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中國現代文學中的“雜文”概念由魯迅提出，并由他本人進行了最專注、最大量的寫作實踐，幾十年來，雜文研究與魯迅研究這兩個領域形成了一種特殊的密切關系。一方面，在雜文的傳統中，魯迅占據了文體建立、文體“自覺”、成就巔峰的歷史地位；另一方面，在魯迅自己多樣的寫作實踐中，雜文是不可替代的主角，比起小說、散文等其他類型，雜文無疑是他寫作時間最長、數量最大、影響最巨的部分，甚而，“魯迅形象的基本輪廓最后可以說是通過他的雜文寫作確定下來的”（張旭東：《雜文的“自覺”——魯迅“過渡期”寫作的現代性與語言政治》）。

雜文研究與魯迅研究如此關系密切，理應相得益彰，但事實上，長期以來，不僅雜文研究相對薄弱，且在魯迅研究中，針對雜文的討論也大大少于魯迅思想研究、《吶喊》《彷徨》研究和《野草》研究。可以說，研究者對魯迅雜文的研究遠未如魯迅自己對待雜文寫作那樣重視和自覺。在魯迅研究中，雜文研究似乎處于一種既核心又邊緣、既充分又不足的特殊狀態。一方面，對魯迅思想的研究特別依賴于雜文所提供的文本依據，雜文中的觀點與表述在魯迅思想研究中一直被大量引證；但另一方面，在對作為文學家的魯迅的討論中，雜文卻被相對忽視，對其文學性的評價也始終存在分歧。也就是說，雜文更多地被看作佐證和闡釋魯迅思想的材料，但其作為文學作品的價值卻被低估或懸置了。或許，研究者并非有意忽視雜文，而是認為雜文與《吶喊》《彷徨》《野草》等文學性較高、個性風格更鮮明的作品相比，有些難于處理，尤其是它以“雜”為要的特殊品質難于適用舊有的審美評價標準。事實上，這個問題在當年魯迅寫作過程中就已經出現了，不僅有論敵譏他為“諷刺家”或“雜感家”，也有人好意勸他“不要做這樣的短評”。魯迅說：“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創作之可貴。然而要做這樣的東西的時候，恐怕也還要做這樣的東西”。他知道雜文是進不得“藝術之宮”的，但他說：“如果藝術之宮里有這么麻煩的禁令，倒不如不進去”。（《〈華蓋集〉題記》）這是魯迅用雜文對“藝術之宮”中的“禁令”做出的公開挑戰，而時隔這樣久，我們的研究卻還或多或少地受到那些“麻煩的禁令”的制約。如果我們仍愿和魯迅一起挑戰（或至少是反思或重審）所謂文學性的成規，那么，如何理解和評價魯迅雜文，正是我們首先需要回答的問題。魯迅自己用更專注更自覺的雜文寫作回應了這個問題，而我們或許也應以更專注更自覺的雜文研究來做出回應。

事實上，近十余年來，魯迅雜文的研究已出現了一些有突破性的新成果。薛毅《反抗者的文學——論魯迅的雜文寫作》（2001）、張旭東《雜文的“自覺”——魯迅“過渡期”寫作的現代性與語言政治》（2009）、李國華《馬克思主義批評話語與魯迅雜文形式》（2017）、董炳月《1933年：雜文的政治與修辭——論〈魯迅雜感選集〉及其周邊》（2018）、周展安《行動的文學：以魯迅雜文為坐標重思中國現當代文學》（2020）等論文對魯迅雜文的研究貢獻了新的角度、方法與觀點，并極大地開拓了討論空間。這些新成果沒有復制瞿秋白、馮雪峰、唐弢等前人的思路，不再強調雜文是“文藝性的論文”（瞿秋白）或“詩與政論的結合”（馮雪峰），也不再特別關注雜文的“形象性”與語言的藝術（唐弢）的方面，而是偏重于另一方面，即延續并深化了前人對于雜文政治性的理解，將某些無法被“文學性”或審美問題涵蓋的特殊品質提煉了出來。換句話說，他們不再將雜文放在既有的“文學”“創作”的標準框架內，試圖為看似不那么“文學”的雜文進行辯護，也不滿足于將雜文的獨特性強行置于文學性的審美坐標之中。他們直接將雜文的品質獨立于“文學性”傳統之外，承認其自身的邏輯和規則，尤其肯定其作為一種“語言中的行動和實踐意義上的形式”，并指出“這種文學自我否定的痕跡，本身又是現代性文學性的實質所在”。由此，“魯迅雜文最終的文學性，就來自這種以寫作形式承受、承當、抵抗和轉化時代因素和歷史因素的巨大的能力和韌性，而在此詩學意義和道德意義密不可分，是同一種存在狀態和意識狀態的兩面”。它“有它自身的本體論根據，有自己的詩學和政治學辯護。它不再需要假借或依托某種思想、觀念、藝術效果、文體定例或規范（比如散文詩、小品文、回憶性寫作、政論文、時論、敘事、筆記、書信等等）而存在，它開始按照自身的規則界定自己、自己為自己開辟道路，最終成為現代中國文學的一種主要文學樣式”。（張旭東：《雜文的“自覺”——魯迅“過渡期”寫作的現代性與語言政治》）最新的研究成果也認為：雜文“以對各種具體事件及時的、高度介入性的關聯而消弭了作為文體或者修辭的自身。雜文的生命不在語言、修辭、文體的層面，也不在指向對象的偉大、高超，而在于語言、修辭、文體像匕首和投槍般嵌入對象并令對象解體、崩潰的動態過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雜文成為一種具有高度實踐品格的行動”。因此，“魯迅雜文的文學性恰好是通過對現實議題尤其是現實政治議題的迎頭而上而衍生出來的。文學性不是魯迅寫作的出發點，而是其寫作的一種效果。不是因為撥開了政治而保留了文學性，而是因為對現實、對政治的執著介入而使得魯迅的文字具有一種無法被化約的而且是鮮活的力量。魯迅對現實的介入越深，越持久，其文字和現實的摩擦與碰撞就越激烈，文字的形象也就越生動。也就是說，所謂‘文學性’，無法撇開魯迅雜文關涉的現實內容，即他所說的‘現在’與‘地上’來單獨考察，哪怕是其所涉及的現實內容出自枯燥的大眾報刊文字。由此概括而言，在‘行動的文學’這一表面上的偏正結構中，中心詞不是‘文學’，而是‘行動’，是‘行動’生產出‘文學’”。（周展安：《行動的文學：以魯迅雜文為坐標重思中國現當代文學》）

不難看出，近年來的雜文研究已在相當程度上突破了對文學性的執念，在對魯迅雜文的新的理解和定位中，研究者與魯迅一道實現了某種對于文學觀念的挑戰。魯迅雜文的價值因之不僅取決于文學性和審美標準，而更表現為富于現代性的語言政治與文體政治。

但是，強調魯迅雜文的語言政治與文體政治并不意味著遠離或回避文學性問題，正如魯迅本人對既有文學觀念的挑戰并不意味著徹底放棄或遠離文學一樣。應該說，他是在用挑戰的方式來重塑一種新的文學觀念。因此，我們今天的雜文研究中也同樣應該包含著對這種重塑文學觀的認識與闡釋，而且也面臨著如何將之與整個魯迅研究和現代文學史研究接軌的問題。換句話說，雜文研究既應走出對文學標準的迷信，同時也應避免走向另一極，即回避甚至拒絕討論雜文的文學性。因為，簡單地以“不文學”來批評雜文或是簡單地用“非文學”來為雜文辯護，都還是在沿用原有的文學觀念與標準，而魯迅的雜文無需接受這種簡單的批評或辯護，它需要的是新觀念和新標準。在這個意義上，雜文研究也應成為魯迅研究的一條新路徑：既在思想性、政治性等方面為既有研究做出補充，又通過對文學性的特殊理解而展開對整個中國現代文學觀念的反省與重釋，在政治性與文學性之間展開某種新的可能。

二

1927年9月，魯迅在《怎么寫——夜記之一》中寫道：“寫什么是一個問題，怎么寫又是一個問題。”這句話充分體現著他對于寫作的自覺。事實上，這種自覺早已貫徹于他多樣的寫作之中，比如《野草》式的現代主義風格和散文詩的文體實驗，就堪稱是一次典型的關于“怎么寫”的探索。但值得注意的是，魯迅如此明確提出“怎么寫又是一個問題”的時刻，并不是他進行多樣化寫作實驗的時期，反而是在他開始專注雜文的1927年。這或許提醒了我們，“怎么寫”的問題在雜文中同樣（甚至更加）重要。因為，雜文的命名與實踐本身就是一次對文學性的重塑。它的“雜”不僅意味著一種空前的現實關聯性和藝術涵容性，同時也體現了一種革命性的姿態。它用“雜”取代了“純”、用“真”挑戰了“美”、用“骨力”抵制了“雅趣”、用“有情的諷刺”擊退了“無情的冷嘲”。

從小說、散文到雜文，魯迅的轉變表面看來是文體和風格的轉變，而深層應被看作是文學觀的變化。就像他早已在《我的失戀》《〈華蓋集〉題記》和《〈野草〉題辭》等篇章中表達過的，他告別了高雅、尊貴、優美的審美標準，面對文壇推崇的“百蝶巾”“玫瑰花”，卻報之以“貓頭鷹”“發汗藥”式的既不登大雅之堂也無法名留青史的“野草”與雜文。這些不美、不雅、不高貴的作品追求的完全是另一種價值，它們真摯、熱烈，與寫作者血肉相連，像“野草”一樣只為“曾經存活”的生命“作證”，而拒不成為地面上的“裝飾”。這正是他在寫作的過程中不斷更新的文學觀的體現。由是觀之，作為他“轉輾而生活于風沙中的瘢痕”的雜文，正是他在“飛沙走石的沙漠”中“樂則大笑，悲則大叫，憤則大罵”的真實記錄（《〈華蓋集〉題記》），與他本人以及他身處的“沙漠”之間都具有極為深切的關聯。

也就在這一年，魯迅提出了那個有關“大時代”的判斷。他說：“我覺得中國現在是一個進向大時代的時代。但這所謂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不是死，就是生，這才是大時代。”（《〈塵影〉題辭》）也就是說，正是對于時代與文學的雙重自覺和雙重的重新認識，造就了魯迅的雜文的自覺，因而，雜文的真實的、嚴肅的、戰斗的美學也必然與那個激烈的、殘酷的、行動的大時代之間形成了同構的關系。雜文于是以其自身為大時代樹立了一種新的文學標準與美學風范。

這種新的標準和風范帶來對文學觀念的沖擊和新的理解，而魯迅也的確是一直在充實和明確著這一理解。早在《熱風》時期，魯迅就提出“有情的諷刺”，用以批評“無情的冷嘲”（《〈熱風〉題記》）。在他的小說史研究中，他也特意區分諷刺與譴責，用以強調諷刺的藝術問題，并提出“輕妙深刻”（《〈沉默之塔〉譯者附記》）的美學，和“精煉”“夸張”（《什么是“諷刺”？——答文學社問》）等要素。1935年，他又接連撰寫《什么是諷刺》《論諷刺》等文章，并以《小品文的危機》《小品文的生機》《諷刺與幽默》等文章展開對小品文的批評，強調“真實”“有情”“嚴肅”“有骨力”的雜文美學。他說：“在風沙撲面，狼虎成群的時候，誰還有這許多閑工夫，來賞玩琥珀扇墜，翡翠戒指呢。他們即使要悅目，所要的也是聳立于風沙中的大建筑，要堅固而偉大，不必怎樣精；即使要滿意，所要的也是匕首和投槍，要鋒利而切實，用不著什么雅。”（《小品文的危機》）而且，“講小道理，沒道理，而又不是長篇的，才可謂之小品。至于有骨力的文章，恐不如謂之‘短文’，短當然不及長，寥寥幾句，也說不盡森羅萬象，然而它并不‘小’”（《雜談小品文》）。這就是說，“大時代”的雜文，其美學特征也是“并不‘小’”的，它真實、熱情、嚴肅、重大……這正是時代的美學。它絕不僅僅關乎美丑，更嚴峻到關乎生死存亡。時代決定了“麻醉性的作品，是將與麻醉者和被麻醉者同歸于盡的。生存的小品文，必須是匕首，是投槍，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小品文的危機》）。可以說，雜文與小品文的差異絕不是趣味的差異，而是觀念上的原則性分歧。

魯迅是特別強調雜文與“大時代”的關系的。換句話說，雜文背后的文學觀念和審美標準是建立在特定的現實語境中的。如他所說：“現在是多么切迫的時候，作者的任務，是在對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以反響和抗爭，是感應的神經，是攻守的手足。潛心于他的鴻篇巨制，為未來的文化設想，固然是好的，但為現在抗爭，卻也正是為現在和未來戰斗的作者，因為失掉了現在，也就沒有了未來。”（《〈且介亭雜文〉序言》）這種將“寫什么”與“怎么寫”與時代環境深刻結合在一起的方式，正是魯迅文學觀最重要的基礎。

說到底，這仍然是一個如何開創新的文學形式來對應新的時代精神的問題。這個問題，不僅上接“五四”新文學傳統，也是魯迅本人文學實踐的延續。《狂人日記》以一種“新奇可怪”的“異樣的風格”（沈雁冰：《讀〈吶喊〉》）開創了現代白話短篇小說的先河；《野草》則以其晦澀、緊張、充滿張力的形式最深切地寫出了現代人復雜矛盾的內心世界。雜文固然在形式上與小說、散文詩相差甚遠，但其內在精神卻是完全一致的。雜文以其“詩史”的雄心、“有情”的姿態、洞察并執滯于世事的“雜”與“真”，和“鋒利而切實”的“骨力”，實現了為“我們活在這樣的地方，我們活在這樣的時代”（《〈且介亭雜文〉附記》）“作證”的目標。

可以說，魯迅雜文的意義和影響既在文學之內，也在文學之外；它既帶來對文學觀念的挑戰，也帶來對文學觀念的重塑。他用他大量的自覺的寫作實踐已經完成了這種挑戰，但如何進一步理解和闡釋這一挑戰，如何通過雜文重新界定文學性的內涵與邊界，如何通過雜文理解中國現代文學的內在精神和形式創新，這或許是仍未完成的任務。這個任務，就留給了我們今天的魯迅雜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