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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魯迅研究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的重要組成部分，進入21世紀以來，更是取得了豐碩成果。二十年為一時段，已足見范式之變遷、潮流之興替、新的論題與論域之打開，以及新的問題與陷阱之浮現。 2021年正值魯迅誕辰140周年，《文藝理論與批評》雜志特設“21世紀以來魯迅研究的回顧與反思”專題，由孫郁撰寫總論，李冬木、符杰祥、鮑國華、張潔宇、林分份、邱煥星、宋聲泉七位學者則從各自專長出發，系統總結了魯迅研究在過去20年間的收獲、困境與潛能。本組文章立意回顧過去二十年魯迅研究的主要推進，并且由此展開對于其間經驗、教訓的總結、檢討，進而矚望未來。合而觀之，頗多啟迪。經《文藝理論與批評》授權，中國作家網將專題文章合并推送，以饗讀者。

孫郁：近二十年魯迅研究之印象

一個作家成為經典而被反復凝視的時候，走進他的世界，自然有不同的方式。證之于魯迅研究史，就有不少方法論的經驗。如今與魯迅對話者多是自愿的選擇，閱讀文本的過程越來越帶有個體生命的印記。在許多時候，一些走紅的理論家們是不太愿意談論魯迅的，他們以為這個人物已經被過度闡釋，變得不可親近。這自然與流行語境有關，實則是我們的語言方式與五四那代人隔膜過久。雖說那代人已經被談論得很多，但在一些研究者看來，還有許多尚未敲開的精神之門，關于文本和時代的認識，依然存在著盲區。我們今天的單一知識結構似乎難以應對其豐富的遺存，近些年來的研究也在說明，面對一個有難度的存在，不斷凝視與反觀并非都是重復的勞作。

魯迅生前不太喜歡學院派的一些話語方式，但在今天，描述他最多的恰是學院派，闡釋文本的知識人一直與其存在著語境的差異。進入21世紀，其顯學地位因了大學學科的固化越發明顯，也導致了象牙塔化的傾向。這既推動了思考的細化，也相對弱化了與時代對話的功能。不過象牙塔之外的魯迅研究，一直以野性的力量顯示著自己的意義，非學院派的聲音，也為經典的傳播作了不小的貢獻。魯迅研究在今天被分化為多種形態散落在不同領域，細細考量，都非書齋中人可以簡單想象的。【詳細】

李冬木：回歸魯迅

我個人以精神成長史為線索所做的文本探討，是在上述先行研究的基礎上展開的。我的基本問題意識是，“魯迅”究竟讀了哪些東西才建構了他的“思想”和“文學”？就文本關聯而言，在進化論方面找到了“加藤弘之”和“丘淺次郎”，在國民性問題方面找到了“澀江保”和“芳賀矢一”，以及思想史背景下的“國民性”一詞的概念史和詞語史，在個人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方面找到“尼采”“施蒂納”和“易卜生”。在標志“魯迅”之誕生的奠基作《狂人日記》的探討方面，呈現了構成作品兩大支柱的“吃人”與“狂人”精神史背景以及與以“果戈里”“高爾基”“安特萊夫”和文藝批評等為標志的“明治俄羅斯文學”之關聯。這些探討，大抵都落實或抵近到作為事實的文本層面以及在此前提下所做出的具有排他性的推斷。這些首先使我自己解決了不少困惑，清除了此前關于“早期魯迅”闡釋當中的諸多“懸隔”。

在眾多的“東西”之論或“魯迅與西方”的論述當中，往往會出現長長一串西方哲學家、思想家或文學家的名字，現在也基本可以在諸如“漢譯名著”或“外國文學大系”之類中找到對應的譯本，將這些譯本和魯迅文本簡單地拿過來進行所謂“比較研究”，便是“隔”。因為還有一個基本事實沒弄清楚，還“懸”在那里，即魯迅具體面對的是什么文本，其所處的語境是什么。絕大多數關于思想和文學的闡釋都回避了這個問題，或者說干脆不以為是問題。然而也就是從那一刻起，那些論述開始偏離事實本身，而成為杜撰出來的漂移于本體之外的“游蕩的話語”。【詳細】

符杰祥：作為問題與方法的“原魯迅”

“早期魯迅”，即成長為一位著名文學家、思想家與翻譯家之前的魯迅。眾所周知，小說家魯迅的名字，是和他在1918年5月《新青年》雜志第四卷第五號發表的第一篇現代白話小說《狂人日記》一起誕生的。此后，《孔乙己》《藥》等其他小說作品的陸續發表，以及《吶喊》《彷徨》兩部小說集的出版，“算是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1。魯迅多年后在為《中國新文學大系》選編小說集作序時，已是聲名遠播的著名作家，言辭之間不無謙抑，但也清楚指明了《狂人日記》等系列小說創作在中國新文學史上的影響與地位。

有意思的是，成名之后的魯迅在編完《吶喊》《彷徨》兩部小說集后，又選編了另一部論文集《墳》，其中特別收入了自己早年在日本留學時期所作的五篇文言文，并為此做了特別的解釋。盡管《墳》的主體部分是魯迅在“五四”時期所作的十八篇白話文，但“題記”耗費大量筆墨所討論的，卻是只占少數篇幅的“幾篇將近二十年前所做的所謂文章”。魯迅顯然無法忘卻、無法否定早期文章的意義與價值。在新文化運動之后，魯迅既不想讓自己的早期文章被埋沒，同時又不得不為自己在新文集中夾雜舊文章的行為作出特別聲明。換言之，魯迅早年文章的重新出場，是借助魯迅成名之后的新名聲與新文集，被帶入新文學的視野之中的。魯迅在“題記”中的解釋，更像是為舊文章出場的合法/不合法性所做的辯解/辯護。【詳細】

鮑國華：新世紀 20 年來魯迅小說研究的回顧與反思

在魯迅的全部創作中，小說受到最早也最持久的關注。最初的研究，無論是《小說月報》主編惲鐵樵對《懷舊》的評點，還是新文化運動肇始后吳虞對《狂人日記》主題的解讀，以及周作人對《阿Q正傳》、沈雁冰對《吶喊》藝術形式的分析，均以小說為著力點，體現出魯迅小說研究的向度與限度。如果說思想研究標志著魯迅研究的整體高度與深度，那么小說研究在分享這一高度與深度的同時，還承載著魯迅研究的底線。百年來，有關魯迅小說的評論與研究，汗牛充棟。在前人成果的延長線上推陳出新，實屬不易。因此，不同時代的魯迅小說研究，在與前人的對話中，往往也最能彰顯研究者的智慧和靈性，并借此呈現時代精神的火炬不斷傳遞的軌跡。新世紀20年來的魯迅小說研究，也是如此。

整體上看，新世紀20年來的魯迅小說研究處于一種相當穩定的狀態，受到關注和闡釋的始終是魯迅小說的正向價值。這固然基于魯迅小說自身的成就和地位，也源于研究者共同遵守的一個基本預設，即從“正典”的立場出發，解讀和評價魯迅小說，致力于挖掘并呈現魯迅小說在文學史上的典范意義。研究者在小說的形式與內容、或文本的內部與外部研究中，各有側重。【詳細】

張潔宇：文體政治與重塑文學——魯迅雜文研究斷想

中國現代文學中的“雜文”概念由魯迅提出，并由他本人進行了最專注、最大量的寫作實踐，幾十年來，雜文研究與魯迅研究這兩個領域形成了一種特殊的密切關系。一方面，在雜文的傳統中，魯迅占據了文體建立、文體“自覺”、成就巔峰的歷史地位；另一方面，在魯迅自己多樣的寫作實踐中，雜文是不可替代的主角，比起小說、散文等其他類型，雜文無疑是他寫作時間最長、數量最大、影響最巨的部分，甚而，“魯迅形象的基本輪廓最后可以說是通過他的雜文寫作確定下來的”（張旭東：《雜文的“自覺”——魯迅“過渡期”寫作的現代性與語言政治》）。

雜文研究與魯迅研究如此關系密切，理應相得益彰，但事實上，長期以來，不僅雜文研究相對薄弱，且在魯迅研究中，針對雜文的討論也大大少于魯迅思想研究、《吶喊》《彷徨》研究和《野草》研究。可以說，研究者對魯迅雜文的研究遠未如魯迅自己對待雜文寫作那樣重視和自覺。在魯迅研究中，雜文研究似乎處于一種既核心又邊緣、既充分又不足的特殊狀態。一方面，對魯迅思想的研究特別依賴于雜文所提供的文本依據，雜文中的觀點與表述在魯迅思想研究中一直被大量引證；但另一方面，在對作為文學家的魯迅的討論中，雜文卻被相對忽視，對其文學性的評價也始終存在分歧。也就是說，雜文更多地被看作佐證和闡釋魯迅思想的材料，但其作為文學作品的價值卻被低估或懸置了。【詳細】

林分份：“革命”視域下的魯迅研究一瞥

據許廣平回憶，早在留日時期，魯迅就頗有自知之明：“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許問的。我卻要問，要估量這事的價值，所以我不能夠做革命者。”（景宋：《民元前的魯迅先生》）而且，魯迅深知革命者并不純粹，雖然革命的動機大抵一致，但終極目的極為歧異：“或者為社會，或者為小集團，或者為一個愛人，或者為自己，或者簡直為了自殺。”（魯迅：《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概而言之，魯迅對于革命的復雜性了然于心，同時他也不認可一般人所界定的“革命者”內涵。

只是，就魯迅與20世紀中國革命的實際關系而言，做不做“革命者”，卻并不由得他做主。在1928年初，當創造社、太陽社大力倡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時候，魯迅就成為他們“祭旗”的對象。在這些圍剿魯迅的人中，成仿吾指責他是“有閑階級”“趣味主義者”，馮乃超嘲諷他是抱持“隱遁主義”的“落伍者”，郭沫若則化名杜荃給他扣上了“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諦）”等帽子。然而1933年，瞿秋白卻在《〈魯迅雜感選集〉序言》中說“魯迅也是士大夫階級的子弟，也是早期的民權主義的革命黨人”。【詳細】

邱煥星：“政治魯迅”研究的三種路徑

“魯迅通過自己的‘批評’在政府之外制造了一個公共輿論平臺，以代言人的方式傳達了民眾的普遍意志和心聲，進而將他們轉化成了反抗不公平政權的‘公眾’”，“也就是說，魯迅實際是把革命黨的精神轉化成了公眾精神，而其雜文批評也就成了一種表征國民革命意識形態的文體”，也正因此，魯迅的影響跨出了文學界，開始被稱為“中國思想界的權威，時代的戰士，青年叛徒的領袖”，而在此后的共產革命時期，他又被稱為“普羅同盟領袖”“左翼的盟主”“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也正是因為魯迅及其文學的這種政治意義，竹內好認為“從思想史來看，魯迅的位置在于把孫文媒介于毛澤東的關系中。近代中國，不經過魯迅這樣一個否定的媒介者，是不可能在自身的傳統中實行自我變革的”。不難看出，竹內好是將魯迅的重要性提升到了現代中國政治之父的地位，而其立論的根基就在于他所說的“文學者魯迅無限地生成出啟蒙者魯迅的終極之場”。

顯然，在“文學政治”中“文學”是本體性的，不再是文學從屬于政治、政治決定文學，而是“文學”成了現代政治的“生成之場”，做文學就是做政治，正如朗西埃指出的，“人是政治性動物，正因為人是文學性動物”，文學打破了權力等級制，“在寫作的民主前面樹立起一種新的詩學”，它創造了新的“對世界法則的閱讀法”，“去替代政治舞臺和政治陳述”，由此這種新詩學就成為一種“元政治”。【詳細】

宋聲泉：近二十年“學者魯迅”構建的既有與尚無

1999年，在“中國魯迅研究五十年”學術研討會上，張杰提出“魯迅研究中最薄弱的是作為學者的魯迅”。幾乎同期，馮光廉等主編、集合20余位研究名家聯袂撰寫的《多維視野中的魯迅》之結語“21世紀的魯迅研究預想”也表示“‘學者魯迅’，還是一個未曾很好研究的課題”。時至今日，關于“學者魯迅”的研究成績已漸顯厚重。僅筆者粗略搜羅翻閱所見，相關著作不下十部，文章多達400余篇。

2001年9月14日，陳漱渝在《人民政協報》上發表《作為學者的魯迅》，全面展示了魯迅的學術成就。與20世紀90年代主要由《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來談“學者魯迅”的方式不同，該文的重點在介紹魯迅的古籍輯校工作與金石拓片資料。而近二十年，這兩方面的研究皆已成氣候。對魯迅輯校古籍與金石學問的研究，有助于沖破舊有之以《中國小說史略》為主軸、以殘本《漢文學史綱要》與長文《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等為輔翼的學術格局，從而延展“學者魯迅”的內涵，構建新的“學者魯迅”形象。【詳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