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鼓樓西劇場在上月底迎來七周年慶，《探長來訪》作為“慶典劇目”上演。這出戲和《捕鼠器》《黑衣女人》是倫敦西區三大常青劇，至少三次搬上大銀幕。原作者J·B·普萊斯特利，亦在英國公認的上世紀最偉大作家之列，作為其戲劇代表作的《探長來訪》，更是英國“高考”愛德思A-level的文學必讀書目。

有些出人意料的是，那些與《探長來訪》有著同樣地位和普及程度的英美劇作，幾乎早都被搬上中國舞臺，為我國觀眾熟悉。但問世70余年來的這位老“探長”，卻總是作為表演專業教學排練和畢業匯報演出劇目，養在學院人未識。

雖說鼓樓西上演的外國劇目并非每一部的呈現效果都達到主創和觀眾期待的高度，但公允地說，劇目的選擇幾乎從未令人失望。此次《探長來訪》的導演是中國第六代電影導演主將之一張楊，無疑讓劇迷們本能地上揚了期待。

犯罪

善良、合理也能“殺人”

二戰初期，阿加莎·克里斯蒂寫下了開放密室犯罪的奠基之作《陽光下的罪惡》。利益的誘惑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哪怕把犯罪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也在所不惜——這是出身優渥、屢遭變故，卻始終不改精英本色的偵探小說女王對環境和人性的反思。而到了勝利曙光初露的1944年底，身為左派意見領袖的普萊斯特利將其多年的所觀所思，寫成社會派懸疑經典《探長來訪》，堪稱《陽光下的罪惡》的鏡像之作：所有人的所作所為都合乎本分、體面風光，最終卻釀出大禍。某種意義上，它倒是和大洋彼岸的另一座英語文學巔峰《教父》殊途同歸：別看都是壞蛋，做的都是見不得人的事，卻讓人恨不起來，因為與環境太和諧了。

《探長來訪》雖然被歸為社會派懸疑的代表作，卻從來就不是部推理作品：一開始就點明案件是自殺，最后也沒有推翻；沖突雙方甚至沒有激烈的交鋒，正方連一點兒彎路都沒走，情節推進如熱刀子切黃油般順滑。2015年BBC電視電影版更過分：干脆讓原著中從未登場的受害者，以每個角色回憶的形式出現，把“劇本殺”的時間線和線索全變成明牌。

即便如此，“探長”還是把實質上擔任陪審團的觀眾，在一個多小時內都牢牢釘在椅子上：我的審判對象有奸惡之徒嗎？不，他們有的單純善良、同情心爆棚，有的不近人情、卻也因基于自己的守護而不乏可敬。總之，每一個人也許不討喜、有的甚至很不討喜，但他們中的每一個都不缺少善意和正義感。

那他們每個人的所作所為有十惡不赦的嗎？不，雖然一開始就說了，這起不可逆轉的大禍他們每個都有份。但整個看下來，他們有的是基于正常人的小脾氣，有的基于職責或原則；唯一可以在法律意義上入罪的，還可以算是好心辦了壞事。總之，每一個人的所作所為都稱得上合情合理，或者最起碼是正常的。

探長

對現實的寫照不斷更新

有趣的是，包括鼓樓西版在內的可以通過各種渠道看到的影視、舞臺版本，盡管時代和國家的差別是如此之大，但該劇的選角卻清一色都是好人臉，表演時也不見情節劇常見的臉譜化、夸張化和戲劇腔。好像都是一群普通人，演一出并不催淚的家庭戲——這戲嚴守三一律到連家庭的客廳都沒出。

如果換是你，本來正和家庭成員享受著天倫之樂，雖然這份天倫之樂只是大面兒上過得去，突然闖來個不速之客，把你們每個人剝個精光，承認自己無傷大雅、卻羞于啟齒的行為，并由此得知：基于這一小確喪，你和某起大不幸有關。你會什么反應？因為多少心存善意，就會多少心生內疚，絕大多數人在這一點上恐怕沒什么異議，因為這基于普遍人性。

但讓你背起這口救不回來的黑鍋，你情愿嗎？恐怕大多數人的答案是否定的。定位為正常人的劇中人，和觀眾有著同樣的趨利避害和僥幸心理，就再合理不過了。也就無怪乎原作者和各版詮釋者有著同樣的自信，平著演也好，明著打也罷，誰也躲不過“享受”最后幾分鐘的超級反轉——就像世界偵探文學名人堂里最缺乏個性甚至外貌特征的這位“古爾”探長本身，卻讓所有人說出了一切。他的名字Goole或Goold，與ghoul（喪尸鬼）和God（上帝）分別諧音。

“探長”歷經歲月卻魅力不減，原因卻頗為不幸，或者說“國家不幸英雄幸”。只因每個自認善良、行為合理的人，你愿意或不愿意背，鍋都在這里，而且還可能越來越沉重。如探長在離開前所說，今天只是一個愛娃·史密斯，明天還有約翰·史密斯，而這樣的男男女女可能是千千萬萬個。這和全劇開頭，作為白手起家的成功人士的父親，對子女提出“男人有責任的是守護好家庭和事業，而不是多管亂七八糟閑事”的“忠告”構成絕妙的呼應。這位一家之主的“忠告”，是根據“因為利益，戰爭根本就打不起來，連偉大的泰坦尼克都造出來了，世界會越來越好”等眼前事實判斷的，他們誰都不知道在故事發生的1912年之后的幾年間，剛還在急速發展的世界，連同那艘泰坦尼克號發生了什么。

“我們并不孤單，我們在一個共同體中，我們彼此負責。”普萊斯特利作為英國左派劇作家，借探長之口，為自己和自己眼中的世界發聲。而劇中主流社會的年輕一代，對此表現出的服膺，傳遞出“這個世界會好的”的希望。但他們可能未及身體力行，就在一戰的絞肉機中為父輩的決策埋單；或是幸存，卻在勝利十年后躊躇滿志地死于經濟危機；如果兩次躲過生死劫、成功地輪到接管時代，那他們正好要為二戰負責。

普萊斯特利于戰爭硝煙即將塵埃落定之際，寫下了這出《探長來訪》，并將首演地點選在劇中父親最瞧不上的“啥都落在后面”的蘇俄，正是基于對本民族“好了傷疤忘了疼”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而這出戲1954年和1982年兩次搬上大銀幕，均逢保守黨政府卷土重來，各種政策紛紛推翻戰時留下的集體主義和互助傳統。但身為人道主義者的普萊斯特利，為自己的舊作兩度親任編劇，首先是基于反思：自己親近的左派工黨也并沒有做得比右派更好，結果被人民用選票拋棄。

等到2015年，普氏已辭世多年，英國民眾卻在脫歐的十字路口上再次分裂，彼時將此劇搬上熒幕，同樣是別有時代之意。2021年的春天，探長“駕臨”中國。眾所周知，曾經暢通的世界，已因新冠疫情彼此隔絕了一年多；而比物理隔絕更可怕的，是階層和族群的撕裂和不信任——近80年前的古老劇情，再度成讖。

跨界

少見才會津津樂道

鼓樓西劇場和張楊導演此時的選擇，稱得上是對那位不死的探長一份的誠摯致敬。如前所述，這一版“探長”的詮釋，看似很不按懸疑劇的牌理出牌，更是很不符合中國觀眾的感情需求和欣賞習慣，內核卻很“探長”。雖然存在著不少的問題，但久疏舞臺的張楊交出的，是一出完成度不低的話劇作品。

這位30年前中戲先鋒戲劇的主將之一的新創作，不禁讓人想起當年以北電導演系為絕對主力的第六代導演橫空出世，他們大多以邊緣群體、邊緣事件為創作富礦；而出身中戲的張楊，鏡頭對準的卻全是正常人、普通人的喜怒哀樂和生活瑣事，任用的演員大牌云集，卻幾乎不以個人表演取勝，而是如名貴材料吊湯那樣融入情境。都要出爆款大菜，我偏要把小菜做出令人忘不掉的小滋味，這又何嘗不是一種先鋒？

不謀而合的不僅是導演和原作的審美旨趣。強烈的自傳色彩和自我體驗，正是張揚作為中國電影第六代導演的重要特質之一。而“探長”的創作靈感，正是普萊斯特利基于自己成長于英國老工業基地、并且少年失學進入紡織業公司打工的經歷。

如果只是忠實于原作而不做新功課，雖然沖撞了國人的戲劇審美習慣，但又成了另一種描紅模子。張楊把真金白銀像戰爭的炮火那樣，全傾瀉在了舞臺上。恐怕要創下小劇場界紀錄的活動舞臺，貴的確有貴的道理：運轉時如坦克般轟隆隆，令人感到破壞力而毛骨悚然；運轉后卻像蹺蹺板般四兩撥千斤，讓人物關系如物理位置對應的那樣高下立判。

如格洛托夫斯基貧困戲劇理論認為的，話劇剝奪了所有技術條件依然是話劇。剝奪了技術條件的電影顯然不能再成立為電影，但反過來推論：加入了更多技術條件的話劇，也可以具備電影的優點和優勢。張楊給出了話劇很難做到、電影中常見的視聽語言呈現，這除了技術條件，更要靠有效的調度手段。例如角色通過不斷構成、打破和重構三點、甚至四點一線的走位，達到電影中變焦的效果；再如劇情的正向推進，人物在失衡舞臺上的走位，都是符合人體工學中眼球順向運轉的左上→右下，人物冒犯、劇情反轉之時則恰恰相反，一個電影導演的自我修養，由此可見。

走出電影導演跨界的劇場，卻又在影院發現一群戲劇咖的身影，先有和張楊同樣資深的老戲劇人陳建斌，集編導演一身的《第十一回》；緊接著，近年轉戰電影界口碑不錯的任素汐，又帶著舞臺老人、銀幕素人王子川登上《尋漢計》。其實，真的是咱少見多怪，瑞典電影巨人伯格曼，到死身份也是國家劇院在編的導演；西德鬼才法斯賓德更是戲劇出身，常干影劇一菜兩吃甚至影視劇三吃的事。也許，什么時候我們不津津樂道于這樣的跨界，而只樂在作品其中，中國電影和話劇就都高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