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20年注定在我們的記憶中難以忘卻。這一年，疫情改變了世界和生活，也讓我們重新思考生命的意義和尊嚴。無數的逆行背影和堅守崗位的平凡人感動中國，抗疫故事催人淚下。同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新的遠景目標到來，表現出我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期盼。這些都成為時代的鮮明印記，在人們心中持續激蕩。大時代催發人文知識圖景的變動和重構，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不可能自外于這個時代。2020年的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立足傳統，捕捉追索各種文學現象和文學潮流，在不斷深化各類學術議題的研究中豐富自身知識圖譜，增強現實感和學理性。我們的文學批評更迫切感受到復雜文學場域中的各種問題，諸如文學創作介入現實的力度、文學形象塑造的期待、作家作品研究的活力、批評話語的自我更新、新媒介文學帶來的理論挑戰等，這些促使研究者在因應現實、把握世界的基礎上不斷反思文學觀念、調整批評向度、尋求新的理論和方法，推進文學批評轉型發展、更新拓路。

一、見證與表現：文學書寫時代的筆力

記錄和表現時代重大事件，一直是中國文學的優良傳統。2020年的文學批評聚焦反映抗擊疫情、扶貧攻堅等時代大事的創作潮流，關注文學介入現實這一持續討論的話題，多層面反思文學把握現實的能力和書寫現實的筆力。

一是關于抗疫文學的研究。在抗擊疫情的過程中，詩歌、散文、報告文學等發揮著短、平、快的優勢，迅速推出反映人民戰勝疫情的作品，而微信、微博等移動平臺也異常活躍，借由網絡傳播多媒體形式的文藝作品。“從廣義的角度來看，那些來自武漢和湖北抗疫前線的醫護人員及患者病友的一些詩句一般的‘金句’、戰地日記、方艙醫院里的群體歌舞、走廊的涂鴉漫畫等，都是戰‘疫’期間產生的重要文藝成果，而由于來自一線，完全自發，這些作品更帶有‘精誠由衷’的本質特性。”文學見證和記錄歷史的作用得到強調。面對時代激發的詩情和傳播方式的變化，一些報刊、網站、自媒體等紛紛開設與抗疫文學相關的評論專欄，討論文學對抗疫的關注和表現。

杜學文的《文學應該提供戰勝困難的精神力量》認為，立足于中國文學感時憂國的傳統和人類面對災害依然頑強前行的歷史事實，文學在重大疫情面前不能缺席。汪政的《我們需要怎樣的“抗疫文藝”？》認為，當前抗疫文藝還處在第一個階段，而從長時段來看，作家藝術家將會全方位地總結提煉抗疫過程中的精神內涵，從生命、倫理、道德等多角度觀照這場災難，從而創作出具有強烈現場意識、自覺超越意識的災難文藝作品，為世界災難文藝奉獻經典之作。可見，在特殊時期面對重大事件時，研究者認為文學的社會功能應得到凸顯，即便出現不少短、平、快的宣傳鼓勁型作品，也不應過分苛責。

一些研究者強調文學在記錄抗疫歷史的同時，也要追求藝術表現力，對疫情和抗疫展開深入思考。這需要長時間沉淀和淬煉作品，需要作家自我意識的反省和精神的升華。霍俊明在《“要有光”：非常時期的抒情詩人——關于“抗疫詩潮”的思慮或提醒》一文中認為，社會責任感和良知要求詩歌具有社會性和現實性，同時詩歌自身必須具有語言和修辭層面的責任意識。面對“抗疫詩潮”的高漲，詩人眼中要有“現實”，也要有“詩”，具備把個人經驗上升為歷史經驗的特殊能力。王暉的《對戰疫時刻的即時直擊與藝術再現——關于報告文學、“情景報告”和“時代報告劇”》認為在堅持“新聞性”和“形象化”的基礎上，應繼續發揮報告文學“輕騎兵”的優勢，并呼喚將來出現如阿來小說《云中記》一樣更為深刻的作品。

此外，一些研究將視角伸向有關疫病、災害等題材的文學作品，總結這類特殊題材的創作經驗和成就，發掘獨特的社會價值和倫理意義，從而為關于疫情的文學創作不斷成熟提供有益借鑒。如桫欏的《網絡文藝中的瘟疫書寫與抗疫精神》回顧了網絡文學中的疫病及人類抗疫精神書寫；教鶴然的《現當代中國醫療題材文學作品述評》梳理了現當代文學史上關于醫療題材和醫生形象塑造的文學作品；吳巖的《科幻小說中的流行疾病》總結了中國科幻小說中傳染病題材的書寫類型，探討其中表現的社會心理、道德困境、科學發展等問題。還有的研究者認為“疫情文學”應深入社會啟蒙與個體啟蒙、自然生態啟蒙與生命意識覺醒、倫理道德凈化與現代自我啟蒙的良性互動之中。這些研究表明，疫情所帶來的社會變化和心理沖擊，已經成為研究者進入文學批評的背景和底色，甚至影響和刷新了他們對文學和人生的再認識。

二是關于新時代鄉村書寫的研究，尤其是脫貧攻堅題材。在決勝全面小康、決戰脫貧攻堅的偉大歷史進程中，如何書寫新時代中國鄉村成為專家學者關注的焦點。2020年7月15日，中國作協在京召開了“全國新時代鄉村題材創作會議”，號召廣大作家與人民同心、與時代同行，書寫一部部新時代的“創業史”。《光明日報》在2020年7月30日、31日刊發了兩組“新時代鄉村題材創作筆談”文章，探討深入推進新時代鄉村題材創作問題。施戰軍認為作家應實實在在進入新時代鄉村的內部與細部，做知情者、知心人，擺脫以往鄉村題材創作的單一觀念以及簡單化、概念化的矛盾設置模式。白燁認為從宏觀層面來看，新時代的鄉村文學寫作需要在三個方面精耕細作：深入了解和把握日新月異的農村生態與農民生活，深入內部寫出立體化、整體性的農村全方位的新演變，精心塑造時代新人。研究者們強調要繼承從魯迅到柳青再到路遙等作家的創作經驗，重新認識鄉村生活、更新創作經驗，這樣才能突破舊的思維慣性和知識框架，真正為新時代鄉村畫好像。

關于扶貧題材的報告文學的興盛是近年來重要的創作潮流。相關研究在肯定報告文學描寫脫貧攻堅題材優勢的基礎上，也不回避創作帶有的應時應景色彩和質量參差不齊等問題。丁曉原的《新時代的中華民族史志——論脫貧攻堅題材報告文學》總結了從歷史到當下關于扶貧主題的優秀報告文學作品，認為時代特征鮮明、直面現實矛盾、關注事業中的人是這些作品成功的經驗。對于這一問題，李朝全的《脫貧攻堅主題文學：國家大事的時代表達》系統回顧了近年來以脫貧攻堅為主題的報告文學、紀實文學和小說等作品，同時指出當前脫貧的文學書寫存在全景式敘事較少、思想性不足、缺乏藝術感染力等問題，而更多地描繪人與脫貧攻堅事業的互動影響則是今后創作努力的方向。

二、焦慮與期待：文學“新人”形象的塑造

得到普遍認可的文學“新人”形象往往是一個時代文學成就的顯著標志。2020年，文學批評對塑造新的文學形象這一話題展開了熱烈討論。這一方面反映出人們對增強文學創作的思想性和現實感的熱切期待；另一方面也凸顯出種種社會問題所帶來的焦慮感，因為新的人物形象被認為在某種程度上是具有廣泛社會表征意義的文化符號。

其一，揭示當代文學“新人”塑造的歷史軌跡和動因。賀仲明的《論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文學中的農村“新人”形象——從人物主體性角度出發》考察20世紀50—80年代的農村“新人”形象，既分析了這些形象蘊含的時代合理性和個人創造性，也指出他們在表現精神自主性和人物主體性方面的不足。張均的《1950—1970年代文學中的“新人”問題》考察了特定時代“新人”塑造的社會文化動因及其敘事機制。文章始終將人物形象塑造與現代中國自我重塑的文化表征聯系起來，不僅批評了用“意識形態”簡單否定這一時期“新人”塑造的觀點，而且通過論述表明那些形象與當今“佛系青年”“失敗青年”的差異。這兩篇文章結合歷史語境展開分析，對過去小說中的“新人”形象價值和相關文學觀念給予肯定，將其作為當下塑造“新人”形象的重要遺產。

其二，對當下“新人”形象塑造的期待。塑造反映時代精神并具有藝術感染力的新的人物形象，成為當下文學的訴求，這樣的形象也體現出我們力圖把握時代本質和發展趨勢的努力。孟繁華的《歷史、傳統與文學新人物——關于青年文學形象的思考》認為新時代文學新人應是能夠表達時代要求、與時代構成同構關系的新的人物形象，但我們還缺少具有普遍認知意義的青年形象。而對當下一些作品中出現的陳金芳（石一楓《世間已無陳金芳》）、翟小梨（付秀瑩《他鄉》）等青年形象，要在城鄉一體化的環境中理解其追求及意義，因為他們遇到的問題也反映出我們時代的問題。徐勇的《從“失敗青年”到“文學新人”有多遠？》認為要想塑造出與80后作家筆下“失敗青年”不一樣的形象，當下文學應當思考如何重構或重建個人和社會之間的有效聯系，而科幻小說和新生代軍旅小說中青年形象所體現的積極因素應得到重視。

《中國文學批評》2020年第3期推出“文學‘新人’形象的書寫”專題文章，集中探討了當代文學“新人”塑造的問題。吳俊的《新中國文學“新人”創造的文學史期待》認為，“‘新人’是具有時代的現實性（乃至直觀的感性）并體現新的發展或進步價值觀、主流意識形態傾向的人物形象”，其塑造應體現出文學的政治性、創新性、世界性追求，彰顯中國當代價值觀。他同時提到，新媒體使我們對現實和人的理解發生改變，文學創造“新人”的實踐必須面對這一新挑戰，實現中國文學對世界文學的貢獻。張檸的《作為審美理想的文學“新人”形象》認為革新精神、時代色彩、理想情懷等要求決定了塑造“新人”形象的高度和難度，而具備充分合理的美學意義更是題中應有之義。陳國和的《近年來農村“新人”形象書寫的三個維度》從進城者、返鄉者以及鄉村干部三個維度分析了當下文學塑造農村“新人”的探索，清醒認識到當前小說還沒有創造出具有時代共名的人物形象。顯然，批評家們期待當下文學能夠塑造出體現社會歷史意義和時代精神特征的“新人”形象，為這一時代的文學“立傳”，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出對當下文學創作影響力的擔憂。

三、傳統與當代：重要作家作品研究的張力

作家作品研究是文學批評的“常規動作”，在分析作品的過程中，作者與讀者的地位、史料與理論的輕重、觀念與方法的差異等都可以清楚呈現出來。2020年，當代作家作品研究一方面回溯中國文學傳統，尋找文學觀念和藝術筆法的深厚淵源，顯示出活化文學傳統的努力；另一方面觀照當下創作弊端，以強烈的問題意識在接續傳統和反思當下中顯示出研究的活力和張力。

2020年關于路遙、汪曾祺和周立波等作家的研究成果都值得重視，研究者將他們的創作與古今中外文學傳統進行比較，與文學前輩和同時代作家的創作進行比較，拓寬了研究視界和空間。

在路遙研究方面，李建軍的幾篇文章這幾篇文章值得關注。《論路遙與柳青》論述了路遙對柳青文學創作經驗、創作理念和藝術手法的繼承和超越。《論路遙與史鐵生》認為路遙和史鐵生是我們時代值得尊敬的偉大作家，他們都注重倫理精神和善的力量的展示，作品充滿了人道主義精神和愛，但在各自精神的形成機制、文學觀念和寫作方式上又存在差異。《“我不愿意再像你們一樣”——重讀〈人生〉》則從城鄉戶籍制度入手，一方面質疑了用“資產階級”“利己主義”“個人主義”等概念為高加林定性的觀點；另一方面認為作家最終仍然沒有擺脫用流行的觀念來闡釋生活和批評人物，結果造成了簡單化的道德批評，弱化了小說的說服力和悲劇性效果。對作家性格和創作的精細化比較以及凸顯有態度的文學創作理念，是以上三篇論文的鮮明特點，而《文學是對人和生活的態度性反應——論路遙與托爾斯泰的文學關系》一文，則可稱為這幾篇文章的“總綱”。文章從閱讀、創作、演講等方面論證路遙是托爾斯泰文學精神的繼承者，體現在塑造自我形象的理念、熱愛人和生活的精神、以同情和肯定的態度塑造人物三個方面。路遙積極的文學態度來自托爾斯泰的滋養，這與當下文學創作存在的一些弊端形成對照。

《小說評論》2020年第1期推出“路遙評論小輯”，包括李建軍的《我們為什么紀念和談論路遙》、劉躍進的《論路遙的文學意義》、張伯江的《路遙成為〈文學評論〉關注的中心》、吳俊的《論路遙對當下文學的意義》、王兆勝的《關于路遙研究的四個問題》、程光煒的《關于〈平凡的世界〉的幾則材料思考》等12篇會議發言整理稿。從中可以看出，研究者結合當下文學創作和批評存在的問題反思路遙研究現狀，一方面提出應擺脫概念化研究，挖掘新史料重新認識路遙；一方面強調應深入理解路遙現實主義創作的獨特性，這對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發展和成熟具有重要價值。

《中國文學批評》2020年第1期“作家聚焦”欄目推出四篇路遙研究的文章。趙學勇的《人民性：路遙寫作的精神指向》認為路遙的小說在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傳統文化的現代轉換、書寫人民創造歷史的情感基調等方面，豐富了中國當代文學“人民性”書寫的審美追求及其精神意向，拓展了人民文藝的寬闊視域。段建軍的《路遙：在交叉地帶探索人生的意義》認為路遙書寫了城鄉差別年代的交叉地帶中主人公產生的認同危機，以及他們在奮斗中獲得尊嚴與認可的歷程，賦予小說創作以深刻的人生哲學意義。梁向陽、梁爽的《經典是怎樣“煉”成的——以〈人生〉創作中編輯與作者的書信互動為視角》以編輯與作者的書信往來為視角，探討編輯對作者創作的影響，這可以作為作品產生過程中編輯提前介入的一種獨特的批評方式。李繼凱、徐翔的《奮斗者的心是相通的——路遙及其作品中奮斗精神的海外共鳴》以“奮斗者”作為關鍵詞梳理美籍華人周勵和日本學者安本實對路遙的接受，啟示我們關注路遙作品海外傳播現狀。

一些研究分析了路遙作品所借鑒的思想和美學資源。如日本學者馬場公彥的《作為可能性的路遙文學——通過閱讀〈人生〉〈平凡的世界〉得到的啟示》，將小說的成功與路遙獨特的身份、經歷以及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所開創的陜北文學傳統聯系起來，而勤勞奮斗的主題、理想主義色彩和現實主義的手法等特征使路遙的創作與革命文學傳統沒有完全隔斷。正是在此意義上，路遙作品的獨特性不僅造成了閱讀的持久影響力，而且具備海外傳播力。楊慶祥的《路遙的多元美學譜系——以〈人生〉為原點》認為，“路遙的作品在人物、故事和細節的基礎上提供了一種普遍的美學——人物美學和敘事美學。這一普遍的美學，正是它常讀常新的根本原因”。在人物美學方面，高加林的構成譜系里綜合了保爾、于連、牛虻等人物特質；在敘事美學方面，《人生》中的“道德勸誡”與“自我實現”形成結構張力，接續了中國傳統敘事的審美功能。

2020年是汪曾祺百年誕辰，研究者從史料挖掘、比較研究、作品考證等方面繼續推進汪曾祺研究的經典化。孫郁的《汪曾祺的語言之風》是一篇從語言角度研究汪曾祺創作的力作。文章認為汪曾祺不僅精心營構自己的語言園地，而且其談藝文字中關于語言的話題最多。汪曾祺深諳文章之道和母語隱秘，他融古語、語體文、戲文、方言等于一體，貫通雅俗，承舊出新，其語言的文化性、暗示性、流動性接續了傳統六朝文章、筆記小說、桐城古文等筆法，也與“五四”諸多名家不同，“在詩的語言，散文語言，小說語言和繪畫語言里，完成了對于母語的重塑”。王干的《山河異域風韻同輝——汪曾祺與趙樹理的民間性》從“生活的暖色”“描寫民俗的高手”“白描與綽號”三個方面揭示趙樹理與汪曾祺創作的共性，比較的基礎正在于二者都植根于中國的民間文化。

在史料挖掘和文本考證方面，季紅真的《初識汪先生》回憶1982年在北京作家研討會上與汪曾祺交流創作的情景；楊早整理了《新發現汪曾祺致楊汝書信四封》；王晴飛的《“小改大動”與“我的思想”——汪曾祺的〈聊齋新義〉》考察了《聊齋新義》對《聊齋志異》的改編；徐強的《汪曾祺未竟的“漢武帝”寫作計劃》探討了汪曾祺醞釀多年的長篇小說《漢武帝》夭折的原因。

《文藝爭鳴》2020年第5期推出“周立波研究專輯”。賀紹俊認為周立波從中外文學經典中積淀形成了獨特的文學審美定式，而精英文學的作家身份使他的鄉土文學展現出詩意美、抒情性和寬宏雋永的善意。卓今結合《山鄉巨變》的思想藝術特質及外部評價語境的變化，從闡釋學的角度分析周立波作品的經典化問題。薩支山認為評價周立波的作品要擺脫以往所形成的評價體系，更要歷史地理解《山鄉巨變》特別的美學價值。他強調《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對周立波精神狀態的影響，把《山鄉巨變》抒情風格的形成放到歷史語境中細致解讀。何吉賢圍繞周立波1955—1965年間創作的以故鄉生活為題材的短篇小說，分析了其中的風景描寫、抒情氛圍和獨特的“回鄉”式寫作。鄒理分析了周立波在促進俄蘇文學在中國傳播過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以及翻譯對其思想的影響。

孟繁華的《一個傳統母題的延續與變異——“立嗣承祧”及其相關的小說》重點考察傳統文學中普遍出現的過繼或收養題材在當代文學的傳承和變異。作者認為這一題材的變化與社會生活緊密相關，是“立嗣承祧”“承祧繼產”等思想觀念的反映。文章在與古代小說的比較中細致分析了吳君的《生于東門》、東西的《篡改的命》、葛水平的《養子如虎》、金昌國的《秋分》、馬小淘的《骨肉》等涉及過繼題材的作品，從而顯示當代創作對這一傳統母題在社會批判意識、過繼者的心理表達、人物性格的內在矛盾以及血緣關系之外的家庭維系等方面的改寫或重寫。這表明本土文學傳統仍在當代頑強延續，而其中的變異之處則關系到作家對當代人的倫理關系和身份危機的種種思考和反應。把題材變遷與社會環境、思想觀念聯系起來，打通古代與現當代文學研究，不啻為一種具有歷史深度的批評方法，也為綜合闡釋當代文學作品找到一個關聯點。

在散文研究方面，吳周文《學者散文的啟蒙性與自我的精神啟蒙》、陳劍暉《學者散文與文體自覺》、王兆勝《學者散文的使命與價值重建》這三篇文章，從概念辨析、價值意義、創作主體、筆法風格等方面重新審視文學史中關于學者散文的相關研究。吳周文將學者散文溯源至諸子百家散文，強調創作主體應繼承中國士子文化的精神傳統，獲得自我啟蒙的理性；陳劍暉認為學者散文承接了中國的文章學傳統，而“文道合一”則是其可貴品質；王兆勝針對散文背離時代的傾向，認為學者散文的時代感和使命感有糾偏之功，而提高自我審視和自我反思的意向能力、注意內在修為與內心圖景的優化、區分“小我”與“大我”的不同則是實現學者自我啟蒙和價值重塑的重要方面。

2020年值得關注的作家作品研究還有《中國文學批評》2020年第2期推出的“麥家專輯”，從主題、敘事結構、語言、文類四個角度闡釋麥家的長篇小說《人生海海》。陳曉明的《他的左鐮，他的筆——試談莫言近作的藝術取向》一文，圍繞莫言最新中短篇小說集《晚熟的人》對其獲諾貝爾文學獎后的創作進行解讀。他認為莫言創作不似過去那么張狂，更為內斂節制，但力道依舊。莫言寫實筆法所勾連的歷史文脈、敘述視角所呈現的自我剖析、鄉村人事所蘊含的復雜倫理等方面，無不體現出其回歸鄉土的獨特方式和藝術變奏。李東若、吳俊的《莫言的“守”與“變”及可能的期待——以莫言近年文學創作為中心》認為莫言近年文學創作在精神資源與文學意圖方面展現了“守成”的一面，而在形式創新與風格提純方面則有大膽的“創變”。此外，《當代作家評論》2020年第3期的“《云中記》評論小輯”關注了阿來頗受好評的小說，《小說評論》2020年第5期的“賈平凹長篇小說《暫坐》評論小輯”對賈平凹新作展開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0年第4期的“新現象研究”欄目和《文藝理論與批評》2020年第5期的“當代觀察”欄目，分別討論了目前比較熱的雙雪濤、班宇、鄭執等東北籍作家的創作情況。

四、隱憂與突圍：文學批評的更新和開拓

當前，文學批評面對社會發展變化帶來的復雜景觀，尤其是新媒體文學日益壯大導致的文學版圖不斷變動的情況，以及學科重構局面下知識轉型的挑戰，承受前所未有的壓力。直陳當下文學批評的種種弊端顯示出研究者的深切隱憂，但更重要的是在隱憂中不斷尋找新的突圍空間，完成自身的更新和開拓，從而在增強學理深度的基礎上真正發揮文學批評闡釋當下文學的能力，以新的話語為文學把脈、為思想賦形。

一是揭示弊端，思考重建文學批評生態。丁帆的《新世紀中國文學批評摭談》認為近20年中國文學批評是沉寂與冷漠的。他分析了消費文化等因素對批評的誘惑和扭曲、文學批評的代際鴻溝和青年批評家存在的問題，呼吁批評主體堅持批評真理性，秉持馬克思主義批判哲學精神，確立批評的價值立場。劉大先的《從后文學到新人文——當代文學及批評的轉折》一文認為，新時期以來逐漸形成的強調審美自律、形式自足、人性自由與個體表達本位的“純文學”話語逐漸喪失了效力，資本和技術所帶來的巨大變化迫切需要文學研究的轉型和批評話語的更新，而這一轉折尚未完成。面對技術思維和消費主義的侵襲，我們要重新定義和思考“現實”，從經驗和表述層面發揮文學去同質性、反技術邏輯的功能，重建時代的總體性認識。顧廣梅的《批評的倫理原點、歷史負擔與自剖》指出當下批評存在的一些病相，如將作家作品視為驗證某種文學理論或批評方法的材料、將批評成果轉化為外在于批評活動的利益、有力量有態度的批評越來越少、批評價值標準的進退失據等。她提倡在批評中尊重與還原作者意圖、重視文學批評歷史成果，以及確立批評主體自我反思和批判精神。

賀紹俊的《當代文學批評四十年漫談》從史的角度梳理20世紀80年代至今的中國當代文學批評歷程。作者以文學批評現場親歷者的感受和思考認為，思想資源的借鑒、話語系統的革新、良好的批評生態以及文學批評的學理化、多樣化對促進文學批評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他認為80年代的“美學熱”所涉及的理論問題對批評家們打破思維定式和尋找理論突破方向具有重要啟示作用，而90年代文學批評之所以得到肯定正在于其基本上確立了一個多元對話的批評場域，使文學批評逐步朝著自主自立的方向發展。作者在文章最后強調，我們的文學批評應以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觀、世界觀、歷史觀去觀察和認識問題，但是在具體評論作品的方法和視角上應追求多樣性，“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性與方法的多樣性并不沖突”。

洪治綱在《論文學批評的問題意識》一文中認為，文學批評越來越缺少問題意識，不少批評文章本身觀點立場模糊不清，對作家作品及其藝術價值缺乏科學評價和有效闡釋。問題意識的建立依賴批評家主體意識的建構，包括對文學藝術的深刻理解、對生命與人性的敏銳洞察等精神內容。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談道，“很多文學批評都缺少必要的整體性觀念作為內在的支撐，只是批評家個人才情的自由表達和話語演繹”，而“所謂整體觀，就是將研究對象看作一個由各種構成要素形成的有機整體，從整體與局部相互依賴、相互制約的關系中，探討并揭示研究對象的整體特征及其內在的規律”。這種整體觀的建立，需要批評家擁有相對宏闊的文化視野，在中外文學的豐富經驗之上科學地評析對象。

二是運用新視角，尋找批評的生長點。王兆勝的《關于中國現當代作家的“散文批評”》從宏觀層面關注作家評論散文的多種形式，探討和發現其精神結構、文體特點、價值意義和成敗得失，補正長期以來較為單一的學院派“散文評論”。文章采用的是分析“作家批評”的研究視角，對于其他文學批評研究具有啟發意義。黃發有的《論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的史料拓展》關注當代文學批評史研究中如何挖掘史料的問題，對報紙、邊緣刊物、圖書內部資料、作家和批評家關于文學話題的書信、讀者來信、作家日記等史料的搜集和使用展開分析，尤其針對網絡時代史料碎片化問題提出了應對之策。此外，肖進、吳俊的《當代文學批評的資源建構與初期實踐》，周榮、孟繁華的《“十七年”現實主義文學批評的內在建構與沖突——以〈創業史〉〈紅旗譜〉〈青春之歌〉〈百合花〉的批評活動為例》，李丹、吳俊的《文學商品化與“人文精神討論”的代際反應差異——20 世紀90 年代文學批評的一個現象觀察》等文章，將個案研究置于批評史建構維度，對不同時期文學批評的特點進行細致勾勒。

對于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如何歷史化的問題，《文學評論》2020年第5期推出“‘社會史視野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筆談（之二）”一組五篇文章，從方法論意義上探討在文學研究中引入“社會史視野”的價值意義。這組文章同時也是對該刊2015年第6期發表的“社會史視野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四篇筆談文章的回應和進一步思考。這一組文章提倡文學研究的整體性特征，同時也力圖突破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文學研究中形成的一些觀念、方法和結構。如倪偉的《社會史視野與文學研究的歷史化》認為文學研究的社會史視野，目的在于捍衛歷史事實、破除純粹審美的文學觀、關注文學實踐與其他社會實踐之間的連接方式。吳曉東的《釋放“文學性”的活力——再論“社會史視野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一文則強調“社會史視野”的出發點和歸宿都是文學，它力圖從文學作品中重新發現社會總體，“把中國的社會變革、革命歷史、政治實踐、主體歷程、情感結構等論域重新帶入文學研究之中，由此建構出‘文學’‘歷史’‘社會’三維坐標彼此參證的動態格局”。倪文尖的《文本、語境與社會史視野》認為“社會史視野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目的是考察文學尤其是左翼文學與20世紀中國革命的復雜關聯，重新理解文學與政治之關系，從而以研究的整體性對抗碎片化，等等。

五、挑戰與生機：文學場域變化中的理論建構

現實發展日新月異，我們的文學場域也變得更為復雜。面對網絡文學、科幻文學等領域出現的新現象，以傳統的文學觀念和批評理論去分析闡釋，往往捉襟見肘，顯得力不從心。這表明變化了的文學版圖給文學批評帶來諸多理論挑戰，甚至也促使我們對“文學”這一概念重新加以理解。研究者一方面守正創新，認真反思和清理已有的文學理念、批評觀念和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大膽進入新的文學叢林，看風景辨方向，在此過程中尋找理論建構的生機和新路。

其一，網絡文學現實題材研究活躍。這既與其創作現狀相呼應，也是自身經典化的需要，顯示出對社會主流價值和時代精神的認同。2020年，網絡文學現實題材創作頗受關注，不少報刊推出相關研究文章。如歐陽友權、曾照智的《也談網絡文學現實題材創作——以〈網絡英雄傳Ⅱ：引力場〉為例》一文認為，網絡現實題材作品應寫出對生活的獨到感悟、避免圖解觀念、注重藝術價值，同時不要陷入觀念誤區、認識誤區和評價誤區，對網絡文學“現實向”誤判。《光明日報》2020年2月5日第16版刊發了黎楊全的《開啟新媒介現實主義切近網絡文學發展實際》和馬季的《關注現實才有說服力——談工業題材網絡小說的價值及其走向》兩篇文章，討論網絡文學現實題材創作。

《中國文學批評》2020年第3期推出一組文章探討網絡文學現實題材創作問題。夏烈、段廷軍的《網絡文學“無邊的現實主義”論——場域視野下的網絡文學現實題材創作20年》，從網絡文學場域變化入手，將網絡文學現實題材創作分為“自發時期”和“自覺時期”，并秉持“無邊的現實主義”的開放性為當下網絡文學定位了三種現實主義的發展路徑。戴清、陳萌的《在媒介轉換與文化縫合中叩問現實——近年來現實題材網文的劇集改編研究》探討了現實題材網文改編過程中的文化調整和話語轉換問題，提出力避“懸浮”、模式化等“低審美”現象。周興杰的《現實題材網絡文學的讀者反應——以〈大國重工〉的書友圈交流為例》則從讀者交流和反應角度分析了現實題材網絡文學的敘事機制和閱讀效果。

其二，科幻寫作帶來觀念沖擊。李楊的《〈三體〉與“文學”》認為人們對《三體》的不滿，很大程度上依賴既有的“文學”觀念，而這一觀念是隨歷史不斷變化的。《三體》對“民族國家”“線性時間”“道德”等的超越，使我們在現有的文學譜系中遭遇批評的困難。作者提出，像《三體》這樣的科幻文學作品，應在多媒體的創新發展中找到合適的藝術形式，這既取決于科幻作家的努力，也取決于“文學”的自省與回應。陳楸帆的《“超真實”時代的科幻文學創作》基于對現實變化的思考和表現這一關鍵問題，提倡一種“科幻現實主義”。在我們的生活已經與科技密不可分的背景下，科幻現實主義深入思考的是科學、科技與人的關系，在擁抱媒介變革的過程中建立新的美學坐標。

此外，關于“非虛構”“數字人文”等的相關討論逐漸深入。如丁曉原的《論“全媒體”時代的中國報告文學轉型》關注“全媒體”時代形成新的非虛構審美文化對報告文學內涵和書寫形態的影響。張慧瑜的《非虛構寫作與20世紀中國文化經驗》從報告文學、紀實文學、深度報道、特稿寫作等非虛構相關文體來觀照中國現當代歷史，認為非虛構寫作是文學創作介入宏大的歷史與社會問題的重要方式。一些學者就數字人文研究與傳統文學研究的關系，及其現狀和問題展開深入對話。

從2020年的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實踐中，我們能體味到文字背后的焦慮、峻急、期待、希望等復雜心態，研究者對文學批評自身的危機異常敏感，對批評轉型和更新的愿望更為迫切。新的文學場域和文學實踐對批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們需要的不是因循守舊、依靠慣性緩慢行進，而應變革創新、勇于突破，以扎實的批評實踐不斷增強理論穿透文學現場的力度。正是在此意義上，復雜的文學場域既是批評面臨的挑戰，也為其發展提供了新對象、新空間、新契機。我們的批評理論和方法要應時而變、固本開新，在實踐中確立主體性、增強理論性，為生動的文學現實提供鮮活有效的闡釋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