搖搖籃的手 搖動了世界
仿佛跟隨著緩緩移動的長鏡頭,眼睜睜看著清朝末年的亂世里,一個小腳女人,翻越大山走出湖南,走進上海,走進武漢,走向巴黎,走得風生水起、驚天動地。
這個女人是被舞臺忽略或注視不多的人,是歷史煙塵中散發出獨特光彩但還挖掘不夠的人。每個人都有一生的旅途要走,每個女人都有自己的高光時刻,但這個女人的旅途如此遙遠,她的“高光”如此奪目,以至于超越了時代,至今仍然呼喚著我們心中深藏的景仰。
這個女人就是中國共產黨創始人和早期領導人蔡和森、向警予、蔡暢的母親葛健豪。武漢京劇院以《母親》之名將其搬上舞臺。葛健豪以她的奇特經歷和非凡作為,為戲劇舞臺貢獻了獨特的素材資源。在紅色題材的選擇開掘呈現上,《母親》顯示出不凡的鏡鑒價值和啟示作用。
《母親》鎖定了葛健豪的一生經歷加以結構。著重描繪一個舊時代中最早覺醒的傳奇女人;一個具有健全人格、健全心靈及人性光彩的新女性;一個伴隨子女走向世界追求光明奉獻一生的革命母親。這樣豐富多元的母親形象無疑為戲劇舞臺提供了諸多的表述可能。
作品選擇葛健豪傳奇一生作為主線時,將重點放在了人物奇與剛的建設上。奇說的是經歷,剛指向的是性格。兩者的結合構成人物與眾不同的戲劇行為。“攜兒帶女千里行,來到上海尋夫君。”大幕拉開,從湖南老家千里迢迢趕來上海尋夫的葛健豪,看到屋內游手好閑、吸食鴉片、金屋藏嬌的丈夫時,異常憤怒,忍無可忍,羞憤之下,毅然休夫。在夫為妻綱、出嫁從夫的上世紀之初,這一舉動無異于一聲驚雷在亂世炸響。緊接著又有一串驚雷響起,回鄉之后,當丈夫以500塊大洋將13歲的小女兒蔡暢賣給老翁時,她決然帶著孩子遠走長沙,并將兒女送進學堂,自己也以50歲年紀報名上學,當眾改名葛健豪,立誓要健壯豪放。學校拒絕接收時她毫不退縮,最終被破格與兒孫三代一起同窗就學。“死里逃生到此地,誓做一回大寫的人”。葛健豪當時的入學,打破了全國所有學堂的先例,無任何一個女人如她這般奇崛。《母親》對葛健豪性格和經歷的構建,簡潔明快、峰回路轉。她堅毅果敢、自立自強,敢于向命運挑戰的性格和勇氣,在休夫、入學兩場戲中,被營造得充滿戲劇意味,成為令人印象深刻的戲劇瞬間。
葛健豪極令人景仰之處,是她對革命的向往和追隨,這鋪就了一個偉大母親的精神底色。葛健豪本身沒有馬列主義理論背景,也沒有直接參加革命。但她在“烏云翻滾、國將不國”之際,支持兒女的革命事業,為他們扛起所有的困難,由對兒女的追隨最終變成與兒女共理想。這在所有的母親形象中別具一格。“求索”“留洋”“別子”三場戲中,葛健豪賣掉祖傳首飾,鼓勵蔡和森、向警予、蔡暢奔赴法國尋求救國真理。54歲那年,她伴隨兒女遠渡重洋赴法勤工儉學。為補貼兒女學費、生活費,自制繡品在大街上售賣,她像孩子一樣攻讀法文,支持兒女建立中國共產黨的主張。法國當局排擠中國的勤工儉學時,她邁著小腳走在抗議隊伍前列,自制的“求學權生存權”旗幟成為巴黎游行隊伍中最壯觀的風景。葛健豪的傳奇經歷和內心向往為人物的戲劇行為賦予了諸多看點。回國后,向警予在武漢壯烈犧牲,革命陷入低潮。她帶著孫輩去上海掩護黨的骨干力量,面對三個子女先后犧牲的巨大打擊,依然選擇跟黨奮斗前行,并且自辦女校,培養烈士遺孤。她將身邊的最后一名孫兒送往延安時,才知曉兒子蔡和森犧牲的消息。這么一個具有生活質感和歷史精神平凡而偉大的母親,為戲劇舞臺注入了非凡的藝術力量。
1943年,葛健豪走完人生最后旅程時,毛澤東同志寫下挽聯:“老婦人新婦道,兒英烈女英雄。”當時輿論界尊稱她為:“20世紀最驚人的婦人”。這位一生行走于蒼茫大地的小腳母親,為子女、為革命付出了一切。她的一生是傳奇的一生,又是革命的一生。她托起的不僅是一個家庭,更是一個災難深重民族的美好希望。《母親》以片段式散點勾描,對葛健豪從平凡走向偉大、從黑暗走向光明,用生命譜寫滿門忠烈頌歌的獨特經歷和高尚情懷,做了生動形象的藝術透視,彰顯了一位革命母親成長中的奇崛與信仰。
這出戲或許帶有文獻劇、革命歷史劇的特征,但又不僅僅是個人情感和命運的展示,在某種意義上,她的不斷行走,既是向命運挑戰,又是向黑暗社會挑戰,更是個體生命與宏大歷史的碰撞與契合,而且她的身影時常躍出世俗的歷史煙塵閃爍耀眼的光澤。換句話說,葛健豪的一生行走與時代脈動相契合,甚至走在時代前面,做了時代的引領者,她的決絕與堅守書寫了千古罕見的人間奇跡。《母親》選擇具有強烈戲劇意味的跳躍式片段,以及創意性的舞臺呈現,凸顯了對題材開掘、京劇時尚表達的新思考。
全劇呈現革命母親傳奇剛烈的一生,也努力以當代視野、開放的眼光打開符合新時代觀眾需求的審美通道。舞臺呈現上堅守戲曲傳統的程式和手法,嘗試守正中的大膽創新,將紅色題材戲曲創作進行胸懷與創意的對接。依據劇情和人物不斷行走的需要,舞臺設置上突破逼仄的框架而大開大合,又為演員留下充分表演的空間。一方面,多元藝術方式、現代傳媒手段的運用,舞美、燈光結合投影、視頻的多層次使用,向警予犧牲時天幕上漫天灑落的血跡,葛健豪揮舞著大旗在巴黎游行時的全屏投影等,讓戲曲與寫實達成新的默契。在具有現代美感的舞臺場景中,一雙小腳從湖南走向上海再走向法國的動作設計,也努力與場景相宜,虛實相生、遠近相銜,延伸了京劇舞臺多方位塑造人物、調度藝術景觀的原有空間。另一方面,主演劉子微為呈現葛健豪“三寸金蓮走世界”的情節,全程踩蹺出演,其間用“小腳”完成了跳繩、康康舞等高難度動作,體現了演員對傳統戲曲“蹺功”的傳承。劇中“小腳舞”“跳繩舞”,母子協力傳遞、揮舞大旗等段落,均化入京劇程式,賦予燈光和投影等現代技術以寫意調性,又融入歌劇舞劇之手法,體現了京劇程式不斷拓展的新收獲。劉子微第一次由青衣跨行出演老旦,也在表演上大膽突破和超越了自我。古老京劇與革命歷史的當代審美觀照,對紅色題材、京劇舞臺如何更有活力的把革命故事講給現代人聽,提供了有益的藝術借鑒。
交響樂伴奏,將西洋歌隊和中國戲曲結合,也是二度創作引人矚目之處。純正的京劇唱腔中,吸納歌劇、山歌、話劇、舞蹈的諸多元素,將幫唱、伴唱、合唱、歌隊引進來。歌隊的多次出現,不僅是歌唱,也參與演繹人物的內心情感,成為戲劇情節的有機組成部分。歌隊每一次出現都是在人物內心最激動的時候,成為挖掘人物內心最隱秘、最光彩時刻的烘托者。京劇與多種藝術形式的對話、交融,包括舞臺的有機調度,為《母親》帶來雄渾有力的氣氛和壯闊場景。
京劇發展到今天,或者說藝術進入新時代,如何在觀念、思維、手段上體現當代性、創造性,體現時代的精神與氣象,讓觀眾在劇場里享受藝術、感動思考,尤其是京劇現代戲,表現形式上如何提供新視域,題材挖掘上如何提供新內涵,以釋放京劇藝術魅力,讓文化自信抵入人心,這幾方面,《母親》提供的啟示可能超越了一部戲的意義。
舞臺表達形式的獨特,是主創者為當代觀眾開啟新的視聽過程的嘗試。導演黃定山設計了一條不同以往的路徑。把紅色資源與現代感、革命化與戲曲化、東方與西方藝術形式大膽融合,豐富了京劇舞臺的表現空間,提升了人物大氣恢宏的審美表現力。葛健豪一家出了四位名人,蔡和森、向警予、蔡暢、李富春,他們都曾經是中共中央委員,蔡和森、李富春還先后擔任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這樣的家庭在湖南乃至全中國只有一個。這四位名人的母親不是黨員,卻和她的兒女們一起立傳于《中共黨史人物傳》,這樣的母親在湖南乃至全中國也只有一個。她是站在黨旗后面的偉大母親。這樣的母親,以舞臺的開闊恢宏、跌宕起伏、虛實兼濟進行創意性呈現,并由此提供紅色題材母親形象中的“這一個”,是創作者真誠致敬革命先輩的藝術印證。
《母親》之所以有獨到的人物和題材,是因為革命母親的博大胸懷、信仰之美早已令編劇趙瑞泰動容。他在查閱了1000多萬字的資料,拜訪近20位黨史人物,5次拜謁湖南雙峰的葛健豪故居后,最終提煉出:一雙搖搖籃的手,搖動了整個時代的精到表達。以母性、人性光輝,撥開歷史煙塵,讓人們見識這位革命母親用小腳走出的璀璨芳華。編劇的創作經歷說明,自己被感動才能感動觀眾;深入生活深處才能在眾多母親形象中去發現與眾不同的母親;俯下身段去挖掘歷史資源時,彰顯信仰之美、人性之美,才能讓觀眾心動、共鳴。
從這部戲的創作與呈現中,我們可以收獲諸多感悟。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百年波瀾壯闊的斗爭歷史中,所有的紅色資源都有重新回望、真誠叩問的價值,都有藝術工作者創造性轉化、創新性思考的寬闊空間。將真實歷史中行走的人物進行創造性挖掘,讓他們和當代觀眾產生互動,感受彼此,引發共鳴,是老問題也是新話題。在新時代藝術的不斷精進中,葛健豪的人生和她選擇的道路,她生命中所蘊含的巨大民族精神力量,以及無數從平凡走向偉大的母親形象,都期待藝術工作者關注、重構、創造,為革命歷史題材和戲劇的年輕化、當代化作出新示范,讓歷史故事的精魂在今天重放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