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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浸潤著無數革命者奮斗的汗水和滾燙的熱血。在這諸多的革命者中，蔣光慈無疑是其中最為重要的一員。他是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先行者，是中國“普羅列塔利亞”的最初代言人。他曾言：“我生適值革命怒潮浩蕩之時，一點心靈早燃燒著無涯際的紅火。我愿勉勵為東亞革命的歌者。”（《新夢·自序》）蔣光慈以“東亞革命的歌者”自況，同拜倫作比，并將“革命”視為一生的追求與信仰。他以敏感的心靈捕捉動蕩時代的脈搏，以崇高的革命理想和粗獷的吶喊之聲尋繹拯救人民于水火的救亡圖存之路。他誓言要為祖國與人民征戰一生，灑盡最后一滴熱血。可以說，蔣光慈與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是血濃于水的關系，因此，只有將蔣光慈放置在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波瀾壯闊的歷史語境中加以考察，才能更加準確地認識這位革命拓荒者對于中國革命史和新文學發展史的特殊意義。

蔣光慈自幼家境貧寒，從小就對階級、民族壓迫有著刻骨銘心的體驗與感受。中小學期間，他偏愛陸游的愛國詩章，自號“俠生”，其寓意就是希望將來能做一個俠客，懲治貪官污吏。1920年，蔣光慈通過陳獨秀、陳望道、李漢俊的介紹加入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進入中國共產黨創辦的“外國語學社”學習俄語。此間，他開始閱讀《共產黨宣言》等革命理論著作，較為系統地學習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并開始深入思考中國革命問題。此時，蔣光慈不僅從理論上豐實自身，還積極從事革命實踐活動，他印發傳單、做工、游行，深入群眾當中，完全把自己投入到了革命的洪流之中。

1921年，蔣光慈接受黨組織安排，懷著朝圣的激動心情，與劉少奇、任弼時、肖勁光等人歷經艱險投身革命之都莫斯科的懷抱，在這里度過了為期4年的留學生涯。蘇俄經歷對蔣光慈革命文學思想的成熟產生了重要影響。此間，他努力學習俄語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同時閱讀了大量俄國古典名著，對托爾斯泰、高爾基、勃洛克等文學大師的作品都有所涉獵。此外，蔣光慈還積極參加蘇俄布爾什維克組織的各項活動，體驗十月革命后蘇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建設。他曾在克里姆林宮現場聆聽列寧的講話，在紅場與列寧一起參加星期六共產主義義務勞動，同時他還曾參與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和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并在莫斯科正式成為一名中國共產黨黨員。正是在這一意義上蔣光慈將革命圣地莫斯科視為“親愛的乳娘”與“第二故鄉”。

蔣光慈懷著如焚的激情，熱情地謳歌十月革命的國際意義，深情地禮贊“乳娘”的養育之恩，并開始在思想養分最為豐富的革命之都莫斯科孕育自己的詩篇。《新夢》集便是詩人在革命之都創作的第一部紅色革命詩集。在詩集中，他深情地贊美“莫斯科的雪花白，莫斯科的旗幟紅”（《莫斯科吟》）；熱烈地吟唱“莫斯科的旗幟把我的血液染紅了”（《新夢》）；奮力地呼吁“遠東被壓迫的人們起來吧，我們拯救自己命運的悲哀，快啊！快啊！……革命！”（《太平洋中的惡象》）蔣光慈的這部詩集，在當時極大地適應了中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鼓舞了青年的斗爭情緒，充分彰顯出這部寫于蘇俄、出版于五卅前夜的詩集的重大時代與歷史意義，正是基于此，錢杏邨曾在1928年發表的《蔣光慈與革命文學》一文中評價《新夢》“是中國革命文學著作的開山祖”。

俄國十月革命的耳濡目染，促發蔣光慈在回國的歲月里，始終將“革命”作為文學創作的中心語匯，將無產階級革命和實現共產主義視為拯救苦難中國的“圣經”。蔣光慈回國后的文學創作，以1927年的《野祭》為標志，大致分為前后兩個時期。詩集《哀中國》延續了《新夢》中反抗戰歌的基調，只是真摯的贊詞被沉痛的嘆息所替代，革命現實主義的悵惘掩蓋了革命浪漫主義的激情，但作品中浸染的依然是濃郁的愛國主義情感。與《哀中國》創作同期，蔣光慈開始了小說創作。蔣光慈是第一個以革命視角為出發點來從事小說創作并獲得較高成就的作家，從其作品中，我們能夠非常直觀地領略到革命小說的風采。《少年漂泊者》回答了時代青年的道路選擇問題，彰顯了在道路選擇過程中，革命世界觀的先進性與優越性。因此郭沫若曾言，《少年漂泊者》是“革命時代的前茅”（方銘：《蔣光慈研究資料》）。《短褲黨》創作于上海工人武裝起義發生后不到半個月的時間里，雖因有報告文學的特點而略顯粗糙，但卻顯示了作家為革命斗爭自覺服務的責任感，因此成為“中國革命史上的一個證據”（《短褲黨·寫在本書的前面》）。《咆哮了的土地》（后更名為《田野的風》）是一部以革命現實主義的筆觸，從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來研究早期農民運動的長篇小說，也是蔣光慈生前的最后一部力作，標志著作家的革命思想已經走向成熟。

蔣光慈不僅在革命詩歌和革命小說方面有著重要建樹，而且在革命文藝理論和批評實踐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貢獻。1924年蔣光慈在《無產階級革命與文化》一文中明確地指出文學具有階級性：“因為社會中有階級的差別，文化亦隨之而含有階級性……現代的文化是階級的文化！”另外，當時很多進步人士對中國共產黨的文化政策不甚了解，甚至偏狹地認為當無產階級成為領導者后會粗暴地踐踏和摧毀人類文化遺產。蔣光慈依照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論述，表明了批判地繼承優秀民族文化遺產的態度：“共產主義者對于帝王的冠冕可以踐踏，但是對于詩人的心血——海涅的《織工》、歌德的《浮士德》，仍是歌頌，仍是尊崇！”“整理過去的文化，創造將來的文化，這種責任，也只有無產階級能夠負擔。”這就辯證而有效地解決了無產階級建設新文化與繼承舊傳統之間的復雜問題。在《關于革命文學》一文中，蔣光慈強調革命作家必須自覺為無產階級事業服務的責任與使命，認為革命作家需同時具備“革命情緒的素養”、“對于革命的信心”，以及“對于革命之深切的同情”三項素質，并主張以此作為評判作家是否革命的標準。

蔣光慈不僅從文學創作和理論層面宣揚革命，而且還與眾多無產階級革命家組建社團，為宣傳馬克思主義建設理論陣地，成為傳播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的拓荒者和開辟無產階級文藝批評陣地的戰斗者。1924年11月，蔣光慈與沈澤民、王秋心等人建立了中國最早的革命文學團體春雷文學社，并創辦了中國第一個革命文學刊物《春雷文學專號》，希望能以微薄之力抵抗現代文壇的靡靡之音。1927年，左翼文藝運動蓬勃展開，蔣光慈與洪靈菲、錢杏邨等人成立革命團體太陽社，太陽社的文藝刊物《新流月報》后更名為《拓荒者》，成為中國“左聯”的機關刊物。另外，蔣光慈與瞿秋白合編的《俄羅斯文學》成為介紹蘇俄文學，傳播國際無產階級文藝運動經驗的珍貴論著，對中國革命文學理論建設具有獨特的借鑒意義。

百年風雨兼程，世紀滄桑巨變，站在今天的角度，回望歷史的晨煙暮靄，蔣光慈當之無愧是虔誠的中國左翼文藝運動戰士，是忠實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家。他的創作實踐雖坎坷短暫，但卻孜孜以求、傾盡一生，代表著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最初實績；他的革命文學理論雖不夠系統周詳，卻為中國新文學的發展和無產階級革命文藝理論的建構提供了嶄新的視角；他的革命思想雖留有草創期的痕跡，但他于最黑暗的歲月，呼喚理想，詛咒現實，與人民大眾同呼吸共命運，已成為中國現代革命思想史中極為寶貴的精神財富與資源。可以說，蔣光慈是在傾盡一生來實踐自身的革命理想，詮釋自己的革命信仰。因此，他當之無愧是普羅文學的“師”，是東亞革命的“歌者”，是中國現代革命史和文學史中不能忘記的先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