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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德國作家馬丁·莫澤巴赫的中篇小說《月亮與姑娘》講述了法蘭克福一對中產階級新婚夫婦搬到移民社區后所發生的逐漸脫離正常生活軌道的故事。小說通過一系列象征，深刻反映了后現代多元文化中個體、群體乃至整個社會面臨的變化、沖突與自我認同危機。

關鍵詞 德語文學 后現代 多元文化 象征

馬丁·莫澤巴赫和《月亮與姑娘》，圖片源自Yandex

《月亮與姑娘》（Der Mond und das Madchen）是德國作家、畢希納獎獲得者馬丁·莫澤巴赫（Martin Mosebach，1951—）于2007年發表的中篇小說。小說講述的故事是：法蘭克福的一對新婚夫婦漢斯和伊娜陰差陽錯地搬進了一間位于移民社區的公寓，并由此認識了來自世界各地的鄰居。然而，自從搬進公寓，小兩口就噩夢不斷：深愛著妻子的漢斯竟被鄰居女演員誘惑出軌，還被情婦偷走了結婚戒指；伊娜則經歷了從新婚之喜到被冷落的孤獨直至憤怒出離的心路歷程。最終，伊娜當著鄰居們的面用啤酒瓶把丈夫砸得頭破血流，不久二人便一同搬離了此處，生活也恢復了平靜。小說一方面致敬了莎翁的《仲夏夜之夢》，充滿了浪漫主義色彩；另一方面又精準描畫了現代德國都市人的日常生活，具有現實主義態度。

作家將故事設置在后現代多元文化背景中?！昂蟋F代主義把世界看作是偶然的、沒有根據的、多樣的、易變的和不確定的，是一系列分離的文化或者釋義”，消解了中心與邊緣、真實與虛幻、高雅與通俗、藝術與生活等傳統二元對立概念的邊界，“著迷于極限的、畸變的和越界的事物”。20世紀60年代以來，以“消解包括歐洲中心主義在內的霸權主義文化”為目的的多元文化主義也開始興起。多元文化主義認為，“沒有文化比其他更好或更壞——只是不同而已”。在此理念基礎上，以德國為代表的歐洲國家經歷了從指導思想、政府政策到社會風貌的全面多元化轉變，越來越多的移民涌入德國。然而，隨著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間的沖突愈演愈烈，人們認識到，多元文化所主張的文化相對主義是站不住腳的，它并未能促進社會群體間的融合，反而造成了移民群體“被隔離”的狀態，激化了本土居民對移民的反感乃至仇恨。德國總理默克爾也不得不承認，在德國構建多元文化社會是“徹底失敗了”，它將被強調“單一的、領導型”的“主導文化”（Leitkultur）所取代。

莫澤巴赫在《月亮與姑娘》中巧妙運用了月亮、鴿子、巫師、房子等象征來串聯故事線索、暗示人物性格、營造宗教氛圍，表現了后現代多元文化碰撞下城市中產階級的迷惘，引導讀者關注文化碰撞及后現代社會中潛藏的危機。

一、月相：悄然變化中暗藏的危機

西方語境中，月亮常被認為是變化的象征，帶有厄運的征兆?！读_密歐與朱麗葉》中，朱麗葉就對羅密歐說：“不要指著月亮起誓，它的變化是無常的，每個月都有盈虧圓缺；你要是指著它起誓，也許你的愛情也會像它一樣無常?！薄对铝僚c姑娘》中，作家巧妙利用了從滿月到下弦月再到新月的變化，埋下一條為期半個月的時間線，并以月相的變化折射出男女主人公的婚姻危機。月亮的第一次出場“離滿月還差了一點兒，仿佛被人用指甲刀從圓月輪上剪掉了薄薄的一把鐮刀”，此時，職場新人漢斯已經在法蘭克福獨自尋找了很久的居所，仍一無所獲，正處在厭倦的邊緣，卻鬼使神差地租下了移民社區的一間公寓。月亮由盈轉虧，危機也隨著新居生活的開始而逐漸露出了苗頭：一方面，漢斯漸漸沉迷于移民們的深夜聚會，之后又被鄰居女演員誘惑，背叛了自己的新婚妻子。他出軌當晚，天上的娥眉月“發出刺眼的白光，照進了昏暗的臥室”（《月》：114），象征著漢斯失去了純潔的操守；另一方面，伊娜經由一系列怪異事件后，逐漸被無法融入社群的孤獨感吞沒。隨后，新月的出現，象征著夫妻間的感情到達冰點：“人們肯定已經忽略了天上掛著的新月，因為，在夜里，宇宙的黑洞吞沒了月亮最后一點纖細的邊緣。這彎新月讓人想起了徹底的黑暗?！保ā对隆罚?55）作家把月相由盈轉虧的變化作為小說的暗線，把矛盾的爆發、故事的高潮安排在月光最微弱的時候，同時也在暗示讀者對月相由虧變盈——即情節的觸底反彈仍需抱有一絲期待。

在西方占星學中，月亮還意味著迷亂與喪失理性。在歌德的《少年維特的煩惱》中，精神逐漸壓抑的維特在信中越來越多地提到了夜晚和月亮；卡夫卡的《審判》里，清冷的月色與行刑相伴，象征著主人公K的生命走向終結。在《月亮與姑娘》中，月相的逐漸衰微與夫妻二人在半個多月的時間跨度中各自經歷的巨大的心靈轉變三線并行，預示著主人公逐漸跌入迷惘的心路歷程。

對于男主人公漢斯而言，白天和黑夜代表著雙重文化影響下他的雙重身份。白天，漢斯在工作的銀行與上流社會打交道；夜晚，他則混跡于移民社群的三教九流中，不斷突破自己的底線。月亮是真實與不真實間模糊的邊界，一方面它真實地照亮了夜晚的世界，另一方面，雖然是黑夜中最明亮的自然光源，它本身卻是反射的太陽光，因此充滿了虛幻的色彩。月亮代表了漢斯身陷誘惑、充滿迷亂的心靈狀態：一邊是與新婚妻子、中上層社會緊密聯系，尋求事業與愛情雙豐收的光明一面的自己；另一邊則是與光明一面脫離的、放浪、著魔、瘋狂的夜間的自己。哪一個角色才是真正的自己？哪一種才是真正的生活？背叛與欺騙究竟是外界誘惑使然還是自己本性的顯現？作家通過月光這一意象，精準地映射出人物的復雜心理，值得讀者反復思量。

對于伊娜而言，月光則象征著她由光明單純轉向幽怨糾結的情感轉變。小說的標題《月亮與姑娘》本身就暗示著月亮與女主人公伊娜間的象征性關聯。伊娜純潔善良，有著月亮女神般的光輝；她多愁善感，能敏銳地察覺到生活中的絲微變化并轉化為情緒波動；她孤傲、固執、以自我為中心，不愿融入移民社區多元化的社交環境，仿佛清冷的月亮般永遠高高在上。起初，她完全依賴于丈夫，沒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目標，搬入新家后，發生了一系列令她不悅的怪事，但丈夫漢斯卻不再能成為她心靈的依靠。盡管不知道丈夫的背叛，但一系列微妙的變化使敏感的她開始自怨自憐，甚至在癡情且落魄的房東身上尋找安慰。伊娜發現丈夫適應這個新環境毫不費力，而自己卻始終無法找到歸宿，因為這里人們的行為與她長久以來所尊奉的中產階級價值觀格格不入。最終，當聽到漢斯所在的后院小團體中有人高喊“幸福根本不重要”時，伊娜的情緒徹底爆發了，她無法容忍最親密的人對自己一直以來追求的幸福的否定。柔弱的她撿起酒瓶向丈夫頭上砸去，以伊娜和漢斯為敘述角度的故事也在這里戛然而止。這一充滿強烈對比效果的畫面如石破天驚，使得故事潛藏的沖突得到釋放和升華——它終結了漢斯的墮落和伊娜的迷茫，終結了不同背景的人們亂糟糟的吵鬧，有力地諷刺了后院這個后現代小群體對幸福這一美好追求的無理否定，暗藏著作者對傳統真善美價值觀的贊揚。

二、鴿子與巫師：本土與外來文化的沖突

小說中最具戲劇性的畫面之一是喬遷之日的死鴿子。當漢斯把公寓裝潢一新迎接伊娜的到來時，他們打開臥室的門，卻吃驚地發現地板上蹲著一只華貴卻凄慘的死鴿子。這只不知怎么飛進臥室、大肆糟蹋了一通、最后離奇死亡的鴿子不僅引起了伊娜的極大恐懼，也為他們在此處的生活開了個噩夢般糟糕的頭。在伊娜的想象中，這只鴿子“橫沖亂撞，霸占了整個房間，隨后……仿佛一個貴婦人，或者孵卵的母親，用圣女似的姿勢委身于此，卻離奇地死在了這里”（《月》：41）。在圣經中，鴿子溫馴、純潔，是自由、和平的象征，代表著圣靈和基督教精神，而鴿子的眼睛在《圣經·雅歌》中便是愛情的象征。如果說潔白的、煥發生機的鴿子代表著神性，那么骯臟、瞪著空洞眼睛的死鴿子無疑是一種諷刺、一個警鐘。首先，鴿子的死為這對愛人間的關系逐漸出現裂痕埋下了伏筆，象征著恬美生活的結束、混亂日子的開始，是厄運的先兆；其次，鴿子之死代表著男女主人公心靈的天真純潔一去不返，以及將歷經誘惑與迷惘；最后，由于鴿子是典型的基督教意象，此中蘊含的濃厚宗教文化象征更值得探討。在小說的第十四章中，作者借一個酒鬼之口唱出“上帝離開了這座城市，這不是他本意……”（《月》：145），與前述鴿子之死遙相呼應，使人聯想到西方思想界百余年前的“上帝已死”之說。鴿子之死因此也可視為“上帝之死”的象征，但此處“上帝”形象主要是作為一種美好的人性品格寄寓在主人公身上，代表著真誠、溫柔、愛與希望等傳統基督教美德。隨著小說的發展，我們可以看到男女主人公身上這些與生俱來的品格在新環境中一一喪失：漢斯背叛了妻子還刻意欺瞞；伊娜一改柔順轉而暴怒；小兩口剛剛結婚，愛意就已日漸淡薄，甚至漢斯還想就此沉淪……凡此種種都蘊含著作者深刻的諷刺：不是上帝離開了人，而是人離開了上帝。然而，作家并未說明鴿子的死因是什么，人們道德滑坡的原因也顯得撲朔迷離，甚至充滿了魔幻色彩，這就有待于分析主人公所處的環境了。

小說中的另一個意象是“巫師會議”，即每晚樓下后院里移民們的聚會，漢斯稱之為“真正的巫師會議”。這些人來自世界各地，各懷鬼胎：小酒館的埃塞俄比亞店主整天戰戰兢兢、畏手畏腳，生怕被找麻煩；摩洛哥房管佐德表面上混得風生水起，為了買下一間店鋪左右周旋，實際上卻始終被故鄉和他鄉兩邊排斥；長得像金毛獅的佐德女友芭芭拉操著西班牙口音，惺惺作態、放蕩且沒頭腦；芭芭拉的表弟早已厭倦了異國他鄉的一切，一心想要逃離；而來自敘利亞、有著高貴的英語口音的老婦人麻莫尼，威儀、狡黠又冷漠，悄無聲息地把佐德心心念念的店鋪收歸己有……這些人的身上體現著在夾縫中求生存的移民百態，他們與本土大相徑庭的價值理念卻使漢斯仿佛打開了魔法世界奇異瑰麗的大門，從抵觸到主動加入顯示出他內心價值取向的動搖，甚至最后在房管佐德的帶領下參加了一場異教徒的秘密狂歡，使人不由得聯想到《浮士德》中精靈鬼怪們的“瓦爾普吉斯之夜”?！拔讕煏h”是后現代多元文化社會的一個象征性縮影：它伴隨著全球化征服世界的步伐而產生；它質疑傳統、挑戰權威，不斷用亞文化解構主流文化；但同時它也充滿了后現代性的荒誕與支離破碎——意義淪為了符號的奴隸，社會失去凝聚力和合理的道德約束。

可以說，作家筆下的“鴿子”和“巫師”分別象征著以伊娜為代表的德國本土基督教文化和以摩洛哥房管為代表的外來移民多元主義文化，兩種意象的截然對立顯示出他們未能融合，反而一直處于對立甚至沖突狀態。多元文化主義所倡導的“文化平等”非但沒有實現，反而加深了文化之間的隔閡與互相防備。一方面，德國本土居民并不承認這群背井離鄉、遠道而來陌生人；另一方面，移民們也意識到自己不會被真正接納，盡管他們背棄了自己的血脈，費盡心機地想在異國他鄉立足，但“經過幾十年的適應后，他們發現了最后一片不可逾越的墻，把自己與徹底的民族同化分隔開”（《月》：58）。作家并沒有對這兩種文化孰優孰劣作出直接評判，但字里行間已流露出深刻的隱憂。“鴿子之死”宣示了基督教文化在后現代多元文化沖擊下所面臨的價值衰落危機；而“巫師會議”所代表的后現代多元文化，其本身也并未能提出一個具有共同文化歸屬感與認同感的社會治理目標。故事的最后，作家通過側面描寫小夫妻搬離此處后的幸福生活，含蓄地提出了各自為營、避免沖突的方案，表明了一個天主教作家對多元文化的不認可以及對本土基督教文化的支持態度。然而，讀者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這只是一個小家庭問題的暫時解決，要根治它所折射出的深層社會痼疾，絕非朝夕之功。

三、房子：多元文化中自我認同的迷惘

在德語中，“房子”與“家”是同一個單詞，這意味著房子不僅僅是一個場所，而且象征著人內心的歸宿。小說中，“房子”是一個貫穿首尾的意象，它體現了主人公在社會認同、歷史認同乃至人格養成等方面所遭遇的困境，蘊含了作者對當代西方社會這一“房子”做出的深刻思考，揭示了一些當代西方社會的內部危機。

小說中，房子首先是社會地位的象征，尋找房子的迷惘折射出對社會地位認同的彷徨。漢斯在剛開始尋找房子時信心滿滿，“似乎陽光所及的所有這些房子，都可以供他挑選，哪怕明顯住著人；似乎人們在房間里打開窗戶或是拉起窗簾，就是為了向他演示怎樣住在那棟房子里，直到他從中選中一套為止”（《月》：6）。然而，現實的殘酷很快打消了他的積極性：大多數房子的租金都是他難以承擔的，能承擔的房子卻總有著這樣或那樣的問題。那些代表著富貴品味的“闊氣的小陽臺”“巴洛克式的粗欄桿”“窗臺上的黃楊樹球”并不屬于這位年輕人——盡管他非常想獲得出身中產階級的岳母的認可，但種種客觀因素卻阻礙了他邁入中上流社會的腳步。小說中有一幕是小夫妻由于記錯了時間，錯過了一次上流社會的聚會，不得不在對方別墅前徘徊很久卻進不去的場景。一間房子就象征著一種生活方式，房子的差異意味著社會地位的天差地別，封閉在房子中的人斷絕了彼此間的流動，正如固化的社會結構在某種程度上斷絕了人們向上攀登的可能性。漢斯最終住進了移民社區公寓：不遠處就是火車站，房前是高速行駛的車流，樓下有埃塞俄比亞人開的快餐店、巴基斯坦人開的蔬菜店、菲律賓人開的洗衣店、孟加拉人開的紋身店、伊斯蘭人開的旅社……選擇多元文化社區也許正透露出漢斯內心的叛逆傾向：他與以岳母和同事為代表的德國中上層社會始終有一層隔膜，親近多元文化是他轉變自我社會地位認同的一種嘗試，是潛意識中對一成不變的單調生活的反叛與逃離。

房子也是社會變遷的象征。過去的住戶帶著他們的回憶離開，新的住戶帶著憧憬搬進來，一間房子便承載了許多故事。在房東西格的描述中，讀者可以了解到：在戰爭之前這里是一個典型的中產階級居住區，他的父母都是體面人，但到了西格這一代，家境卻每況愈下。這棟房子安然度過了戰時猛烈的轟炸，卻沒能躲過時代悄然的變遷：外來房管后來居上，本地房東卻過著悲慘的生活，他不僅不敢向房管討要房租，還常常受到整個社區的嘲笑。但西格仍不肯面對現實，反而沉湎于對逝去感情的懷念中；即使手頭拮據不得不靠施舍過活，也依然要維持最后的尊嚴。對于西格這一人物形象，作者同情的筆觸中不無諷刺。西格的身上集中了這個民族的許多特性，如固執、戀舊、保守等，如果新的一代仍然沉湎于過去的輝煌或恥辱中，就會一遍遍重走西格的老路；但如果像漢斯這樣完全拋棄過往、全盤接受新的潮流，又會遺棄傳統美德，迷失自我——何去何從，都需要新一代人找到面向未來的、明確的自我歷史定位。

在這部小說中，房子還有著一個特別的象征，即當代西方社會人們內心的空虛與迷惘。這一意象在漢斯的夢中顯現，并深刻影響到他后來在現實生活中的抉擇。弗洛伊德認為：“夢不是毫無意義，也不是荒謬的……它們是完全有效的精神現象，是欲望的滿足。”漢斯夢中出現的房子意象，折射出他內心深處的真實渴求。在夢里，他聽見鄰居向他說道：“人是不是可以比成一個密封的瓶子？……或者，人更像一個空瓶子……世界上有兩派觀點：一種認為，人就是他自己；另外一種認為人只不過是個蓄水池，儲存一切流進來的東西?！保ā对隆罚?01）夢里的漢斯選擇接受后一種觀點，他在移民們的帶領下看到了一幢破敗無人、外面卻掛滿美麗紅燈籠的房子，與普遍認知中房子代表著安寧、穩固、溫暖不同，漢斯夢中的房子是一個空洞、待填滿、令人生畏的意象，充滿著后現代虛無主義的特征。后現代主義認為，對絕對價值的追求是無意義的，因此它對多元文化價值觀采取來者不拒的態度。對于年輕的漢斯而言，他的“家”、他的靈魂并不是一個業已形成的歸宿，而是一個等待建造的毛坯，充滿了各種可能性；當價值觀被打破，呈現在眼前的是一個光怪陸離卻毫無深層意義可言的世界。而對伊娜而言，人生就像一個已經裝滿、密封的瓶子，盡管迷茫過，但德國中產階級家庭所塑造出的善良、高雅、追求幸福的本性并未流失，她不愿跟隨外界環境的改變主動改變自己，正因如此，她始終與這套房子及其周圍的人和事格格不入。作家通過漢斯夢中房子的象征，含蓄地批評了當代德國青年在后現代多元文化社會中自我身份認同的迷惘：面對眼花繚亂的外部世界，究竟應當讓什么占據自己的內心？同時，作者也借伊娜的爆發宣示了自己的態度：不要讓后現代多元文化的陰暗面吞噬掉人的內心對真、善、美這些價值準則的追求。

在人類歷史上，文明的碰撞、文化的交流始終是社會發展的重要推動力之一。不加揀擇、全盤接納式的多元文化主義和唯我獨尊、一味排斥式的文化保護主義，都會造成文化間的疏離與隔閡。在《月亮與姑娘》中，莫澤巴赫通過月亮、鴿子、巫師、房子等象征意象，含蓄地表現了多元文化中個體的迷惘與掙扎，前瞻性地提出了德國多元文化社會中個人、群體乃至整個社會面臨的一系列問題，引發讀者對“我是誰”這一問題的深入思考，對于理解后現代多元文化及其未來西方社會的走向，有著一定的參考意義。

（原文載《外國文學動態研究》2021年第2期，“新作評論”專欄，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