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以文記流年》

4月，鶯飛草長，作家阿來推出了他的全新散文集《以文記流年》。這是繼長篇小說《云中記》、同名電影原著小說《攀登者》之后，阿來獻給讀者的又一份驚喜。書中收錄了他近年來擷生活之材烹出的人間風味，第一次在作品中展現了他的多元才華、學識、情感世界及日常生活，也因此，阿來首次被冠上了“文學藝術家”的稱號。《以文記流年》共有七個篇章，包括“云中記”“讀書記”“出行記”“懷人記”“鑒賞記”“品酒記”“演說記”，阿來用詩般文字漫卷人間煙火。

為什么要出這樣一本集子？9日，阿來一邊輕叩書頁一邊回答記者：“我想要和以前那些書有些區別，那就是用這些文字表現出一個寫作者與寫作相關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字中，真有一個稍稍深廣些的生活。”

惜春因嘆華光短，方以文字記流年——這是阿來為新書寫的題記，也是他始終執著的文心。

18篇文章如開盲盒

發現全然不同的阿來

“以文記流年”，阿來記了些什么呢？阿來的筆下，所記既關乎讀書、游歷、寫作，又涉及鑒賞、演說、懷人，形式可謂豐富，內容更是豐富。翻開目錄，18篇文章僅是題目，都已能窺見其飛揚辭采。他以一本聶魯達的《詩歌總集》作漫游拉美大地的旅行指南，追尋聶魯達精神原鄉的同時，也完成自我的文學朝圣歷程；他遍飲蜀地美酒之余，不忘探尋四川盛產美酒的奧秘，于是他為川酒作頌，盛贊那瓊漿玉液中所承載的四川人達觀放任的文化性格；而最令人動容的，是他為已故老友、四川出版人吳鴻寫下的《清明懷吳鴻》，筆下無盡傷感，結尾卻令人有所希望，他寫“讀書就是使心中春水生吧，讀書就是在生活之流上放舟蕩漾，而得到自由吧？這回，我確信，吳鴻他是坐著書之船走了……”

書中，占據最多篇幅的，是第三章“出游記”。這一篇章，共收錄阿來5篇散文，每一篇，都與植物、與山、與水息息相關。阿來曾說：“我很多時候，都不在家里，甚至寫作都是在路上。”數十年來，阿來用雙腳，更用一顆赤子之心，穿行在大自然間。“我的生活、寫作，都是深入自然的。”阿來直言，一個人，作為一個生命體，應該使自己跟這個世界有更廣闊更豐富的聯系，“我不能忍受自己對置身的環境一無所知。”所以，阿來的流年中，山水、植物是非常重要的內容。《一起去看山》，他書寫了當下所見到的和記憶中深刻的四姑娘山，春夏秋冬，各有不同。他說：“下次，我們可以帶著這本書，去看四姑娘山。”一年的春二月末梢，阿來去了梓潼，寫出了《春日游梓潼七曲山大廟記》；從福州到泉州，他領略了《海與風的幅面》；寫花，他最拿手。在《成都物候記》中，他就一口氣描寫了成都21種花卉植物。這次，他寫了桂花，還寫了水杉。其中，《水杉，一種樹的故事》，曾獲得第十一屆丁玲文學獎“散文類成就獎”。一種樹的故事，正是他尋找水杉這種古老植物的故事。在文中，阿來發揮了他淵博的植物學識，講述水杉的前世今生，同時他又有文學家的情懷，直言“今天我來尋找水杉，也就是尋找一個中國人在文化上重新覺醒、重新發現世界的故事吧”。

更令人驚喜的是，阿來首次展現了他對書畫作品的鑒賞力，其專業度再次印證了他的那句話：“我不是一個書齋里的作家，換句話說，作家并不是我的終點。”他以《一家金石味前因，紹父箕裘倍百男》描述了自己讀《曾默躬品鑒璽印輯》的感懷；他談袁武的人物畫，撰文《心自書空不書紙》。他寫道：“從審美發生來講，這種沖擊首先來自那些充滿力量或意趣的人物的整體造型；其次，都是從筆墨中來，筆墨才是這種沖擊力的根本所在。”一邊給出如此到位的評點，一邊反手調侃自己：“而我這個門外漢，反倒是從筆墨處著眼。這聽起來有點可笑，一個連毛筆都不會拿的人，怎么有資格談筆墨。”但不得不說，阿來的鑒賞力是令人服氣的，否則又怎么會有著名攝影師肖全上門求序的故事？為《肖全 金川》攝影集作的序也收錄在書中，標題《讓人們彼此看見》，文中美國著名評論家蘇珊·桑塔格《論攝影》的金句信手拈來，為肖全那本民族風物的攝影集平添了許多國際色彩。

談及為何要將這些日常以流年之名義一一記錄，阿來說：“一個作家的生活，首先就是與大家共同的日常。除此之外，于我而言，無非就是：讀書、游歷、鑒賞——藝術與美酒、寫作。偶爾演講，也就是‘與他人說’。自己的立場，自己的領悟，也以此與人交流，如切如琢，如琢如磨。歸根結底，就是提升自己，豐富自己。”阿來認為，于他而言，“這一生，有詩與酒，有愛——對語詞、對自然之物、對世道、對人，都能見得，居于城市樓群森林中某單元某層某室，也就能如行天涯。”

寫《云中記》為什么要等十年？

以“一些閑話”來交代沉重的過程

《以文記流年》出版后，外界最集中的關注，在于阿來特別為《云中記》寫下的兩篇創作談，一是《關于〈云中記〉，談談語言》，另一篇是《不只是苦難，還是生命的頌歌》。這是阿來首次公開以文字的方式，細致地回顧了自己創作《云中記》的來龍去脈，相比先前公開口頭闡述過的心路歷程，文字比聲音更為震撼。

眾所周知，獲獎無數的長篇小說《云中記》以汶川特大地震為背景，講述一個三百多人的村落因為地震傷亡一百余人，面臨地質隱患需要整村搬遷。然而村里祭師總是惦念著那些死去的人，最終決定以自己的方式去照顧那些在地震中逝去的亡靈。阿來親歷了汶川特大地震，目睹過令人震懾的場面，見證過最絕望最悲痛的時刻，也親見人類在自救與互救時最悲壯的抗爭與最無私的友愛。在《以文記流年》中，阿來以“一些閑話”為名，試圖用輕松的行文來交代那個沉重的過程。他描述了汶川特大地震發生時自己的切身感受和所見所聞，“2008年5月12日，成都，我坐在家中寫作長篇小說《格薩爾王》，在古代神話世界中徜徉。下午2時28分，世界開始搖晃，抬頭看見窗外的群樓搖搖擺擺，吱嘎作響，一些縫隙中還噴吐出股股塵煙。我正在寫的這個故事中的神或魔憤怒時，世界也會像人恐懼或掙扎時一樣劇烈震顫。我可能花了幾秒鐘時間判斷，這些震顫與搖晃到底是現實還是正控制著我的想象。終于，我確定震動不是來自故事，而是從地板從座椅下涌上來，差點把我摔倒在地上；不是陷入想象世界不能自拔時的幻覺，而是真實的地震。”地震次日，阿來一早驅車前往震中汶川。路上，余震不斷，越靠近災區，以前熟悉的道路越是損毀得慘不忍睹，四處都是房倒屋塌、人員傷亡的慘痛景象……那個時候，阿來全然忘記了自己的寫作，只是想盡量地看見，和災區的人民共同經歷，在力所能及的地方盡一點自己微薄的力量。

后來，很多作家都開始寫地震題材，阿來也想寫，但卻覺得無從著筆。一味寫災難，怕自己也有受災民眾心態。這種警惕發生在地震剛過不久，中國作協主席鐵凝率一眾作家來災區采訪，第一站就是到四川省作協慰問四川作家。阿來直言：“我突然意識到在全國人民眼中，四川人都是受災群眾。那我們寫作地震題材的作品，會不會有意無意間帶上點受災群眾心態，讓人關照、讓人同情？那時，報刊和網站約稿不斷，但我始終無法提筆寫作。”直到汶川特大地震十周年，阿來用同樣的姿勢，坐在同一張桌子前，寫作一部新的長篇小說。聽到下午城里響起致哀的號笛，他突然淚流滿面……半小時后，阿來的情緒才稍微平復。他關閉了寫了一半的小說，新建一個文檔，開始書寫一個人，一個村莊。他要用頌詩的方式來書寫一個殞滅的故事，他要讓這些文字放射出人性溫暖的光芒。

為什么要等十年？阿來的回答是：“之所以在汶川特大地震十年后，我才動手寫《云中記》，并不是因為我缺少材料、沒有故事，或者不能意識到故事所蘊含的意義，而是因為萊辛所說的‘腔調’尚未被聽見。對于一個小說家來說，最重要的不是有沒有故事要講，而是以什么樣的語言方式使這個故事得到呈現。在至暗時刻，讓人性之光，從微弱到明亮，把世界照亮。即便這光芒難以照亮現實世界，至少也要把我自己創造的那個世界照亮。要寫出這種光明，唯一可以仰仗的是語言。必須雅正莊重。必須使情感充溢飽滿，同時又節制而含蓄。必須使語言在呈現事物的同時，發出聲音，如頌詩般吟唱。”

記下這段流年，阿來很鄭重地表示那樣的語言他找到了，要寫出的光明也亮了。

一篇詩傳不足以表達深情

阿來將在杜甫草堂開講杜詩

阿來是杜甫的“粉絲”，早已為大眾所知。對于杜甫在不同人生境遇中寫的詩，阿來皆能脫口而出。涉及唐代歷史、古典詩歌的種種掌故，阿來也是信手拈來。多年來，他在不同的場合、不同的主題下，所作的演講和授課，幾乎都會將杜詩穿插其中。記者獲悉，4月23日，世界讀書日當天，阿來將會在杜甫草堂開講杜甫詩歌。他將以杜甫的詩歌作品為線索，講述杜甫的命運歷程，闡發杜甫與成都，與其所處時代的關系，并勾勒其特別的人格魅力，以及其儒家為本的思想特質、人生境界。

有意思的是，在開講之前，《以文記流年》給了讀者先睹為快的機會，其中那篇《回首錦城一茫茫》，正是阿來所作的杜甫成都詩傳。這篇最早成稿于2017年12月12日的兩萬字長文，將杜甫從入川那一天起直至杜甫在舟上去世的詩意苦旅描述得細致深情。他以奧地利詩人里爾克的名句開啟全篇，“在你眼前，一個人會從他那美好當中靜悄悄地清晰地凸顯出來。”

杜甫的詩在文中出現一首又一首，阿來不作那些字面上的解讀，而是講述每首詩背后的故事。比如，杜甫那首著名的《劍門》，就是公元759年臘月，杜甫在顛沛流離入川的驛站里寫下的，故事里，阿來有著極強的代入感。他寫道：“作為一個詩人，面對著入蜀路上這道劍門雄關，觸目之景，立即就轉換成描繪性的詩句在腦海中映現：惟天有設險，劍門天下壯。連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兩崖崇墉倚，刻畫城郭狀。”而入川之后呢？阿來認為，杜甫望見成都的時候，久違的喜悅心情重新充滿了他的身心，所以杜甫寫下了《成都府》，“‘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我行山川異，忽在天一方。’呀，眼前的景象與蕭瑟枯寂的秦州和同谷是多么不一樣啊！溫煦的陽光，照著植物的翠綠，也照在自己久經風霜、顏色黯淡的衣裳上。‘但逢新人民，未卜見故鄉。大江東流去，游子去日長。’人也跟北方完全不一樣了。北方口音渾厚濁重，而這里的人民，話音清脆，節奏歡快，如同歌唱一樣。這時，詩人已經忘記在心中盤算何時能回到故鄉了。看來在外流寓的日子會非常漫長啊。”

阿來細細剖析杜詩，豐滿了寥寥數語背后，杜甫的成都流年——最重要的，正是杜甫草堂的修建。“構建房屋，第一就是選址。反映在杜詩中就是《卜居》。當時他寄居在城西浣花溪畔的古草堂寺，選擇地址自然就從日漸熟悉日漸親切的浣花溪畔開始。果然，地址也就選在寄居寺院不遠的浣花溪畔，‘浣花溪水水西頭，主人為卜林塘幽。’然后，有人送錢來了。《王十五司馬弟出郭相訪兼遺營草堂資》，這位在王家兄弟中排行十五、官職是司馬的人是杜甫的表弟，他出城來看望杜甫一家，并送來修筑草堂的錢。‘憂我營茅棟，攜錢過野橋。’”之后，杜甫在院子里栽樹，寫了《憑何十一少府邕覓榿木栽》；房子里還少些用具，寫了《又于韋處乞大邑瓷碗》；草堂建成了，寫了《堂成》；新家來了客人，寫了《客至》；一切安頓好，開始游覽成都了，寫了《蜀相》……阿來認為：“杜甫用自己的詩把這一過程，以及草堂建成后的生活情景都詳實地記錄下來。后人評價杜甫詩是‘詩史’，其實他首先寫的是個人經歷，個人所經歷的歷史。個人經歷映照著時代，構成更宏闊意義上的詩史。”

談及即將在杜甫草堂講杜詩，阿來坦言：“書寫成都，最優美，篇章也最多的，就是杜甫了。他留下了那么多關于成都的詩篇。清澈的江水、豐富的植物、溫潤的氣候、眾多的古跡、時人的身影與生活場景、城市的氣象，無一不在他筆下清晰呈現。沒有杜詩，我們幾乎無法描摹成都，沒有杜甫，我們也幾乎無法歌頌成都。”在阿來看來，杜甫是給成都人文之美和自然之美最早定下基調的那個人。“這種文化積淀和傳承，也正是今天我們研究杜甫、感念杜甫、公開演講剖析杜甫的最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