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文藝工作座談會并發表了重要講話。此后，習近平總書記又在多個場合多次發表相關講話，還先后給部分文藝單位和個人寫信、回信，充分體現了黨中央對文藝工作的高度重視、對廣大文藝工作者的殷切關懷。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和信件，思想深刻、語氣親切，可謂字字珠璣、句句真理。其中對于“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的表述，尤其如此：“社會主義文藝，從本質上講，就是人民的文藝”，“文藝要反映好人民心聲，就要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這個根本方向”。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人民群眾是社會實踐的主體，也是書寫創造歷史的主體。

100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的文學藝術，猶如一條波瀾壯闊生生不息的長河，倒映著100年來發生在中國大地上可歌可泣的歷史風景。而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是中國共產黨文藝思想的核心精神和理念，是貫穿于100年中國現當代革命文學、先進文學藝術的一根主線、紅線。

1、人民，永恒而不斷深化的藝術形象

可以說，中國革命文藝、社會主義文藝從她呱呱墜地那天起，她高揚的旗幟上就書寫著兩個永恒的大字，那就是“人民”。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的黨性宗旨決定了其文藝必然要提倡、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在這一堅持中，“人民”作為中國革命文藝和社會主義文藝的“第一主角”始終不變地成為我們表現的中心和重心，但同時又隨時代的發展而呈現著不斷的變化和深化。

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以下簡稱“左聯”）的創作實踐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成規模成系統的“以人民為中心”的探索。左聯順應世界左翼文化潮流，倡導“普羅大眾文藝”。誠如魯迅先生說的那樣，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是屬于革命的廣大勞苦群眾的文學。在左聯掀起的文學藝術浪潮中，我們第一次看到了苦難掙扎的“人民”群像：春寶娘成為地主的典妻“為奴隸的母親”，沿著浙東山區崎嶇的小道走來；楊樹浦紡織廠的面黃肌瘦的包身工在寒夜的風里顫抖；生死場上“北方人民對于生的堅強，對死的掙扎”，他們的決心和反抗；還有蠶農老通寶沉重的嘆息、江南小鎮貧苦寡婦文嫂懸梁自盡……而在左聯黨的電影小組領導下，中國進步電影嚴謹而藝術地推出了《風云兒女》《大路》《十字街頭》等四十多部真實表現人民苦難和抗爭的杰出影片。其中的插曲《漁光曲》《畢業歌》《大路歌》成為中國音樂中的經典歌曲，《義勇軍進行曲》的不朽旋律更是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為了人民的文學，左聯作家柔石、殷夫、馮鏗、胡也頻、李偉森等最終如魯迅所言“在最黑暗里，用我們的同志的鮮血寫了（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學）第一篇文章”，染紅了龍華的桃花。

1942年5月，毛澤東同志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以工農兵為主體的人民群眾通過“土改”成為解放區根據地的主人，并開天辟地獲得了“人民”這一莊嚴神圣的歷史稱謂。人民，作為文藝的主體地位得到了明確的認定和彰顯。在中國共產黨“為人民大眾”的旗幟下，作家藝術家大批深入實際火熱的革命斗爭一線。為著解放、自由而投入革命斗爭的“人民”群像，第一次屹立在文學藝術的長廊里。在《李有才板話》《小二黑結婚》《王貴與李香香》《呂梁英雄傳》《荷花淀》《太陽照在桑干河上》里，我們感受到人民在革命斗爭風暴中沖破舊世界，掙脫精神枷鎖，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對自由愛情的追求。秧歌劇《夫妻識字》《兄妹開荒》以帶著泥土氣息的清新、親切，展現了中國農民在掃盲、大生產運動中喜悅諧趣的生活狀態。古元、力群、彥涵等一大批版畫家則把魯迅提倡的新興木刻運動的戰斗精神帶到解放區。特別是合唱《黃河大合唱》和歌劇《白毛女》，前者借鑒西洋合唱的形式和民族韻致的曲調，以史詩的壯闊唱出了中華民族黃河般的咆哮。后者則在喜兒“舊社會把人逼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的境遇中，拓展了人的主題、人的尊嚴和解放。1942年，黨領導的文學藝術塑造的“人民”身上，體現了人民革命和人性啟蒙的高度統一，開啟了“人民文藝”的新時代，也為抗日戰爭和人民解放戰爭的最終勝利，為新中國的成立樹立了“人民”這座藝術的豐碑，一座文藝的“人民英雄紀念碑”。誠如1949年周揚所言，“解放區的文藝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藝”。人，是文藝永遠的主題、永恒的主題。其實黨領導的100年中國先進文藝始終圍繞著人的主題展開。我們從歌劇《小二黑結婚》、滬劇《羅漢錢》、越劇《梁山伯與祝英臺》、評劇《劉巧兒》等作品中可以看到，以女性解放為先導，預示了中國人民作為人的“整體”的解放。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后，“以人民為中心”文藝創作中的“人民”大體有以下隨時代發展而發生的變化和不斷升華。

以歌曲《歌唱祖國》為標志，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文藝中的“人民”充滿了對新生活的渴望，對勞動和建設的由衷禮贊，洋溢著一股青春的熱烈。長篇小說《百煉成鋼》《青春萬歲》《山鄉巨變》《創業史》《李雙雙》《上海的早晨》《香飄四季》、報告文學《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弟兄》《小將們在挑戰》以恢宏的氣度再現了社會主義建設初期朝氣蓬勃的建設中工人農民和建設者們昂揚向上的精神氣質。詩人賀敬之的《放聲歌唱》《雷鋒之歌》《三門峽·梳妝臺》《在西去列車的窗口》、郭小川的《向困難進軍》《甘蔗林——青紗帳》、聞捷的《天山牧歌》《復仇的火焰》、李季的《石油詩》洋溢著新中國青春期豪邁和浪漫的詩情。戲劇舞臺上的《朝陽溝》《霓虹燈下的哨兵》《第二個春天》《激流勇進》《南海長城》《朝陽溝》，銀幕上的《護士日記》《我們村里的年輕人》《女籃五號》《老兵新傳》《五朵金花》《農奴》《大李、小李和老李》《滿意不滿意》《年輕的一代》 《雷鋒》等等展現了各行各業各族人民在工廠、農村、街道、邊疆，翻身解放建設新中國的主人形象。

新中國是在血與火的煉獄中誕生的。在歷次國內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中前赴后繼英勇犧牲的幾千萬英烈，書寫了人類戰爭史詩為著自由獨立解放浴血奮戰的最為壯麗的篇章，也是一條不斷開掘向前的文藝洪流。所以，戰斗、犧牲的“人民”也是新中國文藝的主角，既有長篇小說《紅日》《紅巖》 《紅旗譜》《林海雪原》《逐鹿中原》《古城春曉》、話劇《萬水千山》、電影《渡江偵察記》《地道戰》《地雷戰》《南征北戰》《大決戰》等金戈鐵馬、洪鐘大呂的史詩式宏大敘事，也有《鐵道游擊隊》《烈火金剛》《敵后武工隊》等類武俠式情節驚險曲折、暢銷且充滿市井氣息的傳奇故事。特別值得關注的是，滔滔大河邊有一道溫婉的小溪流，以水彩的風格講述著革命戰爭中另一面的動人故事，如小說《百合花》《黨費》《七根火柴》《青春之歌》《野火春風斗古城》《三家巷》《苦斗》、詩歌《雪與山谷》、電影《柳堡的故事》《革命家庭》。英雄主義、理想主義、浪漫主義是這些作品中高高舉起熊熊燃燒的三把火炬，既照亮了過往的歷史，也為新中國在既波瀾壯闊又崎嶇艱難的道路的前進，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力量。

新時期、新世紀、新時代，“人民”展示了改革、開放、昂揚、創造創新、意氣風發的形象。奮進小說《喬廠長上任記》《沉重的翅膀》《人生》 《平凡的世界》《蹉跎歲月》《哦，香雪》《生活的路》《孽債》重新激活、接續了文學和現實生活血脈相連的紐帶。歌曲《祝酒歌》《在希望的田野上》《春天的故事》《走進新時代》《江山》成為一個由聲音留下的時代腳印。歌曲《難忘今宵》總在除夕溫馨地把每一個中國人送到愈加美好的來年。影片《離開雷鋒的日子》《焦裕祿》《孔繁森》《橫空出世》《生死抉擇》《鋼的琴》《戰狼2》《紅海行動》、電視劇《渴望》《編輯部的故事》 《外來妹》《十六歲的花季》《激情燃燒的歲月》、戲劇《父親》《西京故事》《遲開的玫瑰》《挑山女人》展現了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人民的渴望、歡欣、艱辛和奉獻。與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新人”不同，現在的“新”除了理想、希望、成就，同時不乏生活自身的沉重和艱難。艱難困苦，玉汝于成，從中讓人們看到一個民族在發展和進步的道路上留下深深足跡的“人民”。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小說《傷痕》《班主任》《靈與肉》《綠化樹》《蹉跎歲月》，話劇《于無聲處》《報春花》《丹心譜》、電影《牧馬人》《芙蓉鎮》《天云山傳奇》反映了經過十年“文革”內亂的災難、人的意識的覺醒，傳達了“人民”深刻的歷史反思，成為改革開放的號角和先聲。

而人民形象的永恒和變化的內驅力，正在于黨的“以人民為中心”創作導向的不斷發展、不斷深化、不斷清晰明確。1980年，黨中央明確了“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二為”方向。鄧小平同志在第四次全國文代會上深情地指出“人民是文藝工作者的母親”，同時揭示了“人民需要藝術，藝術更需要人民”的二者關系。江澤民同志提出，“在人民的歷史創造中進行藝術的創造，在人民的進步中造就藝術的進步”。胡錦濤同志強調，“一切進步的文藝創作都源于人民、為了人民、屬于人民”，“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永遠同人民在一起，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藝術之樹才能常青”。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站在新的時代高度開創性地確立了“以人民為中心”為核心理念的治國理政的思想體系，第一次把“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納入“以人民為中心”的執政體系，賦予這一導向以重大價值和意義。同時，圍繞“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展開了全方位的豐富而獨創性的論述，從而實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從號召到完整的理論論述的重大轉換，使之成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以人民為中心，就是要把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為文藝和文藝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把人民作為文藝表現的主體，把人民作為文藝審美的鑒賞家和評判者，把為人民服務作為文藝工作者的天職”。

正是在以人民為中心創作導向的思想引領下，黨的十八大以來，文藝創作出現了一批藝術精湛、深受廣大人民群眾喜愛的精品力作。就以近期而言，舞臺劇《永不消逝的電波》《深海》《雨花臺》《柳青》《平凡的世界》《路遙》《沂蒙山》《陳奐生的吃飯問題》《草原英雄小姐妹》等強攻硬核題材，把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在藝術呈現和人物塑造上取得了許多新鮮的經驗和突破。而影視劇《覺醒年代》《山海情》《大江大河》《北平無戰事》《跨過鴨綠江》《我和我的祖國》《金剛川》《我和我的家鄉》《戰狼2》《紅海行動》等都在人民書寫歷史上展現了新的時代氣象。“以人民為中心”，完全擺脫了概念化、模式化的窠臼，實現了“人民不是抽象的符號，而是一個一個具體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愛恨，有夢想，也有內心的沖突與掙扎”的創作追求，從而“堅定人們對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

以我的學習體會，我認為就文藝創作者而言，“以人民為中心”首先是要明確起點，并向內注入自身、塑造自己的靈魂。必須看到，人民是我們文藝創作的起點，正因為人民為我們提供了素材、養料和靈感，因此文藝作品理所當然地要以人民為主角。其次是要明確歸宿，并向外進行傳播、引領社會的風尚。文藝工作者的作品必須使人民群眾感受到中華美學精神的享受和喜悅，認識到自己創造時代、發展社會的價值和意義。

2、以人民為主角——創作方向談

千秋偉業，百年風華，人民至上，人民萬歲。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100年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我們經過了艱苦卓絕的奮斗，盡管其間經歷了許多曲折，甚至犯過“文革”這樣的嚴重錯誤，但總體上為中國走出積貧積弱落后挨打的歷史奠定了一個堅實的發展格局。改革開放的四十多年來，中國的經濟、社會更是經歷了前所未有的令全世界為之震驚的巨大變化和進步。2020年更是以守望相助、萬眾一心的磅礴力量抗擊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最早走出嚴重的困境。在這場沒有硝煙的疫情防控阻擊戰中，全國346支醫療隊、4.2萬多名醫護人員逆風而上，以萬眾一心的磅礴力量迎難而上，為打贏這場戰役貢獻力量。黨的十八大以來的8年中，近1億人擺脫貧困，14億人共同邁進小康生活。而創造這些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奇跡的主體，就是全體中國人民。由此可見，中國的現當代文學藝術的最大優勢，就在于時代變化的巨大幅度和社會生活的極大豐富——100年前，清政府代表屈辱地坐在《辛丑條約》的簽字桌前，怎么可能想象中國企業進入世界五百強，而且名列前茅？當年我們仰望比爾·蓋茨、喬布斯的時候，怎么能想象日后一批中國高科技企業橫空出世？100年來，無數中華兒女前赴后繼英勇犧牲，用他們的青春和熱血換來了五星紅旗的高高飄揚；用他們辛勤的勞動和汗水，用他們艱苦卓絕的努力，改變了神州大地的一窮二白。改革開放，更是寫下了全國人民共同奔向美好未來，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足以令我們祖先欣慰的嶄新歷史篇章。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動歷史前進、創造歷史的真正力量。在脫貧攻堅斗爭中，1800多名同志生命定格在脫貧攻堅征程上。沒有人民的創造、奉獻和犧牲，就不可能有今天的中國！中國的普通百姓，正是最值得我們文藝工作者用心去愛、用情去寫的人。他們懷抱的理想和追求，他們承受的苦難和壓力，他們克服的艱難和險阻，從他們的喜怒哀樂中透射、煥發的理想主義、英雄主義、埋頭苦干、吃苦耐勞、甘于奉獻的精神，值得我們文藝工作者用自己的一生，用自己的全部心力去為之描畫、為之贊美、為之服務。毫不夸張地說，今天的中國是全世界素材最豐富、內容最多樣的文藝富礦，中國是當之無愧的文藝素材的大國。各國作家、藝術家只要來到中國，無不驚嘆、震撼于這一點。一位愛爾蘭作家每天聽著上海熙熙攘攘的市聲，由衷地贊美：“我的窗外就是一首上海交響樂！”他希望通過在上海的寫作，讓世界各國讀者了解巨變中的中國，特別是普通上海人的生活變遷及思想情感。一位挪威作家欣喜地說：“上海是未來。我來上海后，就成為了這未來中的一分子，這對我而言是個美麗的驚喜，因為一直以來，我認為自己只是屬于‘曾經’而已。”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法國作家勒克萊齊奧十分認同為人民而寫作的理念。他認為，中國小說為普通人而寫，這種面向大眾的文化精神，早在孔子“有教無類”的教育思想中就體現出來了。

外國作家藝術家如此，作為中國的文藝工作者，我們更有責任、更理所應當地表現我們的人民，為他們樹立一座座足以傳世的文學藝術的豐碑。這就是“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每一位有良知、有追求的文藝工作者必須“始終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樂傾注在自己的筆端”。

3、供給側的思考——創作目的談

從計劃經濟時代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代，“以人民為中心”一直是永恒的命題，也始終充滿著具體而復雜的變化。我們必須意識到，要將“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真正落到實處、細處，是一個與時俱進、守正創新、不斷自我革新的使命。

人民，既是一個永恒的概念，又是一個內涵和外延隨時代不斷變化的范疇。作為文藝創作的目標群體，如今的“人民”相比過往年代的“人民”，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在階級矛盾、民族矛盾主導的時代，人民是一個十分清晰、有著矛盾和斗爭對立面的群體；在計劃經濟時代，人民是一個相對整體劃一的群體。他們的衣食住行大體一致，物質和精神生活基本相似。但在市場經濟時代，“人民”已經成為一個經濟收入落差大、思想活躍度高、審美趣味多樣化、地區發展不平衡，帶有強烈、豐富的個性色彩的群體。有鑒于此，“文藝為什么人”的問題已經不再是一個絕對固化、明確、整齊，具有完全、簡單一致性的課題了。

面對這樣的“人民”，文藝創作要具備“供給側的思考”，即從供需關系的時代變化，來創作、提供、滿足社會大眾各向度、各層次、各種品位和趣味的精神文化需求。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我們的文藝創作和傳播，就要按十九大報告所要求的那樣滿足人民過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須提供豐富的精神食糧；不斷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把提高供給側體系的質量作為主攻方向。

舞劇《永不消逝的電波》問世并迅速成為一部現象級的新作品，是個值得關注研究的對象。它以充滿青春活力和時代氣息的藝術想象，以嶄新的舞蹈敘事和精準細膩的人物塑造，再現了共產黨人李俠、蘭芬夫婦以愛和信念支撐起來的高貴靈魂。該劇每年演出超過百場，全國巡演幾乎場場爆滿，多次加演仍一票難求。該劇之所以廣受人民群眾的歡迎，是因為它喚醒了人們沉睡的歷史記憶、觸動了觀眾心靈的悸動，尤其是受到了年輕觀眾的廣泛好評，發出了“我們把掌聲獻給英雄，把淚水留給自己”的贊嘆。大量的90后、00后自發“二刷”“三刷”，蘇州一位年輕警察五次開車來滬追劇。該劇在廣州大劇院演出時，一位觀眾帶著母親從長沙一路追劇，這已是她第9次進場觀劇了。在舞劇《永不消逝的電波》的供給側看來，需方已不再滿足一般化、“大路貨”的精神文化產品，不再滿足簡單化、臉譜化的藝術表達。當代文藝的有效性，必須在受眾的接受中才能充分實現，何況今天的觀眾與老一代觀眾相比，既有審美代際的疊加，更有審美代際的差異。他們見多識廣，思維更敏捷、觀念更創新，正期待著能征服他們、超越他們的藝術而不是落后于他們所期待的“藝術”。

當前文藝創作正在實現供給側的突破。話劇《深海》《柳青》真切了人民科學家、人民作家最“人化”的可親近可感受的藝術魅力。《覺醒年代》正面反映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作品以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在時代激流中激情澎湃尋找真理的青春形象形成了與當代受眾的熱烈共情。電視劇《山海情》則以最直接的感性呈現，敢于直面中國脫貧的艱難進擊。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就必須解放思想，突破那些束縛藝術創作的思想的牢籠。如果藝術創作自我畫地為牢，這也不行那也不行，就會使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成為空洞的口號。就供給側而言，如何提高全系統的質量已經成為文藝創作的重中之重。而目前文藝創作面臨的瓶頸，正是精品太少，粗劣之品太多。接受美學認為，文藝創作必須以受眾為中心，充分顧及讀者閱讀、欣賞的精神需求。尤其是我們必須接受廣大青年受眾的檢驗，獲得他們發自內心的認可。可以說，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已經成為藝術家們創作的共識，關鍵在于逐漸實現美學品格和觀眾需求、市場需求的結合、統一。我們要努力用更多習近平總書記稱贊的“像藍天上的陽光”一樣的好作品，去照亮世道、溫暖人心。

4、深入生活永不歇——創作方法談

進入新時代以來，現實題材創作已成為文藝主潮，從中可見一些感人的作品，可感眾多創作者們的熱情。但遺憾的是，其中仍有不少作品明顯缺乏生活的基礎、生活的質感，個別甚至靠著新聞報道和藝術技巧在“硬編”。

生活是文藝創作的源泉。深入生活是所有文藝工作者成功的唯一法門。正如巴金所說：“如果你在自己身上找不到歡樂，你就到人民中間去吧！” 1986年，他在《致青年作家》一文中寫道：“所謂劃時代的巨作不是靠個人的聰明才智編造出來的，它是作家和人民心貼心之后用作家的心血寫出來的。”上世紀50年代初，巴金自愿參加抗美援朝志愿軍慰問團，親赴朝鮮戰場深入生活將近半年。他冒著極大的生命危險，終日在前線戰壕里與最可愛的人同甘共苦，開掘了他們內心深處不惜生命、保家衛國的美麗、堅強，并創作了小說《團圓》和一批散文作品。《團圓》很快被改編為家喻戶曉的電影《英雄兒女》，英雄王成“向我開炮”的吶喊，成了幾代人永恒的記憶。著名油畫家王式廓以中國農村土改為題材的巨幅油畫《血衣》，從延安時期產生了初步想法，到1949年參加北京郊區土改，1954年完成草圖， 1957年完成大樣，再到1973年基本完成油畫，歷經了20多個春秋寒暑。20多年間，王式廓不斷地去農村深入生活，對中國農民在歷史瞬間爆發出來的情感和行動，有了真切的體悟和透徹的理解，可謂“二十年磨一畫”，使鮮活的生活最終成為了永恒的作品。

而今年出現的優秀的以人民為中心的文藝作品，背后大都有著藝術家無條件地深入生活，被生活和原型打動的感人經歷。電視劇《山海情》獲豆瓣平臺9.4分的“爆款”高分，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演員無論大小，在沙塵飛揚空氣干燥的戈壁荒灘，重新經受、體驗了一遍當地百姓20多年的艱苦奮斗。

我們已進入了一個以互聯網為重要傳播手段的信息時代。根據We Are Social和Hootsuite發布的最新統計，2021年1月全球網民數量已經達到46.6億人，全球互聯網普及率達到59.5%，全球目前約有52.2億人正在使用手機。2021年2月，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第47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為9.89億，互聯網普及率達70.4%。據國家統計局相關調查顯示，截至2020年年底，我國全年移動互聯網用戶接入流量1656億GB，手機上網人數9.86億人。數據足見，社會和生活的信息以空前的速度傳播著，以空前的規模累積和擴散著。有人問，難道這么龐大的信息，還不足以支撐文藝創作的需要嗎？還需要我們繼續去用傳統的深入生活的方式去進行創作嗎？對第一個問題，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對第二個問題，我的回答則是肯定的。

我無意抹殺互聯網給世界、給人類帶來的積極的變化。我只是想指出事物的另一方面。網絡世界包括其提供的信息，對于文藝創作來說有著明顯的、重大的缺陷。因為它是一個虛擬的世界，它的喧嘩和熱鬧其實是沒有生命溫度、生活熱度的冰冷的東西，它數量雖多、規模雖大，但缺乏文藝創作所必需的生活質感和人性肌理，沒有那種人與人直接接觸所能得到的“體驗”及其碰撞的光亮。文藝創作，絕不能只依靠一個數碼堆積的符號化、碎片化的世界，絕不能滿足在一個從網絡文字符號到轉換文學符號的過程中。由于網絡信息龐雜到眼花繚亂的程度，而其意義所指則是眾聲喧嘩和意象模糊的，因而據此“創作”出來的東西，往往缺乏整體思考，顯得扁平化，令人深陷于非理性的摩擦和強烈的片面性中。美國記者、經濟學家托馬斯·弗利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書中認為，在經濟一體化時代，我們生存的世界正在被抹平：人們靠鼠標點擊可以越過萬水千山，抹平高山大海，鏟平了高高低低的世界市場。一個非直接接觸的網絡世界也把生活和現實壓縮成一個看似一覽無余的平面了。我們可以在瞬間知道的世界，卻既沒有實際生活和人性的縱深感，也沒有人物豐滿凹凸的立體感，我們得到的其實只是一個平面的表象。英國作家福斯特把小說人物劃為“圓形人物”“扁平人物”兩類，認為創作者倘若主要憑借網絡世界提供的素材，甚至沉湎于網絡世界的虛擬生活中，充其量只能制造出干癟蒼白沒有血色的“扁平人物”，而斷斷創造不出豐滿立體感人的“圓形人物”來。

還有人問，深入生活，難道我自己的生活就不是生活，我還不夠深入它嗎？我的回答，當然是，但還很不夠。對于以文藝創作為業的人來說，在漫長的創作生涯中，自己的生活作為創作素材會逐漸收縮，類似池塘的淤積。“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引進“源頭活水”。文學藝術的成功，第一推動力來自生活，第二推動力來自創作主體，包括他們的才華才情、藝術想象、創作狀態、對藝術的理解和把握……

不僅現實題材，即便是歷史題材也需要來自現實生活的營養和靈感。京劇名家尚長榮創排《貞觀盛事》時，就多次到陜西實地考察，體會歷史中激發出來的現實激情。因此，他在臺上的表演雖是業已成為歷史的人物和故事，但每一個觀眾都可以從中聽到當代中國在歷史畫卷中激起的回聲。

總之，無論何時何地，深入生活不僅沒有過時，而且需要不斷強化深化。這就是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作家藝術家深入生活的根本原因。深入生活，不僅有助于我們體驗現實生活的感性形態，直接觸碰、觸摸生活的質感，特別是鮮活的生機勃勃的、創造推動著社會前進的、活生生的“人”，和人的靈魂、精神、情感的真切脈動，更有助于我們準確全面地把握理解真實的生活和生活背后的意義。熟悉自己陌生的“他者”的生活，并把“他者”的生活轉化為自我生活體悟的有機成分，從而創作出洋溢著生活勃勃生機的優秀的文學作品，誠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文藝創作方法有一百條、一千條，但最根本、最關鍵、最牢靠的辦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藝術可以放飛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腳踩堅實的大地。這個大地不是別的，就是人民，就是生活。

（作者系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