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隱宿命 通俗見人性 ——淺論網絡小說《慶余年》中的思想內涵和創作技法
網絡作家貓膩創作的《慶余年》是一部古裝權謀長篇小說,共計七卷,講述了一個擁有現代思想的穿越少年范閑的傳奇故事,他自小在養父、師父的著意培養下文武兼備,在一系列陰謀中歷經家族、江湖、朝堂的種種考驗和錘煉而聲名鵲起。該小說囊括了穿越、權謀、懸疑、愛情、親情、友情等多種題材和元素,講述了政權與政權、家族與家族、帝王與臣子、臣子與臣子、權貴與平民、父與子、嫡與庶之間的斗爭,既有朝堂上的暗流涌動,也有倫理間的撲朔迷離,幾乎具備了通俗、娛樂作品的一切要求,以煽情離奇的情節直接訴諸觀眾情緒,表現了生離死別等世俗化的人情世故,憧憬了一種理想狀態下的社會生活,妙的是在富有英雄主義和浪漫色彩之余又能關照現實,是傳統道德和成長故事的現代版,作者通過其作品表現出東、西方傳統文化對現實生活的詮釋和新解。
簡單地說,該小說的創作技法可以概括為“以故為新”或“化古為新”。這句話其實是世人對“江西詩派”創作方法的概述,江西詩派的開山祖師黃庭堅曾說過:“古之能為文章者,雖取古人之陳言入于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所謂“奪胎換骨”“點鐵成金”就是指借鑒前人的“陳言”和套路,化用到現實生活和場景中來推陳出新,敘說自己的主題內涵。《慶余年》的創作方法與此相類,在情節、結構、形式和人物設置上古今合璧,巧妙地借鑒了好萊塢的情節劇、傳統劇作、古典小說(如《紅樓夢》)以及神話傳說等,“草蛇灰線伏脈千里”,多處埋伏筆、設伏線,劇情充滿反轉和起伏,節奏明快。全劇以人文關懷為底蘊、以勸善濟世為主題,充滿了對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的崇敬之意。
導演史蒂文·斯皮爾伯格曾對好萊塢情節模式有過精辟的概括:“一般來說,是主人公不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失去了對生活的控制,然后設法以某種方式重新掌握了自己的命運。”這話應用到男主角范閑的身上也恰如其分。范閑的存在重現了柏拉圖經典的哲學三問:我是誰?我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前世體弱多病的范閑在穿越后經歷了身份錯位的迷惘后,開啟了一番思想觀念上的轉變,先前只是打算“好好活著”,但是后來遭遇陰謀暗算,護衛受牽連犧牲,于是他奮起反抗,爾后身不由己卷入朝堂爭斗,最終想要“改變規則,重塑天地”,以一己之力,與世界為敵——其實就是與擺布自身命運的勢力以及固化的規則和制度為敵——而這也是其母葉輕眉曾經的壯舉和誓愿。
因為穿越后再世為人,所以范閑對于生命格外珍惜和敬畏(無論是自己的還是朋友、下屬的),充滿著一個生命個體對于自身生命的清醒認識,包括生存、安全和死亡意識等,潛意識里避忌傷害和死亡。但在京都步步為營的環境下,范閑逐漸與過去那個看似“貪生怕死”的自己揮劍斷別。在其他人眼里死的不過是幾個“護衛”,而對于范閑而言卻是三條寶貴性命的無情流逝,于是對于生命的痛惜之情以及對他人生命負責的責任意識刺激到范閑去以殺止殺、以武止戈,拼死當眾擊殺了仇人,這失常的舉措其實也是一種變相的生命意識的體現,“你身邊的人都是因為你自己聚攏起來,如果你想操控他們的人生,就必須保護他們的人生,所以這些護衛的生死是你的責任”。范閑強烈的生命意識不僅只針對自身和至交、親人,甚至還體現在對待敵國暗探的態度上:在鑒查院的牢獄中對司理理用刑,也不過是為了間接給她一條活路,借用陳萍萍的評語就是“心溫柔手段狠”,這都源于他內心深處對他人生命的尊重。
除卻濃烈的生命意識和平民意識的體現,該小說還流露出濃郁的人文精神,表現為對人性、價值、命運的描摹和追求。作者尤其擅長在江山偉業的大沖突中用小細節去描繪人物,刻畫人物角色的人性以及人最基本的欲望和情感,憑借真摯動人的情感細節,帶給觀眾深深的感動。這些感動都來源于一種對于人性、情感的深層次共鳴,讀者借以感受到殘酷現實背后的理想主義和人文情懷。小說中的那些主角、配角、反派乃至路人都是鮮活真實的人,人物性格飽滿。在作者筆下,他們以不同的方式熱愛著這個世界,以不同的方式追求著他們想要的生活,他們都努力地生活著,或為兒孫、或為家族、或為夢想、或為信仰。那些簡單而樸素的尊嚴與情感是最樸質無華卻又最打動人心的心靈震撼。譬如范閑的奶奶,身為皇上的奶媽卻身居僻境,表面上對范閑不聞不問聽之任之,實則是在以自己的方式督促和錘煉孫兒早日成長,羽翼漸豐,愛之深望之切。旁人皆以為范閑是庶出而不受待見,但聰穎的范閑與奶奶有著彼此的默契,祖孫倆互相扶持。但在離別澹州前往京都時,少年持重的范閑難得失態,用一個非常現代的告別方式向奶奶道別:“將老太太狠狠地抱在懷里,用力地在奶奶滿是皺紋的額頭上親了一大口。”動作雖簡單,情感卻復雜:因為他深知,此一去未必能回,那些未說出口的眷戀與感慨便藉由這一個動作傳達出來,分外動情。又如開始時扮演反面角色的柳姨娘,作者同樣不吝筆墨,展現其善意、人性的一面:她是一個有著真實欲望的世家女性,頗有心計,但是其子范思哲資質平庸,與范閑相比有如云泥之別,她縱然心有不甘卻又不得不收斂性情,于是她的心情總在嫉恨范閑優秀與氣憤范思哲不爭氣之間來回搖擺,有的時候甚至為了范家而護佑范閑,因為在外敵入侵時他們卻又是親人陣線,保持著微妙的、表面的和諧,這是時勢所造,也是人性所在。
此外,該小說的創作技法還涉及了一個東方式的“尋母情結”和西方式的“弒父情結”的融合。小說中的“尋母”和“弒父”是有時間上的先后順序以及邏輯關系的,以尋母始,以弒父終。因為尋母得知母親被殺的真相,于是最終殺死父親為母報仇。劇中的弒父情結并非俄狄浦斯式的無意為之,而是在知情人的引導下尋找自己、尋找真相的過程中了解到實情,于是最終才決定去抗衡、弒父。尋母是尋找根源,而弒父則是推翻權威、開創未來,二者的融合可以算作是東西方思想文化的一種完美結合。范閑的“尋母情結”是回歸根源,繼承遺志;而他的“弒父情結”是雙重意義上的,既是身體物質上的謀殺,也是自我主導權和社會主動權的褫奪。
該小說雖是一部權謀作品,但因為作者鋪設了大量的伏筆和呼應,導致情節曲折多變,常常出人意料,因而也就同時具備了懸疑小說的色彩。小說中設置了一個推進情節向最終真相發展的功能性人物和場所——葉輕眉和神殿——是小說中一個有待于給出答案的公開秘密,也就是小說精心設置的“麥格芬”。麥格芬手法是由希區柯克提出并慣用的電影技術方法和表現形式,即設置一個觀眾預先得知的關鍵物事,是情節發展的重要線索,是人物角色對話、行動甚至整個故事的核心,時時刻刻引導劇情,吸引觀眾。小說始終圍繞著神秘的但不可接觸的神殿和來自神殿的葉輕眉而展開暗線情節,小說便是圍繞著這個既定的“麥格芬”,不斷引出矛盾又消除矛盾,去迎合或超越觀眾的期待,催生出生物性的輕松快意。
與同類題材相比,《慶余年》堪稱是一部情節復雜、格局遠大的古代傳奇,它一直傳遞的都是“平等”的理念,不管是穿越而去的現代人范閑,還是終生隱忍布局的陳萍萍,他們捍衛的都是一種平等、自由、不畏強權的信仰以及對理想主義的無限追崇,包括對事業、愛情和友情的無限忠誠。比如葉輕眉,葉輕眉其實可算是小說中的隱形女主,雖然出場僅僅幾個片段,卻光彩照人,是讓男性包括慶帝、范建、陳萍萍、五竹、四大宗師等人終生仰望和懷戀的精神向導。葉輕眉就是一個典型的理想主義者,她希望建立一個人人平等的大同社會,百姓皆遵法知禮,同情弱小,痛恨不平,“我希望慶國的人民都能成為不羈之民。受到他人虐待時有不屈服之心,受到災惡侵襲時有不受挫折之心;若有不正之事時,以修正之心戰勝恐懼;不向豺虎獻媚……”又比如陳萍萍,陳萍萍也是一位理想主義者。不同于葉輕眉,他的理想主義不是生民安泰,也不是王朝的萬古長存,而是牢牢守住心中那個女神熠熠發光的理想。守護他人的理想一生,這何嘗不是另一種意義上的理想主義?陳萍萍外冷內熱,黑暗陰郁,又足夠忠誠。他對葉輕眉的虔誠度,絕對是超過對自己生命的重視度。他用畢生時間和精力布下了一盤棋,一方面引導范閑成長、為范閑鋪路,另一方面試圖以己之力抗衡慶國之主,重建新秩序。他是終生追求信仰并至死無悔的無名強者。
稍稍令人可惜的是,盡管《慶余年》架空了歷史、顛覆了歷史,是一部充滿現代思想和意識的穿越劇,但同時也是一部充滿“杰克蘇”男主光環的升級爽文。它因為過度追求生理上的爽感,比如小說中大部分的年輕女性都寄情于男主角等設置,導致情節走向和人物性格的塑造上求全求滿,反而變得失真矯情。男主角范閑的出生與成長宛如一場“楚門的世界”,被人控制和監察,是一位現代思想與傳統身世、制度碰撞的矛盾體,在歷經重重考驗與磨煉之后,他對于人生和命運的理解和思考應該是深刻而不俗的,但是因為編劇所賦予的“主角光環”,范閑一旦遇難,必有救兵,這便給觀眾帶來錯覺——他遭遇到的所有阻力,都被他的“好命”消弭。原本層層鋪墊的戲劇沖突,也就在一瞬間泄了勁。那些主角在困境中應當經歷的磨礪也隨之消失。看似命運坎坷,但是實際上觀眾根本沒有深層體會到主角面對困難和未知的無力無奈感與突破困境的暢快淋漓感,有的只是“命真好”的喟嘆和歆羨。于是乎,這種對于人生、命運的思考深度和力度頓時被削弱了許多。
實際上,刨開外掛的主角光環,男主角范閑的身世命運其實充滿了矛盾和悲劇,是一個披著所謂幸運外衣的注定悲劇者。他擁有現代思想,獨立自主,向往平等自由,但小說中其他人偏偏都對他有所圖或有所求,希望他按照他們的冀望或是設定的路線和軌跡前行,但男主不愿意,這便形成了控制與反控制、抗爭與反抗爭的矛盾。故事最后的悲劇性因素在于命運的不可抗性,兜兜轉轉,范閑還是走上了一開始就被規劃好的結局。看似是男主自愿選擇的路線,但其實質還是在按照陳萍萍等人的布局進行著,最終走向與親生父親生死相對的結局。這便是最大的悲劇。真正的悲劇不是絕對的正與絕對的邪的交鋒而后正義的一方失敗收場,不是一方完全占理而另一方完全理虧而后占理的一方失敗收場。借用黑格爾的悲劇理論就是,悲劇的實質是倫理的自我分裂與重新和解,倫理實體的分裂是悲劇沖突產生的根源。范閑的悲劇性起源即是如此:生育他的人,也是遺棄他的人;而成就他的人,也是摧毀他的人。他始終處在兩難的抉擇中,被迫自我分裂與和解,桎梏著無法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