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讀完郭雪波的這篇《沙坨里的暖霞》，筆者禁不住聯想起張賢亮創作于1979年的短篇小說《邢老漢和狗的故事》。那篇小說還被改編成電影《老人與狗》，由著名藝術家謝晉導演，謝添和斯琴高娃分別飾演男女主角，他們的“本色”出演給觀眾留下了深刻印象。郭雪波與張賢亮一樣，把同情關愛的目光投向最邊緣、最底層的“鰥寡孤獨老人”，講述了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一段曲折動人的感情生活。只是相對于《邢老漢和狗的故事》蘊含的厚重歷史感與冷峻的反思精神，郭雪波這篇小說更像是對底層邊緣者的傾情禮贊，一曲“愛的傳奇”、愛的頌歌。如果說《邢老漢和狗的故事》是一篇深邃的現實主義作品，那么《沙坨里的暖霞》則是洋溢著理想主義色彩的傳奇之作。

相比于張賢亮筆下的邢老漢，小說中的“騰羅鍋”遭受了更多不幸和不公：九歲那年他失去母親后便過起了飽受虐待的生活。因為被迫睡在冰冷的土炕險些凍成“癱小子”，他那“狗爹”卻在江湖游醫的蠱惑下以“治病”為名，把他“像一頭放在開鍋上燙毛的豬”似的捆綁了手腳，架放到熱氣騰騰的木格子條板上“烤蒸”。他雖死里逃生，卻從此落下了遍布全身的疤痕和畸形的“羅鍋”腰背，只能“奇丑無比地活在這個世上”。但“騰羅鍋”雖遭受太多的傷害和屈辱，回報給社會的卻是一顆淳樸善良的心靈和茁壯旺盛的生命力。在他們那個地處科爾沁沙地南端的養畜牧村，放牧牛羊是村人們代代相傳的傳統。為了讓牛羊獲得足夠“糧草”，放牧人需住到離家較遠的野外窩棚，“早先生產隊集體那會兒，隊長派出羊倌牛倌就可。現在都承包單干，誰家也不愿意出個人舍家離村住野外窩棚，遭那份罪去。”多虧“騰羅鍋”自告奮勇挺身而出擔當起這份責任。他無家無掛孤身一人，吃得了別人吃不了的苦，對牲口的照料又盡職盡責，于是他成為大家口中的“錢袋子”“小銀行”和可敬可嘉的“他大爺”。

“他大爺”在野外窩棚旁“遭遇”破衣爛衫蓬頭垢面的“瘋女人”蘇珊，既純屬偶然又是冥冥中的必然。瘋女人原是“北邊煤礦”的職工家屬，丈夫死于礦難，她拖著身孕來礦上見到丈夫的骨灰盒，因經受不住打擊而精神失常，半夜里跑出來“半道就流落在塔敏查干沙坨子中”。她簡直像上天（其實是創作主體）派遣的下凡到“騰羅鍋”身邊的“七仙女”，對“他大爺”來說可謂是百年修來的“福分”和“緣分”。雖然在遇到“騰羅鍋”之前已有不少村人發現了這個瘋女人，并試圖將她“捉住”扭送政府有關部門，但她一則失心失智、操著一口誰也聽不懂的南方方言，無法與人溝通；二則動輒以尖牙利齒“咬傷了不少人”，甚至差點兒放火點燃村旁的草垛。奇怪的是這個瘋女人對誰都“齜牙咧嘴”露出咬人的架勢，卻唯獨在“騰羅鍋”面前一下子變得溫順起來，只是對著老羅鍋“嗤嗤傻笑”，后來干脆賴在“騰羅鍋”的窩棚里住了下來。她是怎么憑著自己的本能和直覺“認定”了“騰羅鍋”就是她未來的“伴侶”和最終歸宿的？在筆者看來，如何把瘋女人對“騰羅鍋”的信任、依靠過程寫得“貼切自然”，而不讓讀者誤以為僅僅是創作主體的“一廂情愿”，應是這篇小說成敗的關鍵。好在作家沒有讓我們失望。

在眾人眼中這位瘋女人幾乎已喪失人之為人的資格，厭棄她、排斥她乃“理所應當”；人人都怕跟她接觸惹禍上身，人人都像躲避瘟疫一樣躲避著她，甚至放狗咬她，將其遠遠驅離。在瘋女人饑渴交加、半生半死的時候，多虧“騰羅鍋”及時向她伸出援手，接納并收留了她。而感染和感動瘋女人心靈的，不僅是“騰羅鍋”的善心善行，更是一種“守望相助”、生死相依，乃至舍生忘死的依戀情感。“騰羅鍋”不僅在瘋女人走投無路的困境中給了她及時救助，還把她像仙女一樣“供著”，施之以不求回報的關愛。他任由瘋女人住進自己家中“把土炕占為己有”、“鵲巢”雖被“鳩占”卻心甘情愿、“樂得如此”。在瘋女人難產之際，要不是他使出“搬山倒海”般的力量踏著三輪車冒險將其送往醫院，瘋女人或許早就“一命嗚呼”了。

通過“騰羅鍋”與瘋女人之間一系列心靈對話、情感交流，作家表現了兩人日久生情、“相濡以沫”的情感深化過程。“騰羅鍋”經常念叨的一句“從十九代祖宗那兒就欠你的了”，在自我解嘲之余表達出宗教徒般的傾情付出情懷。而瘋女人盡管與他不能進行正常的言語交流，卻可以通過“像是點頭又像是搖頭”一類肢體語言相呼應。瘋女人在被呵護被照顧中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幸福，“騰羅鍋”在付出和照料中也享受著難得的快樂。他的傾訴終于有了傾聽的對象，他的孤獨寂寞終于得到填補，他的愛欲也有了升華與宣泄的渠道。他后背上那個丑陋的羅鍋蓋成了瘋女人樂意撫觸的“寶貝羅鍋山”，“瘋女人一摸就上癮了，一摸而不可收。”兩個苦命人在相互呵護、相互撫慰中滋生出滿滿的愛。到后來輪到“騰羅鍋”發燒昏迷的危機時刻，“瘋婆子”同樣發動“蠻力”，不顧一切把他背到醫院搶救。如此一來，兩人已是“難舍難分”、生死相依。有意思的是漢語里的“愛”字最初就有一個“欠”字旁，從“望文生義”角度看未必沒有“欠情”“還情”之類寓意所在。正如曹雪芹在《紅樓夢》里喟嘆的：可憐風月債難酬！而“愛”的基本表現則離不開“撫觸”和愛撫。蒙古族作家郭雪波通過這篇小說頗為貼切地演繹了“愛”的真正內涵。但女人“瘋傻”之后才回歸如此“返璞歸真”境地，“大智若愚”地沖破了世俗偏見，“慧眼識珠”地感受到“騰羅鍋”丑陋外表下的閃光靈魂，不能不說又包含某種悲愴和反諷意味。或許只有在生命危難時刻，人才能回到最原始、最本初，也最本真純粹的“愛”？而“瘋女人”這一形象難免會讓一些女權主義者感到女性被丑化、“物化”的嫌疑。盡管她絕不等同于西方名著《簡·愛》中的那位“閣樓上的瘋女人”，“騰羅鍋”也與契訶夫《苦惱》中的馬車夫姚納有天壤之別。

另一方面，盡管這是一篇浪漫傳奇之作，“騰羅鍋”的淳樸良善與當地“某些部門”有關人員之間的冷漠自私形成的對照，還是頗給人以“觸目”之感：“瘋婆子”在村里出現已非一日兩日，直到被“騰羅鍋”救助在家，成為人人相傳的“花邊新聞”，才驚動“有關部門”。可那瘋女人一見到派出所和婦聯的干部就“瑟縮在墻角”，“又恢復了見人就咬就抓就打的往日風格”，不能不讓人生出很多疑竇：莫非她曾受到這些人的排斥和責罵而形成了條件反射？而干部們在“騰羅鍋”家“折騰半天”也想不出任何解決辦法，將“行善積德”做好人好事的機會硬是“塞”給了孤單無依的“騰羅鍋”。要不是騰羅鍋善良淳樸、敢于擔當，誰能擔保“瘋女人”不兇多吉少？更不要說瘋女人被送到精神病院又從中逃出，那里的“有關人員”竟然“從未詢問過”，豈非咄咄怪事？本應以救死扶傷為己任的旗醫院面對重癥病患竟企圖見死不救。此等“社會怪現象”不能引起人們足夠的省察和警覺，那便是見怪不怪，習以為常了？

小說最后，“騰羅鍋”在政府“生態治沙”政策號令下失去了全村“放牧員”的崗位，但他沒有因此氣餒，而是帶著自己的“瘋婆子”加入浩浩蕩蕩的治沙大軍。這位“拄著拐杖的九十度老羅鍋”盡管常常被隊伍落后好遠，卻依舊“雄赳赳氣昂昂”地干勁十足。此等畫面真是豪氣滿懷又不無悲壯：這樣的老百姓堪稱是天底下最好的老百姓，有這樣的好百姓實乃中華民族之福！小說的結局更是充滿意外“驚喜”：瘋女人蘇珊還帶來了自己丈夫的礦方撫恤金加“保險賠償金”共兩百萬，再加上“蚯蚓詩人”通過網絡為“騰羅鍋”和瘋女人募捐的“民間捐助款”，加起來他們獲得了三百來萬巨款。這真是天上掉下的財富大餡餅。連“騰羅鍋”本人對此都驚得目瞪口呆“半天回不過神來”，如聽天方夜譚般無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但這是真的，千真萬確是“真的”！——敘述者如是告訴他（我）們。雖然在筆者看來這未免有些俗套，卻未必不是廣大讀者心理現實的真實寫照。

生本不易，幸而有愛，好人就應該有好報。深受傳統文化浸染的中華兒女始終秉承這樣一種樸素堅定的信念：“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而“報應”的絕佳方式當然是“現世報”，而且來得越快越好，太遲了就來不及了！雖然并非所有“愛的傳奇”都有這么美滿的結局，并非所有的善行都能獲得如此豐厚的回報，我們還是要為這種“蒼天在上”“感恩人間溫暖”的美好信念而激動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