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生態文學的興起與人類對環境危機的反思密切相關，尤其是工業革命以來，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導致的生態失衡，已成為影響人類生存發展的重要問題。這促使人類反思自己的生存發展方式，并對人與自然關系做出調整，由此開啟了人類的生態文明建設。生態文學作為一種明確的寫作形態,在中國大陸出現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已取得了諸多成就。但是，受各方面因素的影響，目前的一些生態文學創作還存在概念化、簡單化和審美品質弱化等問題。針對生態小說創作中的不足，進行具有開拓性、前瞻性的建構，對于當下生態小說研究而言具有重要意義。

一、生態文學的概念內涵及基本特征

生態文學誕生于現代工業文明造成自然生態和精神生態危機的歷史背景下，通過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描寫，深入探尋生態危機的思想文化根源，以樹立生態整體觀為價值目標，以追求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為理想的獨特審美形態。“生態整體利益價值觀”是生態文學的思想之魂。作為新型價值觀，“生態整體觀”深刻改變了人們對世界的理解和認知，成為蓬勃興起的生態文學思想之魂，生態文學開闊的審美空間和思想活力也多源于此。真正的生態文學不夸大任何物種和個人的作用，它要探究“生態結構”所蘊含的奧秘和智慧，警示人類在自然面前既要進取更應懂得順應，同時還不能放棄維護、優化生態圈的主體性使命。至于人類克制和能動的界限何在、個人價值與群體價值無法統一時如何抉擇，這是生態文學目前正在積極探討的、最富價值和生命力的重要問題。

現代意義上的生態文學具有鮮明的歷史性、反思性和批判性特征，相對而言，人類早期對天地萬物、自然神靈、原始圖騰的崇拜,上古神話傳說以及詩詞歌賦等文學藝術形態中蘊含的生態思想，都還只是一種樸素的生態意識，具有感性、偶發性和局限性等特征。而現代生態意識是在現代生態科學逐漸發展以及現代環境問題漸趨顯現過程中出現的，具有明顯的理性、自覺性和整體性特征，它使文學呈現出與以往不同的敘事范式與藝術形式，成為生態文學創作的先決條件。以現代生態意識為出發點的生態文學致力于改善人與自然不斷惡化的緊張關系，反思并批判造成生態危機的文化根源，從而形成了反思性、批判性的思想特征。生態文學正是這種反思現代化思潮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在對人與自然關系的審視中，發現現代工業社會的價值觀局限和發展模式偏向，對日益滋長的欲望動力、科技崇拜、經濟理性和消費主義做出深刻反省和批判，探尋人類可永續發展的動力和源泉。

二、新世紀中國生態小說的敘事維度

中國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生態資源承載力面臨嚴峻挑戰。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雖然取得巨大發展，但也付出了沉重的資源環境代價。西方工業國家幾百年來遭遇的環境問題在世紀之交的中國集中顯現，生態危機所引發的持續關注和深入思考，有力地推動了新世紀中國生態文學的創作與發展。在融匯中西生態思想智慧的基礎上，圍繞人與自然關系形成不同以往的幾個敘事維度。

第一，揭示生態危機及其社會文化根源、富有現實關懷和批判色彩的“反思批判敘事”。現代化是社會發展的必然進程，良性的現代化力量帶來美好生活，但現代化進程中的負面力量卻往往帶來痛苦。張煒的《刺猬歌》對現代化負面力量進行深刻反思，揭示現代人如何一步步破壞自己賴以生存的美麗家園；阿來的《三只蟲草》、《蘑菇圈》、《河上柏影》等作品，表現了現代消費社會對邊疆物產（如蟲草、松茸、柏樹等）的滅絕性開采；杜光輝的《哦，我的可可西里》寫了青藏高原的可可西里被開發后遭受滅頂之災的殘酷現實；賈平凹的《懷念狼》描述商州最后十五只狼在被列為環保對象后仍慘遭滅絕的過程。這些生態小說具有相似的敘事邏輯：以生態危機揭示人類的自然觀扭曲和私欲膨脹，以此批判現代功利主義和物質消費欲望。

第二，探尋人與自然和諧共榮的生態智慧，表達詩意棲居的生態理想敘事。阿來聚焦川壩藏區高原生活的“機村史詩系列”，遲子建追溯東北林地原始游獵文化的《額爾古納河右岸》，姜戎回憶知青插隊額侖草原的《狼圖騰》，紅柯展開西域生命神性述說的《哈納斯湖》等作品，共同創造了多姿多彩的邊地原生態文化景觀。“邊地”意味著遠離城市與現代工業文明，是萬千物種保持勃勃生機的原生態沃土，是展示樸野之美和生態和諧的詩意空間。在這些作品中，自然不是人類認識和改造的對象，也不僅僅是如詩如畫的風物景觀，而是人類棲息之所和生命本源，人與天地萬物都是自然所賜，共同構成整體性存在。“邊地系列”小說對和諧生態圖景的構建過程，也是為自然復魅的審美過程，即恢復大自然的神奇性、神圣性和神秘性，承認大自然是人類養育者。

第三，尊重生命，追求人與自然共同進化的生命倫理敘事。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民胞物與”觀念是產生于古代社會的樸素生命倫理，其中包含著祛除生命等級意識、善待一切生靈的思想。現代生命倫理則是在人類逐步控制自然后，主動調整自己與自然關系的道德進化，它以生命共同體的永續生存為道德判斷尺度，帶來了重視人、動物、荒野等多種類共存的文學敘事。賈平凹的《懷念狼》、郭雪波的《狼孩》、姜戎的《狼圖騰》、楊志軍的《藏獒》、郭雪波的《銀狐》、趙劍平的《困豹》、李克威的《中國虎》、京夫的《鹿鳴》、方敏的《熊貓史詩》、胡冬林的《野豬王》等作品，都滲透著現代生命倫理。這些作品以動物家族的生死存亡、人與動物共存共榮為敘事中心，反映動物的生存危機，反觀人類世界的生存鏡像，批判人性墮落的精神危機，探求更加完善的生命倫理和更具價值的生命意義。

三、新世紀中國生態小說的思想文化資源

新世紀中國生態小說表現出的現代生態意識，不僅與當代中國社會現實聯系緊密，且與古今中外生態文學思想密切相關。西方古希臘神話、自然寫作、生態文學中的生態思想，中國傳統“天人合一”的文化觀念，都是新世紀中國生態文學創作的重要資源。

西方有關人類起源的神話傳達一個共同信息：一切都是有生命的，人與自然萬物密不可分。中世紀宗教哲學充滿神學色彩，基督教文化雖取代多神教和萬物有靈論占據主導地位，但對人與天地萬物關系的認識還停留于古代生態觀。從18世紀開始，反思工業文明價值觀及人類現代化生存方式、向自然贖罪的文學藝術逐漸出現。吉爾伯特、華茲華斯、梭羅、杰克?倫敦等作家，以浪漫主義方式歌詠自然并表達對自然的迷戀。蕾切爾?卡森的《寂靜的春天》，被譽為“改變了歷史進程”、“扭轉了人類思想的方向”，是西方現代生態文學的濫觴。此后半個世紀，歐美生態文學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出現了一些享譽世界的作品，西方文學中的生態智慧，理所當然是新世紀中國生態文學創作的重要精神資源。

中國傳統文化中倡導的“天人合一”、“物我一體”、“民胞物與”等觀念，蘊含著豐富的生態思想。“天人合一”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重要概念，體現了中國古人對世界的基本態度，是對主客渾一、物我一體等和諧自然觀的高度概括提煉。《周易》稱：“天、地、人，三才之道”；道家尊崇天人一體，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認為天地人都統一于道，人如果能順乎道，就能無為而無不為，達到“復歸于嬰兒”的澄明境界；莊子繼承并發展老子的思想，提出“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莊子?齊物論》）；孔子認為天是統治一切的主宰，所謂“君子三畏”，即含有“對自然之天的適度敬畏”；漢代董仲舒明確提出“天人之際，合而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號》）；至宋代，張載在“天人合一”命題的基礎上發展出“民胞物與”的生命共同體思想。此外，佛教思想中也蘊含天人一體、萬物平等的生態智慧，在此基礎上引申出戒殺生、戒淫盜等若干戒律。天人合一的觀念使中國古典文學的許多作品都注重對自然的和諧審美，一方面抒發親近自然、視自然為人生歸宿的熱烈贊美，另一方面也對違背自然規律、破壞自然天性的行為予以批判。莊子以“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莊子?外篇?知北游》）形容大自然的壯美微妙；魏晉時期，已出現把自然作為獨立表現對象的山水田園詩。陶淵明的“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歸園田居?其一》）等詩句，表現出中國傳統文人把自然趣味與高潔人格相融合的藝術追求。古人也強烈反對違背自然規律的“暴殄天物”、“網張四面”、“涸澤而漁”等取用無度行為，批判“發系蜻蜓”、“線綁螃蟹”、“盆魚籠鳥”等“屈物之性以適吾性”的畸形趣味（鄭板橋《濰縣署中與舍弟墨第二書》）。由此可見，“天人合一”觀念一直深刻影響著中國文學的發展歷史。

新世紀中國生態小說受到西方生態文學影響，但其走向獨創性建構卻依賴深厚的本土文化文學資源。“天人合一”的生態智慧在那些富有建構性的作品中得以延續傳承，成為文化敘事的支點，決定文本的價值取向和形象特征，并在生態文化愿景書寫中發揮結構性功能，在總體風貌上亦呈現出民族化審美特征。那些蘊含樸素生態意識的遠古神話、民間故事及宗教傳說等敘事資源，帶著靈動傳奇的色彩重新回到文學視野中。這些作品祛除了古代人類被動依附自然、把自然視為神明的盲目崇拜心理，站在現代生態立場上，呈現宇宙、地球、自然萬物的生命奧秘和審美價值，引導現代人重新尊重自然、順應自然、與自然和諧相處。

四、新世紀以來生態小說存在的問題

新世紀以來的中國生態小說，吸收中西生態文化資源，借助傳統文化資源逐步確立民族化審美風格，涌現出一批具有較高藝術價值、極富社會影響力的作品，同時也暴露出一些思想和藝術上的局限，部分創作存在的觀念認識偏頗、藝術粗糙等問題，影響了生態文學的進一步發展。

中國生態小說在1980年代起步階段更多的受到西方生態理論的影響，在后來發展過程中，西化的生態思維一直或隱或顯的存在，典型的莫過于把生態和諧與現代化進程簡單對立起來，在批判功利主義現代化的敘事中進行生態文化啟蒙，在創作中表現為欲望批判、科技批判、機械批判以及贊美前現代生活的模式化敘事。從20世紀80年代徐剛的《伐木者，醒來！》、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阿城的《樹王》，到20世紀90年代陳桂棣的《淮河的警告》、哲夫的《天獵》、郭雪波的《沙葬》，再到新世紀以來杜光輝的《哦，我的可可西里》、張煒的《刺猬歌》、阿來的《河上柏影》等作品中，都可以看到現代西方生態觀念影響下的思維慣性和模式化敘事痕跡。這類文學創作所表現出來的重要問題在于，把功利主義的現代化（包括工業化、城市化等維度）視為萬惡之源，難免把生態小說引向單一的道德倫理批判，生活的豐富性和生態問題的復雜性表現不夠，中國生態問題的具體性和解決方式等重要問題更是難以觸及。中國生態文學亟需克服初期觀念移植、模仿等問題，結合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獨特性和現實問題進行中國化的生態創作，為生態文學創作鑄造思想和靈魂。

新世紀生態小說創作的第二個局限是對生態整體論理解的簡單化傾向。生態整體論反對人類中心論，但它并不是要為人與自然重新排序并采取反向的自然中心主義，其“基本前提就是非中心化,它的核心特征是對整體及其整體內部聯系的強調，絕不是把整體內部的某一個部分看作是整體的中心”。以此檢視中國的生態文學創作，顯然還存在著對生態整體論刪繁就簡的片面化理解，大量作品在把生態危機歸咎于人類功利主義發展觀認識基礎上，又陷入了自然中心主義的思想泥淖，很多以表現動物生存悲劇或者動物高貴精神品性為主旨的創作，極力彰顯原始自然性而否定人的文化追求和主體能動性意義，造成生態創作中人物形象塑造空洞化、臉譜化和生態情感的迷茫。生態文學創作還是要細細咀嚼生態整體論哲學思想精髓，充分認識到人與地球建立可持續性關系離不開人的能動性發揮和積極建設的實踐探索。以辯證態度正視現實、克服矛盾，推動形成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命倫理敘事，使生態文學走出價值和情感的迷茫。

新世紀中國生態小說創作的第三個突出問題是審美性弱化，一些作家重視“生態學”的思想啟蒙，聚焦生態危機真相和尋求解決辦法，但是忽略對生態觀念的藝術轉化，表現出同質化、模式化、概念化的藝術瑕疵。近年來動物題材小說集中出現了“最后一個”的挽歌式書寫，折射出作家對素材調動的不足和藝術創新的欠缺。同一作家專注于固定題材的“反芻式創作”，也說明生態文學亟待擺脫僵化生態思維。正如研究者所言：“真正的生態文學，它所有有關生態的思維理念都被充分地情感化、形象化了的，因而它的生態敘事既是生態的，更是審美的，具備文學作為人學應有的情感和美感、溫暖和魅力。”

五、中國生態小說的建構性思考

在生態思想觀念已經深入人心、生態文明建設在世界范圍逐漸成為社會共識的歷史背景下，中國生態小說的發展必然面臨思想和藝術方面整體性提升和綜合創新的重要問題。換言之，生態小說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要實現歷史跨越并在世界生態文學領域發揮重要影響力，就必須站在時代制高點上，克服創作初期的諸多思想和藝術局限，堅定中華文化自信，繼承和發揚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生態智慧，把富有深廣哲學內涵的“生命共同體”理念作為堅實的思想根基，描畫充滿中國民族風范和世界開放特征的生態文學畫卷。

首先，應該深入開拓生命共同體理念的實踐性敘事空間。當前我國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生態文明建設的規模和力度前所未有。多數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走過一條先發展、后治理的道路，即環境負荷達到頂點，經濟發展面臨著“環境高山”時才開始大規模生態治理。我們的生態文明建設不再走翻過“環境高山”的老路，而是探索一條從半山腰開辟隧道穿過去的新路。這場深刻的生態變革不可能一蹴而就，這也恰恰是生態文學展開中國立場、中國問題和中國故事的重要敘事空間。相信在未來的生態小說創作中，富有民族特色的生態探索故事將會有更加開闊的格局和思想境界，以富有建設性和開創性的想象與偉大的生態文明實踐相得益彰。

其次，應該在生命共同體理念的倫理維度上進行持續性敘事探索，推動渾融的“生命倫理”觀念在現實世界落地生根。中國文學中的生命倫理思考源遠流長，當代的生態文學創作包涵這種生命倫理自覺，但是如果它還是止步于傳統“親和萬物”“各得其宜”的道德境界，依然難以打開更廣闊的敘事空間，難以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有價值的思想動能。我們應注意到生態危機中包涵的人類內部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社會公正、不同國家民族之間發展程度區別造成的生態災難轉移等問題，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過程中尋求環境問題的根本解決之道。

再次，中國生態文學創作還需要喚醒生態審美自覺，積極尋求與生態文明社會圖景相適應的詩性表達，重建以生命共同體理念為核心的生態文明修辭系統。它必然表現出包容性和超越性的文化藝術特征，也必然彰顯出中國傳統文化智慧和審美元素的當代性轉化。中國作家應該以文明轉型的自覺，積極探索與生態文明社會相適應的生態審美修辭，為人類講述瑰麗的中國生態故事，展示中國文學之美。我們期待這一理想文學形態在世界文學舞臺上展現出獨特的“中國魅力”，為人類提供生存發展和詩意棲居的美麗藝術世界。

（本文與丁琪合作。原刊于《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1期，全文約22000字。收錄于王光東《新世紀文學評論集》。此處為精簡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