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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過對“鐵西三劍客”到 90 高齡之徐懷中等不同代際作家的寫作取向考查，勾攝出當下文壇的一種普遍現象，通過“向后看”和“長時段”，回望歷史風云，凝聚現代經驗，以當下為節點，回首改革開放時代的 40 年，共和國建立 70 年，和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百年乃至反顧更為深遠的歷史時空。這不是簡單的自然時間的延伸，而是說，在某種意義上，百余年間的現代轉型，在幾代中國人前后相續頑強追求下，在晚近取得標志性的成果。站在這樣的歷史高度，作家們回望歷史，一覽眾山小，更為從容坦蕩地講述長時段的中國故事，開出文學的新界面。

關鍵詞：寫作取向 向后看 長時段 現代經驗

被稱作“鐵西三劍客”的青年作家雙雪濤、班宇和鄭執，成為文壇的一個熱點，引人矚目。和新文學史上許多青年作家［從 20 世紀 20 年代的郁達夫（《沉淪》）、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記》），直到“80 后”作家韓寒（《三重門》）、張悅然（《誓鳥》） 等］青春敘事的創作起點相異的是，他們講述的是父輩下崗、失業的悲涼記憶，大工業基地的沈陽往事，而不是青春的迸發與悵惘，愛情與叛逆。如論者所言，在雙雪濤的筆下，“虛構、凸顯 20 世紀 90 年代東北不堪的日常生活圖景及其帶給主體的創傷，成為雙雪濤小說中幾乎不變的敘事模式” ①。曾幾何時，20 世紀 90 年代還是剛剛發生的昨天，但現在已經成為歷史記憶的一部分了。與之相關的另一個重要標記是，雙雪濤等的作品中自我代入的子一代，沒有同代人筆下的青春期叛逆，而是在用心用力地去窺探和理解父親一代人的人生坎坷與心靈純真。雙雪濤的《大師》中那個搬著板凳跟父親學習下象棋的兒子，看著一生平庸無為的父親，連倉庫管理員的工作都被剝奪而下崗，母親也棄他而去，喝劣酒，撿煙屁股抽，穿著兒子淘汰下來的中學生校服，卻沒有心生鄙棄，而是從父親的棋藝和棋道中獲得寶貴的啟迪而敬意滿滿。班宇的《逍遙游》中，女兒許玲玲也是坐在小板凳上，看著父親許道明踏著一輛倒騎驢板車送女兒到醫院去做透析——許道明在女兒眼中沒落不堪，即便是在相依為命的女兒罹患重病期間，他也不忘去和飯店的老女工去偷歡作樂，以致許玲玲從不叫他父親，而是直呼其名。但她也懂得諒解父親，讓父親的情事有單獨的空間。鄭執的《鐵西夜曲》同樣是寫兩代人的故事，即將成婚的 B 聽繼父講述小行星撞地球的啟示以及繼父前一次婚姻的溝坎，受此暗示，B在期待小行星光臨的同時開始反思自己的情感經歷，產生逃離意識。作品中，繼父顯然充當了 B 的人生導師。

對父親的依戀與理解，這恐怕不是“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就可以詮釋的，也不是簡單地高呼一句“理解萬歲”就可以畫句號的。從什么時候起，理解與同情便開始成為一批青年作家的情感調性呢？

放大開來，當年的“80 后”作家群也長大了。張悅然和笛安，都從自戀中走出，關注和學習理解更為廣闊的人生與世界。張悅然的《繭》力求對父輩乃至祖輩的生命軌跡和 20 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往事進行審視，在罪責追問的同時，讓作家的同代人為他們的前輩擔當起懺悔、贖罪的重任。由于年代阻隔與經歷所限，《繭》在敘述時代往事及某些細節設計上尚顯稚嫩，但從嫻熟的青春敘事中破繭而出的努力仍然值得肯定。笛安的步子邁得更遠。她的首部長篇小說《告別天堂》，分別從宋天楊、江東、周雷等人的視角講述他們的青春歲月，為同代人造像，到《南方有令秧》，筆力直追明代中后期中不幸女性的命運，并且以此作為從沉溺于自我表達到探索大千世界之“華麗轉身”的一個轉折點。如其所言：“寫作究竟是為了干什么？我在寫《龍城三部曲》時就在找答案，到了《南方有令秧》時可以算是新的觀念已經被確立。十年前我寫小說，覺得寫作首先是表達自我，我一直表達了好幾年。后來在《龍城三部曲》時期我開始覺得不是這么回事，寫作到一定程度會覺得自我沒有那么重要，總想著自我其實也是一種我執。可能真正重要的東西，是要構筑全新的世界，那個世界有它的規則、色彩、溫度，那里面的人物有他的命運，構筑全新的世界才是創作者的使命，這里面到底有多少自我的成分不重要，可以多可以少，它不是一個全都圍著你轉的東西，對于我來說寫作這個任務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②

走出自我天地寬。這句話不但對于極端地糾結于自我的現實中人來說是必然的，對于曾經陷溺于感傷自戀的青年作家來說也是至關重要的。在這里需要補充兩點說明：其一，理解歷來是雙向的，當“80 后”作家對于父輩、對于歷史逐漸接近和理解的時候，年長的父兄們也應該對 21 世紀初年波瀾突起的青春寫作有新的理解。青春自戀是有深刻的合理性和代際感的。依照成長心理學理論的區劃，青春期正處于自我同一性與角色混亂的沖突之中，告別被保護者和被訓誡者的弱小年紀，即將以正式成員身份進入社會生活而又心理準備嚴重不足，適當地退回內心，疏離現實，進行自我認同和人生定位。尤其是在時代本身即非常迷惘之際，作為市場化環境中成長起來的第一代，“80 后”一代沒有了明確的路標，沒有了可以承續的既有傳統，這樣的“斷裂”就尤為明顯。那些早慧的作家寫出同代人的精神困惑，因此得到大面積認同。其二，雙雪濤等“鐵西三劍客”同屬“80 后”，當他們的寫作引起關注之時，都已經邁過三十而立的門檻，他們的著眼點顯然和張悅然、笛安有所不同，我在這一節中所論述，并沒有厚此薄彼，而是說，作家會隨著年齡、閱歷的增長調整自己的寫作姿態。時間是最好的老師，可以幫助人們成長和成熟。

“向前看”和“向后看”

從這個角度切入，或許可以生發出近年文學的一個重要特征，諸多代際不同的作家們紛紛回望歷史既往的普遍姿態。對現實中正在展開的文學景觀，作家們并不與之疏離，但吸引其更多關注的是個人、家族和某個社會群落走過的艱辛既往，是從現實入手，去追溯既往，“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文學的“向前看”和“向后看”，都是題中應有之義。李白的“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銷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和李煜的“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都是在抒寫沉重的哀愁，在精神的向度上卻有著鮮明的區分。在我們的經歷中，時代對于文學的制約至關重要。在理想主義和烏托邦的昭示下，“向前看”成為文學的主流。柳青《創業史》中的梁生寶批評梁三老漢的發家夢說：“你那是個沒出息的想法。”他認定的是即將到來的農業集體化會帶給農民共同富裕的前景。趙樹理《三里灣》中用直觀可見的三幅圖畫，“昨天的三里灣”“今天的三里灣”“明天的三里灣”鼓舞村民們積極加入合作社。改革開放初期的“四化美景”“希望的田野”都帶給人們很多遐想，有一部話劇叫作《未來在召喚》，有一首歌相約“再過二十年，我們重相會，偉大的祖國該有多么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城市鄉村處處增光輝”。說到底，這不過是“明天的三里灣”的再次涌現。理想主義的激發，“五四”啟蒙精神的重張，催生出一個狂飆突進的文學時代。被誤讀為“向后看”的“尋根文學”，其內在的思想脈絡仍然是矚望未來，是要從民族文化傳統中發掘足以支援現實變革的精神資源，韓少功提出要重新煥發絢爛的楚文化以重鑄現代民族文化，阿城要發揚傳統的道禪文化以與世界文學對話，其中的勃勃雄心不言而喻。

高調的宏大敘事，很快成為絕響，來自各個方面的沖擊和打壓，湮沒了“向前看”的凌空蹈虛。2013 年央視春節晚會崔永元、趙本山和宋丹丹合演的小品《昨天·今天·明天》，將曾經是令人神往的莊嚴命題化解為眾聲喧嘩的一樁鬧劇，是啊，在打工賺錢、柴米油鹽的潑煩日子里，明天和今天、昨天有什么根本的區別呢？繼續回溯，20 世紀 90 年代的創作，就已經轉向，在描述現實的“一地雞毛”的同時，以世紀末的悲涼心態“向后看”的文學作品，如陳忠實的《白鹿原》、莫言的《豐乳肥臀》、周大新的《第二十幕》等，成為其時的創作主潮。

“退步原來是向前”

以此看來，當下的回望歷史風云的作品，似乎是承襲了“向后看”的文學流脈，但在骨子里，卻可以將其分為兩個不同的階段，即從歷史的悲情講述到歷史的冷靜省察與溫馨追憶。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夢》和《春盡江南》，滿懷悲愴，在歷史的和精神的廢墟上追尋現代中國烏托邦之夢的幾度崛起與幻滅。到他被譽為當代中國鄉村史的微縮景觀的《望春風》，骨鯁在喉般地對烏托邦浪漫情懷的清算與悲悼，讓位于在憂傷目光中回望故鄉，日復一日的時光流逝，不僅淡化了人們的災難苦辛，也將曾經的風狂雨猛消解于無形。儒里趙村在時代進程中遭致消亡，但最后的兩位村民“我”和春琴卻在新興工業區四面圍困中重返舊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守護自己的生活與愛情，也在諸多同類題材作品哀嘆鄉村沒落的嘆息聲中，給我們留存了春風拂煦萬物重生的期盼，大自然的頑強生機，在廢墟上創造了新的風景：“一段木梯從碎磚和霉黑的蚊帳的遮掩下頑強地露出了一角，上面棲息著一只東張西望的喜鵲”，“一片野生的向日葵，長在了我們家的羊圈里”。希望與絕望同在。王安憶的《長恨歌》，以20 世紀 40 年代末期上海選美活動中入選“三小姐”的王琦瑤之一生為線索，勾勒出大上海在 20 世紀后期的“美人遲暮”。大上海曾經是鄉土中國中的一塊飛地，在現代進程中一枝獨秀，成為與紐約、巴黎、東京等并列的繁華都市，在 20 世紀后半期“全國一盤棋”的特定歷史境遇中，上海不斷地為內地城市輸血造血，自身卻遭遇長期的停滯，20 世紀二三十年代面向黃浦江建造的一批現代建筑群落，作為城市地標年深月久，也在 20 世紀后半期現代世界各大城市風貌變遷中顯得黯然失色。王安憶說，她寫王琦瑤，就是寫大上海的失落悲辛。到近作《考工記》，如敏銳的論者所言：“這大概可稱為《長恨歌》的姐弟篇了。同樣是借用經典命名，故事發生的時間、空間基本重合，取材于現實。從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到二十世紀末，一個是上海弄堂的上海小姐，一個是大宅的世家小開。性別不同，視角不同，但同樣展示了生活在上海這座城市里的形形色色的市民生活圖景，展示上海近現代都市化進程，書寫了在大時代背景下，人物的孤獨宿命。這種宿命感，來自有形的或無形的枷鎖束縛。” ③ 但是，寫作《長恨歌》時的焦灼和隱憂，悄然不見，在 20 世紀二三十年代崛起的黃浦江西岸現代樓群的對面，浦東的摩天大廈宣告著大上海再度復興達到的新高度。王安憶筆下的王琦瑤，以“三小姐”的姿態守候的，是曾經的大上海的浮華喧囂，她在 20 世紀 80 年代復出并且受到其間時尚青年的追捧，在衣著、交誼舞、生活情致等方面充當了那些具有懷舊風的“老克臘”的教頭；究其實，這不過是過眼云煙，就像時髦服裝的流行樣式和內在品位的差異，王琦瑤指點一二，她的女兒和女兒的朋友們很快就悟出其中的肯綮。王安憶著力描寫的是大上海市民過日子的安穩和安靜，是王琦瑤怎樣以偷生而不茍且、一心一意地打理其盡可能精致雍容的每一天，度過 20 世紀 50 年代以降 30 年間紛紜擾攘的動蕩年月。《考工記》中的陳書玉，是出身名門商戶人家的子弟，是“西廂四小開”之一，他的生命長于王琦瑤，從抗戰后期上海卷入救亡時潮，一直存活到新世紀，他的經歷也遠比王琦瑤要復雜和驚險得多。王琦瑤忙于打點她的小日子，陳書玉一邊要應對自身遭受的時代沖擊，一邊盡力兼顧著“西廂四小開”的友誼。在主調上，王琦瑤守候的是“上海小姐”的既往，陳書玉守護的是“煮書亭”這座清代老宅。前者是妄擔虛名，云煙過眼，后者是實實在在的建筑文化的經典傳承。或許可以說，從《長恨歌》《啟蒙時代》經《天香》到《考工記》，王安憶對于上海文化記憶的發掘，有了界面的拓展。與長達千百年的刺繡、建筑等本土源流相比較下，無論是《長恨歌》中受到現代性沖擊的應激反應而興起的大上海，還是《啟蒙時代》中背誦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的紅衛兵，都會大大地縮減其應有的分量吧。

唐代布袋和尚的插秧詩寫道：“手把青秧插滿田，低頭便見水中天。心地清凈方為道，退步原來是向前。”“把酒問青天”是一種率性，“天光云影共徘徊”是一種疊印，從后退中看到前行，是需要更深刻的思辨的。簡言之，當下“向后看”的獨特之處在于，它的用意是發現一種“可持續發展”的文化資源，更好地向前。

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

這種“向后看”和“長時段”的表現，集中地表現在作為文學創作風向標的第十屆茅盾文學獎（2019）獲獎作品上。老作家徐懷中，20 世紀 50 年代寫出共和國初期建設新西藏題材的長篇小說《我們播種愛情》，80 年代以《西線軼事》引領軍事文學新浪潮，時近 90 高齡，出版了以解放戰爭初期劉鄧大軍跨越黃河挺進大別山為背景的《牽風記》。以知青文學名世的梁曉聲，其新作《人世間》書寫了從 20 世紀 70 年代初年到新世紀前十年周家兄妹及其親朋好友的生活進程。周秉昆三兄妹所經歷的，恰好是知青一代人從青春歲月走向社會到逐漸淡出歷史舞臺的漫長人生，也是梁曉聲自己生命成長中最為重要的半個世紀。李洱《應物兄》故事的主干是濟州大學的一群文化人，以及與之有關聯的政商兩界，為了組建研究儒學的“太和研究院”所做的種種努力與隨之而生的層層波瀾，從主人公應物兄于 20 世紀 80 年代初讀大學開始，涵蓋改革開放 40 年思想文化界的精神歷程。同樣地對改革開放 40 年的時代進程念茲在茲的是陳彥的《主角》，作品描摹女主人公“秦腔皇后”憶秦娥在人生和藝術道路上的成長經歷，也融入了秦腔與所代表的民間文化在大時代的風雨兼程。徐則臣的《北上》從庚子年的八國聯軍進北京寫起，下限止于京杭大運河申遺成功的 2014 年，寫中外幾代人的家族命運，烘托大運河的百年滄桑。 追溯五位作家的創作緣起，各有分殊。徐懷中親歷挺進大別山之戰略進攻，這成為他生命中最為艱險的一段經歷，不思量，自難忘；早在 20 世紀 60年代初年就撰寫出 20 萬字的長篇小說初稿，時隔 50余年，終于了結心愿。以寫現代知識分子題材見長的李洱，早在 21 世紀之初就在撰寫《應物兄》，寫作中的甘辛此處難以詳說。在運河邊上長大的徐則臣，寫作《北上》，是應北京市有關部門約請他寫作大運河題材作品的約定。在戲曲劇團做編劇和管理工作多年，以戲劇和電視劇劇作聞名的陳彥，數年前發表了第一部長篇小說《裝臺》，馬上獲得眾多好評，正當盛年的他再接再厲，寫出《主角》，也是順理成章。但是，綜合起來看，文壇何以如此青睞“向后看”和“長時段”呢？

《應物兄》獲茅盾文學獎的“授獎詞”如是說：“《應物兄》龐雜、繁復、淵博，形成了傳統與現代、生活與知識、經驗與思想、理性與抒情、嚴肅與歡鬧相激蕩的獨創性小說景觀，顯示了力圖以新的敘事語法把握浩瀚現實的探索精神。李洱對知識者精神狀況的省察，體現著深切的家國情懷，最終指向對中國優秀文明傳統的認同和禮敬，指向高貴真醇的君子之風。” ④

《主角》的作者陳彥講自己的創作體會時說道：“應該說，《主角》是借秦腔這個千年歷史文化遺存這個口子，來談我自己對中國這四十年發展變遷的心得；借藝術舞臺看更遼闊的社會舞臺。既傳遞一種文化聲音，同時在其中也能看到經濟等其他的聲音，看到一種眾聲喧嘩的時代進程。”“同時，陳彥希望能夠通過《主角》完成一種象征和隱喻。在生活中，每個人都既是主角又是配角。” ⑤

現代性與傳統文化，小舞臺與大時代，成為眾多作品的主題詞。在鐵西區三劍客那里，他們的敏銳感知，起始于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國企改革和下崗潮。在更為年長的作家們那里，改革開放的 40 年，共和國建立以來的 70 年，自 19 世紀末以來的 100余年，成為評判和講述時代故事的幾個重要關節點。

我要鄭重澄清的是，這幾個關節點，不是自然時間的流逝，不是作家們信手拈來的隨機處理，而是中華民族現代進程的幾個標志性事件所呈現出的、以當下的中國作為參照的歷史時段。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為政》） 改革開放的四十而不惑，諸多過來者可做見證。1976 年之后的百廢待興；20 世紀 80 年代的銳意精進，艱辛探索；20 世紀 90 年代市場經濟確立帶來的強悍活力與人心浮動；2008 年北京奧運會，向世界展現出中國的開放心態和強大活力；21 世紀初期，中國的經濟實力超越日本躍居世界第二。改革開放之初預設的經濟指標已經超額完成，大規模的扶貧行動在鄉村展開，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讓底層民眾分享到時代變革的豐盛成果。新中國建立以來的 70 年，至今也是一個巨大的輪回，經歷了正反合的完整過程，如唯物辯證法揭示的那樣，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進，終于達致富國強兵、廣大民眾普遍進入小康社會生活水準的重要時刻。把目光放遠一點，19 世紀末期以來，積貧積弱，列強環伺，中華民族在帝國主義堅船利炮的轟鳴聲中，開始了自強不息的奮斗歷程，為獨立、自由、民主、平等的現代民族共同體的建立，做出巨大的犧牲，經歷戰爭與動亂，以及國家政治經濟建設的路徑選擇，壯士斷腕，鳳凰涅槃，屢仆屢起，幾死幾生，恰當其時地抓住 20—21 世紀之交全球大環境和平與發展的良好時機，走出一條后發展國家躋身現代民族之林的獨特道路。從這三個不同時段與當下的關系來看，都可以說是已經站立在其波浪式前進、螺旋式上升的高端，可以較為從容地舒一口氣，“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有足夠的時間長度和歷史容量做“向后看”和歷史經驗的總結 , 曾經的關隘險阻，都化為明日黃花，為時代的進程做明證。山回路轉的盤旋，站在高處望去，兀自一目了然，當年的苦求而不得，如今豁然開朗。付出的代價與教訓，亦格外分明。因此，才會由歷史的悲情傾訴轉換為歷史的同情理解。

悲情可以做進一步的闡發，悲壯之情與悲哀之情。梁曉聲以塑造知青生活中的理想主義悲歌見長，《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風雪》《雪城》是也。市場經濟的興起帶來的喧嘩與騷動，讓他嬗變為憤怒的斗士，寫出《郁悶的中國人》《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等直擊現實的文字。作為合題的《人世間》，仍然是寫作家所熟悉的 A 城即北國江城哈爾濱，也不乏北大荒知青歲月的片斷，但是，它的筆墨更為開闊，年代更為長久，時間跨度長達半個世紀。從 A 城城鄉結合部“光字片”小土屋群落的底層民眾之周家三代人，再加上第二代周秉昆等三兄妹的朋友圈和工作同事圈，組成了一個龐大的人物圖譜：有中高級干部，有海外留學生，有市井小民，有公安干警，有文化人士，有在市場化時代叱咤風云的商界大梟，也有更多的下崗職工和再就業的員工……青年人與時代的交匯與沖突，到周秉昆三兄妹這里同樣不能幸免，周秉昆三兄妹的人生道路也同樣充滿了山重水復千回百轉，但是，在被拉長長達半個世紀的歲月中，他們的人生卻有了絢爛之極歸于平淡的深長意味。經歷了半個世紀的風云起伏世事滄桑，與偉大的變革時代一起成長。盡管說，三兄妹都有著各自的不如意，有著心志未酬的遺憾，但人近晚年，他們對各自的人生與時代之關系有了新的思考，終于與現實相融、和解。這不是鄉愿的平庸，而是對人生哲學的深刻體味。

《應物兄》故事的主干是濟州大學的一群文化人，以及與之有關聯的政商兩界，為了組建研究儒學的“太和研究院”所做的種種努力與隨之而生的層層波瀾。寫這些學問等身、著作等身的知識分子，當然要寫到他們的精神生活、思維方式與工作狀態，于是不能不處處有學問，時時講文化。應物兄 20 世紀 80 年代初進入大學讀書，其時的文化英雄、力倡新啟蒙的李澤厚到大學做講座的盛況記憶猶新，時移世易，如今重振儒學，從政府到高校，都將此視作重中之重。這不禁讓我聯想到前面提及的陳忠實的《白鹿原》——從精神脈絡上，《應物兄》對《白鹿原》做出了獨特的回應。《白鹿原》可以說是充滿歷史的悲情。關隴儒學近代傳人朱先生一生恪守儒家規范，業績輝煌：甘冒兵矢，只身勸退圍困西安的 20 萬清軍，化災難于無形；秉筆直書《滋水縣志》，不隱惡，不逢迎，不畏權貴；辦學興教，弘揚儒學，勸導冥頑不化的黑娃棄惡從善學為好人；為了禁毒而從自己的妻弟白嘉軒開刀，親自耕毀其所種已經出土的罌粟苗……白嘉軒受其影響，作為白、鹿兩家的族長，在白鹿村恪盡職守，竭力維持一方水土的道德秩序，堪為鄉村楷模。但二人的超絕努力遭遇 20 世紀的暴風驟雨終成絕響，被譽為最后一個大儒的朱先生的墳墓都被掘骨揚灰。在翻鏊子一般的殊死斗爭中，儒家的和諧、秩序被棄之如敝屐。《應物兄》寫的是風水輪流轉，棄絕多年的儒家文化得到時代召喚和主流意識形態的支持而復興，儒學有了卷土重來的大好時機，但是，參與其事者各懷心思，籌建的“太和研究院”尚為畫餅，就躍躍欲試地要分一杯羹，只有真儒者應物兄像堂·吉訶德一般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卻終于功虧一簣。照理說，這樣的作品很容易寫成新儒林外史式的鬧劇，應物兄卻像一枚定海神針給《應物兄》以滑稽中的莊嚴，對他的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嘔心瀝血（這不是修辭意義上的，而是作品中的實證，應物兄在奔波操勞中遭遇車禍身受重傷）予以同情和尊重。

參考文獻：

①楊立青：《雙雪濤小說中的“東北”及其他》，《揚子江評論》2019 年第 1 期。

②《笛安談〈南方有令秧〉：當貞節牌坊成為女性的事業》,騰訊網：https ：//cul.qq.com/a/20141119/049803.htm.

③ 許澤紅：《王安憶〈考工記〉：一個人的生活史》，《文學報》2018 年 10 月 27 日。

④《第十屆茅盾文學獎授獎詞及作家獲獎感言》，《文藝報》2019 年 10 月 14 日。

⑤《茅盾文學獎·人物｜陳彥：在〈主角〉里呈現眾聲喧嘩的時代》，澎湃新聞：The?Paper?https ：//www.thepaper.cn/ newsDetail_ forward _41784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