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中國知識分子最可貴、最為人稱道的品格無過于堅韌執著、信念如山了。無論風起云涌、地撼山搖，他們都慨然對之，讓自己隱微的生命提示著追求的崇高，提示著真理的崇高，在人類精神的田園上培植著一片又一片新綠，一種殉道者的氣質貫穿了他們生命的始終，他們是敢為信仰獻身的一群人。云南師范大學“一二·一”校區，正是當年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簡稱“西南聯大”）的師范部，校內有當年的許多舊物及新建的先賢塑像，紀念碑、亭。每次來到昆明，我都會先去老校區參觀，不僅緬懷先賢，也為了更深切地感受國難中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品格、氣節和矢志不渝的追求。

“西南聯大”是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遷至昆明聯合組成的。在國難當頭之時，“西南聯大”的教師同心同德，克服了各種意想不到的困難，分設了理、工、文、法、商、師范等學院，先后培養畢業了八千多名學生、投筆從戎參加抗戰者八百余人，極大地支持和鼓勵了在前方浴血奮戰的抗日軍民，為中國人民的神圣抗戰事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可以說，“西南聯大”的師生是在日軍飛機的轟炸中捍衛著中華民族的文化血脈的。李公樸、聞一多、周培源、陳寅恪、劉文典、鄭天挺、朱自清、吳宓、馮友蘭、孫毓棠、雷海宗、陳經序、吳晗、王力、羅根澤、浦江清、唐蘭、沈從文、李廣田、卞之琳、潘光旦、華羅庚、陳岱孫、金岳霖、吳大猷、錢偉長等一大批學者都曾是“西南聯大”的教師；李政道、楊振寧、錢偉長、黃昆、朱光亞、汪曾祺、朱德熙、鄭敏、唐祈、袁可嘉、許淵沖、穆旦（查良錚）、杜運燮、吳大年等一批科學家、學者、文學家、詩人都曾是“西南聯大”的學生。“西南聯大”常委會由梅貽琦、蔣夢麟、張伯苓組成，“一二·一”校區內塑有他們的半身雕像，目光深沉，依舊遙望著遠方。

一

在“一二·一”校區內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教授名錄”刻石上，我驚喜地看到了后來擔任內蒙古大學副校長、著名的植物學家李繼侗先生的名字，看到了著名的語言學家、內蒙古大學中文系第一任系主任張清常先生的名字。李繼侗先生是江蘇興化人，中國植物生理學的開拓者，植物生態學與地植物學的奠基人之一，1916年就讀圣約翰大學，1918年入金陵大學林科，1921年考取清華學校公費留美，進入耶魯大學林學研究院，1925年獲博士學位后回國，任北京大學生物系教授，后南下任“西南聯大”生物系教授。1957年內蒙古大學建校之初，已經是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即后來的院士）的李繼侗先生將他在北京大學創建的生態學與地植物學教研室移到內蒙古大學，在原生物學系創立了生態學與地植物學專門組，并在植物學專業內設立生態學與地植物學專門化方向，著有《植物地理學、植物生態學與地植物學的發展》（科學出版社，1958年版），1961年在呼和浩特市逝世，年僅64歲。李繼侗先生一生淡泊名利，關于其生平事跡在“百度百科”中也查不到，好在內蒙古大學在校園里為先生立了一尊半身銅像。其子李德平先生亦為中科院院士，一時傳為美談。著名的語言學家、內蒙古大學中文系教授梁東漢先生則是“西南聯大”中文系1939級的學生，名在“西南聯大”校友錄中。梁東漢先生是廣東珠海人，1957年從北京大學來到內蒙古大學任教，講授《說文解字研究》等多門課程。據聽過課的老學生說，梁東漢先生知識淵博，幽默雅致，能把枯燥的文字學課講得妙趣橫生。梁先生的《漢字的結構及其流變》（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一書，雖薄薄一冊，僅有13萬余字，卻創見頗多，是現代中國文字學的經典之作，一向為學術界推重，學術影響延續至今。梁東漢先生在內蒙古大學教書育人30年，直到66歲時才調回家鄉廣東的汕頭大學。常聽人們說內蒙古大學辦學起點高、學術水平高，我這才明白了其中的緣由。

張清常先生是貴州安順人，生長在北京，1930年考入北京師范大學國文系時年僅15歲，任課教師及課程有沈兼士先生的“文字學”、商承祚先生的“甲骨文字研究”、唐蘭先生的“古文字研究”、錢玄同先生的“說文研究”，這樣厚實的文字學訓練，讓張清常先生一生獲益。此外，他還選修了黎錦熙先生的“國語文法”課以及在北師大兼課的朱自清先生的“新文學概要”。1934年大學畢業后，張清常先生隨即考入清華大學研究院中文系做研究生，師從楊樹達、羅常培、王力等名家。晚年，張清常先生回憶在清華的讀書生活：“那時清華研究生在第二學年之末須參加口試，目的在于檢查考生的思維能力，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之能力，治學態度，業務基礎，知識面之廣度，技能之熟練程度，口才，作風等等。”（《憶清華中文系考試事例》）張清常先生說的口試委員會12人，皆為當時最杰出的學者：錢玄同、羅常培、馮友蘭、雷海宗、陳寅恪、楊樹達、劉文典、聞一多、俞平伯、朱自清、王力、浦江清。各位先生依次提問，羅考語言理論，馮考中國哲學史，雷考西洋通史，陳考華梵對音，楊考《說文》，劉考《莊子》，聞考神話，俞考《詩經》，朱考陶淵明詩文。那陣勢，真是了得。這還不說此次口試錢玄同先生請假未來，王、浦兩位先生沒有提問。這樣嚴格的訓練，當然會培養出真正的人才。

張清常先生1937年夏天于清華畢業，先回到家鄉貴州都勻師范學校任教，后吳宓先生推薦去了遷至廣西宜山的浙江大學中文系專任講師，期間曾為馬一浮先生作詞的浙江大學校歌譜曲。1940年秋天應朱自清先生聘請來到“西南聯大”任教，是學校最年輕的教授，時年25歲。在“西南聯大”開的課程有訓詁學、古音研究、《廣韻》、國語與國音、國語運動史、西方學者的中國音韻學研究、文字學概要、唐宋文、中學國文教材教法等13門，可見其淵博的學識。“西南聯大”紀念館中陳列著張清常先生的《憶聯大師范學院》手稿，憶及“西南聯大”師范學院舊事，手稿開頭引的就是“西南聯大”師范學院院長黃鈺生先生撰寫歌詞、張清常先生譜曲的院歌：“春風熙熙，時雨滋兮；桃李向榮，實累累兮。”手稿字跡遒勁，一筆一畫，清晰得讓我輩慚愧，知道老一輩學者的功力確實了得。

張清常先生在語音、音樂與文學關系方面的研究國內獨絕，在音樂方面的修養尤為人所稱道，學術界罕有其比，時任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的朱自清先生甚至主張由清華大學保送他到美國專門學習音樂理論。張清常先生說，周六晚上在“西南聯大”附近的文林堂聽既單薄又微弱的留聲機放出的西洋古典音樂唱片，如貝多芬的交響曲，“在戰爭年代，這算是我——一個窮教書匠最高的精神享受了”（《憶聯大的音樂活動》），他是《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歌》的曲作者，詞是羅庸先生填的《滿江紅》：

萬里長征，辭卻了五朝宮闕，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別。絕徼移栽楨幹質，九州遍灑黎元血。盡笳吹、弦誦在山城，情彌切。

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杰。便一成三戶，壯懷難折。多難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待驅除仇寇，復神京，還燕碣。

悲憤，果敢，剛毅，不屈，盡在歌曲之中。張清常先生不僅譜曲，還是一位杰出的指揮家，在“西南聯大”他多次指揮自己譜曲的“西南聯大”校歌、“西南聯合大學進行曲”、“西南聯大”附中校歌、“西南聯大”附小校歌，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與張清常先生相識60年的任繼愈先生說：

西南聯大校歌如實地譜寫出聯大師生堅貞、奮進、戰勝強寇、收復河山的壯志。清常教授為校歌譜曲，激昂壯烈，試唱以后博得廣大師生的一致贊許。聯大校歌將于聯大校史載入史冊，流傳下去。（《張清常文集·序》）

1944級“西南聯大”附中的學生姚曼華回憶說：“我還記得，當他指揮我們唱歌時，他那件褪了色的、磨損得半透明的大褂就隨著起伏甩動。在物質生活極為貧困的情況下，他給了我們多么豐富的精神財富啊！”大褂說明了張先生當時的生活相當清寒。姚文中引用張清常先生的回信，引人深思：“提起聯大附中合唱團，距今差不多是50年了。你說那時唱得好，這話有道理。因為天真純潔的少年兒童心靈跟偉大的音樂家所作的藝術真善美作品是共鳴一致的。成年人要追求那種高尚的境界反而十分困難。即使做到，已經缺少了純美甘甜而多了幾分苦澀酸辛。即使達到藝術上的高峰，人工雕琢的痕跡就多了”（《張清常先生和不朽的校歌》，見《中華讀書報》2008年8月20日）。非音樂修養深厚者，不能道此語；非歷經滄桑者，亦不能道此語。當年聯大學生王均回憶說：“1940年后曾在聯大就讀的同學，沒有不會唱聯大校歌的。”（《張清常文集·序》）“西南聯大”附中1946屆校友、著名作家宗璞（馮友蘭先生的女兒）在《誰是主人翁》一文中也有動情的回憶。

二

抗戰勝利后三校北歸復校，張清常先生任南開大學中文系主任、語言學教研室主任。1957年，為支援民族地區教育事業的發展，通過由高教部、南開大學、內蒙古大學與張清常先生本人四方協議的方式，他被借調到剛剛成立的內蒙古大學，擔任中文系主任。上任之初，張清常先生制訂符合民族地區特點的教學計劃，深入學習研究當地語言。

張清常先生說：“下車伊始，先學起蒙古語來”；“我在內蒙古期間，參與了自治區漢語方言調查及推廣普通話工作，也下去做過短期方言調查。留下這方面的部分文章，算是個紀念吧”（《八十述懷》）；“我要感謝我的蒙古 語老師青格爾泰教授、陳乃雄教授、照那斯圖先生和隨時幫我解答疑問的許多位內蒙古大學工作的蒙漢朋友”（《胡同及其他——社會語言學的探索·自序》）。《內蒙古自治區漢語方音與普通話語音對應規律》（《內蒙古大學學報》1959年第1期）、《內蒙古西部漢語方言構詞法中一些特殊現象》（《內蒙古大學學報》1962年第2期）、《內蒙古自治區漢語方音概略》、《內蒙古薩拉齊漢語方言詞匯一瞥》（均見《內蒙古大學學報》1963年第2期），即是這一時期重要的研究成果。在研究薩拉齊漢語方言詞匯時，張清常先生發現了大量蒙古語借詞，如“圐圇”（早期譯作“庫倫”）“胡拉蓋”“褡褳”“蘑菇”，地名尤多。在調查薩拉齊漢語方言詞匯論文中，張清常先生在學術界第一次提出“胡同可能是蒙古語的huddug（井）”這一觀點，指出各地地名中還有二眼井、三眼井、四眼井，北京也有。方言調查后他深有體會地說：“過去，每天關在書房里、圖書館里、學校里、城市里，讀了元人雜劇，喜看那么多的形容詞生動形式，驚嘆不已。這次來到勞動人民中間，方知天外有天，要從頭學起。語言文學的源頭確是在勞動人民中。”張清常先生以自己的切實努力，為內蒙古的文化、教育、學術事業、人才培養做出了可貴的貢獻。

悠久深厚的蒙古語言文化也給予張清常先生豐富的滋養，關于“胡同”的研究尤其如此。他說：“我在內蒙古18年，至今（1993年）離開了18年。人壽幾何，18年不是可以等閑視之的。一談到內蒙古，心情極為激動，也極為復雜”；“胡同這個問題，沒有蒙古族學者權威性的發言，天就缺了大半邊”；“沒有青格爾泰、陳乃雄、照那斯圖三位老師教我蒙古語，我根本不可能接觸蒙漢語的歷史關系這個課題，也不會把‘胡同’跟‘水井’聯系起來”（《“胡同”原是借詞水井新證》）。

在內蒙古生活工作18年后的1975年暑假，南開大學以“課題帶教學”的方式，將張清常先生從內蒙古大學“借調”回來（李曉：《遙望張清常》，《文史天地》2009年第5期）。來時剛過而立之年，去時已經花甲。1981年年底，為了分居多年的夫妻團聚，在王力先生的舉薦下，張清常先生調入北京語言學院（今北京語言大學），任外國留學生二系系主任、校職稱評定委員會副主任、校學術委員會副主任等職，盡職盡責，決不懈怠，他說：“每天要為中青年教師、研究生、本科生、留學生解答若干問題，看稿子，給他們修改論文，每周還要講‘漢語史’四節課，腦子里七進八出，靜不下來。顧不上處理我個人的私事兒（包括自傳的事）。”（《1981年5月致董樹人》）北京語言大學教授趙金銘回憶，張清常先生年近八秩時曾夫子自道：

我名叫清常，本人微不足道，一位教師而已。年近八十，這一生大概也就是這個模樣了吧。清，我做到了清清白白，不怕半夜鬼叫門；生活清貧，但決不懈怠；頭腦基本清醒，我知道自己能吃幾碗干飯；字寫得不好，但一筆一畫讓人認得出；事情做得未能盡如人意，但竭力以赴，有個交代，力求清清楚楚；其他的事，容我盡力而為。常，我只作到平平常常。不反常，不失常。（《一“名”驚人——取名的藝術》序）

清清白白，平平常常，這就是張清常先生的一生。余生也晚，沒有機會聆聽教誨，但從張清常先生身上知道了什么是風骨，什么是君子，什么是知識分子，什么是“西南聯大”人，也知道了當年的內蒙古大學中文系為什么有那么高的學術水平和那么好的學術風氣。

張清常先生慧眼獨具，常能在小處、平常處、別人不經意處發現大學問，而且持續追索，毫不懈怠，如對“胡同”的研究就是這樣。《漫談漢語中的蒙語借詞》（《中國語文》1978年第3期）一文就是當年研究的延續：“胡同在蒙語本來是‘水井’，北京的地名有“二眼井”“三眼井”“四眼井”，可能就是這種命名的痕跡。于是漢語在街道、路、里、巷、弄之外，又有了具有北方特點的‘胡同’。有些胡同沒有出口，有的稱為‘口袋胡同’，有的叫做‘死胡同’”，當年的或然判斷變成了必然判斷。在《胡同與水井》一文中張先生說：“我國北方一些城市特有的‘胡同’這個詞始見于元代，可能借自蒙古語的‘水井’。提出這種假設，不僅是從借詞的關系，從蒙漢兩族的歷史關系來考慮，還因為在北京城區有許許多多胡同因水井而得名。”（《語言教學與研究》1984年第4期）張先生指出“胡同”一詞最早出現在元雜劇中：“直殺一個血胡同”（關漢卿《關大王單刀赴會雜劇》第三折），“磚塔兒胡同”（李好古《沙門島張生煮海雜劇》第一折）。在《釋胡同》一文中張先生又說：“胡同是個雙音節的詞，只用于北京和北方少數城市。它始見于近代。元朝才留下有較多的資料證實它是已經行用的街巷異名。關于胡同這個詞的來歷，舊日的解釋大體上有三種，均未能說得圓滿。本篇假設胡同是個借詞。蒙古語、突厥語、維吾爾語、鄂溫克語、女真語、滿語等‘水井’，大致是 huto 這樣的音，被漢語吸收，借字表音，漢字有八種寫法，其中胡同最為流行。明清大量使用，使胡同原意(有水井處)轉為街巷，并被看做是漢語自己的詞”（《語言教學與研究》1985年第4期）。張清常先生后又在《八十述懷》一文中重申此觀點：“‘胡同’乃是借詞，源自于蒙古語‘水井’”，這一研究從20世紀50年代一直持續到80年代，歷經幾十年的時間，最終獲得了學術界的廣泛贊同。張先生還花費了大量精力研究北京胡同，考證出北平的胡同一共有3334條，令人稱絕。

張清常先生一生淡泊名利，風骨凜然，教書育人，矢志不移，73歲時說：人生沒有十全十美的，“‘魚’與‘熊掌’都歸自己恐怕不易。如果‘二者不可兼得’的話，就必須有所取有所舍。就我來說，寧取純正的心靈與樸實的精神，不取豪華舒適”；一生“大中小學教學的甘苦我都嘗過，生活的清苦早已安之若素，而‘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所給予我的快樂和鼓勵，是無論多少金錢也換不來的”（《渺滄海之一粟》）；“嚴峻的人生教育了我，取巧未必真得智慧，守拙未必不是聰明”《抒懷》）。80歲高齡時有學生要為老師舉辦慶生活動，張清常先生委婉拒絕，自言“我是滄海一粟，微不足道，‘免提’吧”。張清常先生的主要著述收在《張清常文集》（五卷，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中，任繼愈先生作序、啟功先生題寫書名，包括《音韻》《漢語史及詞匯》《中國上古音樂史論叢》《唐代長安方言》《音韻學講義》《胡同研究》《方言》等，其中《中國上古音樂史論叢》雖十余萬字卻創見頗多，早在1944年就由重慶獨立出版社出版，獲當時教育部學術著作三等獎。張清常先生的學問深厚，如他的家鄉安順的黃果樹瀑布一樣，匯聚眾流，奔騰浩蕩，氣勢非凡。

竊以為，無論是學術成就還是社會聲望，張清常先生在內蒙古大學校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內蒙古大學校園內應該有一座張清常先生的銅像，與他“西南聯大”的同事李繼侗先生并立，借此改進校風、激勵今天的學子。校史也是一個學校的學術史、師德史，反映的是一個學校在學術上的貢獻和為師者為萬人景仰的高尚人格，靠頭臉和權力擠入校史并不光彩。在這方面，內蒙古大學不妨向同處邊疆的廣西大學學習。廣西大學在建校90年之際的2018年，專門在校園的中心地帶辟出一大片地方，凡是在廣西大學工作過的、做出重要貢獻的教授、專家，都有一尊由中央美術學院設計雕塑的全身銅像，如馬君武、楊東莼、李達、陳望道、竺可楨、陳寅恪、梁漱溟、王力、焦菊隱、李四光等等。2027年內蒙古大學建校70周年，如果能在此前完成此項工作，肯定會受到廣大師生的擁護，因為它遠比舉辦一臺有要人出席的歌舞晚會來得更有意義。

三

國難當頭，經費拮據，“西南聯大”辦學不僅非常困難，教師們的日常生活也非常艱辛。最困難的時候，聞一多先生以兼課、治印獲取的微薄收入補貼生活，妻子高真還去擺攤賣破爛，因為他們要養活全家八口人，聞一多先生風趣地說：“我是一個手工業勞動者。”朱自清先生連御寒的棉衣也添置不起，他不得不讓夫人陳竹隱帶著孩子去物價較低的成都居住，自己則在集市上買一件趕馬人用的披風去上課。吳宓先生上課時常穿著一件土布長衫。物質生活雖然極端貧困，但他們精神卻是昂揚奮發的，信念更加堅定，朱自清先生在“七七”抗戰二周年的紀念會上說：

東亞病夫居然奮起了，睡獅果然醒了。從前只是一大塊沃土，一大盤散沙的死中國，現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國了。從前中國在若有無之間，現在確乎是有了。從兩年后的這一天看，我們不但有光榮的古代，而且有光榮的現代；不但有光榮的現代，而且有光榮的將來無窮的世代。新中國在血火中成長了。

1945年11月25日晚，昆明幾所大學的學生自治會在西南聯合大學舉辦反內戰、反獨裁、要求和平民主的時事晚會，到會者達6000多人，群情激奮，吳晗、周新民、聞一多參加了討論會，錢端升、伍啟元、費孝通、潘大逵四教授就和平民主、聯合政府等問題作了講演。“西南聯大”的教師們不顧個人安危，與學生一起舉行集會，國民黨派軍隊包圍了會場，放槍恫嚇，并在學校附近戒嚴，禁止師生通行。11月26日起，各學校聯合起來罷課，表示抗議。12月1日，國民黨特務、軍警到各校毆打罷課學生，并投擲手榴彈，殺死了南菁中學教師于再，聯大師院學生潘琰、李魯連，昆華工校張華昌，傷十數人，釀成震驚中外的“一二·一慘案”，于、潘、李、張被稱“四烈士”。慘案發生后，全國各大城市的學生掀起了反內戰、爭民主的高潮，揭開了抗戰勝利后學生運動的序幕。經過不屈不撓的抗爭，包括400多名昆明市大中學教師公開聲明“無限期罷教”，當局才不得不懲治兇手、撤了國民黨云南省黨部主任委員、代理省主席李宗黃的職。

1946年3月17日，“四烈士”治喪委員會為“四烈士”舉行了隆重的殯葬儀式，送葬的隊伍就有三萬余人。專制獨裁的國民黨政府是不會善罷甘休的，李公樸、聞一多先生接連被國民黨特務卑鄙地暗殺。1946年7月15日下午，在李公樸先生的追悼會上，聞一多先生站起身來慷慨陳詞、怒斥國民黨當局的卑鄙無恥：

反動派暗殺李先生的消息傳出以后，大家聽了都悲憤痛恨。我心里想，這些無恥的東西，不知他們是怎么想法，他們的心理是什么狀態，他們的心怎樣長的！（捶擊桌子）其實簡單，他們這樣瘋狂的來制造恐怖，正是他們自己在慌啊！在害怕啊！所以他們制造恐怖，其實是他們自己在恐怖啊！特務們，你們想想，你們還有幾天？你們完了，快完了！你們以為打傷幾個，殺死幾個，就可以了事，就可以把人民嚇倒了嗎？其實廣大的人民是打不盡的，殺不完的！要是這樣可以的話，世界上早沒有人了。

李先生的血不會白流的！李先生賠上了這條性命，我們要換來一個代價。

正義是殺不完的，因為真理永遠存在！（鼓掌）歷史賦予昆明的任務是爭取民主和平，我們昆明的青年必須完成這任務！我們不怕死，我們有犧牲的精神！我們隨時像李先生一樣，前腳跨出大門，后腳就不準備再跨進大門！（長時間熱烈的鼓掌）

這就是聞一多先生，義正詞嚴，鐵骨錚錚。大會結束幾個小時，聞一多先生不顧情勢危急，到《民主》周刊社去主持一個記者招待會。下午5點，記者招待會結束，聞一多的長子聞立鶴接他回家。聞一多父子快走到家門的時候，早就埋伏的國民黨特務向聞一多先生開槍，地點就在今天青云路一條南向的小巷——府甬道上，距離先生的住所只有20多米，先生的夫人高真聽到槍聲后跑出去抱起先生，先生身上鮮血仍在往外涌。先生遇難的時間是在他的戰友李公樸先生被同樣卑鄙地暗殺在昆明大街上還未下葬的第四天。

李公樸先生的墓地、聞一多先生的衣冠冢及“一二·一”四烈士墓就在“一二·一”校區內，每天都有來自校內、校外的人們憑吊。四烈士墓前方矗立著兩根石柱，頂端是鮮紅的火炬，石柱基座上刻著聞一多先生撰寫的《一二·一運動始末記》，墓后石屏是自由女神浮雕：無數青年跟隨自由女神呼喚光明，奔向自由，浮雕下刻著馮至先生寫的《招魂》詩：

死者，你們什么時候回來？

我們從來沒有離開這里。

死者，你們怎么走不出來？

我們在這里，你們不要悲哀。

我們在這里，你們抬起頭來。

哪一個愛正義者的心上沒有我們？

哪一個愛自由者的腦里沒有我們？

哪一個愛光明者的眼前看不見我們？

你們不要呼喚我們回來，

我們從來沒有離開你們，

咱們合在一起呼喚吧！

正義，快快地回來!

自由，快快地回來！

光明，快快地回來！

日月經天、江河緯地，為和平、民主犧牲的烈士們將永遠為人們敬仰、為人們懷念！聞一多先生的全身雕像在“一二·一”校區中央干道的東側的一方草坪上，有青蔥的米蘭和粉艷的春海棠護圍著。花崗巖雕成的聞一多先生像圍著圍巾，戴著眼鏡，雙唇緊咬，凝視著前方，剛毅中自有一種凝重。站在先生的雕像前，我的心情是沉重的，在“四烈士”遇難的震驚中外的“一二·一慘案”發生后，聞一多先生莊嚴地說：“愿‘四烈士’的血是給中國歷史上寫下了最新的一頁，愿他已經給民主的中國奠定了永久的基石。如果愿望不能立即實現的話，那么，就讓未死的戰士們踏著‘四烈士’的血跡，再繼續前進，并且不惜匯成更巨大的血流。”（《一二·一運動始末記》）先生以鮮血與生命實踐了自己的諾言。

聞一多先生的骨灰一部分撒在了浩瀚的滇池中，一部分保留到新中國建立后葬在了北京的八寶山。聞一多先生的墓地在北京的八寶山，我在1984年夏天曾憑吊過。墓地樸素至極，差不多有一人高的青灰石墓碑上鑲嵌著聞一多先生的側面銅質浮雕頭像，叼著煙斗，表情凝重如史詩。頭像下方是先生的生卒年（1899—1946），墓碑的前面是一本展開的書的造型，上面刻著聞一多的生平簡介，夫人高真（1903—1983）去世后與聞一多先生合葬。聞一多先生的衣冠冢在“一二·一”校區內，正是“西南聯大”民主廣場的東邊，當年“西南聯大”師生反對內戰、獨裁、要求和平和民主的幾次重大活動都是在這個廣場上舉行的。我默立在聞一多先生的雕像前，先生《紅燭》中那讓人震撼的詩句又一次涌上了心頭：

紅燭啊！

即制了，

便燒著！

燒罷！燒罷！

燒破世人底夢，

燒沸世人底血———

也救出他們的靈魂，

也搗破他們的監獄。

聞一多先生是冷靜的學者，是熱血沸騰的詩人，是有思想、有情懷的教育家，是敢于殺身成仁的志士。近代中國因他們的存在，才能夠從危亡中一次次走出，最終抵達希望和勝利的彼岸。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根本所在，就是在一個社會出現大動蕩之時，知識分子有自己的選擇與擔當，有自己的操守和堅持。

四

“西南聯大”是在抗戰勝利后于1945年5月4日分別遷回北京和天津的，為了報答云南人民在抗戰最艱苦的歲月中對“西南聯大”的無私援助，三校一致同意把“西南聯大”師范學院留給當地人民，這就是今天的云南師范大學。

校友們沒有忘記在艱難歲月中生活過的母校，在云南師范大學“一二·一”校區中央干道西側的芳草綠樹中樹立著一座高四米許的三角碑用三座紅色的亭子罩著，就是校友們捐建的。三角碑的三面分別寫著：“西南聯大紀念亭”“一九八八年建校五十周年校友集資”“校訓：剛毅堅卓”。三個亭子分別由北大、清華、南開立，每個亭子的正面都鐫刻著一副楹聯，各有情懷，北大的楹聯是“滇海笳吹心系中興業，燕園弦詠胸懷四化圖”，清華的楹聯是“西山蒼蒼清芬挺秀，南國煦煦華夏增輝”。我以為，其中最能體現當年“西南聯大”精神的是南開大學的楹聯：

誤國恨愚頑，茅舍玉階，看寇騎縱橫，南渡豈甘循覆轍；

育才集賢俊，藜羹布褐，講天下興亡，北歸終已奠神京。

即使在民族危亡之際，“西南聯大”也始終堅持教書育人，學術創新，將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視為立校之根本，視為國家文化命脈之所系。顧炎武說：“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日知錄·正始》）同仇敵愾，抵抗日寇侵略，守護傳承中華文化血脈，就是“保天下”。2018年12月18日，再訪西南聯大舊址，有小詩抒發感懷：

狼煙烽火遍中華，草舍茅庵育翠芽。

剛毅堅卓成偉業，學人代代憶風華。

“剛毅堅卓”是“西南聯大”的校訓。人稱“西南聯大”“辦學九年，育才八千”，在近代中國教育史上堪稱奇跡。“聯大名師云集，講課質量高，考試要求嚴。教師從不照本宣科，學生也不死記硬背，學習要在理解的基礎上有發揮、有創見”（孫民生《歌聲中的回憶》，見《難忘的聯大歲月——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在昆建校六十年紀念文集》）。當年聽過聞一多先生課的老學生回憶說：“他學過戲劇，很懂表演藝術，常用好聽的男低音抑揚頓挫地朗誦《楚辭》，手捋胸前飄逸的美髯，帶著微笑，真是一派名士風流！這時，他著重欣賞《楚辭》的文采和藝術美。”聞一多先生推崇《楚辭》，曾建議張清常先生以《九歌》為中心內容，吸取《楚辭》的全部精華，以“組曲”的形式創作音樂，再與舞蹈藝術家合作，寫出一部雄渾瑰麗、能夠傳世的作品（張清常《記聞一多先生的三段話》）。再到后來，聞一多先生看到了更多現實的丑惡，“他反復吟誦的是‘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同樣是很好聽的男低音，但已沒有過去那種悠揚的調子，而且深沉到令人想哭，課堂上不少同學受到感染，聽著聽著已不覺潸然淚下了”（李凌《雖九死其未悔——紀念聞一多師》）。面對凋敝的社會、苦難的百姓生活，聞一多先生憤怒異常：“‘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難道不是今天活生生的現實嗎？這黑暗的社會不搗毀怎么得了！”“他的聲音越來越激昂，呼吸越來越急促，有時甚至把桌子敲得‘砰’‘砰’直響。”（朱鴻運《路見不平義憤填膺——回憶聞一多先生的一堂〈莊子〉課》）“救國不忘讀書，讀書不忘救國”，是“西南聯大”師生的共同志愿。雖處離亂，弦歌不絕，他們化筆為纓，激揚文字，鼓勵民心，號召或參與全民抗戰；他們注重學術報國，強調報國要有一技之長。在為國家培養的八千學子中，后來獲得諾貝爾獎的有2位，成為院士的有175位，獲得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的有5位。張清常先生說：“聯大能在中國教育史、文化史上占有地位，是靠學術與人才。”（《1986年3月22日致黃延復》）此之謂也。

正值抗戰期間，“西南聯大”的物質條件十分有限，1941年畢業的校友余樹聲先生在《回憶聯大同學在校時的衣食住行》一文中說，當時學生一屋住幾十個人，多數人衣著破舊，伙食低劣，沒有公共食堂，通常是數十個學生湊份子請一位大師傅做飯，半饑半飽是平常之事，行路主要靠雙腿，上下課時間以校工敲一截鋼軌為準。物質生活雖然清苦異常，“西南聯大”師生的精神生活卻是飽滿的。1939年夏天，汪曾祺先生從上海經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1944年畢業后又在昆明當了兩年中學教師，在“西南聯大”和昆明生活了7年。40年后，汪曾祺先生圍繞著“西南聯大”及其周邊生活展開回憶，寫下了多篇散文，篇篇情味雋永，如《泡茶館》，寫“西南聯大”學生簡單卻充實的讀書生活：

有一個姓陸的同學，是一怪人，曾經徒步旅行半個中國。這人真是一個泡茶館的冠軍。他有一個時期，整天在一家熟識的茶館里泡著。他的盥洗用具就放在這家茶館里。一起來就到茶館里去洗臉刷牙，然后坐下來，泡一碗茶，吃兩個燒餅，看書。一直到中午，起身出去吃午飯。吃了飯，又是一碗茶，直到吃晚飯。晚飯后，又是一碗，直到街上燈火闌珊，才夾著一本很厚的書回宿舍睡覺。

回憶文字像素描一樣，線條簡潔卻又情景宛然，活靈活現，一讀就讓人難忘。又如《昆明的雨》：

雨，有時是會引起人一點淡淡的鄉愁的。李商隱的《夜雨寄北》是為許多久客的游子而寫的。我有一天在積雨少注的早晨和德熙從聯大新校舍到蓮花池去。看了池里的滿池清水，看了作比丘尼裝的陳圓圓的石像（傳說陳圓圓隨吳三桂到云南后出家，暮年投蓮花池而死），雨又下起來了。蓮花池邊有一條小街，有一個小酒店，我們走進去，要了一碟豬頭肉，半市斤酒（裝在上了綠釉的土磁杯里），坐了下來，雨下大了。酒店有幾只雞，都把腦袋反插在翅膀下面，一只腳著地，一動也不動地在檐下站著。酒店院子里有一架大木香花，昆明木香花很多。有的小河沿岸都是木香，但是這樣大的木香卻不多見。一棵木香，爬在架上，把院子遮得嚴嚴的。密匝匝的細碎的綠葉，數不清的半開的白花和飽漲的花骨朵，都被雨水淋得濕透了。我們走不了，就這樣一直坐到午后。四十年后，我還忘不了那天的情味，寫了一首詩：“蓮花池外少行人，野店苔痕一寸深。濁酒一杯天過午，木香花濕雨沉沉。”

我想念昆明的雨。

德熙，即朱德熙先生，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著名的語言學家，是汪曾祺先生“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的同班同學。汪曾祺先生《懷念德熙》一文中說：“德熙不蓄字畫。他家里掛著的只有一條齊白石的水印木刻梨花，和我給他畫的墨菊橫幅”，知道朱德熙先生是一位淡泊的學者。1984年秋天我在北京大學進修，有幸聽過一次朱德熙先生關于語法修辭的學術講座，先生風度翩翩，質樸又儒雅。汪曾祺先生筆下的昆明的雨和雨中景象如水墨畫一樣，渾然天成，有詩一樣的境界，淡而深，深而有韻味。馮至先生曾經這樣說：“如果有人問我：‘你一生中最懷念的是什么地方？’我會毫不遲疑地回答：‘是昆明。’如果他繼續問下去：‘在什么地方你的生活最苦，回想起來又最甜？在什么地方你常常生病，病后反而覺得更健康？什么地方你又教書，又寫作，又忙于油鹽柴米，而不感到矛盾？’我可以一連串地回答：‘都是在抗日戰爭時期的昆明’。”（《昆明往事》）馮至先生說的昆明，就是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大”。

讀過亭子上的楹聯，夕陽已冉冉而下，晚霞燦爛，灼灼燃燒，整個校園被映照成了一片淡紫色，高大的春海棠滿樹粉艷，齊整的羅漢樹郁郁蔥蔥。吃過晚飯的年輕學子背著書包，夾著課本北往南來，正向著燈火通明的教學大樓疾步走去，比起前輩——當年“西南聯大”的學生們，他們應該說是幸福的。我想，當年在那樣艱難的環境中，“西南聯大”能高格獨標、卓識獨具，為苦難中煎熬的民族培育了大批英才。今天，面對轉型的社會和急劇變化的世界，我們又該怎樣興辦我們的教育，培養我們的后代呢？ 

作者簡介

高建新，內蒙古大學中文系教授，在《光明日報》《文匯報》《人民日報》《文藝報》《學習時報》等報刊發表散文、隨筆200余篇，主要著作有《山水風景審美》《自然之子：陶淵明》《酒入詩腸句不寒：古代文人生活與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