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民謠》是一首關于動蕩年代的歌，是王堯關于“我”和世界的感受、洞察和記錄。“民謠”代表著什么？代表著對記憶的回溯、對生命的思考，代表著對生活的感觀、對自由的向往，也代表著這種自我的表達被接受、被流傳。因此，我們討論《民謠》，其實是在探索理解自己、打開自己的方式，也是在探尋理解世界、打開世界的方式。

《民謠》發(fā)表以后，在文學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不少作家、評論家都撰文予以討論。程德培從記憶與虛構的視角指出《民謠》反故事的特質。王春林從王堯提出的“新小說革命”出發(fā)，探討了《民謠》的自傳性和實驗性。張學昕則從個人與歷史、鄉(xiāng)村與倫理等多個層面，將其界定為“樸素的詩，或感傷的歌”。關于《民謠》的諸多評論，顯然已經(jīng)超出了一個“批評家”寫小說的無聊“噱頭”，而隱秘地彰顯出這個文本自身的“異質性”。而“異質性”正是“民謠”的內(nèi)在特性。

這種“異質性”的表現(xiàn)之一是民間性。《民謠》是一個有著強烈秩序感的“民間”樣本，這種秩序感非常明顯地體現(xiàn)在王堯對于小說“空間地理”的熟稔和安排上，《民謠》中，每一條街道、每一個方位，在作家的腦海中都有著極為清晰的圖譜和準確的勾勒。這種明晰的方位意識，隱含的是作者穩(wěn)固的個人記憶和自信的小說意識。這種清晰也代表著理性和客觀，代表著一種理性而穩(wěn)妥的生活秩序在個人情感上的投射。在這樣一個相對穩(wěn)定的秩序中，人的靈魂也是有序的。“很長一段時間里，我總覺得奶奶把舊社會的東西帶到了鄉(xiāng)下，后來我逐漸意識到，奶奶其實也在延續(xù)一種和鄉(xiāng)村生活格格不入的文明或者是一種生活秩序。奶奶一輩子都生活在她的舊時代，她從來沒有走出那個小鎮(zhèn)。”但這個“民間”在時間的壓力之下顯然已經(jīng)搖搖欲墜了。就像在小說中，隨著敘述的展開，一個鄉(xiāng)村世界的沒落和消亡已經(jīng)不可避免。“村中有莊，有舍，舍圍著莊轉，莊圍著鎮(zhèn)轉，鎮(zhèn)圍著縣城轉，這就是通常的社會秩序。有一天，我們村莊的秩序被打破了。”“外公和老楊打破了這一平衡，他們參與的革命活動，在悄悄改變著這個村莊。”“現(xiàn)在，我站在橋上，看著向東行駛去的兩艘船，我覺得這個村莊好像也在分娩之中。”“我看到我越來越靠近的那個莊子，像正在癟下去的氣球。”在革命、技術、時間的合圍中，這一穩(wěn)妥的秩序感已然被各種碎片化的力量侵蝕并割裂，一種混亂且痛苦的經(jīng)驗正在剝離著我們失序的脆弱心靈。

《民謠》不是歷史的康莊大道，而是一條時間的“小徑”，這條小徑上標注著時代的編年，小說中的一個個人物就是在這條編年的小徑上行走，由此展開一份有歷史感和現(xiàn)實感的“生命地圖”。因此，民間之外，《民謠》的異質還表現(xiàn)為它獨特的時代性。為了呈現(xiàn)這一特殊的時代，小說主要采用了兩種方式。一是通過個人史來透視大歷史。《民謠》寫的是一個少年曲折的心靈成長史。這個村莊的變遷發(fā)展，是和個體的成長緊密相連的。那些破碎的歷史，既重要，也不重要，重要是因為個體就生活在龐大而繁復的歷史體系之中，不重要是因為個體在歷史的漫長時間中從來都是微不足道的。這樣的寫作方法似乎也不出奇，但在具體細節(jié)的處理上，《民謠》還是顯示出了它的高妙。二是通過兩種不同的語言方式來呈現(xiàn)一個復雜時代的樣貌，在這個意義上，《民謠》的雜篇和外篇成為小說結構中十分重要的兩個篇章。這是另一種歷史情狀，也是另一種生活狀態(tài)。它的重要性甚至不僅僅表現(xiàn)在這種形式的創(chuàng)新上，而是用這種新穎的“實錄”方式將歷史頹敗狀態(tài)下，語言的扭曲所標示的人性的走樣和病態(tài)一一刻印出來，且無時無刻不在提醒著我們：分裂的語言讓我們墜入生命的“幽暗之地”。兩種語言預示著兩種歷史、兩種生活，也昭示了這個時代的獨特和不同。我想，這部小說的意義之一或許就在于，當我們試圖重新回溯那個時代的真實面目時，我們要在《民謠》的這些人里、這些事里、這些物里去尋找蛛絲馬跡。

《民謠》有著辨識度極高的地域特色。但是這一地方性，好像并沒有為評論家所重視。《民謠》的敘事是從碼頭開始的，是在關于河流的敘述中逐漸展開的。河流幾乎貫穿小說始終。“河水從西向東流。大船、小船、木船、機船，偶爾也有竹筏蕩過。”我與村莊的關系，是和河流緊密相關的。我的許多感覺，甚至于都和河流不可分割。比如小說中寫道：“在后來的寫作中，當我試圖敘述死亡前的感覺時，那只水泥船，像畚箕形狀的船艙，像貓叫的櫓聲，還有外公的鼾聲，就在水面上向我飄來。”王堯說，他在寫下了小說的第一句話“我坐在碼頭上，太陽像一張薄薄的紙墊在屁股上”之后，找到了小說的“調(diào)性”。在我看來，這個“調(diào)性”是和河流緊密相關的，河流成了他身體和心靈的一部分。《民謠》的視角有著一種河流的視野，河流塑造了《民謠》。試想一下，如果《民謠》中缺失了這些河流，那它的調(diào)性和敘事一定是干枯而乏味的。“在四面有河的地方，先人們筑巢而居，莊出現(xiàn)了。在田野的河岸旁邊，舍出現(xiàn)了。這就是李先生說的風水。”“河流”是《民謠》的“風水”。在河流的深深滋養(yǎng)下，《民謠》表現(xiàn)出一種蘊藉的抒情性，樸素而感傷，深致而平和。也是在河流的緩緩流動中，《民謠》將一個時代的蒼涼和一個人的憂傷幻化成記憶的虛構。“站在碼頭上的那一刻，我很快把自己看成廢墟中的一塊青磚，一根朽木。我又毫無理由地想把一個村莊一個小鎮(zhèn)蛻變的歷史承擔下來，毫無理由地讓我的記憶在潮濕和陰郁中成為廢墟。”這是一種天然的、而非人工的情感狀態(tài)，有著“民謠”一般的純真和自在。因此，我們似乎也可以說，沒有這一異質的“地方”，也便不會有《民謠》。

《民謠》的另一“異質性”則是其人文性。《民謠》是王堯來自心靈深處的思考和抒情。他通過小說，將內(nèi)心和世界相連。作為一名批評家，王堯對小說有著非常清醒而深刻的理解：“我固執(zhí)地認為，小說寫作需要思想、學養(yǎng)和多方面的文化積累。我們不是把思想、學養(yǎng)和文化積累附加在小說中，而是說思想、學養(yǎng)和文化積累影響了我們對世界的觀察和把握，也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小說的故事、語言、結構和意義。換一種表述是，思想、學養(yǎng)和文化積累影響著我們對歷史、現(xiàn)實和人的理解。”小說包括其他文學樣式，其最終的落腳點是人。這人當然不是孤立的個體，他是民間的人，是時代的人，是地方的人，是有愛有恨、且善且惡、又苦又樂的人。王堯是一位有著人文情懷的批評家，他即將在譯林出版社出版的《“新時期文學”口述史》《日常的弦歌：西南聯(lián)大的回響》《滄海文心：戰(zhàn)時重慶的文人》等書，都貫穿著這一寫作思想。同樣的，這一思想也藏匿在《民謠》中。《民謠》中的人物幾乎都是有缺點的。正視人性的局限和弱點，可能就是一種可貴的人文性。當然，《民謠》的人文性不止于此。我們必須認識到，這一人文性在《民謠》中被特殊的歷史和現(xiàn)實深化了。那種可以被觀察到的人文性，雖然已經(jīng)帶有了某種被完善的價值，但尚未被充分展開，而具有一種模糊的含混性。《民謠》就是試圖召喚并重建這一人文性的正常狀態(tài)。

王堯說《民謠》不是他的自敘傳，但他顯然用自己的風華正茂為我們換取了一段特殊歷史的記憶和虛構。而活在歷史之外的蕓蕓眾生，如何與腳下的土地、身處的時代、周遭的世界重新連接，讀完《民謠》或許可以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