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達爾維什

瓦努斯

易卜拉欣

黑托尼

巴拉卡特

半個多世紀以來世界格局變幻莫測，處于兩洋三洲五海之地的阿拉伯世界更是如此，戰爭頻仍，波譎云詭。文學作為對歷史和社會的審美觀照，文學家作為時代最敏感的觸須，自然不能置身事外。現當代阿拉伯文學伴隨著世界歷史、文化潮流的更迭，在寫作主題和風格上經歷了新古典主義-浪漫主義-現實主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的流變，而每一部嚴肅的作品大都不忍卒讀，每一部都是一次抵抗，每一部都在尋找出路，每一部都發出何以為家的哀嘆。掩卷后令人噓唏，發人深省。

文學界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思想界，文學作品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當代阿拉伯知識分子的沉思。當代阿拉伯文學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一、以重建民族認同為訴求的抵抗文學

后殖民語境下的當代阿拉伯文學首要特征就是抵抗性，以語言抵抗現實，以時間抵抗權力，以記錄抵抗遺忘，抵抗被邊緣化的處境，抵抗被抹去身份的危機。因此“身份焦慮”“文化屬性”“民族主義”始終與這時期作家們如影隨形，他們的寫作意圖和策略始終是期望在文本中重建文化空間，加強民族認同。

巴勒斯坦杰出詩人馬·達爾維什在著作《缺席的在場》中肯定了詩人之于歷史的重要性：

詩人面對歷史的鐵耙又能做些什么呢？也只能靠記憶守衛可見和不可見的古道、老樹和水井，保護語言，不讓她隱喻的特征枯萎、褪色，不讓她因為死難者的哭號而過分消耗。他們要求在明日的記憶里占有一席之地，用比武器更強大的力量—語言—去爭奪那片土地。）

在《來自巴勒斯坦的情人》一詩中，詩人發出鄉關何處的哀嘆：

你的言語……曾是一首歌謠我試圖唱出

可是苦難封鎖了春天的唇

你的言語，像燕子，飛出我的家園

……

我們的鏡子碎了

傷痛已碎成兩千份我們聚攏聲音的碎片

我們擅長的唯有祖國的挽歌！

……

可我已忘了……忘了……你這未知的聲音啊：

銹蝕了吉他的，究竟是你的離去……還是我的沉默？

（《來自巴勒斯坦的情人》，薛慶國、唐珺譯）

詩人哀而不傷的沉默力量躍然紙上。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以自傳敘事來抵抗遺忘是巴勒斯坦抵抗文學的一大特色，如作家杰·伊·杰卜拉的自傳《第一口井》、女詩人法·圖甘的自傳《山路崎嶇》、詩人穆·巴爾古西的自傳《我看見了拉馬拉》，等等。后冷戰時期，以個體鮮明的記憶之名來記錄歷史、修正歷史，無疑是加強集體文化屬性和民族認同感的最佳方式。

二、以思想啟蒙為導向的“政治文學”

阿拉伯作家與其他國家的文人相比，懷有更強烈的啟蒙意識和政治訴求，作者竭力賦予作品以社會功能，對民眾起到思想啟蒙的作用。美國學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遜在“處于跨國資本主義時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學”一文中指出，第三世界的文本“總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來投射一種政治”，意即以隱喻的方式，表達弱勢民族國家的反抗。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埃及作家納·馬哈福茲坦言：“在我寫的所有作品中，你都會發現政治。你可能會發現有一篇小說沒有寫愛情，或是別的什么，但卻不會沒有政治，因為它是我們思想的軸心。”另一位埃及著名作家巴·塔希爾也是如此，在談到“文學”和“現實”的關系時，他說：“文學創作絕不可能完成于象牙塔中，也不取決于某人的心血來潮或靈光乍現；文學創作是作家意識與周遭現實互動的結果。文學是一份關乎人類生存、人性價值和社會責任的職業。”

現當代以來，眾多阿拉伯作家都有一種強烈的使命感，都以阿拉伯社會、文化、文學的復興和發展為己任，積極介入時代政治，關心政治，將創作實踐與社會大眾緊密相連。

不過文學創作的政治性也引發了西方學者甚至一些阿拉伯文評家的批評。他們認為阿拉伯小說的政治性明顯外化于其創作意圖從而導致阿拉伯小說先天不足，易流于說教，由此減弱了文學的藝術性。但更有阿拉伯學者對這一觀點給予了嚴肅的回擊，認為阿拉伯文學一向負載著啟蒙大眾的社會職能，如果將文學和政治剝離，必然使文學囿于形式主義追求，失去與大眾的聯系；阿拉伯當代文學既要反映阿拉伯人民在民族危亡之時所表現的困惑、焦慮和對抗，又要對民眾起到預警、啟蒙和引導作用。

阿拉伯當代文學作品的政治意圖和啟蒙作用雖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作品的藝術性，卻并未消解其思想價值。敘利亞劇作家薩·瓦努斯的創作向來高度關注政治主題和對大眾的啟蒙。《六·五晚會》是他的代表作，它以1967年的“六·五戰爭”為題材，通過不同階層民眾回顧自己在戰爭中的經歷，深刻剖析了戰爭失敗的原因，辛辣地諷刺了當時敘利亞官方粉飾戰敗、盲目樂觀的行為。作為一部戲劇作品，瓦努斯在舞臺上的創新就是打通了阻隔在演員和觀眾之間的“第四堵墻”，讓觀眾也參與到戲劇表演中，由此消解了烏托邦式的精英話語，表達了他的一貫創作思想：“沉默的大多數”決不能滿足于主流精英說辭，繼續當歷史的看客；正如臺下的觀眾也不應該繼續做劇場中的旁觀者。瓦努斯坦言：“我并不曾刻意尋找某種創新形式，我只想表達一種政治訴求。”

三、鮮明的左翼革命精神

當代阿拉伯文學中，左翼作家與作品一直占據重要地位，這首先得益于左翼立場對現實問題的關注和不斷革命的精神追求。二戰后，獨立的阿拉伯國家大都走社會主義道路，左派力量不斷壯大，蘇聯和歐洲進步的左翼文學被集中介紹進來。記錄、批評阿拉伯社會的種種弊端，改善底層民眾的生活條件，成為許多知識分子的追求。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是阿拉伯左翼文學繁榮的時代，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這時期小說創作的思想源泉，小說主題大都以某種方式與革命和建設的時代精神緊密結合；主人公是社會歷史和實踐的主體——

工農階級；“為人民而書寫”是文學創作的目的。如埃及作家阿·拉·謝爾卡維的《土地》（1954）、《坦蕩的心靈》（1956），埃及女作家拉·澤亞特的《敞開的門》（1960），敘利亞作家哈·米納的《藍燈》（1954）、《帆與風暴》（1966），伊拉克作家阿·塔·法爾曼的《棗椰樹與鄰居》（1966）等。

之后，被稱為“六十年代輩”的作家成為阿拉伯當代文學變革的中堅力量。這一文學群體大多成長于20世紀四五十年代，家庭貧寒，民族主義情緒高昂，深受馬克思主義影響，對國家懷有強烈的責任感和憂患意識。但六十年代以降，阿拉伯共產主義運動遭受挫折，左翼知識分子生存環境趨于惡化，不少作家都經歷了封殺、監禁、流放的命運，有過挫敗、苦悶、彷徨的體驗，但很快振作起來，在不斷學習西方文學現代派藝術手法的同時，深入對本民族文化遺產的挖掘，對其進行創造性復興，以重構獨特的民族文化和文學。八九十年代后冷戰時期，這些作家依然推崇左翼精神，極為看重文學創作在批判極權主義、揭露暴虐、主張社會平權等方面的作用。這一群體的代表作家及其作品主要有：埃及作家蘇·易卜拉欣的《那種氣味》（1966）、阿·哈·卡西姆的《人的七天》（1969）、杰·黑托尼的《吉尼·巴拉卡特》（1974）、愛·赫拉特的《拉瑪與龍》（1979）、巴·塔希爾的《朵哈絮語》（1985）和《愛在流放地》（1995），約旦作家加·海勒薩的《笑》（1971），黎巴嫩作家哈·謝赫的《澤赫拉的故事》（1980）、沙特作家阿·拉·穆尼夫的《鹽城五部曲》（2005），巴勒斯坦作家杰·伊·杰布拉的《找尋瓦利德·邁斯歐德》（1978），敘利亞作家哈·哈伊戴爾的《凄涼的歲月》（1973）、《海草宴：死亡之歌》（1984）等。《愛在流放地》和《海草宴》這兩部作品本身就聚焦于七十年代末阿拉伯左翼知識分子的悲劇命運。

塔希爾八九十年代的一系列作品對埃及“7·23革命”后人性裂變以及社會弊端的揭示可謂一針見血，他將“革命”和“革命后”、“繼續革命”和“官僚主義”之間的社會結構性矛盾藝術性地呈現出來。在小說《愛在流亡地》中，他還進一步反思薩達特時期阿拉伯民族主義花果凋零的原因，以悲愴的筆調道出了流亡海外的左翼知識分子普遍心態和況味：“我們都覺得自己是過去時代的影子……”，“我們的夢想幻滅了，只剩下一些符號……，這些符號曾使年輕的我們熱血沸騰”。

四、注重歷史書寫

反思當下，與歷史對話，與歷史互文，是上世紀后半葉以來阿拉伯文學創新和實驗的重要再現方式。阿拉伯知識分子在經歷了“啟蒙”和“革命”的雙重淬煉后，又走到了十字路口，渴求在僵化的主流體制之外，突破重圍，尋找民族發展的新途徑，文學創作的新理念。作家們不僅批判當下社會的黑暗面，為社會與時代把脈，而且以整體的歷史觀去洞察歷史的幽暗和曲折，以史為鑒，映照當下。在創作實踐上，通過互文性，大量引用歷史事件和故事，打破時空阻隔，開放對話的邊際，讓各種思潮在同一文本里共存碰撞，使小說空間無限延展，情節充滿張力，以此調動讀者的參與。

如蘇丹作家哈·奇亞戴的《苦行僧的渴望》（2014），以蘇丹歷史上著名的民族主義宗教革命“馬赫迪運動”為背景，再現了革命失敗后，喀土穆生靈涂炭、民生凋敝的現實，再次反思革命與暴力，信仰與宗教之間的關系。該小說獲得2014年納·馬哈福茲獎。阿爾及利亞作家沃·艾阿拉吉的《埃米爾之書：鐵門之途》（2005），通過對原型人物阿爾及利亞民族英雄埃米爾阿·卡迪爾的塑造，頌揚了阿爾及利亞人民抵抗法國殖民入侵的英雄業績，通過埃米爾與密友大主教迪皮什之間的對話，表達了作者倡導東西方文明之間展開真誠對話的美好愿望。該作品獲得2007年阿聯酋扎耶德總統（文學類）圖書獎。黎巴嫩作家賈·杜維希的小說《美國區》（2014）通過描繪黎巴嫩城市的黎波里美國區近一個世紀風雨飄搖的歷史演變，試圖探尋黎巴嫩乃至阿拉伯世界近代以來多災多難的深層原因。也門作家哈·蘇魯里的小說《蘇斯洛夫的女兒》（2014）書寫20世紀后半葉至今的也門當代歷史，展現了也門從一個充滿希望的國家，如何一步步陷入部族沖突與教派紛爭的泥潭。敘利亞女作家沙·歐扎利的《我們家附近的天空》（2015）從19世紀下半葉追溯至今，濃縮了一百多年來阿拉伯民族的不幸遭遇。英國藉巴勒斯坦裔作家魯·馬德胡恩的小說《命運：大屠殺與大災難協奏曲》則展示了三代、四家巴勒斯坦人在半個多世紀里的愛恨情怨以及現實困境。

近幾年來，還有多位作家從古文明史中汲取靈感，如沙特作家穆·哈·阿勒旺的小說《小死亡》（2016）。該小說獲得2017年阿拉伯小說國際獎，通過文學想象，為阿拉伯古代蘇非神秘主義大師伊·阿拉比立傳，高度肯定了這位大師為追求真理而上下求索、至死不渝的勇氣。埃及作家優·澤丹的小說《阿撒齊勒》（2010）和《法爾德坎堡》（2019），前者榮獲2010年阿拉伯小說國際獎，再現了公元三四世紀基督教內部各派爭斗、極端主義甚囂塵上的殘酷現實。后者展示了阿拉伯古代著名哲學家、醫生伊本·西拿（阿維森納）的人生片段，再現了這位名人豐富精彩的人生及其偉大的理性思想。

五、具有濃厚的蘇菲哲學思想

從蘇菲主義哲學觀中汲取養料，是當代阿拉伯作家和詩人們獨創的寫作實驗。埃及當代著名作家杰·黑托尼認為：“雖然蘇菲文學有些朦朧費解，但是蘇菲的經驗更接近藝術家的經驗。……從中我找到了表達的自由。由此可以創造一種獨特的藝術風格。”阿多尼斯也認為“蘇菲經驗不僅是一種理論，它首先是一種寫作實踐”。

作為馬哈福茲的嫡傳弟子、“六十年代輩”作家群領軍人物，黑托尼十分重視從民族思想遺產中尋求靈感，強烈希望通過文學創作實踐來彌合民族文化的斷裂，重構民族文化，走出一條獨特的文學之路。其作品不僅在阿拉伯世界享有盛譽，而且也受到西方文評界的廣泛關注。具有濃厚蘇菲哲學思想的長篇小說《顯靈書》（1985）是黑托尼的代表作。該作品穿越時空壁壘，借用蘇菲思想的顯靈觀和天界觀，以托夢和顯靈的方式，架構整部小說，探討時間與生死、記憶與遺忘等存在本質命題。作者從穆罕默德登霄旅程的傳說中汲取靈感，將主人公的旅程分為三個界層。最終主人公認識到自己在塵世上只是一個陌路人，這個世界只不過是他的流放地。由此，我們聯想到英國作家約翰·班揚的《天路歷程》。

六、具有荒誕主義和反烏托邦色彩

半個多世紀以來阿拉伯文學中早期的樂觀、浪漫主義基調漸漸被冷峻、陰郁、無奈、悲觀的氛圍取代，最能體現這一變化的，是阿拉伯文壇出現的多部具有卡夫卡式荒誕主義特征和“反烏托邦”色彩的小說，如巴勒斯坦小說家伊·哈比比的小說《樂天的悲觀者》（1974），伊拉克作家艾·薩達維的《巴格達的弗蘭肯斯坦》（2013），埃及青年作家穆·拉比阿的《水星》（2015），埃及作家兼記者艾·納基的《利用生命》（2015），艾·哈·陶菲格的《老鼠通道》（2016），女作家芭·阿·阿齊茲的《排隊》（2013），巴勒斯坦裔約旦作家納斯魯拉的《狗的第二次戰爭》（2017），等等。

哈比比的小說《樂天的悲觀者》是一部卡夫卡式的突破常規、獨具創新的小說，作品以賽義德寫給故事敘述者的信件構成，講述了從1948年“大浩劫”到1967年“大挫折”這二十年間，一個看似荒誕不經、充滿矛盾的巴勒斯坦人賽義德在以色列委曲求全以求茍活而終不得的遭遇。小說具有強烈的政治諷喻。作者在書中暗示巴勒斯坦浩劫是由以色列人侵略政策和阿拉伯人盲目樂觀、保守主義共同造成的。哈比比不僅獲得巴勒斯坦最高文學獎“耶路撒冷獎章”，而且獲得以色列最高文學獎“以色列文學獎”，這在當代阿拉伯文學史上并不多見。

納斯魯拉的《狗的第二次戰爭》以主人公拉希德從反對派逐步墮落為極權政府的共謀者為主線，通過“狗的兩次戰爭”、“人臉復制狂潮”等情節，揭示極權統治下的荒誕以及法律、道德、人性的泯滅，從而揭示高度物質化、高度科技化社會與人類越來越異化的矛盾。《巴格達的弗蘭肯斯坦》則通過魔幻現實主義手法，展現了歷經戰火浩劫后巴格達混亂不堪、以暴制暴、命如草芥的殘酷現實。而在《水星》中，一位名叫“水星”的埃及警官目睹了2025年發生的悲慘景象，首都開羅已淪為被暴力和仇殺控制的人間地獄。

這些作品通過超現實主義、魔幻現實主義、黑色科幻、奇幻的手法揭示了罹受威權、戰爭之苦的阿拉伯人民猶如生活于地獄里的現實。

七、女作家群體異軍突起

從上世紀后半葉以降，女性主義文學漸漸成為當代阿拉伯文學中一支重要力量。阿拉伯婦女解放始終是民族解放事業的一部分，尤其“六·五戰爭”后，民族的危亡使女性在爭取個體解放的同時，自覺地與民族大業融為一體，和男同胞攜手共進，抵抗外部干涉，將筆觸投向戰爭的本質，探求錯綜復雜的社會問題，再現普通民眾經歷的苦難及其斗爭精神。

上個世紀90年以來，女作家群異軍突起，不僅有著深厚歷史文化底蘊的埃及、黎巴嫩、巴勒斯坦、敘利亞、伊拉克地區女性作品如雨后春筍，而且海灣、馬格里布地區的女性寫作也后來居上，不容小覷，在創作水平和數量上均有顯著提高。阿拉伯女作家在一些地區性和國際性文學大獎上頻頻登場，如，阿爾及利亞女作家艾·穆斯苔阿妮米的小說《肉體的記憶》（1993）榮獲1998年“納·馬哈福茲小說獎”，她是馬格里布地區首位用阿語創作獲此殊榮的女作家；沙特女作家拉·阿萊姆的實驗性小說《鴿子項圈》摘得2011年阿拉伯小說國際獎桂冠；阿曼女作家朱·哈爾茜的《月亮女》（英文名為《天體》）摘得2019年布克國際文學獎桂冠。

據統計，埃及1996年設立的年度“納·馬哈福茲小說獎”開獎21屆，有9次將桂冠授予女性作家，與男性作家幾乎平分秋色；阿聯酋2007年設立的年度“阿拉伯小說國際獎”（阿拉伯小說布克獎）開獎12屆，有2位女作家摘得桂冠；入圍短名單的有12位女作家的16部作品，入圍長名單的有19位女作家的23部作品。

敘利亞女作家嘉·薩曼、沙特女作家拉·阿萊姆、阿曼女作家朱·哈爾茜、黎巴嫩女作家胡·巴拉卡特的作品是阿拉伯女性文學由私人敘事轉向民族宏大敘事的典范。嘉·薩曼的作品不僅在阿拉伯世界廣泛傳播，還被譯成英、法、德、意等多種語言。其代表作黎巴嫩內戰三部曲《貝魯特75》（1974）、《貝魯特夢魘》（1977）、《十億之夜》（1986）便是黎巴嫩內戰前后社會的縮影，深刻剖析了引發內戰的政治、經濟、社會、宗教等因素，再現那些試圖躲避內戰、逃離貝魯特的海外黎巴嫩人的生活百態。拉·阿萊姆的《鴿子項圈》則把筆觸投向宗教圣城麥加不為人知的陰暗面，體現了作家對于祖國前途的憂患。朱·哈爾茜的小說《月亮女》敘述了阿曼近百年的歷史進程。

留法多年的胡·巴拉卡特堅持用阿語創作，她的小說被翻譯為多種語言，并獲得過多項大獎。小說《死信》摘得2019年阿拉伯小說國際獎。該小說準確地說是一部后現代主義作品，小說中的五個主人公都是移民，分別給自己的親人寫信，明知無法寄出，仍通過夜信講述個體遭遇。作者揭示了當今阿拉伯移民群體所遭受的饑餓、疲憊、無家可歸、心靈折磨、被追殺、遭逮捕、不得不出賣肉體、背叛、吸毒、殺人、分尸等等痛苦、災難與罪惡，塑造了阿拉伯移民群像。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80后”作家已漸漸走入讀者和批評家的視野，成為當代阿拉伯文學中具有影響力的作家群體。可以證明這一點的是，開獎12屆的“阿拉伯小說國際獎”中，有2位“80后”作家摘得桂冠：一位是2013年得主科威特作家薩·桑歐西，獲獎作品是《竹竿》，描寫了海灣國家外籍勞工的生存狀態，剖析其背后的社會問題；另一位是2020年得主阿爾及利亞作家阿·瓦·伊薩維，獲獎作品是《斯巴達法庭》，小說以19世紀奧斯曼帝國統治末期和法國殖民統治初期為背景，描寫了阿爾及利亞人民反抗土耳其和法國雙重殖民的斗爭。而入圍歷屆“阿拉伯小說國際獎”短名單的“80后”作品就更多了，包括6位來自不同阿拉伯國家的男女青年作家。新生代的作品看起來有些孤傲、冷峻，但仍透露出純潔的精神以及對真愛和人生價值的追求，同時也反映出“80后”群體迷茫、探索、掙扎和成長。他們的文學風格在逐漸走向成熟，昭示著當代阿拉伯文學以其獨特的魅力蓬勃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