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互聯網是有記憶的，前提是有人存盤。然而，網絡空間里的資料，卻正在因為各種原因而大量消失。網絡媒介使訊息更迭的頻率大大加速了。因此，挖掘整理網絡文學史料的工作，忽然之間變得十分迫切。如果我們不盡快地把早期的一手材料盡可能全面地保留下來，不但未來網絡文學史的寫作將失去很多豐富性和可能性，甚至會影響我們的大勢判斷，中國網絡文學從哪里來，未來可能到哪里去？

一般而言，文學史都是建立在文學史料基礎上的，史論結合，論從史出。但史料的范圍和側重點卻并非一成不變，總隨著文學史觀念的變化而變化。持不同文學史觀的研究者側重挖掘不同的史料，彼此參差，各執一端，正是一個學科成熟起來的標志①。但作為仍在生成之中的文學形態，網絡文學史料搜集的理論框架不宜過早框定。學院派的理論自覺性，首先應該是對既有理論框架和研究者觀念慣性的自察。所以，新方法形成的第一步是“入場”，尊重網絡文學的原生性，以史料自身為方法，依據文學史料的原始形狀，追索網絡文學發生發展的內部邏輯。與此同時，對網絡的媒介屬性保持最高的敏感性，發現這一新媒介環境下，文學生態系統發生的變化。

當然，注重網絡文學的“媒介性”和“原生性”也是一種理論建構方式。對于人文學研究來說，“沒有批評，就沒有歷史”②。史料編纂需要一定的理論框架，材料的甄別也需要一套標準。否則，雜亂無章，泥沙俱下。應該說，對于一種新形態文學，史料研究方法越接近其底層邏輯，越不容易屏蔽新質。“以史料為方法”，可以隨著新發現而調整方法，為未來的文學史多元敘述研究打開足夠的空間。

一、對網絡文學史料的媒介性保持高度自覺

媒介性既是對網絡文學史料的物質形態而言，也是對網絡文學史料的理論可能性而言的。前者意味著，網絡文學史料已經超出了傳統的文字形態，需要借助更加豐富的媒介形式例如圖片、影音等來捕捉、留存。后者則意味著，關于網絡文學史料的研究應該是基于媒介變革屬性的研究，其思路和方法與傳統文學必然有所不同。

網絡文學史料保存收錄的盡量是網絡空間里的第一手資料，但是多數網頁更新頻繁，且保存難度較大。相對于網絡文學豐富的實踐，紙質書籍所能留存的體量實在太小。理論上說，網絡數據的保存方式應該是數據庫，就像紙質書的保存方式是圖書館。用紙質書的形式保存史料，本就是一種迫不得已。一方面是出于對紙張這一物質形式的信賴，多一種備份方式；另一方面，我們目前的史料研究工作，還是在紙質文明系統下的學術體制內部進行的，需要紙質書作為“學術成果”。

對媒介性的充分自覺，首先意味著，對于網絡文學史料的整理和研究，絕不能只依賴于紙質出版資料。紙質資料不但掛一漏萬，而且當年這些內容在從網絡“保存”到紙上的時候，經歷了無形的紙質文學標準的挑選和有形的出版標準的刪改，存在著多重的“幸存者偏差”。所以，網上的史料要到網上找，這是完全沒有討價還價余地的基本原則。

光上網還是不夠的。我們看到目前有些出版的史料是從百度百科上扒過來的，準確性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失去了材料產生的語境。我們在考辨傳統史料的價值時，總要問其出處，是否原發版本？權威版本？做現當代文學方面的史料研究，還都講究去查原發期刊，這樣可以從前后左右的材料中判斷其復雜語境和微妙語義。網絡文學也是一樣，只是堆滿塵埃的舊期刊室，變成了重重鏈接導向的網絡深處。而且由于網絡趣緣空間的“部落化”特點，每個圈子都有自己的文化，黑話連篇，如果沒有“圈內人的常識”，根本摸不著頭腦。所以，做網絡史料也是一門硬功夫，“扒帖”“刨墳”“爬樓”（均指翻看、查找以前的帖子或其他網頁內容），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有時還需要高超的電腦技巧。

網絡文學史料的媒介性還體現在對網絡文學核心屬性的判斷上。關于網絡文學的定義，目前學術界雖然沒有統一看法，但至少在一點上達成了共識，就是認為網絡文學是一種新媒介文學，網絡不僅是網絡文學的傳播渠道，更是其生產空間。基于這一判斷，對網絡文學史料的研究，就要以文學網站（論壇）為基礎。從某種意義上說，一部網絡文學發展史，就是一部文學網站（論壇）的興衰史。尤其是那些曾經興盛一時如今衰落或早已閉站的早期網站（論壇），鉤沉其史料，復原其形狀，可以讓我們看到網絡文學曾經的多種樣態，其中未必不蘊含著網絡文學未來的多種可能。

在對文學網站的考察上，有一條軸心線，就是網站運營模式的考察，背后是中國網絡文學生產機制的形成和發展過程的梳理。這套原創的生產機制，是中國網絡文學發展的核心動力。如果沒有這套機制，中國的網絡文學也會存在，像很多國家一樣，但絕不是如今這般“世界奇觀”性的規模。為什么中國網絡文學的發展最終走向了商業化？為什么在幾種商業模式中，最終只有付費閱讀制度成功了？為什么在幾家探索付費閱讀制度的網站中，只有起點中文網的VIP付費閱讀模式成功了？起點中文網如何不斷豐富發展了這一模式，從而形成一套完整的生產機制（VIP付費閱讀制度、網絡職業作家體系、用戶主導的作品推薦—激勵機制），打造出了“起點模式”，奠定了中國網絡文學的基本形態。所幸的是，從目前可以搜集的材料來看，重要問題都能獲得有效回答，邏輯鏈條基本是完備的。這樣，中國網絡文學大廈的地基就被探清了。

另外，媒介性也包括互聯網本身的建設。網絡文學的誕生，首先要有網絡。美國的阿帕網（互聯網前身）是1969年誕生的，進入民用是在1980年代。中國最早的國際聯網項目中國學術網（Chinese Academic Network，簡稱CANET）1987年既已啟動，1995年接入民用。1996年底，中國公眾多媒體通信網（169網）全面啟動，多省市的熱線、信息港陸續建成，成為中國互聯網發展早期網民的重要聚集地，黃金書屋、晉江文學城、紅袖添香、瀟湘書院等著名書站和網站應運而生。從互聯網基礎設施的建設進程來看，中國大陸并不比歐美晚多少，在亞洲地區，與日本、韓國、臺灣地區幾乎同步③。這對于冷戰格局下的中國大陸絕非易事，需要改革開放的大好環境和以鄧小平為首的國家領導人的高瞻遠矚。這些與中國互聯網環境形成直接相關的政治、技術要素，也是需要重點關注的。

二、注重發掘“網絡文學原生評論”的價值

毋庸諱言，網絡文學是借媒介革命之機，在體制外自發成長起來的文學樣態，這個體制，既包括傳統的主流文學體制（期刊、出版社、文聯作協機構等），也包括以大學中文系為代表的學院體制。目前具有學術話語權的網絡文學研究學者大都不是“網絡原住民”，對網絡文學的圈內文化有著不同程度的隔膜。

網絡文學在自發成長的過程中，不但形成了獨立的生產機制，也形成了自成一統的批評機制。從早期的論壇、書評區，到近幾年的“本章說”“段評”，書評機制一直是與網文機制伴生的，而且越來越內置于網文機制中。在數以千萬計的粉絲讀者的高度參與中，涌現了一批堪稱“意見領袖”的精英粉絲，從早期的“龍空”（龍的天空，中國網絡文學發展早期最具影響力的網站，后以評論為主）的評論“大神”，到今天在微博等自媒體上活躍的“推文大V”，精英粉絲一直在網文圈中發揮著重要的影響力。他們的批評往往短小精悍、一針見血，且頗具文采，自成一格。評論對象也不僅僅是針對單部作品，也有人做“年度總結”，類型梳理，光個人的網絡文學史就有十幾部，其中高質量的也有三五部。這些評論、論著中保存了大量已經淹沒的史料，也提出很多富有真知灼見的理論觀點。特別在網絡文學發展早期，發生在龍空的幾次著名的論爭“事件”，已經觸及不少根本性的理論問題，如精英與“小白”的趣味之爭（《我是大法師》事件，2002年，圍繞對剛剛興起的“小白文”的文學評價問題）、網絡文學的社會功能（“文以載道”事件2003年，由對情色小說的評價出發，討論網絡文學的價值觀問題）、網絡文學對西方設定的“拿來”和本土化的問題（“九州香蕉論”，2004年）④。十幾年過去了，這些問題依然是主流學術界不斷討論的問題，但當年的討論成果沒有被有效吸納，甚至知者不多。

筆者將這些在網絡原生環境下生發、主要在網絡空間內部產生影響的評論，稱為“網絡文學原生評論”，將這方面卓有成就者，稱為“網絡文學原生評論家”，簡稱“網評家”。最早關注這部分評論價值的是韓國學者崔宰溶，他在2011年完成的博士論文《網絡文學研究的困境和突破——網絡文學的土著理論與網絡性》中，借用麥克勞克林（Thomas Mclanghlin）提出的土著理論（vernacular theory）概念，為這些網絡評論命名。“土著理論”指的是“非精英、非學術研究者在日常生活中所進行的一種文化批評活動”，這里的“土著”（vernacular），有方言的意思，但更強調與學術（academic）之間的區分。⑤

筆者定義的“網絡文學原生評論”與崔宰溶提出的“網絡土著理論”在概念內涵上沒有本質區別，尤其在強調與學院批評的區分上，是完全一致的。之所以要再造一個概念，主要是因為“土著”的說法具有傳統人類學研究的色彩，有抹除不盡的“精英本位”痕跡。而且隨著網絡媒介日益成為主流媒介，網絡文學社區越來越不具有早年“亞文化社區”的邊緣性，網絡空間與主流文化空間的界限在逐漸模糊。一些原本活躍于網絡空間的“網評家”也有時會進入主流文學空間，甚至學術空間。使用“網絡文學原生批評”的概念，外延上可以更寬泛一點，時間上也更有開放性。⑥

不過，“土著理論”的概念確實更能突出這些“網絡文學原生評論”的理論價值。崔宰溶引用麥克勞克林的觀點，認為理論的定義，就是“對前提和意識形態的根本性懷疑”。“土著理論家們”或許沒有明確的理論意識，但這些“文化享受者們擁有一種力量”，“他們能夠看透文化現象的表層，進而把握其運作方式和結構。雖然這些洞察往往只能是本能的、直觀的、經驗的，并且因此往往不成系統、零散的，但他們的洞察是從該文化的實踐當中形成出來的”。因此，有資格被稱為“理論”。⑦

崔宰溶著重強調“土著理論”的意義，主要是出自對當時學院派網絡文學研究趨于抽象化、理論化和外圍化的不滿，認為突破困境的一個重要途徑就是向“土著理論”學習，“我們應該試圖盡量貼近實際的網絡文學實踐，保持對這些實踐者的尊重的態度：在網絡文學的領域當中，他們，而不是我們，才是真正的專家，所以在研究的初步階段我們只能，也應該拜讀他們”⑧。

這一中肯的批評和建設性意見，對于中國網絡文學研究的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推進意義，這是要特別感謝他的。可惜，十年過去了，網絡文學研究的入場觀察仍嫌不足。現有的一些網絡文學史料整理中選取了大量網絡文學研究的論文，這些論文只是學院和媒體批評，只能大致記錄學院派和主流人群對網絡文學的看法（包含偏見），離網絡文學實踐本身相去較遠。那些活躍在網絡空間的“土著”們的評論資料，雖具有重要的史料和理論價值，卻幾乎未能進入研究者視野。這種局面是我們今天必須改變的。

三、史料研究的學科化建設及其反思

隨著網絡文學研究的深入，自然就進入了寫史的階段。寫史的沖動，與網絡文學研究學科化的趨向是一體的。湊巧的是，近年來，史料研究成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熱門話題⑨，它被發動者認為是當代文學研究“在研究思路、格局、向度和方法上進行一次帶有革命性意義的重要‘戰略轉移’”⑩，是“一場遲到了的‘學術再發動’”?。網絡文學作為當代文學分支方向，其史料研究與整理工作也被自然而然地視為當代文學史料的一部分。

當代文學學科的“史料熱”，為網文史料整理工作提供了便利條件，也為其提供了方法論的參照。在1980年代還被認為“不宜寫史”?的當代文學學科，在今天已然蔚為大觀，這個學科化過程中蘊含著的問題，也可以為網文史料研究提供反思。

當代文學研究當初要擺脫“批評化”狀態而推進學科化，凸顯史料研究是必要的。但在如何納入網絡文學這一全新形態文學的問題上，目前的研究還存在定型化的傾向。例如，吳秀明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料叢書”中，將網絡文學納入通俗文學板塊，認為其是通俗文學的網絡版。這種定位和判斷是基于舊有的文學史坐標的。在這種判斷之下，網絡文學的鮮活性和豐富性沒有得到有效的呈現。近三十年的文學實踐，只能簡化為幾篇“理論成果”。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復雜的，根源還在于文學觀念的問題。在史料整理運動中，如果仍然依附于舊有的文學史論斷，面對新材料時沒有對文學觀念展開反思，就很有可能會讓史料整理變成舊資料的補丁或重復堆積。

網絡文學的學院派研究，從個別的“學術探險”到學科建設提上日程，這本身是可喜可賀的巨大進步。但欣喜的同時，我們也要充分意識到，這一學科建設進程注定充滿陷阱和挑戰：既要求有相對固定、統一的坐標，也要求這些坐標具有開放性與包容性。

另外一個需要警惕的是徹底的“學科化”必然有其代價。在這方面，比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時段早三十年的現代文學專業情況更有參照性。隨著學科化建設的徹底完成，曾在1980年代最有現實關懷的現代文學專業，其研究取向從“學以致用”走向“分析整理”?。程光煒認為，現代文學在逐漸脫離自己的時代而“退到書齋”，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變成了古代文學”?。那么，網絡文學史料研究是不是也有使網絡文學脫離自身特征而變成書齋、學院中的“死知識”的危險呢？在學科化的背景下，網絡文學的史料研究能不能保持網絡文學的當下性和獨特性，是否能夠找到獨特的“保鮮”方法？

在這個意義上，“媒介性”和“原生性”是兩個突破口。網絡性是網絡文學的媒介屬性，但到底什么是網絡性？一開始，我們理解為超鏈接，后來，理解為即時互動性和“集體智慧”。隨著網絡時代的進入，特別在2015年前后，網絡文學開始出現明顯的向“泛二次元”方向的轉型，其背后的數據庫特征才更真正顯形?。再回頭看去，電子游戲作為網絡時代“最受寵”的藝術形式，其對網絡文學的影響，從一開始就是十分內在的，這一點從文學路徑過來的、缺乏玩游戲經驗的研究者很難發現。于是，在搜尋史料時，我們需要更注重電子游戲和ACG文化對網絡文學的影響脈絡。在研究文學網站運營模式時，更注重其基于數字邏輯的分發系統。這樣一種伴隨媒介變革的深化不斷“升級換代”的文學概念，只有保持著網絡原生性，才能及時進行版本更新。

當然，史料的整理工作需要相對穩定的范疇。作為一種操作方式，我們在“入場”把握了網絡文學實際狀況的基礎上，建構起“何為網絡文學的”準則，確立了網絡文學的邊界，形成網絡文學史料體系。但這個“網絡文學”的邊界始終處于浮動之中。如果我們不想再像當初那樣“理論先行”地討論網絡文學，給正處于七十二般變化中的網絡文學定型，就要有一種史料未完成性的意識。

（邵燕君、李強，北京大學中文系。本文系教育部重大攻關項目“中國網絡文學創作、閱讀、傳播與資料庫建設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號：19JZD038）

【注釋】

①以當代文學史著述與相關的史料選為例，1986年，北京大學當代文學教研室的洪子誠、謝冕、張鐘等人合寫《當代中國文學概觀》（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后修訂改名為《中國當代文學概觀》），就編寫了《中國當代文學史料選：1948—1975》（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并在內容提要中說明“本書是中國當代文學教學參考書，它將在廣度、深度上進一步推動對中國當代文學的研究，使之更趨完整與科學”（謝冕、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料選：1948—1975》，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第1頁）。此后，洪子誠個人寫作《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中國當代文學史·史料選：1945—1999（上、下）》（長江文藝出版社，2002），編選說明也明確指出，“本史料是為配合《中國當代文學史》（洪子誠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出版）在教學上的使用而編選的。”（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史料選：1945—1999（上、下）》，長江文藝出版社，2002，編選說明。）相對于合寫版的史料選，洪子誠個人的史料選，除了時段擴充（上限從1948年擴展到1945年，下限從1975年擴展到1999年），篇幅的增加（從6萬字增加到了9萬字），更重要的變化還在于側重對當代文學制度的起源、發展的相關資料的收錄。史料的增減變化，反映了當代文學史研究方法論的變遷。除了洪子誠，當代文學研究者里大力提倡史料研究并做了重要探索的還有吳秀明、程光煒和黃發有。具體可參見吳秀明：《一場遲到了的“學術再發動”——當代文學史料研究的意義、特點與問題》，《學術月刊》2016年第9期。

②［荷蘭］任博德（Rens Bod）：《人文學的歷史——被遺忘的科學》，徐德林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第294頁。

③互聯網普及大都圍繞教育機構進行。日本首次接入互聯網是1984年，韓國是1982年，中國大陸是1987年，中國臺灣也是1987年。真正進入普及化的時間點（ADSL網商用時間），日本和韓國都是1999年，中國大陸是2002年。參見：彭蘭：《中國網絡媒體的第一個十年》，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第16頁；［韓］NCA：《韓國互聯網白皮書（圖片）》，2008年，第60頁；［日］《iNTERNNET magazine Reboot》2017年1號，第41頁。［韓］電子新聞社（圖片）：《情報通信年鑒》，2007年，第328頁；［日］日本総合研究所：《Japan research review》2002年12卷1-6號，第78頁；中國5年寬帶路，網易科技，http：//tech.163.com/special/00092OGQ/broadband.html；https：//www.daj.jp/hist-ory/internet/。

④譚天：《網絡文學發展早期的“精英”與“小白”之爭——龍的天空論壇三次論戰綜述》，《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0年第6期。

⑤⑦⑧崔宰溶：《網絡文學研究的困境與突破——網絡文學的土著理論與網絡性》，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第50、50-51、60頁。

⑥莊庸、安迪斯晨風曾提出“網生評論家”的概念，即“網絡上成長起來的評論家”（見《網絡文學評論》2019年第1期“網生評論家”專欄“主持人語”）。如其所言，作為“網絡文學評論界不可忽視的一股新生力量”，“網生評論家”的批評實踐已經超出網文圈，有進入主流化的傾向。筆者定義的“網絡文學原生評論家”的概念，主要指僅在網文圈內發言的著名粉絲評論者和推文大V，特別是早年在龍的天空論壇活躍的評論家，如段偉（weid）、暗黑之川（kind-red）等。對于安迪斯晨風等開始進入主流評論空間的“網生評論家”，雖然也包括在內，但對其評論內容要做區分。“原生評論”還是指網絡原生環境下生發、主要在網絡空間內部產生影響的評論。

⑨早在2014年左右，史料研究就成為中國當代文學從國家到地方各種研究立項的熱門選題。《文藝爭鳴》《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學術月刊》《南方文壇》《現代中文學刊》等雜志先后刊發中國當代文學史料研究的相關論文。同時也有一大批當代文學史料相關著作出版，包括洪子誠的《材料與注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吳秀明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料問題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中國當代文學史料叢書”（浙江大學出版社）；吳俊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料編年》出版，等等。除了整理舊有材料，還有大量當代作家、學者年譜的編寫工作業已展開，有代表性的是《東吳學術》策劃的“年譜叢書”系列。參閱布莉莉、黃發有的《〈東吳學術〉“學術年譜”與當代文學史料研究》（《小說評論》2016年第1期）。

⑩吳秀明：《史料學：當代文學研究面臨的一次重要“戰略轉移”》，《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2年第2期。

?吳秀明：《一場遲到了的“學術再發動”——當代文學史料研究的意義、特點與問題》，《學術月刊》2016年第9期。

?唐弢：《當代文學不宜寫史》，《文匯報》1985年10月29日。施蟄存：《當代事，不成“史”》，《文匯報》1985年12月2日。

?黃修己：《從“學以致用”走向“分析整理”的過程——20世紀90年代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取向》，《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4期。

?程光煒：《當代文學的“歷史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第80-83頁。

?參閱拙文：《網絡文學的“斷代史”與“傳統網文”的經典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