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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記憶】

《決議》發表至今，仍帶給我們啟發與力量。在新時代，如何更好認識其重大意義，并從中獲得啟迪推動黨史學習教育，近日，記者采訪了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決議》起草小組成員石仲泉先生。

記者：為什么到了1979年這個時間節點，起草《決議》成為迫在眉睫的事情？

石仲泉：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偉大的歷史轉折后，許多積累的歷史問題經歷了逐漸凸顯的過程。在黨內和群眾中，對新中國成立以來一些歷史問題的看法都很不一樣，“左”的、右的思想傾向都存在。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開啟的關鍵時間，決不能任由爭論發酵。否則，大家就不能擰成一股繩，無法團結一致向前看。1979年，葉劍英同志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周年大會上發表講話時，就提出了這個問題。此后不久，起草小組就開始工作了。

記者：在《決議》起草過程中，什么讓您印象深刻？

石仲泉：親歷起草，與有榮焉。《決議》起草工作中，印象深刻的是前后修改了許多次。鄧小平同志對初稿并不滿意，經過多次調整修改，有的部分相當于推翻重寫。其中，最主要的是對毛澤東同志的評價及對毛澤東思想指導作用的評論。鄧小平同志提出，這兩件事一定要寫到位。要使全黨全國人民明白，中國革命沒有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不可能勝利，新中國成立以后，他的成績也是主要的。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的功勞是第一位的。所以后來，起草小組重新加強了這一部分。修改過程中，陳云同志提議把新中國成立以前28年黨的歷史概括起來寫，以更好地突出毛澤東同志的功績。

記者：在您看來，《決議》有怎樣的重大意義？

石仲泉：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們實現國家穩定、黨內團結，《決議》發揮了“定海神針”作用。它彰顯著我們黨極高的智慧，具體體現在三個“區別開來”。第一，把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區別開來。否則，我們就無法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第二，把毛澤東同志的初衷和“四人幫”別有用心的利用區別開來，毛澤東同志的初衷始終是使社會主義制度更適合中國的情況，使我們的黨更加先進。第三，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論與實踐和否定這一歷史時期區別開來。十年里，在黨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各項工作在艱難中仍然取得了重要進展。

總之，《決議》還將繼續發揮作用。這是一個經得住歷史考驗、與時俱進的決議，至今仍是我們學習、研究黨史的重要遵循，能夠從中獲得許多歷史啟迪。

（本報記者 戶華為 趙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