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今年四月，我和所有學生一樣，因疫情被困家中，由此獲得了充足的個人時間。為了緩解疫情帶來的恐懼和不安，我強迫自己進入到閱讀和寫作中去?！锻其N小說的人》便寫于疫情期間。從表面上看，這篇小說和疫情沒有太大的關系，但實際上，《推銷小說的人》是疫情結出的果，我在小說里放置了我對文學，對未來，對文學與未來的關系，最基本的困惑與擔憂。

有天晚上，我接到了我朋友的電話。電話里的她聲音沮喪，說她想換份工作，回老家教書，或者考公務員，總之她不想再做采訪、寫稿件、幫被訪者把他們的故事記錄下來。我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我與她相識十幾年，以我對她的了解，她是鐵了心要在文學的路上走，向來很堅定，從未動搖過。我慌忙放下手里的書問她怎么了，我記得她停頓了幾秒后才告訴我，她覺得很失望，每次她都全身心地去感受那些可憐無助的人的人生，滿懷希望地把他們的故事整理成文，再發到閱讀量十萬加的公眾號上，她以為這樣就能改變他們的生活，讓他們得到救助，但其實，什么都沒有發生，好運沒有降臨，絕境依舊頑固，掉進火坑里的人還是跳不出來，就好像往湖里投石子，她想把湖填滿，但每次她的用力一擲回饋給她的只有微小的波瀾。如果是這樣的話，文學還有什么用？如果文學對人類的未來，對世界的未來產生不了實際的作用，為什么還要做文學？

我一時無法安慰她，因為她所失望的也正是我所困惑的。盡管“文學是無用的”這句話似乎早已給出了確切答案，但我心中的疑慮還是無法消退。文學能做什么？小說能做什么？文學不是特效藥，醫不了人；文學不是金錢，買不了物資。我們當然可以認為文學能夠撫慰人心，但對于一顆已經破碎的心來說，文學真的有愈合的作用嗎？如果有，那為什么林奕含在寫完《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后還是痛苦不堪？該發生的救贖為什么沒有發生？更何況，并不是每個人都會閱讀文學，像我的父母幾十年沒再讀過一本文學書籍，不還是照樣好好地生活著？我腦子里甚至冒出了一個可怕的想法：也許在未來，足夠遠的未來，文學會徹底消失。

帶著這樣的恐懼我開始了《推銷小說的人》的寫作。整個書寫過程中我是虛弱的，因為我覺得文學是虛弱的，我沒有底氣相信它能抵抗哪怕最輕微的損傷。我把故事時間設置在了假想的未來，在那個未來，科技高度發達，小說成了無人問津的東西，“我”為了維持生計受雇于出版社的老板，挨家挨戶地推銷那些沒用的紙質書。在推銷中“我”遇見了一個試圖拯救小說的小說家，他發明了一種叫“Dream”的機器，并堅信這種機器能復興小說。然而事實上“Dream”沒能拯救小說，小說還是不可抑制地邁向了死亡。我寫到這里的時候，隱約意識到我的虛弱對文學來說恰恰是種暴力。我剛好忽略了一個再普通不過的常識，那便是萬事萬物皆有壽命，死亡是必然的，不管我們如何恐懼、如何想方設法地躲避，死亡的馬車最終還是會追上我們。而死之必然期盼著死之珍貴。如何讓死抵達珍貴？哀悼，唯有哀悼，在永恒的哀悼、哀悼的永恒中對抗遺忘，召喚過去和未來的回聲,在哀悼中生命得以延續，得以銘記。因此將我們全部的書寫化為哀悼，或者說我們的書寫從一開始便已是哀悼，因文學之死的命運必然，我們的哀悼便不會停止，哀悼不會停止，那我們的書寫也將繼續。所以在小說結尾，我設置了一間展覽館，在那里“Dream”被保存了下來，盡管展覽館的訪客稀少，但仍然有一個流浪者每天用“Dream”造夢，體驗著小說帶來的樂趣。

至于另一篇小說《星星離地球最近的夜晚》，講的是一個發生在人大校園里的故事。去年夏天的某個夜晚，我在校園里閑逛，抬頭在天上找星星的時候發現有幾顆“星星”離我特別地近，因而也特別地亮。但那真的是星星嗎？星星會離我們如此之近嗎？我又疑心那不過是掛在電線上的小燈泡。這景象讓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小說的真實與虛構。我想象著有兩個人在辯駁，一個認為那是星星，一個認為那是燈泡，雙方都試圖用自己虛構性質的語言讓對方相信自己認為的真實。但光有這樣的辯駁還不足以構建起一篇小說，我又將之前在東阿觀賞黑驢的經歷拿來，在小說里設置了偷驢、宿舍藏驢的荒誕事件。小說里提到的所有地名都是真實的，宿舍樓的分布也都是有跡可循的，正是這些真實的細節組成了這篇虛構的小說。在人物關系上，我選取了最容易產生辯駁、也最容易處理的一對關系——情侶。這對情侶是虛構的，但經由他們之口講出的事件又是真實發生過的。整篇小說在結構上是對稱的，正如真實和虛構在我們的認知里也常常是對稱的，但在結尾，我模糊了真實和虛構的界限，讓真實和虛構相交，我們在虛構中到達了真實，真實又幻化出虛構。而這同樣也是小說的魅力之一。

我喜歡在小說中做各種嘗試，盡管總是失敗。在這兩篇小說里，我詰問文學本身，詰問過后，我與文學的關系并沒有變得疏離，反而更緊密了。我知道我的生命有限，而我用有限的書寫去哀悼文學，同時也在對文學的哀悼中完成了自我的哀悼。未來雖然漫長且未知，但我也將懷著對文學的信念繼續前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