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回顧這百年歷程，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們的黨是如何從弱小走到強大，從低谷走到高峰，是如何一步一步成為中國文化的領導核心，又是如何引領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

眾所周知，中國共產黨能夠領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最重要的兩個法寶就是緊緊抓住了“槍桿子”和“筆桿子”。“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判斷，與1927年國民黨反動派在上海發動的“四一二大屠殺”有關。這次大屠殺讓中國共產黨人清醒地認識到：沒有槍桿子，中國的革命就無法取得真正的勝利；沒有槍桿子，中國共產黨人只能任人屠戮。而中國共產黨開始真正意識到“筆桿子”的革命作用，則源于對一次“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論爭”的糾正。

1928年，在上海爆發了一場關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論爭。論爭一方為創造社和太陽社。創造社的作家們認為中國無產階級已經登上歷史舞臺，大革命失敗后有必要加強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工作，他們針對當時的文藝創作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作家要努力獲得無產階級意識，克服自己的小資產階級的根性，文學創作要以工農大眾為對象。太陽社認為文藝創作要提倡表現反抗精神，抨擊社會的黑暗與罪惡。而論戰的另一方魯迅則認為，文藝創作要繼續堅持五四以來的思想革命，即針對整個社會、面向民族生存觀念的革命。他不贊成“革命文學”倡導者所張揚的“組織生活”論，主張文藝必須反映社會真相，才于社會有益，于革命有益。

為宣傳自己的文學觀念，自1928年初，創造社成員開始先后撰文批判魯迅。1928年1月，馮乃超在《文化批判》創刊號上發表了《藝術與社會生活》。1928年5月，成仿吾在上海《創造月刊》發表《畢竟是“醉眼陶然”罷了》。太陽社的蔣光慈、錢杏邨也發表了《關于革命文學》《死去了的阿Q時代》等文章，紛紛討伐魯迅。創造社、太陽社以排炮的形式，對魯迅發動了全面的攻擊。

這些攻擊文章讓魯迅十分生氣，不久魯迅便決定展開反擊。1928年3月12日，魯迅在《語絲》上發表了《“醉眼”中的朦朧》，首先回擊了成仿吾、李初梨兩人對他的攻擊。接著，他又在《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一系列文章中，與創造社和太陽社展開了激烈的論戰。

這場激烈的論戰很快便引起了我黨高層的注意。論爭一開始，周恩來同志就嚴肅注視著事態的發展。1928年2月24日，郭沫若離滬東渡日本之前，周恩來曾到郭沫若家中拜訪，指出創造社、太陽社的矛頭應該指向新月派，而不是魯迅，論爭雙方應該團結起來，而不是搞“內戰”，并希望郭沫若將他的意見傳達給青年作家們。

對于創造社、太陽社，自它們成立，黨中央便一直給予高度關心。負責黨的理論宣傳工作的瞿秋白曾登門拜訪郭沫若，肯定他們批駁所謂的“國家主義”的文章，并邀請創造社成員在他主編的《新青年》季刊上發表文章；在黨內擔任重要職務的秦邦憲則積極幫助創造社募集籌辦出版部資金，同時還十分關注創造社的辦刊傾向。當他獲悉《洪水》打算將1926年底的幾期內容全部刊載“純文藝”作品時，迅速致函創造社，對《洪水》編者進行批評和勸勉。同時，黨還非常注意在創造社發展共產黨員，逐步建立起一個革命文化的戰斗堡壘。南昌起義后，黨吸納郭沫若入黨。1928年初，經周恩來同意，郭沫若邀請共產黨員李一氓和陽翰笙加入創造社，并和潘漢年共同組成創造社內的黨小組。同年5月至9月，根據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的提議，從日本回國的朱鏡我、彭康、李初梨、馮乃超、李鐵聲、王學文等人在潘漢年的介紹下，先后加入中國共產黨。同時，李立三還派潘冬舟跟創造社聯系；派吳亮平指導工作，具體抓雜志。正是在黨的領導與幫助下，創造社逐漸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一個革命文化組織。

與此同時，黨中央也非常重視太陽社的創辦與發展。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和中央干部楊匏安、羅綺園、高語罕等曾參加太陽社成立大會。瞿秋白本人應蔣光慈邀請，常到太陽社“親加指導”。為更好地促進黨在兩個文學團體中的作用，當時法南區委還將太陽社中20余名黨員分為兩個黨小組，并和創造社的一個黨小組合編為“第三街道支部”。這些都足以證明我黨不僅重視文學這個特殊的戰斗武器作用，還非常重視對文學的領導。

但對于這次發生的論爭，由于一些客觀原因，黨中央當時并未及時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導致論爭逐漸產生一些消極影響。但不久，隨著中共六大的召開，這次論爭很快便被黨中央意識到必須要盡快糾正。

1928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莫斯科召開第六次代表大會，周恩來被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擔任中央秘書長兼組織部部長，宣傳部部長為蔡和森。六大后，時任中央秘書長的周恩來回到國內。他從潘漢年和馮雪峰處了解到這次論爭又有了新的發展。他敏銳地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遂決定采取有效措施停止文化界的這場內部爭論，盡快消除分歧，團結一致，組成一個共同對敵的文藝團體。同時，還要采取有效方法加強對進步文化戰線的領導。1929年6月，黨在上海召開了六屆二中全會，會議決定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具體工作由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宣傳部部長李立三負責，在八九月間，李立三對上海文藝戰線論爭的情況作了調查研究。9月，黨中央便組織成立了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10月，黨中央正式通過江蘇省委向創造社和太陽社中的黨員發出了“黨中央關于停止同魯迅論爭的指示”，并派中宣部文委書記潘漢年、秘書吳黎平下到基層貫徹執行中央決定。

1929年10月初，正在上海中華藝術大學任教的中共黨員夏衍突然接到中宣部文委書記潘漢年的通知，讓他參與籌辦左翼作家聯盟。潘漢年向夏衍傳達組織決定：“組織上決定，要立即停止創造社、太陽社與魯迅之間的論戰。要團結以魯迅為首的一批與我們戰斗目的相同或者基本相同的要求進步的作家。我們與他們的關系，應當是一個廣泛的、聯盟的關系，我們要與他們一起，向我們共同的敵人戰斗，而不是內部之間，為了意氣，為了一些無聊的字句，喋喋不休地爭論。”

聽到潘漢年這么說，夏衍十分贊成。他對于當時發生在上海的創造社、太陽社與魯迅之間的論戰也感到深深的憂慮。這時，夏衍在心里還是很有些顧慮，他只是寫過一些劇本，自己并不是文藝圈里的活躍人，至多敲敲邊鼓，寫些小文章，現在要以作家身份出現在籌備小組中，這合適嗎？但想到這是中央的決定，是中央要求結束這場文藝論戰并建立統一戰線，可見中央對文化戰線的重視。在這種情況下，自己被確定參加左聯籌備工作，那肯定是黨中央在慎重考慮后做出的決定。自己作為一名黨員，必須要服從組織安排。

這次見面后，夏衍對自己在文藝界能起到怎祥的作用，心里并沒有底。為了完成這項任務，夏衍只好去找好朋友、同為左聯籌備小組成員之一的錢杏邨談心。

錢杏邨堅決主張夏衍參與籌建左聯。錢杏邨晚年曾憶述他當年的看法：

為了爭取魯迅對左聯的巨大支持，必須有人經常與魯迅打交道。當時在黨組織領導下幾個主要從事籌備工作的人大多是原創造社、太陽社的。像乃超和我都與魯迅有過文字之爭，夏衍沒有參加“革命文學論爭”，不存在這個問題，而且他與魯迅已有點往來。同時，他雖然是太陽社支部的，同太陽社人員自然很熟，與后期創造社的幾位也熟（他們在日本時就認識了），太陽社與創造社（主要是從日本回來的幾位）文字上也交過鋒，記得第三街道支部還為此將雙方召集在一起開過會，解決了一些問題，但彼此思想意識上都有毛病，互不服氣，所以，增進團結問題仍然存在。黨一再提醒我們首先要搞好黨內這些同志的團結。我想，代表創造社、太陽社一些同志去做魯迅工作，夏衍更能發揮作用，同時也有利于進一步調整兩個社團成員之間的關系，加上，我同夏衍住得很近，常常交談，他經常在創造社、太陽社的刊物上寫文章，彼此比較了解。（吳泰昌：《阿英憶左聯》，《新文學史料》1980年第1期）

錢杏邨的這番分析可謂是入情入理。夏衍打消了自己最后的一絲顧慮，全身心地投入到左聯的籌建工作中，并聯合錢杏邨、馮雪峰等人一起做創造社、太陽社與魯迅的溝通、說服工作。

按照黨中央的要求，時任江蘇省委宣傳部部長李富春同志曾召開了一次太陽社、創造社黨支部會議。在會上，李富春要求他們終止與魯迅的論戰。李富春說：“你們的論爭是不對頭的，不好的。”李富春認為，魯迅是五四以來優秀的啟蒙主義者，“他對我們黨員個人可能有批評，但沒有反對黨。對于這樣一位老戰士、先進的思想家，站在黨的立場上，我們應該團結他，爭取他”。上級組織的指示使陽翰笙等人意識到黨組織對于團結魯迅的堅定立場，身為黨員的陽翰笙等人堅定地表示服從黨的指揮。正是這次會議，為創造社、太陽社與魯迅握手言和打下了堅實基礎。

為加強黨對左翼文藝界的領導，黨中央適時提出了“停止內戰，加強團結”的方針，并提出在上海籌備成立左聯。籌備成立左聯，正值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國民黨反動派一方面對我黨革命根據地進行軍事圍剿，另一方面在國統區實行文化“圍剿”。當時的斗爭形勢迫切要求我黨要把上海的左翼作家們團結起來，與國民黨反動派爭取宣傳陣地，吸引廣大民眾支持其思想，共同與國內反動派做斗爭。

正是在黨中央的有效領導下，到1929年秋，創造社與太陽社中的許多年輕人，通過一年多的認真思考，開始認識到魯迅思想的獨特深刻性及巨大價值所在。他們也通過夏衍等各種關系，向魯迅表達了捐棄前嫌的意愿。而魯迅本人通過這一年多時間潛心研讀普列漢諾夫、盧那察爾斯基的著作，在思想上也更加靠近和認同無產階級文藝了。因此，他樂于接受馮雪峰、馮乃超、彭康、李初梨這些年輕人的善意。

1929年10月至11月間，中宣部文委書記潘漢年要馮雪峰去同魯迅商談成立左聯的事情，并同時傳達中央兩條意見：一是中央希望創造社、太陽社和魯迅及在魯迅影響下的人們聯合起來，以這三方面的人士為基礎，成立一個革命文學團體。二是團體的名稱擬定為“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看魯迅有什么意見，“左翼”二字用不用，也取決于魯迅，魯迅如不同意用這兩個字，那就不用。

當馮雪峰受命找魯迅談話，商量成立左聯的時候，魯迅完全贊同成立這樣一個革命的團體，對于“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中的“左翼”兩個字，魯迅態度很明朗地說：“‘左翼’兩字還是用好，比較明確一些，旗幟可以鮮明一些。”

經過黨組織的充分醞釀與協調，左翼作家聯盟籌備小組（參加者共11個，即籌備小組的10個黨員和文委書記潘漢年）1929年10月中旬（“雙十節”之后不久）順利召開討論會。這次籌備小組會議由潘漢年主持，會議的主要內容是：由潘漢年傳達中央主張停止文藝界“內戰”，反對宗派主義、關門主義，以及組建左聯的意見。會議一開始，潘漢年首先請陽翰笙傳達黨組織意見（會議之前，時任江蘇省委宣傳部部長的李富春代表黨中央與陽翰笙有過一次正式談話）。陽翰笙把黨團結魯迅、尊重魯迅的意見正式傳達之后，夏衍及大部分的小組成員紛紛表態，擁護李富春的意見。錢杏邨等人隨后也作了自我批評，說自己對魯迅態度不好。但也有些同志對此持保留意見，他們分辯說，魯迅只是一個激進的民主主義者，不是馬列主義者，為什么不能批評呢？但最終，大家還是達成共識，按照黨組織的要求，團結魯迅、尊重魯迅。

潘漢年在會上還傳達了黨中央為該小組規定的兩個需要盡快完成的任務：一、擬定左聯發起人名單；二、起草左聯綱領。會議最后一致決定：這兩個文件擬出初稿后，先請魯迅審閱，得到他的同意后，再由潘漢年轉送中央審定。同時，會議還作出兩個決定：一、創造社、太陽社所有的刊物一律停止對魯迅的批評，即使魯迅的文章中還有論戰的言語，也不反駁，對魯迅要尊重；二、分派夏衍、馮乃超、馮雪峰三人專門負責籌備小組與魯迅的聯絡工作。魯迅目標太大，不宜太多參加籌備小組會議，因此夏衍等三人需經常把小組會議的情況向他報告。

會議結束后不久，潘漢年與李初梨先后發表了《文藝通信》與《普羅列塔利亞文學應該怎樣防衛自己》兩篇文章。這兩篇文章的發表代表著歷時近兩年的“革命文學論戰”終告結束。

1929年冬季的一天，夏衍與馮乃超帶著擬好的兩個文件（左聯發起人名單、綱領）來到魯迅家中，請他審閱。魯迅拿到文件后，戴上眼鏡，極為認真地逐字逐句地閱讀。讀完綱領，魯迅沉吟了片刻。過了好一會兒，魯迅慢慢地說：“我沒意見，同意這個綱領。”隨后，魯迅又看了籌備小組擬定的左聯發起人名單。有些人魯迅并不認識，夏衍、馮乃超認真地給魯迅作了介紹。魯迅聽后表示認可。

在黨的領導下，經過夏衍等人的努力，左聯成立所需要的各項準備工作基本完成。最后，就剩下左聯成立大會開會地址的問題。經過充分協商，籌委會最終選中了中華藝術大學。中華藝大除具備地理環境和自身條件外，還有一點就是它離魯迅的住所景云里很近。

經過充分準備，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1930年3月2日下午在中華藝大隆重舉行。參會正式代表有40多人，包括魯迅、夏衍、潘漢年、馮乃超、陽翰笙、馮雪峰、戴望舒、馮鏗、柔石、殷夫、王任叔、洪靈菲、姚蓬子等。

魯迅在大會上作了題為《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的發言。魯迅的講話尖銳有力，語重心長，充滿了現實主義的、懇切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精神。該發言在大會上引起了強烈震動。其后，魯迅、夏衍、馮乃超、錢杏邨、田漢、鄭伯奇、洪靈菲當選左聯常委。周全平與蔣光慈是候補常委。成立大會總共進行了5個小時，直到晚上7點才在熱烈的歡呼聲中宣告結束。

左聯成立后，歸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文委）領導。左聯歷任黨團書記為馮乃超、陽翰笙、馮雪峰、錢杏邨、耶林（張眺）、丁玲和周揚。任白戈在《我在左聯工作的時候》一文中，對左聯組織機構的描述如下：“左聯下面的組織，完全和黨的組織一樣，分為滬東、滬西、閘北、法南（法租界和南市）四個區。”

此后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左聯積極團結一切革命作家，他們以魯迅為旗手，以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為指導，對于“新月派”“民族主義文藝運動”“自由人”“第三種人”及“論語派”等的文藝觀點開展了有力批評，對國民黨反動文藝政策進行了堅決地批判與斗爭。正是在左聯的堅強領導下，中國的左翼文藝運動取得了巨大成就。左翼文化運動在中央文委的領導下蓬勃開展。首先派出左聯骨干成員籌組各界左翼聯盟。1930年3月田漢等發起成立左翼戲劇運動聯合會；5月20日，杜國庠、王學文等籌組了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社聯”）；7月，許幸之、于海等發起籌組了中國左翼美術家聯盟（“美聯”）；8月戲劇運動聯合會改為左翼劇團聯盟（1931年1月改為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即“劇聯”）……這些團體號稱“八大聯”。1930年10月，在中央文委推動下，各聯盟聯合成立了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文總”），形成了完整的左翼文化聯合戰線。這個“文總”，實際上就是中央文委的對外公開機構。它是所有左翼文化團體的總協調機關，但它的組織機制跟左聯等相似，也有公開的秘書處書記和宣傳、組織部門，內部也有黨團，黨團書記多數情況下由中央文委的負責人擔任，有時候推選一位適于公開的左翼人士擔任。之后，中央文委不斷傳達中央聲音，組織領導左聯等各大聯盟開展文化斗爭。1931年，左翼文化遭受挫折后，“文總”率領左翼文化界奮起抗爭；在左翼出現關門主義傾向的時候，“文總”指導左翼調整戰略與策略；在國民黨提出“文化剿匪”政策后，“文總”領導左翼文化界頑強斗爭，突破“文化圍剿”的重圍。同時，左翼作品大量涌現，魯迅的《故事新編》以及他和瞿秋白的雜文，茅盾的《子夜》《林家鋪子》《春蠶》，蔣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丁玲、張天翼、葉紫等人的小說，田漢、洪深、夏衍等人的劇作，左翼眾多進步詩人的詩歌，這些作品都以其思想藝術的新拓展，在廣大讀者中產生了廣泛影響。另一方面，在左聯的培養下，沙汀、艾蕪、葉紫、周文、蔣牧良、艾青、蒲風、聶紺弩、徐懋庸等一批左翼優秀作家紛紛涌現。他們的出現給中國文壇帶來許多生氣勃勃的作品，成為20世紀30年代文壇上的活躍力量。同時，左聯在當時還有一大作用，就是吸納“尋找者”。所謂“尋找者”，一種是原本為中共黨員，大革命失敗后與黨組織失去聯系，現在要尋找黨組織恢復關系；另一種是進步青年或人士向往革命，在尋找黨團組織，“這兩種人都把參加左聯作為參加黨組織的一種途徑”。

鑒于左聯的蓬勃發展與影響日益擴大，國民黨反動政府采取了取締左聯組織、通緝左聯成員、頒布各種法令條例、封閉書店、查禁刊物和書籍、檢查稿件、拘捕刑訊、秘密殺戮革命文藝工作者等措施對其進行破壞。但左聯仍頑強戰斗。1935年底至1936年春，為建立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文委根據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指令，決定解散左聯，全力推動各界抗日救亡活動。

雖然左聯的歷史不過短短6年，但是它以在當時的巨大作用以及對后世的深遠影響，成為了中國革命文學史上的豐碑。

從停止論爭到籌建左聯、領導左聯，黨中央對于左翼文藝工作所采取的一系列舉措，既抓住了機遇，因勢利導，又建立起具有無產階級特性的文藝全局性戰略思想。這種思想的建立，對于促進中國革命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

時至今日，黨對文藝工作的堅強領導一直是我們取得一切成績的源泉與動力。這個方針，我們必須要毫不動搖地把它堅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