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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百年奮斗，不忘初心。近年來，筆者在進行黨史研究和寫作中發現，中共黨的出版工作其實在黨組織成立之前就已經開始了。在中國共產黨的發起組在上海建立時，共產國際在中國設立的最早的機構中，出版部就是其中之一。1920年5月，陳獨秀在上海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成為中國第一個正式公開成立的馬克思主義組織。8月，經與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多次商談，陳獨秀在上海成立了共產黨早期組織，定名為“中國共產黨”。8月17日，維經斯基在寫給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東方民族處的信中說：“我在這里逗留期間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5人組成（4名中國革命者和我），下設三個部，即出版部、宣傳報道部和組織部。出版部現在有自己的印刷廠，印刷一些小冊子。”由此可見，出版工作在建黨偉業中的歷史地位和價值。

在本文中，筆者通過對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后所進行的四項具有標志性的出版工作，以史實為依據，回到歷史現場，故事化地簡要回顧和說明黨的出版事業在奠定建黨的階級基礎、理論基礎、思想基礎和組織基礎等四個方面所發揮的特殊作用、文化經驗和歷史成就。

《新青年》的《勞動節紀念號》：“完全把美國思想趕跑了”

《新青年》原名《青年雜志》，1915年9月15日創刊于上海，第二年改名《新青年》。1917年，因主編陳獨秀受聘擔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該刊也隨之進京，改為同人刊物，由陳獨秀、錢玄同、高一涵、李大釗、胡適、劉半農、沈尹默等輪流擔任主編。1920年2月19日，在“五四”運動中被捕入獄的陳獨秀在保釋后偷偷回到上海。這年1月，他就主張創辦工人刊物，在《大公報》撰文《告新文化運動的諸同志》，提出上海的工商業發達，應該創辦《勞動周刊》：“但至今無人肯辦，難道不高興張嘴和店員勞動家說話嗎？難道因為這種報不時髦，不能掛‘新思潮’‘新文化運動’的招牌嗎？”隨后，他深入上海工人階級團體進行調研，與上海碼頭工人發起成立“船務棧房工界聯合會”，發表《勞動者底覺悟》演講，提出“只有做工的是臺柱子”。

1920年3月，陳獨秀決計在五一勞動節推出《新青年》的《勞動節紀念號》，并向北京的同人約稿。4月26日，他致信李大釗、胡適、張申府等12人：“《新青年》七卷六號稿已齊（計四百面），上海方面五月一日可以出版，到京須在五日以后。”從此，《新青年》又從北京移師上海。5月1日，《新青年》第七卷第六號如期推出了《勞動節紀念號》，成為陳獨秀創辦工人刊物、向基層工人宣傳馬克思主義的肇始。

應陳獨秀之約，《勞動節紀念號》不僅發表了孫中山、蔡元培等人的親筆題詞“天下為公”“勞工神圣”，還發表了來自上海各界別、各行業16位知名人士和普通工人的題詞，以及拍攝自上海、寧波等地印刷、玻璃制作、環衛等行業工人的33幅勞動照片。其中12位工人的題詞直接喊出了工人的心聲：“不勞動者之衣食住等屬盜竊贓物”“不勞動者口中之道德神圣皆偽也”“惟親身勞動者有平等互助精神”。《勞動節紀念號》刊發的文章豐富多彩，既有勞動節的歷史紀實作品，如李大釗的《“五一”MayDay運動史》、T.C.I.的《一九一九巴黎“五一”運動》；又有思想評論作品，如俄國S.A.P.譯的《職工同盟論》、劉秉麟的《勞動問題是什么》、陳獨秀的《勞動者的覺悟》。既有外國勞動運動組織的說明介紹，如張慰慈的《美國勞動運動及組織》、高一涵的《日本近代勞動組織及運動》，又有中國勞動階級的調查報告，如陳獨秀等人親自調查撰寫的上海、香港、湖南、江蘇、安徽各地工人勞動狀況。《勞動節紀念號》可謂是一部勞動節的“小百科”，是中國新聞出版史上第一次對世界和中國工人階級現狀作出的大調查和總分析。蔡和森閱讀后，深有感慨地說，《新青年》以前“是美國思想宣傳機關，但是到了仲甫同志傾向社會主義以后，就由美國思想變為俄國思想了，宣傳社會主義了。不過在過渡期間的文章，社會革命的思想是有了，杜威派的實驗主義也是有的。一直到1920年‘五一’勞動節特刊問世，才完全把美國思想趕跑了”。

5月1日，陳獨秀和李達、李漢俊、施存統、陳望道、沈玄廬等熱衷于馬克思主義的人們在上海澄衷中學開會，馬克思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共同發起開展紀念“五一”的活動。與此同時，廣州、北京等地工人也都破天荒地舉行了“五一”勞動節紀念或慶祝活動，一股“與勞工為伍”的時代潮流迅速掀起，勞工運動如火如荼地在中華大地開展起來。正如鄧中夏所說，“‘五四’運動中一部分學生領袖從這里出發，‘往民間去’，跑到工人中去辦工人學校、去辦工會”。以《新青年》推出《勞動節紀念號》為標志，以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的先進知識分子，把“德莫克拉西”（民主）的旗幟，從知識分子陣營轉移到新興勞工階級陣營，這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在“五四”運動以來的一個重大思想轉折，也標志著中國現代社會知識分子開始與工人階級相結合。他們開始重視工人、宣傳工人、教育工人、團結工人，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奠定了階級基礎。

翻譯《共產黨宣言》：“對中國做了一件好事”

《共產黨》月刊：“頗不愧‘旗幟鮮明’四字”

理論是行動的先導。建立政黨，就必須加強黨的思想理論建設。“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盡管經過以李大釗為代表的先進分子的共同努力，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到了迅速而廣泛的傳播，但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完整中譯本依然沒有出版。在上海，陳獨秀在與李漢俊、邵力子、茅盾（沈雁冰）、戴季陶、沈玄廬等人的交談中，不禁感嘆道：“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基礎薄弱，至今連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資本論》還沒有完整的中譯本。我們必須加快翻譯出版工作的步伐。”陳獨秀的感嘆，也是大家的共識，于是翻譯出版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任務就提上了日程。

在眾多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產黨宣言》是開山之作，也是公認的經典著作，且篇幅簡短，翻譯出版起來相對比較容易一些。經過討論，大家決定首先翻譯出版《共產黨宣言》。經邵力子推薦，大家一致同意由陳望道擔任翻譯工作。隨后，他們把《共產黨宣言》的日文全譯本寄給了在杭州的陳望道。

1920年春天，陳望道回到老家浙江義烏，在自家的柴房中著手翻譯《共產黨宣言》。此版本由日本共產主義者幸德秋水和堺利彥合譯，刊登在1906年3月出版的《社會主義研究》雜志創刊號上，以“學術研究資料”的名義內部發行。那時，日本馬克思主義十分盛行，但唯有《共產黨宣言》未獲準公開刊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一直是禁書。

1920年4月，陳望道帶著《共產黨宣言》的譯稿，如約前往上海。在老漁陽里2號（今南昌路100弄2號）《新青年》編輯部（亦為陳獨秀寓所）見到了仰慕已久的陳獨秀。陳獨秀看后，大喜過望，對其賞識有加。為了使譯文更加準確，陳獨秀快信致北京李大釗，從北京大學圖書館借來《共產黨宣言》的英文版，進行反復核對。經陳獨秀、李漢俊校閱，譯稿最終定稿。陳望道翻譯《共產黨宣言》以意譯的方法為主，在許多新名詞和專用術語以及部分章節標題中，如“貴族”“平民”“宗教社會主義”“貧困底哲學”等處，均用英文原文加括號的形式作了注釋。在“有產者與無產者”一章的標題旁邊，除了標明英文原文外，還用中文作了注釋：“有產者就是有財產的資本家財主”，“無產者就是沒有財產的勞動家”。

此時，因上海當局實施郵檢，戴季陶主編的《星期評論》被迫停刊，《共產黨宣言》連載的計劃落空。恰在這時，共產國際特使維經斯基和翻譯楊明齋來到了上海。陳獨秀在和他們討論建黨問題時，專門提到了《共產黨宣言》翻譯出版的事情。維經斯基聽說后，當即決定資助出版，成立了又新印刷所，廠址設在法租界辣斐德路（今復興中路）成裕里12號。

1920年8月，《共產黨宣言》的第一個中文全譯本正式誕生了，作為“社會主義研究小叢書”的第一種，由社會主義研究社出版發行。這本用白報紙印刷的56頁的小冊子，長18厘米，寬12厘米，比小32開略小。每頁11行，每行36字，5號繁體字豎排印刷，新式標點符號斷句，側面書眉印有“共產黨宣言”字樣。封面印有水紅色的馬克思微側半身肖像，這是馬克思1875年在倫敦拍攝的。封面署名為“馬格斯、安格爾斯合著，陳望道譯”。圖書定價“大洋一角”，初版印數為1000冊。略顯遺憾的是，由于排版疏忽，書名《共產黨宣言》錯印成了《共黨產宣言》，同年9月再版時作了改正，封面也由紅色改成了藍色。

《共產黨宣言》單行本出版后，陳望道通過周作人寄給魯迅一冊。魯迅先生閱讀后，稱贊道：“現在大家都在議論什么‘過激主義’來了，但就沒有人切切實實地把這個‘主義’真正介紹到國內來，其實這倒是當前最緊要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鬧了一陣之后，這次埋頭苦干，把這本書譯出來，對中國做了一件好事。”

除了翻譯出版《共產黨宣言》外，陳獨秀又先后指導并要求他的同志和追隨者們翻譯出版了一批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主要有惲代英翻譯的考茨基的《階級斗爭》、李漢俊翻譯的《馬克思資本論入門》、李季翻譯的柯普卡的《社會主義史》、陳望道翻譯和介紹的《空想的和科學的社會主義》，為傳播真理作出了重大貢獻。毫無疑問，《共產黨宣言》等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譯本的問世，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奠定了理論基礎。

1920年8月，經過一番醞釀，在陳獨秀主持下，李漢俊、陳望道、俞秀松、沈玄廬、楊明齋、李達、施存統（時在日本）等8人在老漁陽里2號《新青年》編輯部發起成立了中國第一個共產黨組織，命名為“共產黨”，陳獨秀被選舉為書記。

11月7日，依然是在老漁陽里2號，中國共產黨選擇“十月革命”紀念日這一天創辦了自己的機關理論刊物《共產黨》（TheCOMMUNIST），陳獨秀任命李達擔任主編。《共產黨》月刊秘密出版，半公開發行，16開本，最高發行量達5000多份，是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必讀材料之一。它第一次在中國大地上樹起“共產黨”的大旗，闡明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基本政治主張，圍繞著“為什么建黨”“建設什么樣的黨”“黨的任務是什么”等一系列基本問題進行宣傳。陳獨秀在《共產黨》的發刊詞《短言》中大聲疾呼：“我們只有用階級戰爭的手段，打倒一切資本階級，從他們手中搶奪來政權；并且用勞動專政的制度，擁護勞動者底政權，建設勞動者的國家以至于無國家，使資本階級永遠不至發生。”

根據建黨工作的需要，《共產黨》月刊用大量篇幅宣傳了馬列主義的建黨思想和有關共產黨的知識，其中包括共產國際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情況、俄國共產黨的經驗和列寧的學說，如：譯載有關列寧在俄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演說、《國家與革命》第一章等重要著作。《共產黨》月刊所登載的文章和資料為正在籌建中國共產黨的各地早期組織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使他們對共產黨的綱領、性質、特點、組織原則、組織機構等問題有了進一步的了解，提高了大家對共產黨的認識，對于建立一個在思想上、組織上完全統一的全國性的無產階級政黨，起了很好的宣傳和組織作用。其間，陳獨秀、李大釗、李達等利用《共產黨》月刊等為陣地，先后與反對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學說的張東蓀和梁啟超、堅持無政府主義的黃凌霜和區聲白展開了堅決的斗爭，討論了什么是社會主義、中國要不要社會主義、中國需要什么樣的社會主義等問題。1921年7月7日，《共產黨》月刊停刊，共出版6期。

選擇什么主義，就是舉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政治問題。誠如毛澤東當年所說：“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來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以《共產黨》月刊創刊為標志，陳獨秀在思想上吹響了建立中國共產黨的沖鋒號，開天辟地地在古老的中國大地上舉起了共產黨的大旗，可謂旗幟鮮明。誠如毛澤東1921年1月21日復信在法國勤工儉學的蔡和森所言：“黨一層陳仲甫（即陳獨秀，引者注）先生等已在進行組織。出版物一層上海發出的《共產黨》，你處諒可得到，頗不愧‘旗幟鮮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為）。”

新青年社和人民出版社：“指示新潮底趨向”

因為《新青年》的《勞動節紀念號》共計400頁，篇幅上比正常出刊的《新青年》頁碼超出了兩倍多，《新青年》的發行商群益書社不得不從原刊售價二角提高到五角。因為事先沒有征求陳獨秀意見，陳獨秀非常生氣，認為這是為工人階級窮苦人出版的專刊，不應該隨意加價，拍桌大罵，引發矛盾，亞東圖書館老板汪孟鄒從中調解也無效，于是陳獨秀決定另起爐灶，成立新青年社，獨立發行。新青年社位于法租界“法大馬路”大自鳴鐘對面（今金陵東路279號），這是中國共產黨創建初期建立的第一個出版發行機構。

1920年9月1日，新青年社正式成立后，《新青年》從第八卷第一號開始成為中共黨的機關刊物，由新青年社發行所獨立自辦發行。新青年社除繼續出版《新青年》外，還創辦了《勞動界》《上海伙友》等刊物，同時出版“新青年叢書”，如《社會主義史》《階級斗爭》《勞動運動史》《社會主義討論集》《工團主義》等，重印了《馬克思〈資本論〉入門》等書籍，成為傳播馬克思主義、指導工人運動、啟發民眾思想、引導社會思潮的重要陣地。

通過創辦新青年社，陳獨秀團結帶領李漢俊、李達、陳望道、袁振英、沈雁冰等一大批具有初步共產主義覺悟的知識分子參加了《新青年》的編輯工作，同時聯絡吸收了包括《星期評論》社、《民國日報》社、共學社等社團的成員，以及青年學生和工人中的先進分子，形成了新的共產主義者的“朋友圈”，先后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簡稱S.Y.）和外國語學社，為黨的創建奠定了組織基礎。

1921年2月，因《新青年》宣傳馬克思主義，遭到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政府的查禁。在《新青年》第八卷第六號付印時，法租界巡捕房查封了印刷廠，禁止新青年社經營出售書刊、不準在上海印刷，《社會主義史》《自由之路》等許多書籍也被擄走。4月，《新青年》跟隨新青年社被迫從上海遷至廣州出版發行，社址位于昌興馬路26號。

值得一提的是，在1921年初夏，陳獨秀、李達、李漢俊、邵力子、周建人、沈雁冰、夏丏尊、陳望道、經亨頤等發起創辦了新時代叢書社。自1922年1月至1923年12月，相繼推出《馬克思學說概要》（施存統譯）、《馬克思主義與達爾文主義》（施存統譯）、《遺傳論》（周建人譯）、《進化論》（太樸譯）、《婦人與社會主義》（祁森煥譯）、《兒童教育》（沈澤民譯）、《社會主義與進化論》（夏丏尊、李繼楨譯）等9種書籍。這些出版物均為32開本，每冊數萬字，封面中間有地球及雙手緊握畫案，象征著全世界無產者的聯合。

1921年7月23日至8月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宣布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為了系統有規模地編譯馬克思主義著作，向民眾開展革命宣傳，中央局在上海建立了人民出版社，社址在南成都路輔德里625號（今老成都北路7弄30號），系中央局宣傳主任李達的寓所，由李達負責。9月1日，《新青年》刊登《人民出版社通告》，闡明其宗旨和任務：“近年來新主義新學說盛行，研究的人漸漸多了，本社同仁為供給此項要求起見，特刊行各種重要書籍，以資同志諸君之研究。本社出版品底性質，在指示新潮底趨向，測定潮勢底遲速，一面為信仰不堅者袪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內外同志圖謀精神上的團結。各書或編或譯，都經嚴加選擇，內容務求確實，文章務求暢達，這一點同仁相信必能滿足讀者底要求。”

1921年11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局通告》明確要求：“中央局宣傳部在明年7月以前，必須出書（關于純粹的共產主義者）20種以上。”黨中央宣傳主任李達負責的人民出版社，擬定幾套內容豐富的出版計劃，準備推出“馬克思全書”15種、“列寧全書”14種、“康民尼斯特（英文“Commu-nist”的音譯，即共產主義）叢書”11種、其他讀物9種。由于當時白色恐怖籠罩，加上條件限制，最終未能全部出齊。1922年6月，陳獨秀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里說：總計出版12種，各印3000冊。據考，實際出版17種，其中不僅有《工錢勞動與資本》（即馬克思的《雇傭勞動與資本》，袁讓譯）、《勞農會之建設》（即列寧的《蘇維埃政權當前的任務》，李達譯）、《討論進行計劃書》（包括列寧的《論無產階級在這次革命中的任務》和《論策略書》，沈澤民譯）、《共產黨禮拜六》（即列寧的《偉大的創舉》，王靜譯）、《勞農政府之成功與困難》（即列寧的《蘇維埃政權的成就與困難》，李墨耕譯）最早的中譯單行本，還有《共產黨宣言》（陳望道譯本重印）、《馬克思資本論入門》《列寧傳》《李卜克內西紀念》等重要書籍。

李達主持社務期間，勤勉敬業，好學鉆研，在馬克思主義研究上取得了豐碩成果，后來毛澤東稱贊他是“理論界的魯迅”。人民出版社編印的書籍都通過可靠途徑秘密運送到全國各地，指導各地黨的早期組織起到了很好的指導作用。1922年11月，李達應毛澤東函邀前往長沙，擔任湖南自修大學學長。1923年夏秋間，人民出版社歸并到廣州的新青年社。不久，中央局又在上海南市民國路振業里11號（今南市人民路1025號）建立了上海書店。1925年，毛澤民來滬擔任黨中央出版發行部經理，直接領導上海書店，先后出版“中國青年叢書”“向導叢書”，同時出版其他各類書籍達30種，其中包括瞿秋白等的《社會科學講義》、施存統的《世界勞工運動史》，一峰和辟世編的《馬克思主義淺說》，影響甚大，直至1926年2月4日被淞滬警察廳查封。

心有所信，方能遠行。作為中國最早開埠的城市，在1920年代被稱作“冒險家的樂園”的上海，是中國新知識、新思想、新學最主要的策源地，是中國新聞出版和傳媒資訊最為發達和開放的城市，也成為中國共產黨出版事業的發祥地。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中國最早的共產主義者和革命有志之士，在這里追尋真理，追求理想，投身民族解放事業，不畏艱難險阻，不畏風吹雨打，為黨的出版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開創性貢獻，為黨的奠基、發展、壯大留下了寶貴的文化經驗和精神財富。

（本文作者為解放軍出版社副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