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眾所周知，陳獨秀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胡適是一員主將，兩人并肩攜手，宣傳新思想、新文化，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后來，因為陳獨秀走上了馬克思主義道路，而胡適仍舊信奉自由主義，兩人長期在思想和政治主張上分道揚鑣。可是，兩人的友誼卻并未間斷，甚至相伴終生。中國人民大學博物館所藏的這批信札恰恰見證了兩人從親密戰友到漸漸疏離又惺惺相惜的過程。

陳獨秀

陳獨秀與胡適的結緣是從《新青年》開始的。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的時候，胡適正在美國留學。陳獨秀通過老朋友、上海亞東圖書館老板汪孟鄒向胡適寄贈了雜志并約稿。此時，胡適正在留學生中發起白話文運動，積極倡導新文化，這與陳獨秀的主張不謀而合。陳獨秀非常看重這位早有文名的同鄉才子，不斷通過汪孟鄒向胡適表達約稿之意。“陳君望吾兄來文甚于望歲，見面時即問吾兄有文來否。故不得不為再三轉達。每期不過一篇，且短篇亦無不可，務求撥冗為之，以增該雜志光寵。至禱！至禱！否則陳君見面必問，鍊將窮于應付也。”（汪孟鄒致胡適書信，1915年10月13日，耿云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27冊，黃山書社1994年12月版，第265頁）次年2月，胡適趕譯出俄國作家庫普林的短篇小說《決斗》，附信寄給了陳獨秀。8月13日，陳獨秀回信表示“弟仰望足下甚殷，不審何日始克返國相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上，中華書局1979年5月版，第4頁）

胡適 攝于1921年

從此，遠在美國的胡適成為《新青年》的撰稿人，與陳獨秀兩人遙相呼應，為新文化運動搖旗吶喊。他那篇著名的《文學改良芻議》就發表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號，緊接著，陳獨秀在下一期發表《文學革命論》，舉起了文學革命的大旗。1917年7月，胡適回國，即應陳獨秀之邀擔任北京大學教授，并且加入了《新青年》編輯部，成為同一戰壕的親密戰友。無論是在北大的教育改革，還是宣傳新思想、新文化諸方面，二人密切合作，引領著國內教育思想文化的發展。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國內外尖銳的政治問題擺在了陳獨秀、胡適等每一個先進的中國人面前，《新青年》及新文化運動的同人們逐漸暴露出思想上的分歧。（耿云志：《胡適與陳獨秀》，《安徽史學》1985年第2期）在上文所述編輯同人關于《新青年》未來命運的爭議中，陳獨秀接二連三地給胡適寫信，表明自己的態度，反復爭取胡適等曾經的戰友。事實上，在陳獨秀的眼中，胡適既是北京同人的代表，又是可以商量事情的密友。

在1920年5月11日的信中，陳獨秀甚至一改自己支持學生運動的態度，對于胡適保守的態度表示理解和支持：“附上《正報》罵你的文章，看了只有發笑；上海學生會受這種人的唆使，干毫無意識的事，犧牲了數百萬學生寶貴時間，實在可惜之至。倘數處教會學校果然因此停辦，那更是可惜了。你可邀同教職員請蔡先生主持北大單獨開課，不上課的學生大可請他走路，因為這種無意識的學生，留校也沒有好結果。政府的強權我們固然應當反抗，社會群眾的無意識舉動我們也應當反抗。”

9月5日，他再次給胡適寫信，勸胡適就任安徽省教育廳長。“皖教廳事，非你和叔永不會得全體贊成，即陶知行也有許多人反對，何況王伯秋！”

這場關于《新青年》編輯事務的爭論最終以胡適等北京同人退出，陳獨秀在上海另起爐灶而告終。此后，陳獨秀的思想轉向馬克思主義，他周旋于共產國際和國內各派勢力之間，忙于建黨和黨內事務，胡適則繼續信奉他的實用主義，兩人已經不在一條船上，思想上難免不發生沖突。比如關于聯省自治的爭論，胡適主張聯省自治，陳獨秀則堅決反對；關于科學與人生觀的論戰，陳獨秀主張唯物史觀，胡適主張唯心史觀。即便如此，他們兩人并沒有斷絕交往，或寫信，或見面，在牽掛與爭論中延續著友情。

1924年11月，主持北京政府的段祺瑞擬發起組織召開善后會議，商議解決國家和平發展大計。胡適作為著名學者受邀參加，受到很多人的非議。次年2月1日，善后會議開幕。2月5日，陳獨秀給胡適寫信，對他出席善后會議表示了理解與支持：“適之兄：久不通信了。聽孟翁說你問我果已北上否，我現在回答你，我如果到京，無論怎樣秘密，焉有不去看適之的道理。……現在有出席善后會議資格的人，消極鳴高，自然比同流合污者稍勝，然終以加入奮斗為上乘（弟曾反孑民先生不合作主義以此。）。因此，兄毅然出席善后會議去嘗試一下，社會上頗有人反對，弟卻以兄出席為然。但這里有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兄在此會議席上，必須卓然自立，不至失去中國近代大著作家胡適的身分才好。”

在胡適備受輿論非難的關鍵時刻，陳獨秀卻明確支持老朋友，并提醒老友不要為當權者所利用，一定要為國家和人民的利益說話。

2月10日，胡適給陳獨秀回信，請汪孟鄒轉交。15日，汪孟鄒在給胡適的回信中說：“仲翁對于吾哥確是十分愛惜，但他說話偏激，哥甚知其詳，望勿介意為幸為幸。”（見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胡適檔案，轉引自唐寶林、林茂生：《陳獨秀年譜》，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225頁）

1925年2月23日，陳獨秀再次致函胡適：

適之兄：

頃讀你十日夜回信，十分喜慰。前函措詞冒昧，特此謝罪。惟此次來函說“一時的不愉快”，此語雖然不能完全做逆耳解，或不免有點逆耳的嫌疑罷，一笑。我并不反對你參加善后會議，也不疑心你有什么私利私圖，所以這些話都不必說及，惟有兩層意思還要向你再說一下。（一）你在會議中總要有幾次為國家為人民說話，無論可行與否，終要嘗試一下，才能夠表示你參加會議的確和別人不同，只準備“看出會議式的解決何以失敗的內幕來”，還太不夠。（二）接近政府黨一層，我們并不是說你有“知而為之”的危險，是恐怕你有“為而不知”的危險，林、湯及行嚴都是了不得的人物，我輩書生，那是他們的對手！你和他們三位先生合辦一日報之說，是孟鄒兄看了《申報》通信告訴我的，既無此事，我們真喜不可言。又《申報》、《新聞報》北京通信都說你和湯、林為段做留聲機器，分析善后會議派別中，且把你列在準安福系，我們固然不能相信這是事實，然而適之兄！你的老朋友見了此等新聞，怎不難受！

我說了這一大篇，然而有何方法解決這問題呢？我以為只有繼續辦《努力周報》，以公布你的政治態度，以解釋外面的懷疑。

《努力》續出，當然也不能盡情發揮，但在可能的范圍內說幾句必需要說的話，現在在你的環境還可以做得到，似不可放過此機會，因為此機會勢不能長久存在也。匆匆不盡所欲言。

弟 仲甫上 二月廿三日

正如汪孟鄒所說，陳獨秀對胡適這位老朋友“十分愛惜”、十分信任，對其個人名譽十分關心。聽到對老友不利的消息，自然“難受”，并幫忙出主意，解決困境，戰友深情躍然紙上。（唐寶林：《陳獨秀與胡適難舍難分的歷史記錄——關于新發現的陳獨秀等致胡適的13封信》）同時，胡適也格外珍惜與陳獨秀的友誼。陳獨秀一生多次被捕，胡適均積極營救，并從經濟上予以資助。“《新青年》同人非常重視在五四時期的人生經歷和交誼，這種情感常常在他們遭受重大變故時表現得尤為突出。”（歐陽哲生：《〈新青年〉編輯演變之歷史考辨——以1920—1921年同人書信為中心的探討》，《歷史研究》2009年第3期）

1925年12月，胡適在給陳獨秀的一封信里說：“我們兩個老朋友，政治主張上盡管不同，事業上盡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為老朋友者，正因為你我腦子背后多少總還同有一點容忍異己的態度。至少我可以說，我的根本信仰是承認別人有嘗試的自由。如果連這一點最低限度的相同點都掃除了，我們不但不能做朋友，簡直要做仇敵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上，中華書局1979年5月版，第356頁）他們這種難舍難分的友誼，一直持續到1942年陳獨秀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