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今天確確實實是愚人節，這個愚人節的日子，對我的意義與徐則臣的意義不是那么一樣。因為大家知道我是北師大的畢業生，現在所在的京師大學堂在當年是沒有的，我無數次從這個地方走過。我的創作是從我成為北師大中文系學生后開始的，今天在這里獲得騰訊書院的文學獎，這樣的日子、這樣的地點對于我來說，它更大的意義接近一個非常美好的象征，也是非常溫暖的暗示。所以，我在這個日子里感受到的意義不是愚人，不是欺騙，會是一個非常美好的回憶。

我是很不擅長做這種主題演講，我很擅長討論別人的主題演講。幸好騰訊文化頻道的朋友給了我一個題目，這個題目“今日之現實，明日之文學”，我覺得依稀可以說一點兒。

這個題目在我的理解當中，首先想到了所謂的現實主義的文學傳統。我想傳統當中的關鍵詞永遠永遠是“現實”這兩個字，但我們又很習慣，大家通常都會習慣說這部小說是描寫現實生活的，或者大家的作品應該如何如何去反映、關注現實生活，恰好在我自己創作的觀念當中，我認為一部描寫了生活的小說不一定描寫了現實。

在我的理解當中，“現實”不是一個你想要就能有的詞，在文學作品當中，它基本是閃爍不定的、掩掩藏藏的，處于一種跟你捉迷藏的狀態。它不那么容易被發現。別人自以為描寫了大量的當下，描寫了大量的日常生活，這當中容易造成那樣一個誤會，說我描寫的現實是對于真相的理解，但別人也會認為他對所謂生活的真相的理解，值得商榷。

我自己想象當中，好的現實主義的文學有可能是繞不開當下的。因為在我的理解當中，它有可能不把讀者帶往那個喧鬧的生活中心、喧鬧的鬧市，而是有可能把你帶到一個偏僻、遭人冷落的區域、地帶，因為你有可能會發現某些被遮蔽的、細小的事物，有可能這個事物就是我所理解的生存的真相。

一直以來，人們會說作家腦子里會有很多很多想法，說起來是一套，但說不清楚。比如我剛才想說的是“通往偏僻之路”，那條路的意義在哪兒，怎么走？我也說不清楚。但是我經常會想到文本本身，我在很多場合特別喜歡拿一個短篇小說來說事兒，這個短篇小說是美國已經去世的一個作家約翰·契弗寫的，他寫過一篇我特別喜歡的短篇小說叫《一臺巨大的收音機》，我給大家描述一下這個小說的細節。

這個小說寫的是一對中產階級的夫婦，他們很喜歡古典音樂，因為是六七十年代，他們那時候聽音樂是通過收音機聽古典音樂，但是這臺收音機壞了，壞了就要買一臺新的，因此很正常的，丈夫花了很多錢，以超出他們家的預算的費用買了一臺新的收音機，音響比原來確實好一些，但是這臺收音機很快出了問題，先是受到莫名的干擾，當他打開一個他認為是古典音樂頻道的時候，收音機里突然出現了他的鄰居，就是那種中產階級大樓聚居的某一戶鄰居里廚房的聲音、炒菜的聲音，那個母親囑咐孩子快去上學的聲音。

然后這個收音機漸漸的越來越魔幻，又聽到了很多類似于鄰居的隱私，特別有趣的是他寫到一對特別體面的夫婦，喜歡開Party，家里永遠很熱鬧，有一天他突然打開收音機就聽到這戶人家夫婦的對話，他們在討論什么事情呢？Party昨天晚上結束了，今天他們要收拾殘局，突然在衛生間的地面上發現了一個鉆石，妻子就說這顆鉆石我知道是某某太太昨天在鏡子前收拾自己儀容的時候丟掉的。

那個丈夫就說他知道這顆鉆石在市場上價值200美元，他說我們明天就把它去賣掉。他們沒準備歸還。他聽到了這一對體面的中產階級夫婦的一個隱私，我覺得比較有代表性。當然更多的是通過收音機收聽到了別的住在這一棟比較體面的中產階級大樓里的所有家庭的難處和各式問題：很多夫妻婚姻當中的問題，很多家庭預算出了問題。

那個妻子很有意思，通過那個收音機對比她與別人的生活、與鄰居們的生活，相比起來就覺得自己特別幸福，至少她目前的財政沒問題，而且跟她的丈夫很相愛，家庭沒有問題，孩子沒有問題。因此即使是在窺探和竊聽當中，她也獲得了巨大的樂趣。小說還說很正常的，她的丈夫漸漸無法承受這樣的一個妻子，因為古典音樂在他們生活中漸漸被這些東西替代了，無法承受，在妻子有一次又在聽私人頻道的時候，她的丈夫有一次大發作，揭露這個比較有教養的一個中產階級婦女的很不堪的、她的鄰居不知道、讀者當時也不知道的一些不堪的過去的生活的細節。

最后寫他的妻子把手放在頻道上，最后那一筆非常厲害，這也是約翰·契弗的厲害之處，他的妻子這時候把手仍然放在那個頻道上，希望找到某一戶人家的聲音的頻道，那一戶人家是什么樣的一個特殊的聲音呢？就是那一家的人家的保姆永遠在給孩子念一個美好的童話，其中有一家的聲音是這樣的。

我一直很喜歡這個小說，這個小說在我看來從很大意義上象征了寫作、文學、時代、現實的問題，很多人說一個作家他的寫作，一個創作有可能就是一臺收音機的功能，但是這臺收音機的功能是播放天氣預報、社會新聞、時政要案時，我想這是一臺普通的收音機，但是當你有一個神秘的頻道出現，通過收音機，我們可以把它看作一種發現。也就是這時候一種纖毫必露的最真實的體現，我之所以拿這篇小說來說是出于這樣的考慮。

所以，讓人們聽到最神秘的、最室內的聲音，這被我理解為是一個作家生命當中要揭示的小說的真相之一。

還有一個問題，大家都在說現實、小說當中的現實。我一直理解為小說當中的現實在于作家的發現，在于作家的揭示不是一次性的，小說的現實很奇怪，它有兩次發現，三次發現。我覺得它很像一個開放的建筑工地，讀者參與，把這個小說涉及的所有現實方面夯實一點兒，再擴大一點兒，甚至通過批評家的闡述，小說的現實再來一次擴大、再來一次再生，我覺得是需要有這個過程的。在這個過程中，一部小說的現實有時候可以擴展，可以延伸，可以闡述，永遠可以闡述。

我也想以另外一篇小說，那篇小說比較簡單，我想就這個問題說得會比較透一點兒，因為我給同學們講短篇小說的時候，講到一篇大家不一定看的，但是我個人很喜歡拉美烏拉圭的作家馬里奧·貝內德蒂寫的一個短篇的小說叫《阿內西阿美女皇后》，情節很簡單：一個特別漂亮、特別美貌的女孩失憶了，她坐在城市最中心的廣場，因為坐在那里，因為她漂亮，所有的人都會來跟她搭話，也因為她失憶，她看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她不知道自己從哪兒來，也不知道外面人的生活、壞人好人的生活，她沒辦法判斷。

有一次就來了一個中年男人，她一看這個中年男人很可信，這個中年男人約她出去談一談、喝杯咖啡，她非常順從的就跟著那個男人走了。大叔就是大叔，他一下子把她帶到自己的公寓里，當然要做的事情大家可以想象，但這個女孩的本能出現了，她當然反抗，用了一個像玻璃瓶子一樣的東西在那個男人的臉上劃了一刀，然后就離開了，逃離了這個魔窟。

因為她失憶了，她又回到那個廣場上，坐到那里，這個小說很有意思的是，文字都在重復，那個中年男人又來了，那個中年男人又向她走來，整個小說的三段開頭都和第一段中年男人出現的樣子一樣。那個女孩看見一個中年男人走來，跟男人第一次出現的敘述唯一的不同就是那個男人臉上有一道新的傷疤，讀的時候你就發現這個失憶的女孩能不能看出來，但是因為她失憶她看不出來，她又跟他回家了，這個小說其實寫到這兒差不多就結束了。

我在跟同學們講這篇小說的時候很多是出于文本的探索，小說出現的重復，我想寫的一個失憶的女孩在人群當中的處境，這是我能想到的，是從這個女孩出發的。有一天我在跟同學們討論這個小說的時候，我說你們對這篇小說有什么看法，有一個同學看上去還不是那么聰明，他說“這個小說當中，蘇童老師你為什么沒講到這一點，那個加害者，不是受害者，那個加害者也是一個失憶癥患者，正因為他失憶，他從家里又回到了那個廣場上，又回到了那個女孩的身邊。”我說這個小說的用意是因為我不知道這個作者寫作的時候關于失憶是單方的失憶還是想選擇整體的失憶，我把它理解為這是受害一方的失憶，但是經過這個同學的再度分析，這是他一個個人認識，我一下子覺得這個小說比我原來認為的高級得太多了。

現在回到剛才第二個我想說的，“現實”在多重的理解之下甚至在多次的闡述之下，這個現實才會變的越來越壯大。這是所謂小說現實當中比較神奇的、或者可以超出我們像萬花筒一樣的現實，越描越多。

總之，我經常聽到關于關注當下的輿論的建議，我一直覺得關注當下現實是有方法論的。這個方法對了才能關注現實，創作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其實就是尋找這個方法。

最后，我要呼應文化頻道給我的題目，“今日之現實，明日之文學”。我現在的感覺是今天的文學也許難呼應今天的現實，但是，今天的現實一定會成為明天的文學。我就說這么多。

（本文為2014年4月1日在首屆騰訊書院文學獎頒獎典禮上的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