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主題：《亞當·斯密傳》新書分享會

時間：2021年3月19日晚7：00至9：00

地點：單向空間·大悅城店

嘉賓：朱嘉明 經濟學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博士

何懷宏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主辦：中信出版集團

為什么大家對亞當·斯密

有那么多的誤解

主持人：亞當·斯密被譽為“現代經濟學之父”，即便大家不了解他的生平，也多半聽說過這幾個詞——“看不見的手”、市場經濟、勞動分工。亞當·斯密被一部分批評者認為是資本主義和個人自由的鼓吹者，是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推動者，是不平等和個人私利的辯護人。但是在《亞當·斯密傳——現代經濟學之父的思想》這本書中，作者告訴大家這其實是對亞當·斯密的一種誤解。

朱嘉明：亞當·斯密是1723年出生，1790年去世的。1723年在中國發生了什么？雍正繼位。亞當·斯密生活的年代，他生平的絕大多數時間對應中國的清朝雍正、乾隆年代。亞當·斯密死后5年，中國進入嘉慶年代。

我們可以這樣想象，從清朝雍正年間到乾隆年間，在英國有一個蘇格蘭人叫亞當·斯密，寫了《國富論》這本書。這樣我們會想一個更深的問題，在18世紀的世界背景下，在中國有沒有人會像亞當·斯密，或者像和亞當·斯密同時代最有影響的哲學家休謨那樣，來考慮各方面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回到今天的主題——“在焦慮時代重遇啟蒙”。為什么我們處在一個焦慮時代？在這個焦慮時代，為什么需要啟蒙？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回到另外一個可以對比的事實，亞當·斯密在1759年寫了《道德情操論》，寫這本書的時候他是青壯年，35歲。35歲之后，他又寫了《國富論》。

那么亞當·斯密所處的是否是焦慮時代？在我看來，那也是一個焦慮時代。正由于那樣的焦慮狀態下，所以才有在18世紀下半葉發生的啟蒙運動。啟蒙運動的本質是講理性，講人如何擺脫各種各樣外在的精神桎梏，如何用理性來解決在焦慮時代的所有困境。

這樣就可以引出第三個問題，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道德情操論》、他生前沒有發表的法學方面的著作，以及他對天體的研究，所有這些東西，他的經濟學或者他對倫理道德的思考，都屬于理性主義的表現。“看不見的手”是非理性的，但其思想恰恰是基于理性的前提，他在啟蒙主義思潮的背景下，探討經濟問題。

我總結一下以上講的觀點，第一個是與中國做橫向的對比。第二個是在18世紀，從1759年發表《道德情操論》一直到發表《國富論》，亞當·斯密對《道德情操論》進行了多次修改，這反映了他實際上始終沒有放棄他啟蒙主義者的立場，他遵循理性主義的態度來對待他所處時代的經濟狀態和經濟特征。

那么后面我們還會討論一個問題，就是在我的觀點中，為什么大家對亞當·斯密有那么多的誤解？為什么這個誤解在中國顯得那么嚴重？為什么嚴重的誤解造成了值得重視的后果？

何懷宏：在今天這個時代回顧200多年前，當時開啟的一個時代對我們今天的時代造成了深刻影響，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人物就是亞當·斯密。我很懷念也很喜歡、欣賞那個時代，只要看看亞當·斯密的通信集，就可以了解到，在18世紀初，英格蘭與蘇格蘭合并，當時激烈的戰爭與社會動蕩很少，經濟貿易發展得很好，知識分子的交流很密切。尤其是18世紀的蘇格蘭還發生了啟蒙運動，出現了包括亞當·斯密、休謨、哈奇森、弗格森等一批人。那個時候的蘇格蘭有足夠的和平與安寧，在那個時代，休謨和亞當·斯密結下了友誼，休謨的哲學對亞當·斯密造成了很大的影響。所以我覺得那個時代還是相當充滿希望的，也比較單純。

《亞當·斯密傳》這本書，我感覺它中規中矩，它肯定了亞當·斯密提到的商業社會市場，這是它的中心議題，但也論及了另外的方面，比如說政府的作用，還有平等的問題。

經濟體系需要被一個

更大的“社會道德”所控制

主持人：我們一直有這種疑惑，為什么作為經濟學家的亞當·斯密在后來的社會發展中大行其道，被推到非常高的位置，而他關于哲學、倫理學、社會學的理念，在今天處于邊緣？

朱嘉明：亞當·斯密的思想是由三個部分構成的，首先是《道德情操論》，第二是經濟學，第三是法學。人們對一個偉大思想家的印象，常常以他最突出的成就作為標準。但事實上，他沒被關注的東西，甚至比其他同行更加了不起。亞當·斯密就是這樣的人。

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最激烈批判的是曼德維爾的《蜜蜂的寓言》。它說有一個蜜蜂的王國，國王是大壞蛋，其他的蜜蜂也都是大壞蛋。每個人都貪婪、自私、卑鄙無恥，每個人都在最大限度地獲得自己的利益。結果蜜蜂王國繁榮昌盛。后來有一天國王良心發現，說這樣不行，我們現在要講講道德，講講所謂的節儉，講講所謂的樸素。于是大家都要壓抑自己的貪婪，于是這個蜜蜂王國就崩潰了，從繁榮走向蕭條，從蕭條走向衰落。

這在當時的英國是爭論不休的。是不是因為私人的惡德能導致公益的結果，就承認惡德？如果世界所有的公益都要基于貪婪、自私、無恥，來實現構成客觀上的繁榮，那么這樣的成本是不是絕大多數人能夠承受的？是不是在這個社會里，絕大多數人只有參加惡德的游戲，才能獲得自己存在的可能性？我的立場是否定這個結論。 亞當·斯密對所有問題的討論，也是基于他對惡德的否定，基于他不承認惡德的集合、惡德的相互作用會導致一個正義和公益的后果。這是本質問題。

從這樣的基礎出發，我們可以理解他是怎么來看待政府和市場關系的。在亞當·斯密看來，經濟體系是嵌入到社會體系中的，所以經濟需要被一個更大的形態所控制，這個形態是社會，這個形態的底色是道德。當你實施所有經濟行為的時候，有一個底線是不能夠觸犯的，就是良知。你的利益不能在損人的基礎上實現，惡德在經濟行為中必須被扼制，所以市場不應該是放任的。

我為什么為《亞當·斯密傳》這本書寫序，我為什么對這本書這樣肯定？道理很簡單，這本書告訴我們，亞當·斯密不是人們通常所理解的那個“經濟學之父”，他支持商業社會，他看到了商業社會的積極一面，但他同時對商人做非常不客氣的批評；他主張自由貿易，但他堅決反對奴隸貿易，這都是他。他的《國富論》大篇幅地講教育，講對貧民的教育將使整個社會受益。他講了國家、公益社會、公共產品，所有這些問題本身是關于如何面對貧富差別，關于窮人或者社會的絕大多數人，如何改變他們的無助。這是亞當·斯密關心的，這是一個真實的亞當·斯密。

在修改最后一版《道德情操論》時，他還加了一章《論嫌貧愛富、貴尊賤卑的傾向所導致的道德情操之腐敗》。那時候人類的平均壽命短，他死的時候還沒有我現在歲數大。在他生命的最后階段，在他垂垂老矣的時候，他想的是道德腐敗，他認為這是最大的問題。“看不見的手”，在他的整個著作中幾乎不占一席之位，但是這一點卻被庸俗化和絕對地放大。

當代的焦慮來源于

“怎么學習都跟不上時代”

朱嘉明：回到我們今天的主題，討論亞當·斯密時代，就是18世紀后半葉的焦慮，那個時候的焦慮和今天的焦慮到底有哪些差別？我們今天的啟蒙，和那個時候亞當·斯密包括康德加入的啟蒙，到底有哪些差別？差別非常明顯。

亞當·斯密的那個時代，是一個從農耕社會到工業革命之前的時代。在亞當·斯密死了之后，才有狂飆性的工業革命開始之后的商業社會，是重商主義的時代。那時候發生了巨大的社會轉型，倫敦遍地是垃圾，到處是污水，泰晤士河臟得一塌糊涂，到處是霧霾。在那樣的時代，人們焦慮是不是能活下去的問題。

當時，所有大資產階級正在形成之中，資本正在影響整個英國的走向。道德淪喪、禮崩樂壞，所以他首先寫的是《道德情操論》，呼吁人們把同情心放在首位，強調同情心是一切道德的前提和本原。但是他覺得不夠，在這個社會，我們怎樣用道德來解釋經濟問題呢？于是他寫了《國富論》，他強調法律。《國富論》的本質是怎么樣建立道德的基礎和秩序，而不是放任自由，不是通過所謂的市場經濟把所有的國家都變成曼德維爾的蜜蜂王國，用惡德最后實現絕大多數人的平等和幸福。

回到今天，我們是從后工業社會向數字經濟、向信息化改變，這個社會的焦慮不是絕大多數人饑寒交迫的問題，而是所有人被科學、被技術、被一切迅速的改變所推動的時代，是一個怎樣學習都跟不上的時代，所以大家焦慮。這是另外一個焦慮。在這樣的焦慮下，到底靠什么？我認為現在只能靠理性。不靠理性，靠浪漫主義？靠民粹主義？都不行。至少它們都有巨大的缺陷。

理性無非是強調這幾個問題，因為我們相信我們是有理性的，我們需要溝通，我們互相信任，我們需要建立一些新的標準，要訴諸一些秩序，這是理性。不這樣怎么辦？沒有理性，疫情怎么控制？這次疫情就是一次證明，證明了沒有其他辦法，只有理性。第二個是科學。你可以說科學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這個世界被科學改變，我們必須承認科學把我們不斷帶入一種新的狀態，我們要接受科學。第三，我們要有人文關懷，要有人文主義。

只有這樣，每一個人的孤獨才能夠得到相當的改善。在這樣的意義上，我們就會理解亞當·斯密和我們原來聽說的是不一樣的。

二百多年前那場啟蒙運動

有三大局限

主持人：非常想聽何老師作為一個哲學家分享一下，我們應該如何更好、更正確地理解啟蒙時代的思想，理解亞當·斯密提出來的這樣一些理論？

何懷宏：我有一些觀點跟很多人可能不一樣。我覺得200多年的啟蒙，一方面雖然取得了相當偉大的成就，比如說史蒂芬·平克在《當下的啟蒙》中所寫的那樣一種巨大的進步。但是另外一方面，還有一些相當重要的問題沒有解決，現在僅僅靠啟蒙，或者是進步至此的啟蒙依然解決不了問題。

啟蒙沒有解決欲望的問題，甚至對它推波助瀾。任何社會，包括古代輝煌的雅典、偉大的羅馬，它們都從節制的中道走向到欲望的放縱，結果都毀滅了。我們可以具體分析一下現代主要的欲望——物質的欲望和身體的欲望，好像已經成為主流。但批評物欲和消費主義不能只是怪罪于市場，也不宜過度批判。

我們所關心的，這里其實分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我們的感覺，包括亞當·斯密在內，我們可以感到一種對許多人的同情，對他們追求財富，或者說好的物質生活的一種相當的同情。而市場，相對于管制經濟或者計劃經濟來說，是最能實現這種致富愿望的手段。西方反感物欲的學者往往都是到批判市場、批判資本為止。但是后面是什么呢？大多數人更希望的是什么？他要尋找一個最好的手段，他們也不想損人利己，但是他們會希望物質生活不斷增長，想要一天比一天好的物質生活。

許多啟蒙學者經常犯一個錯誤，他們覺得只要相當程度上滿足了人們的物質欲望，社會就會自然而然地走向精神社會，走向藝術或者其他的方向。我們看到這種結果了嗎？我們可能還是更多地希望更好的物質生活，更多的欲望得到滿足。人類的歷史，我有時候開玩笑說就是奢侈品不斷變為必需品的歷史。啟蒙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對人性的認識有所不足，沒有解決欲望節制的問題。

第二，啟蒙沒有解決團結的問題。我們今天看到的社會，包括政治社會，包括美國、歐洲、西方的內部都有分裂乃至對抗。不是逐漸平緩，反而是越演越烈。

第三，最重要的，啟蒙沒有解決啟蒙本身的難題。啟蒙的含義是什么？用康德的話說是公開和獨立地運用自己的理性。但是我們現在更多看到民粹主義，或者是反智主義盛行，為什么會發生這些問題？我覺得和啟蒙單一方向的進步主義有關，今天也依然如此。所以我們也許需要調整啟蒙的方向和節奏，也要看到啟蒙本身所包含的蒙昧，尤其是對人性的蒙昧。

“啟蒙”這個詞，可以理解為啟發和照亮蒙昧。我們還有一個詞叫“啟明星”，在黎明的時候首先出現在天空，開啟光明。所以我們到底是在照亮蒙昧還是開啟新的蒙昧？需要思考這個問題。我一向反對高調，無論是社會的高調，還是道德的高調。我也不太相信人的無限可完善性。

我覺得亞當·斯密還是相當低調的，他有底線。包括他所說的，他覺得應當自立、自愛，他并非倡導損人利己，也不倡導自私。他對普通人所追求的，包括物質的追求也有相當的寬容、理解，也知道對他們來說最好的方式是什么。亞當·斯密意識到，市場本身也有一種道德性，可以反對強制、干預，但是任由道德走向高調的話，那肯定不能實現。人不像動物，人還有精神生活，但現代社會看來很難變成一個像希臘、羅馬那樣偉大或輝煌的社會。

區塊鏈等新技術

可以成為解決焦慮問題的新手段

提問1：老師好，我今天來，因為我自己也處在特別焦慮的時間段。最近正想要轉行，獲得一些成長，所以我一直在各種學習。但是在學習當中會很迷失自己，就覺得這種焦慮會打亂我本身的方向。這樣迷茫的階段應該怎么樣去面對？

朱嘉明：我把問題簡單化。首先我現在也很焦慮，咱們是同一個戰壕里的。只是我的焦慮和你的焦慮不一樣。假如說我要爭取工作到90歲，現在還有20年，我怎么安排這20年呢？我會焦慮嗎？你想你20年后變成中年婦女了，那時會怎么樣？每個人的焦慮都有差別。

第一，我們處在一個不確定的時代，這是焦慮的第一個特征。

第二個特征，就是在這個時代，同時發生的東西，比如說科學、人文、社會、政治、經濟，每天都發生大量的問題，而且大量的問題在今天體現成一個現象，就是無休止大規模的信息爆炸。每一個人都被信息包圍、控制、壟斷。你不斷接受信息、分析信息、理解信息，處在完全不對稱的時代。你不知道還不行，而知道需要花太多的時間。所以信息使焦慮嚴重化。

第三，更大的問題，就是所有的焦慮和你對焦慮的克服都會互相傳染。你傳染你的父母，你們父母再影響你，你傳染給周圍的人，這就變成一個共振現象。如果反觀20世紀的焦慮、19世紀的焦慮和現在的焦慮，如果寫人類焦慮史，現在的焦慮是最有挑戰的焦慮。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今天講理性，講18世紀的理性和18世紀的啟蒙，當時它訴諸精英，通過精英來解決社會在那個焦慮時代該怎么辦的問題。今天，我認為精英時代迅速地過去了，這個時代需要大家自組織，一起來想辦法解決我們所有人面臨的焦慮問題。

可能有些人知道，我一直支持區塊鏈，支持數字經濟，我現在真的支持NFC、NFT。為什么呢？我認為這些東西都是解決焦慮的一種手段。我們現在要靠新的辦法來化解一個時代的焦慮，通過理性、科學的辦法來尋找解決我們時代焦慮的方法。

提問2：關于區塊鏈和NFT這樣的新興技術有助于幫助人緩解焦慮，能不能展開談談。

朱嘉明：展開是展開不了了。我想說大家仔細想想，焦慮和情感緊密結合在一起，比如孤獨、變化。在我們今天這個時代的最大焦慮，是在信息爆炸的情況下，每個人其實是被信息割裂的，每個人都是信息的孤島。在被邊緣和被孤島化的過程中，人們期望得到所謂的溫暖，希望自己的價值被別人承認，希望被別人尊重。

那么實現這些東西，在今天這樣80億人口的人類社會，現在有一種工具，就是區塊鏈。區塊鏈可以讓你實現自組織。今天NFT可以實現自我表現，讓別人去承認你的價值。這些東西不是解決焦慮的靈丹妙藥，但是至少它在一定程度上，使我們產生一個想象力，這個想象力是我們大家一起來探討在21世紀這個時代，我們比不上康德，但是我們想點辦法自娛自樂也是一個今天的啟蒙運動。

提問3：想問朱老師一個問題，除了通過一本書籍的分享，是否有更多、更積極、系統性的努力是可以復制的？

朱嘉明：首先第一條，在一個焦慮的時代，別說一本書，一千本書都解決不了人們普遍的焦慮。我并不認為在焦慮時代有單一的辦法來解決普遍性、蔓延性的焦慮。

但是為什么《亞當·斯密傳》這本書很有意義呢？亞當·斯密是一個巨大的歷史符號，這個歷史符號有巨大的沖擊性。沖擊性在于什么呢？亞當·斯密影響的人絕大多數沒讀過亞當·斯密，也沒有認真讀亞當·斯密。這會造成這樣的結果，不是亞當·斯密本身多么重要，而是亞當·斯密作為一種符號，作為一種現象太重要。

改變這種亞當·斯密被誤讀、被誤導的現象，背后是如何看待市場經濟，包括我們怎么看待人性，看待消費主義，看待物質主義這樣一系列的問題，所以這本書的價值就在這里。嚴格來說是借題發揮，但是歷史總是需要借到一些問題來把很多問題串聯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