村”中標志性的物質文化空間如“夏牧場”、“狼跑掉冬營地”、“氈房”、“羊圈”、“老宅子”等結合時代背景的細致描寫，使得“歇馬臺”作為一個富于年代感、且具備民漢交往實踐經驗的地理位置,充滿文化的“軟魅力”；另一方面，又通過對“搟花氈”“賽馬會”“羊油奶茶”等活動的描寫,使得讀者在閱讀時可以獲得心理上的暫時“游離”，進而獲得對迥異于城市生活經驗的牧區生活經驗的情感體認。

必須承認，邊疆的牧區生活對大部分讀者而言，意味著一種記憶的“假期”或者說期待中的“閑暇”時刻，這使得《歇馬臺》所具體描述的邊疆牧區的物質生活空間與精神生活空間作為一種應對單一高效的城鎮節奏的“修復性環境”功能而存在。同時，在文化象征意義上又具有一種共有空間的轉義作用，如小說中作為村史館和文化館新址的史家老宅子與牧區的放牧空間在提供給當地人家園意識的功能上并無二致。小說的結尾，作為牧區文化游牧精神象征的白馬沖向鐵絲網后死亡，其雕像立在了史家老宅子前的細節，更體現出其致力于調和游牧文化和農耕文化乃至城鎮文化生活空間功能的一種敘述努力。這種“同義”功能空間的敘述設計，恰恰反映出葉爾克西扎根牧區基層生活，立足現代文化的共時背景，思考如何通過文學創作挖掘出既有民族特性又有現代文明特征的文化資源，宣傳建設社會主義現代牧區新文化。

集體記憶的基層敘事

在《歇馬臺》中，新疆牧區各民族的集體記憶通過葉爾克西富有基層經驗的敘述語調進行陳述，展現出其在特定年代特定背景下具有高度組織化、不具有區隔性的性質。如有些論者所指出的，在鄉村生活圖景中，集體生活既非常強又高度簡約化，因為與城市生活相比，幾乎不存在區隔。結合特定的年代和背景來看，這種記憶的描述有助于將各種各樣的回憶、實踐乃至經驗過程總體化、簡約化從而被把握。的確，在那樣一個集體生活遠遠大過個人生活的年代里，關系先于個體的存在而出現，“第十二村民小組”的集體合群生活不是出于個人利益，也不是出于道德或者其他任何理由，是因為在那樣一個生產集約化的年代，沒有別的可能存在形式，與此同時，集體生活的利他性與資源的相對慷慨，使得人與人之間的毗鄰性和互補性通過各種關系成為可能。

具體而言，《歇馬臺》的這種集體記憶一方面通過敘述“第十二村民小組”共通的生產生活經驗加以呈現；另一方面，這種對集體記憶的基層敘述又具體通過“第十二村民小組”內部各民族的交往交融、共享共情以及文化記憶傳承空間的相互交換等情節設計加以實現。

在小說中，“下風圈子村”“第十二村民小組”的集體記憶作為促進民族日常交往交融的文化實踐被賦予諸多場景描述，作為延續鄉村共同體的情感認同加以各種儀式的強化。葉爾克西在這部小說中嘗試表達：將以“第十二村民小組”為代表的鄉民共同體凝聚起來的恰恰是以文化館、村史館表征的“民族一家親”的深層文化結構，以及有關“歇馬臺”的口述傳說所指涉的民漢交往的共同文化遺產。就此而言，這部小說正是通過集體記憶的基層敘事視角敘述一種出于文化共同體建構需要的鄉民群體文化認同上的敏感性，以實現其弘揚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文化主題與現實需要。

深入群眾的扎根情懷

《歇馬臺》中的眾多人物群像都有其在生活中的人物原型，葉爾克西在接受筆者訪談時不止一次提及她20年扎根基層群眾生活的經驗、做烏魯木齊縣掛職副縣長在薩爾達板鄉實踐鍛煉以及親人從事山區牧業的實際生活，使得她容易再現牧區牧民放牧生活、村民民主生活會等。比如，小說中所塑造的托雷比克的兒子“海納爾”和養女“烏拉麗”（王存紅）在現實生活中也確有其人。“海納爾”的原型在瑪納斯縣一個鄉文化站堅守了30多年，沒有編制指標；“烏拉麗”的原型則是一個來自阿勒泰的孤女，被收養在牧民家里。

葉爾克西在《歇馬臺》中說：“歇馬臺的人認為，人不能像牛羊或者山里的鹿，或小馬一樣一落地就能行走，是因為人生下來腳上有一根看不見的索。只要把那索解開了，嬰兒就會走路了。”我卻覺得這條“腳索”不僅存在于“歇馬臺”人的認知里，也存在于藝術形象與真實人物原型之間，更存在于文學藝術創作與真實生活經驗的關系里。

此外，長期扎根牧區基層的生活體驗使得葉爾克西在描述牧民語言時保持著她一貫的語言風格：活靈活現、充滿生機與民間智慧。比如她借人物之口形容時間的流逝：“老話說如果時光變成了一只紅狐貍，那人就得變成一條白狗去追它”；形容人物語言刻薄：“你那舌頭就是亂長的駱駝刺”等，這些精彩的語言對塑造牧區基層人物性格、再現牧區基層人物生活無疑具有重要作用。如她自己所言，她深入群眾生活的調研采風與她的小說創作之間是一種常態化的文化接觸，并非是一種為了藝術創作的刻意而為，我卻更愿意理解是一種出于對家鄉群眾的熱愛所產生的扎根情懷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