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近些年，有關政治與社會議題的童書作品屢獲凱迪克獎青睞。在美國書店的兒童區域，這類繪本與文學作品也明顯增多。一些聲音認為童書本就該扮演將現實世界解釋給孩子的角色，也有聲音提出質疑：為什么要將成人世界的復雜和沉重展示在孩子面前？

這類爭論并不是今天才有。在美國童書發展的一百多年間，圍繞這一話題產生過激烈的沖撞和變革。發生在上世紀中后期的論戰徹底改變了當時美國童書的標準范式，也建構了當代美國童書的景觀。

作為開拓者的兒童圖書館員

圖片安妮·卡羅爾·摩爾，?Wiki Pedia

1963年，凱迪克金獎繪本《下雪天》出版后的一天，作者艾茲拉·杰克·季茨在紐約貧民區的圖書館中看到一個黑人小男孩，他手捧著《下雪天》，高興地大叫：“我在繪本里面！”這一幕給了季茨很大的動力，使他在未來的作品中，持續關注中下階層和少數族裔的孩子。

這一幕之所以能發生，除了立志讓孩子看到真實世界的季茨，也要感謝向貧民社區孩子敞開大門的公共圖書館。

兒童圖書館并非天然就存在于圖書館中。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公共圖書館在全美廣泛建立，但并不向兒童提供服務。人們覺得，書籍——尤其是小說，會敗壞兒童天真無邪的心靈。當然這里的“書籍”，指的是成人讀物，而非童書。在當時的美國，童書還是個新鮮事物。

1876年，美國圖書館協會成立之初，有識之士開始探討公共圖書館是否該為未成年人開放的問題。到二十世紀初，兒童閱覽室逐漸成為美國公共圖書館標配，由此催生了一個新的職業群體——兒童圖書館員。早期的兒童圖書館員幾乎全是女性，而且為了堅守這份事業，她們往往終身不嫁。（阿甲《繪本百年》）

安妮·卡羅爾·摩爾女士無疑是其中最為重要的開拓者。1896到1941年，她先后在普拉特免費圖書館和紐約公共圖書館工作，并一手搭建起了紐約公共圖書館的兒童部。她為孩子開設故事時間，慶祝各個移民文化的節日，將書架上放滿來自各國的童書，摘掉了“安靜”的指示牌，莊重地把圖書卡交給孩子，開放借閱……所有的兒童圖書館員都遵從著她的“四個尊重”信條：尊重兒童、尊重兒童讀物、尊重自己的同事、尊重兒童圖書館事業。1913年，童書的借閱量達到了全紐約圖書館借閱量的三分之一，閱讀從此進入了兒童們的生活。

一戰后，美國作為戰勝國，眼見舊世界帝國受重創，意識到建立新世界秩序的時機來了，決定大舉發展教育，推動文化產業，尤其是加強美國兒童的教育福利。以摩爾女士為代表的圖書館員聯合作家、插畫師、出版方，大家齊心共同促進了美國兒童文學的發展。童書也迅速成為圖書市場中最賺錢的一個門類。

如果故事只說到這里，安妮·卡羅爾·摩爾當然是一個光榮傳奇。但現實往往不會黑白分明，就像桑達克說的：整潔的結尾常常不誠實。

著名童書作者麥克·巴內特在他和插畫師薩拉·雅各比合作的圖畫書《有關瑪格麗特·懷茲·布朗的重要事》（The Important Thing about Margaret Wise Brown）中寫到：

安妮·卡羅爾·摩爾是一個保守派。

她喜歡那些天真可愛的書，

就像她認為孩子該有的樣子。

當安妮·卡羅爾·摩爾讀到

她覺得對了的書，

它就被擺放在圖書館的一個小架子上。

當安妮·卡羅爾·摩爾讀到

她覺得錯誤的書，

她拿起一個大橡皮圖章，

用力蓋下去。

梆！

圖章上刻著：專家不建議購買。

那么這本書就無法被放置到

那個圖書館的書架上，

很多其他圖書館也會效仿，

因為很多圖書館員都聽安妮·卡羅爾·摩爾的。

她很重要。

創建兒童圖書館的先鋒摩爾女士，怎么會是保守主義者呢？麥克·巴內特所說保守指的是她的兒童觀。這是隱藏在每一本童書背后的靈魂，一種對“童年和成長應該是怎樣”的愿景。每個時代都有被權威塑造的兒童觀，童書的創作、出版、銷售和評論一路上都有成年人把守。他們用自己的觀念去審查和篩選童書，他們的兒童觀直接關系著怎樣的書能被出版、銷售，最終到達一雙雙小手。

在這些守門人中，摩爾女士的地位舉足輕重，她的態度可以輕易決定一本童書的命運。瑪格麗特·懷茲·布朗的《晚安月亮》，就曾被摩爾女士蓋上了“不建議購買”的專家印章，被禁止進入紐約公共圖書館。

 

如今已成美國童書史上最暢銷作品之一的《晚安月亮》

安妮·卡羅爾·摩爾認為孩子天真、甜美、可愛，沒有復雜情感和思考能力，等待著被教育。這代表了當時的主流兒童觀——孩子不應該接觸生活和情緒中 “負面”。童書中出現的幾乎都是金發碧眼長睫毛、無憂無慮的小可愛，就連動物形象都是毛茸茸的小貓、小狗、小兔子。

在二戰結束、全面社會變革開啟之時，這種甜美無害的童書范式，遭到了一群童書界新人的猛烈沖擊。

呈現孩子內心世界的天才作者

莫里斯·桑達克，?桑達克基金會

這個革新小群體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莫里斯·桑達克。

1963年，三十二歲的桑達克創作了《野獸國》。這是一本被視作“劃分美國繪本時代”的標志性童書，其內容在當時可稱得上驚世駭俗：

面對調皮的麥克斯，母親并沒有溫柔以待，也沒有巧妙管教，而是厲聲稱呼他“野東西”，甚至不讓他吃晚飯。——“媽媽居然會像孩子一樣發怒，太可怕了！”

面對媽媽的怒火，麥克斯也沒有變成乖乖男孩，他嚷嚷著 ：“我要吃掉你！” ——“天哪，這一定會教壞那么多聽話的乖孩子，太可怕了！”

麥克斯離家出走，乘船來到了“野獸國”。麥克斯展現的憤怒以及和野獸們狂歡作樂的場面更是讓成年人們大驚失色。——“怎么可以展示孩子的憤怒，而且還渲染地如此徹底肆意。憤怒是多么黑暗，多么不屬于孩童的情緒啊。太可怕了！”

《野獸國》內頁插圖

“在《野獸國》之前，我沒有看到過美國的哪本童書中會有媽媽吼孩子，更沒有孩子吼回去。”桑達克在一次采訪中說。這樣的內容，哪怕在今天很多家長眼中，依然會引起不適。

上世紀六十年代，桑達克和這本書也確實受到了保守的家長、圖書館員、童書評論員，甚至精神科醫生的激烈批評。

但另一方面，《野獸國》收獲了孩子們熱烈的愛。他們愛書里的野獸們，說那是可愛的毛絨球；他們愛那一片讓麥克斯自由釋放情緒和掌控一切的島嶼；他們當然也愛麥克斯回到房間，發現還有熱熱的晚餐在等著他時感到的平靜和安全。他們愛《野獸國》，因為通過麥克斯，他們看到了自己。

1964年，《野獸國》獲得凱迪克金獎，桑達克開啟了他作為童書創作者偉大又跌宕的旅程。《午夜廚房》里裸身的小男孩，《在那遙遠的地方》里對妹妹有愛也有嫉恨的小愛達, 《我們與杰克和蓋伊都很沮喪》中對虛偽殘酷的成人世界的控訴……幾乎每一本他的童書，都會對人們的認知和心理產生沖擊，引起激烈的辯論。

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寫出了這樣的書？

桑達克的童年并不幸福。他出生在一個美國猶太人家庭。親人大多死于納粹集中營，父母也沒受過良好教育，在布魯克林干苦力養家。他是家中的老三，父母一點兒都不期盼他的到來。父親想盡辦法，要把他扼殺在媽媽的肚子里，但沒能成功。并且，他們將這一切都告訴了還是孩子的他。

盡管有疼愛他的哥哥姐姐，但桑達克天生敏感又悲觀。四歲那年，美國發生了飛行員林白之子綁架、撕票案。他在報紙上見到了那個死去嬰兒的照片，在他心中留下長久的陰影。后來他將那個嬰兒的面孔畫在了《在那遙遠的地方》里。

《在那遙遠的地方》書封

童年的桑達克喜歡趴在窗邊觀察街上的孩子，也曾近距離接觸死亡。當時，他和朋友在家附近的街道玩球。他把球拋給對方時力氣過大，球掉在了街上，朋友跑去撿球，被飛馳而過的汽車撞死。桑達克的內心充滿恐懼和自責，不敢面對朋友的父母。但朋友媽媽原諒了他，告訴他這是個意外，意外總會發生。

桑達克是同性戀，他的終身伴侶是一位心理分析師。他們沒有孩子。在那個年代，同性戀是禁忌，更別提他的身份還是童書作者。桑達克一輩子都沒有向父母出柜。

八十一歲的時候，桑達克參與了關于自己的紀錄片《告訴他們一切你所想的》（Tell Them Anything You Want）的拍攝。片中，他說：“我并不比別人畫的好，也沒有更會寫故事，我只是更誠實。人們討論童年、孩子的幻想、孩子的語言，我說出一切我想說的，我不相信童年，我不相信人們給童年劃出的界限，就像他們覺得你必須告訴孩子這個那個。你可以和他們說任何事，只要那是真的。”

正是這樣的兒童觀，讓他成為那個撕開當時童書范式豁口的人。桑達克說自己作為童書作者的生涯中，收到了無數孩子的信。孩子們向他訴說心事，也提出尖銳的問題——關于生命、死亡、孤獨、公正和愛。在生活中，父母們并不愿意面對這些問題。桑達克給他們回信，坦誠自己的經歷和想法，或者說：“對不起，其實我也不知道。”

他認同孩子需要甜美天真的故事，但也認為他們同樣需要關注孩子的內心世界、真正尊重孩子、可以回應他們更深刻感受和困惑的童書。雖然他的書在大人看來可怖又陰森，但他想傳遞給孩子的其實是撫慰和安全——這個世界上，有這樣一個大人能聽見你、理解你、陪你度過。

被抵制與驅逐的童書作者、色情漫畫家

湯米·溫格爾 ?DR

桑達克剛開始給童書畫插圖時，常被人說他的畫很“歐洲”。桑達克沒去歐洲學過畫畫，但確實受到很多歐洲畫家、詩人、音樂家的影響。其中有一位被他描述成 “個性永遠在向外噴涌，才華多到可以淹沒自己” 的同行，正是湯米·溫格爾。

溫格爾是一個永遠不缺能量、態度和才華的硬核人物。桑達克曾說，溫格爾讓他變得更勇敢，后者的能量和精神讓《野獸國》的一部分永遠屬于溫格爾。他為他們一起通過童書改變了美國社會對待孩子的觀念與方式而自豪。

溫格爾1931年出生在法德邊界，三歲半父親去世。二戰爆發，還是個孩子的湯米·溫格爾開始創作戰爭漫畫。納粹統治給他的童年帶來終生難以消解的創傷。溫格爾被戰爭中的血腥殘酷折磨，也因目睹戰后法國焚燒德國著作而幻滅：“他們把歌德和席勒的書丟進焚燒爐，這和納粹有何不同？”

高中畢業后，他失望地離開法國，帶著六十美元去了機會遍地的紐約，在商業廣告和雜志插圖圈四處推銷他的畫。上世紀五十年代的美國，平面媒體飛速擴張，插畫業進入黃金期。他嘗試畫出的小豬一家人的故事立刻吸引了一位童書編輯，對方預付給他六百美元，讓他繼續創作。這不僅解決了他的經濟危機，更讓他看到了一條可走的路。

很快，溫格爾以獨一無二的風格成為了兒童圖畫書界的絕對新星。

他的獨特，首先是因為畫風。溫格爾的畫風和當時風靡的《星期六晚報》上那種都市或近郊中產建立在消費主義之上甜膩圓滿的家庭生活畫像大相徑庭，荒誕松弛又極具表達力，形式和視覺元素都自成風格。

其次，溫格爾童書的主角大多是之前從未在童書上出現過的，與可愛無關、甚至讓人們反感的動物——蟒蛇克里克塔（Crictor），章魚多多（Emile），袋鼠阿朵萊朵（Adelaide），蝙蝠魯弗斯（Rufus），禿鷲奧蘭多（Orlando）……

湯米·溫格爾繪本的主角們

溫格爾為它們取名，冠以它們美德，讓它們成為英雄。他要打破人們對動物的刻板印象，告訴人們每一種動物的存在都有意義，應該得到尊重。這樣的選擇背后，傳遞給孩子的信息是：無論你和他人多么不一樣，多么不受歡迎，你都有自己的力量和閃亮的特質。

更重要的是，他書中的故事絕不順從人們的偏好，永遠在挑戰禁忌。故事的情節會調動孩子的恐懼，因為“恐懼是需要被面對和克服的”；書中的人物往往不是黑白分明，而是復雜的存在，因為 “壞人和好人可以從彼此身上學習到一些東西，這才是現實”。

溫格爾的書受到越來越多孩子的喜愛。所以——就乖乖當一個暢銷童書作家么？不。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民權運動沸騰。溫格爾在一次德州之旅中目睹了種族隔離，他認為種族隔離的邪惡程度堪比法西斯。緊接著美國發動越戰，厭惡戰爭的溫格爾被激怒了。

于是，溫格爾一邊畫著兒童繪本，一邊投入地下藝術圈，出產了大量政治諷刺漫畫、反戰宣傳畫，并出版了充滿反諷和政治意味的情色畫集Fornicon。憤怒總能激發靈感，這些作品辛辣猛烈，讓人無法相信是出自一位兒童圖書作家之手。

你可以想象，當這些作品被保守的兒童圖書館和家長們看到時，他們是多么怒不可遏。“我們的孩子，這個國家最純潔的讀者，竟然在看如此骯臟下流的老男人畫出來的故事。這還了得？”

一夜之間，童書作家湯米·溫格爾遭到抵制和批判。他覺得自己需要發聲，于是穿戴成了《三個強盜》中強盜的樣子，在美國圖書館協會的一次活動中上臺發言，結果遭到了抗議者襲擊。他當場回擊抗議者：“如果沒有色情 (If people didn’t fuck)，就沒有孩子，沒有孩子，就沒有童書行業。”

盡管事后他為自己的情緒失控而悔恨，但這已無法挽救他職業生涯的毀滅。溫格爾的書全部上了禁書名單，從書店下架，被圖書館扔掉甚至銷毀。

《三個強盜》插圖

圖書館是美國童書市場最大的買家和權威，保守的家長們又是如此憤怒，任何在此時力挺他的同行都相當于朝自己的職業生命開槍。這是一場不可能打贏的戰爭，為此痛心的桑達克都不知道該怎么幫他。

1971年，走投無路的溫格爾，和妻子離開紐約，搬去了遙遠冰冷的加拿大小島新斯科舍（Nova Scotia），過上了與世隔絕的農耕生活。

作為藝術家的溫格爾并沒有放下畫筆，他寫的有關死亡和漢堡妓院的書繼續在歐洲發行，他本人也參與捍衛漢堡性工作者權利的工作，促進歐盟建立，為“無國界記者”組織作畫。當然，他也將小島生活記錄了下來，出版書畫集《遙遠不夠遠》（Far Out isn’t Far Enough）。

但他的童書創作一沉寂就是二十五年。直到1997年，他才創作了《無論你怎樣，媽媽都愛你》（Flix），并憑借這個寓意豐富的故事獲得了國際安徒生獎。而此時的他依然相信“沒有絕望就沒有幽默”。

2012年，關于溫格爾的紀錄片《遙遠不夠遠》（ Far Out isn’t Far Enough）上映，那年溫格爾也是八十一歲，他和桑達克在幾乎相同的年齡拍攝了有關自己人生的紀錄片。鏡頭前的桑達克和溫格爾生活狀態截然不同，但穿過表面的那些層層疊疊，我們看到的是同樣深邃又迷人的靈魂。他們是異數，是他者，是不斷尋找自我身份，被童年的創傷記憶影響至深，竭盡全力、赤誠面對兒童的創作者。

為天才提供庇護港的童書編輯

厄蘇拉·諾德斯德姆? Sidney Fields

發現桑達克和溫格爾，并督促他們不斷創作的，就是提前預付溫格爾六百美元的那位哈珀出版社童書部的負責人，厄蘇拉·諾德斯特姆。

她既有遠超同行的膽識和想象力，也是一位天生理解兒童的心理學家，同時成為嘗試全新風格的童書作者們的啦啦隊、輔導員和心理治療師。

倫納德·S.馬庫斯在厄蘇拉的書信集《親愛的天才》序言中提到：

在厄蘇拉開始其職業生涯之時，美國的童書界與整個西方世界都有一個共同的信念：孩子們需要受到庇護，以隔絕日常生活中的嚴酷現實。關于死亡的話題，關于孤獨感與疏離感，關于父母與子女之間的沖突，關于在更大的社會圈子中不同社群間的緊張關系，這些敏感話題處理起來要極盡微妙之能事，或者在大多數情況下是被完全回避的。

在圖畫書里，快樂的小家伙們總是無憂無慮。在青少年小說中所呈現的學校生活、運動和約會，都完全符合理想化的觀念。

厄蘇拉相信，兒童已經被誤解很久了。他們被認為是天真、空洞、大腦一片空白、等著被人灌輸的小東西。兒童讀者也被誤導了，成年人為他們供應的書多是基于虛假泛濫的錯覺和矯揉造作的虔誠，以摩爾女士為代表的老一派總希望用書籍教孩子如何做人，童書里的語言大都是浮華甜膩的假扮的兒童腔調。

出版界充滿了給好孩子的壞書，她要做為壞孩子們準備的好書，或者說，是給真正的孩子們的好書。這樣的童書應該能夠講述兒童的內心世界，那里有陽光也有黑夜，有智慧也有尊嚴。童書當然要用孩子可以理解的語言，但同樣要帶孩子去往星辰大海，品嘗人生百味。這對創作者提出的是更高，而非更低的要求。

厄蘇拉就像一個尋寶人，發現、鼓勵、呵護著每一個才華橫溢、尊重孩子、相信童年復雜性的創作者。桑達克、溫格爾、瑪格麗特·懷茲·布朗、謝爾·希爾維斯坦、E.B.懷特……在厄蘇拉的幫助之下，新鮮血液們成長為中堅力量。通過新一代童書，這個國家的人們重新認識了兒童。

對于這些剛入行，作品和主流童書格格不入的作者們而言，一位業內權威編輯的肯定尤為重要。厄蘇拉沒有讓他們失望。她勇于在同行面前力挺這些作者，表達自己的態度，公開和摩爾女士這樣的保守派唱反調。當摩爾女士質問厄蘇拉有什么資格編輯兒童讀物時，厄蘇拉的回答是：“好吧，我曾經是一個兒童，而且我什么也沒忘。”

二十七歲的瑪格麗特·懷茲·布朗把自己的兩本書交給摩爾女士后，得到的回復是“這些是垃圾”。連《晚安月亮》都被蓋上了“專家不推薦購買” 的黑印章。一次紐約市公共圖書館舉辦、摩爾女士參加的童書茶會上，瑪格麗特·懷茲·布朗因為沒有收到邀請而被拒絕入場。這時厄蘇拉出現了，她帶著茶點和布朗席地坐在圖書館門前的石階上，享用她們自己的茶會。每個要進出圖書館的人，都必須從她們身邊經過，看著兩位女士以這樣的方式向高堂里那個守舊的圈子表達抗議。

在一封給把桑達克的《午夜廚房》燒毀的同行的信中，她寫道：

我們這些站在極具創造力的藝術家和孩子之間的成人，難道不應該非常小心謹慎，不以我們成人的偏見和神經質來篩查這樣的書么？對我而言，作為童書編輯和出版者，這是我最重要也最困難的職責之一。孩子總是會對《午夜廚房》這樣的書做出愉快的反應，他們總是會做出有創造力的、健康的反應。只有成人，才會覺得桑達克的作品是個威脅。

厄蘇拉和桑達克一樣，是同性戀者，和她的伴侶瑪麗·格里菲斯過著平靜而又私密的生活。那個年代活躍的美國童書作者中，少數派性取向并不罕見。《青蛙和蟾蜍》系列的作者艾諾·洛貝爾是同性戀，1987年死于艾滋病并發癥。《愛心樹》《失落的一角》的作者謝爾·希爾維斯坦是同性戀。《巫婆奶奶》系列的作者湯米·狄波拉是同性戀，雖然他曾有短暫的婚姻。《喬治和瑪莎》系列的作者詹姆士·馬歇爾是同性戀。為順從母親，他甚至在訃告中忽略不提他的長期伴侶，并將腦腫瘤而非艾滋病并發癥列為死亡原因。

在同性戀被認為是變態的那個年代，公開出柜并談論自己的少數派性取向對絕大多數人需要莫大的勇氣，更別說他們是給孩子們創作、工作的人。狄波拉就曾回憶說：“如果知道你是同性戀，你的胸口上會有一個紅色的大G（gay），學校就再也不會買你的書了。”

對社會和家庭隱藏真正的自己從來都是一種折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美國艾滋病流行，社會對同性戀群體的污名化更讓他們痛苦又憤怒。也恰因為此，他們體驗過對作為“異類”的自我抗拒和接納，到達過人性最光明和幽暗的角落，批判和深思過所謂“主流”對權力的濫用。

更難得的是，當他們把這些生命感受編織成故事，創作成童書，交給幼小的生命時，都在不掩飾沉重和黑暗存在的同時，交出了希望、勇氣和力量，傳遞給孩子對多樣性的包容和欣賞、對權威的反抗和對生命與世界的理解。

而厄蘇拉也以她驚人的見解、包容與能量，使哈珀童書部成為庇護這些天才作者的港灣。

1988年10月，厄蘇拉死于卵巢癌。《紐約時報》刊登訃告稱她出版的書是兒童文學路上的里程碑，而她，則是將童書從成人審批的道德說教，轉變為關注兒童的情感、想象力和困境的那個人。

思考童年觀

半個多世紀前，這場有關革新范式的較量深刻地影響了之后的童書發展。今天，世界范圍內最活躍的童書作者們回憶自己的創作啟蒙時，都會追溯到桑達克、溫格爾、艾諾·洛貝爾、謝爾大叔等當年的先鋒們。但，關于孩子究竟應該看什么書的爭論并沒有結束。

無論出于何種考量，這個問題的根源都和每個人不同的童年觀有關：孩子簡單么？兒童可以應該被成人完全保護到隔離于人生和社會的復雜性之外么？兒童和我們是平等的，選擇應該被尊重嗎？

我的觀念是：孩子不簡單，只是有成年人希望他們簡單。

“童年”這個概念最初并不存在。中世紀的歐洲繪畫中幾乎看不到兒童的形象，菲利普·阿里埃斯的解釋是沒有畫出來意味著不被看見，因為孩子并沒有被看成是一個區別于成人的群體，他們只是“小成人”，成人對兒童是漠視的。

到十五世紀，兒童出現在肖像畫和男孩裸像畫。十七世紀，獨立兒童畫像日益增多。十八世紀，現代的“兒童”概念才出現。那時的教育學家認為兒童需要保護、訓練、行為糾正、培養理智。

隨著科學的發展，不同學科都細化出專門研究兒童的領域。對兒童生理、認知和情感的探索越深入，科學家們也越驚嘆于幼兒精密、高效、又復雜的發展機制。比如研究嬰幼兒認知的學者總是對嬰童天然的學習效率贊不絕口，他們說孩子是最好的科學家，尤其是統計學家。兒童的“發現式”學習方法不同于成人的 “精熟式”學習方法，但在充滿變化和不確定性的時代，前者對解決人類共同的挑戰自有其優勢。

神經科學家知道四歲孩子的大腦已經長到成人大腦體積的百分之九十，其中發展最慢的是負責自制力、情緒管理、做計劃等執行功能的前額葉。也正因此，兒童更難控制沖動，在情緒的當下能量爆棚。但我們當然不能因為他們控制和計劃能力尚在發展中就否認其情感的復雜性。相反，正因為孩子對情緒的認知和管理能力尚在發展，他們更需要感到被理解、被接受、讓紛亂的感受得以安放。

兒童心理學家，教育者和養育者都知道，孩子的情感世界多么豐富多彩。他們當然有快樂、滿足、驕傲的時刻，但也常常悲傷、憤怒、崩潰、嫉妒、恐懼……他們對一切好奇，常孤獨沉思，有邏輯的推理和懷疑，對公正平等有強烈的訴求，對感受他人的情感格外敏感，并總試圖幫助和安慰。

桑達克曾說，他最大的好奇是，“所有的孩子如何一天天度過童年，如何克服無聊，恐懼，痛苦和焦慮，并找到快樂？”

想想嬰兒一天要哭多少次，孩子憤怒時的狀態又有多爆炸，“童年就應該天真快樂無憂無慮”，是成人的美好幻想，也是成人拒絕接受情緒的復雜性和抵制所謂“負面”情緒的結果。

為兒童權利付出畢生精力，最后死于納粹集中營的波蘭教育家雅努什·柯札克在他的《孩子有受尊重的權利》中強調，受尊重是孩子與生俱來的權利，不是大人的施舍，也不是討價還價的條件。他發現：

仿佛有兩種人生——大人的人生是嚴肅的、值得尊敬的，而孩子的人生不過是個玩笑。因為孩子比較小、比較弱、他們只不過是大人的玩具…孩子是未來的大人。所以他們長大才會“成人”，他們現在還不算是人。但孩子明明就在啊：他們活著、感覺著，思索著。

孩子是和成人處在人生不同階段的獨立個體，擁有作為一個人完整的權利。他們不是父母的歸屬品，也不應該是成人一切行動和選擇的被動接受者。我們需要學習尊重孩子的無知，尊重他認識世界和成長的全過程。兒童不需要也不應該被隔離于人生和社會的復雜性之外。

優秀的童書作者從不俯視，而是用人類學家的眼睛平視孩子。他們肩負的一個使命，就是對孩子解釋人生和世界的復雜性。從關注生命的開始到死亡，從一個孩子可能經歷的父母離異，家庭暴力，到貧困，種族歧視，性和性別，疾病殘障，戰爭難民，讓再黑暗冰冷的地方都有童書的溫暖陪伴。這些童書的存在，飽含來自成人世界的善意，智慧和勇氣。孩子當然享受在讀圖畫書的時候被滿足、被娛樂，但他們也渴望被看見、被寬慰，甚至被激發、被挑戰。

成年人是兒童閱讀的守門人，這是一種權力。一本童書抵達孩子，要經過重重關卡。我們是要幫助他們擦亮看見自己的鏡子，推開看向世界的窗戶，一起跨向更廣闊多彩的世界，還是收起鏡子，緊閉窗戶，囑咐他們“要乖哦”？

參考資料：

? 保羅·阿扎爾，2015，《書，兒童與成人》，湖南少年兒童出版社

? 倫納德·馬庫斯編注，2014，《親愛的天才：厄蘇拉·諾德斯特姆書信集》， 河北少年兒童出版社

? 讀庫主編，2019，《繪本大師》，新星出版社

? 雅努什·柯札克, 2019，《孩子有受尊重的權利》，大塊文化

? Barbara Bader, 2015, “Five Gay Picture BoolProdigies and the Difference They’ve Made”, Horn Book

? Colin Stokes, 2016, “Frog and Toad”: An Amphibious Celebration of Same-sexLove, The New Yorker

? Jesse Green, The Gay History of America’s Classic Children’s Books, The New York Times Style Magazine

? Jill Lepore, 2008, “The Lion and The Mouse”, The New Yorker

? Mac Barnett and Sarah Jacoby, 2019, “The Important Thing about Margaret Wise Brown”,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 Susan Heller Anderson, 1988, “Ursula Nordstrom, 78, a Nurturer Of Authors forChildren, Is Dead”,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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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小樂

環境社會學博士，就職于育見ParentL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