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米蘭·昆德拉指出，現代社會“經歷了喪失個性和官僚化的過程，整個地球都成了這一過程的舞臺”，卡夫卡是成功地“抓住了這些傾向的第一位小說家”。[1] 卡夫卡出色地描繪了一個人格化的“辦公室”形象。這一形象映顯出他對于現代社會官僚體制的透徹理解，同時也凝結著他對于現代人的存在狀況的深刻體驗。

如果說卡夫卡一生體驗最深刻的家庭生活元素是父子關系，那么，他領悟最深刻的社會生活元素便是“辦公室”。就像他終生未能走出“父親”的巨大身影一樣，卡夫卡從開始工作起，就一直為“辦公室”所困擾。即使后來他因病離職療養，甚至辭職后，辦公室的影像仍然纏繞在他心頭，頻繁地出現在他的作品里。當然他對“辦公室”的感覺和認識也經歷了一種變化和深化的過程。

剛開始工作時，卡夫卡對辦公室雖無好感，但還是有保留地承認了辦公室的正當性：“辦公室有權力對我作出最明確和最合法的要求。”但由于他難以割舍文學寫作，所以他覺得這種“白天奔波于辦公室，晚上還要伏案寫作的生活”，對他來說“是一種可怕的雙重生活，恐怕除了精神錯亂之外，再也無法從這雙重生活里逃脫了?！盵2] 他深深地感到，“外表看來，我在辦公室里完成了我的職責，但我卻不能夠盡到我內心的職責，而且每一個未完成的內心職責變成了一種永遠不會離去的不幸?！盵3] 不過，盡管他對辦公室懷有某種抵觸情緒，也時有抱怨，但他當時還是意識到自己在辦公室里的責任的，所以非常忠于職守，有時甚至還會為此而感到一絲欣慰，就像他自己說的：“在辦公室里的絕大多數時間里，我做著我所能夠想到的事情，當我能夠確信我的老板滿意時，內心就相當的寧靜?！盵4]

卡夫卡的日記

卡夫卡真正開始憎惡辦公室，是在他接連寫出了《判決》和《變形記》之后。這時他的藝術風格己日趨成熟，對自己的文學使命也有了明確的意識，他要“寫出完全是出自我內心的全部的恐懼不安”。[5] 這時，每天都必須盡力應付的辦公室工作，便愈來愈成為一個沉重的精神負擔，他發現自己常常是“在一種空泛的絕望和惱怒狀態中彷徨”。他曾告訴菲莉斯：“在辦公室里或許是我情緒最糟糕的時候，這種真正的魔鬼般的工作緊緊地包圍著我，我真是一事無成了?！盵6] 所以，有時候即使不寫作，他也會想著去做點別的事情，那“并非想學點什么，主要的目的就是想從（辦公室工作的）自我折磨中逃離幾個小時，這與我在辦公室的魔鬼般的工作形成了對照，……那辦公室是真正的地獄，沒有別的什么比它更讓我感到恐怖了。”[7] 這時的卡夫卡對辦公室己不僅僅是抵觸與抱怨，而是明確的恐懼與憎惡了。因為他已經清楚地看到，辦公室工作與他的文學寫作是根本對立的兩種生活，他說：“寫作與辦公室是不可能和諧相容的，因為寫作具有它深層次的吸引力的中心，而辦公室則是處于生活的表層。所以這是一種忽上忽下的沉浮，在這樣的過程中，一個人就注定要被撕成碎片?！盵8] 對于當時的卡夫卡來說，文學寫作是他生活和生命的根本，可他又無法完全放棄辦公室工作，因為這份工作既為他的寫作提供了必需的經濟支持，也使他能夠在父親面前獲得一種相對獨立并能保持自己的個性與尊嚴。所以卡夫卡只能眼看著自己陷入無法擺脫的生存困境：每天過著兩種不同的生活，忍受著被撕裂的生存折磨。卡夫卡幾乎是生活在一種絕望里，他覺得自己“就像一只被關在籠中的耗子，失眠和頭疼撕扯著我，我如何捱過這些天光陰是無法用語言描繪的，”他覺得自己“半個身子己沉陷在奧地利的官場里”，而“正是辦公室和布拉格引領著我——因此也是我們——走向最終的崩潰?！彼谑窍蚍评蛩拱l出這樣的感慨：“從辦公室解放出來是我唯一可能獲得的拯救，是我最基本的愿望?！盵9]

應該說，盡管卡夫卡內心對于辦公室的抱怨與焦慮從來就沒有平息過，但他身體健康的時候，并沒有明確地想過要離開辦公室。他工作勤勉，恪盡職守，在同僚心目里，無疑還是一個稱職的公司職員，他經常得到領導的贊賞，多次獲得加薪和提升?；蛟S正是因為在辦公室里做得很出色，他對于“辦公室”生活之實質，才會有非常深刻的體悟。一方面他切身地感受著一個真正合格的辦公室人員應有的生存狀態，另一方面，由于他對辦公室的厭煩情緒是根深蒂固的，所以他的工作越是出色，內心的抵觸情緒也就越發強烈，而且當他的內心越是厭煩時，他的工作表現或許反倒會更加出色。他說：“我坐在辦公室里，翻閱各種案卷資料，擺出莊重嚴肅的神態，企圖以此掩蓋我對這里的工傷保險公司的反感。”[10] 家里與公司，白天與黑夜，寫作與工作，內心與外表，精神追求與職責要求，這種陰差陽錯的雙重生活，讓他備受折磨，不僅使得他陷入一種極度緊張又難以自拔的生存狀態，同時也使他獲得一種異乎尋常的對于“辦公室”生存方式的體驗與領悟。正是這種銘心刻骨的生存體驗，催生出了卡夫卡作品里的人格化的“辦公室”形象。

1917年，由于身體狀況的急驟惡化，卡夫卡不得不經常病休外出療養，這也使他與“辦公室”產生了距離。盡管卡夫卡直到1922年7月才正式被允許退休，其實早在1918年初“大咯血”后不久，他已經正式地向公司提出過退休的申請。這意味著從那一刻起，卡夫卡內心深處已經與“辦公室”之間形成了必要的審美距離，所以他就能夠以一種相對平靜的心態，一種更加寬闊的視野，對于自身經歷過的“辦公室”體驗進行反芻與沉思。

卡夫卡對于“辦公室”的描繪，主要集中在三部都未能真正完成的長篇小說里，其中的“辦公室”形象，也有一個逐漸復雜化的過程。《美國》中的“辦公室”只是一個輪廓比較隱晦的雛形，其特征需要作一番梳理，才能辨析。這第一個“辦公室”意象是卡爾在舅舅書房里看到的一個所謂的“美國寫字臺”[11]，它有一百個大小不一的格子，而且還可以用一個曲柄按需要對所有的格子重新進行編組和調整。一個小小的寫字臺，居然有著如此繁復精巧的結構和調節系統，在現實生活中當然聞所未聞，但它卻非常微妙地展現出了整個官僚體制的形象特征。《美國》中對于“辦公室”的描繪，還出現在第5章“西方飯店”里，卡爾“一到飯店，立即被帶到一套辦公室的房間里”，從女廚師長的記事本到女打字員的鍵盤敲擊聲[12]，無不喻示著卡爾已進入了飯店的“辦公室”運行體系，以后他的生活都必須適應這樣的運行機制。后來由于流浪漢魯濱遜的攪局，他不得不辭職并因此引發了一系列變故，其實都是這“辦公室”體制自行運作的必然反應?？偟膩碚f，卡夫卡在這篇作品里對于“辦公室”的描寫并不多，而且大多是粗線條、漫畫式的，但還是足以體現他對“辦公室”的基本看法：它不僅呈現出迷宮般的外觀，而且具有某種扼殺人自由天性的本質。此時的卡夫卡對于“辦公室”雖說毫無好感，筆觸間也流露出譏諷的意味但態度還是比較溫和的。

卡夫卡在寫作《訴訟》時，已經對“辦公室”感到了厭惡，所以其形象必然顯得丑陋與可怖?！对V訟》里的辦公室形象有兩種形態，一是作者對于它的直接描繪，二是匯融在約瑟夫·K. 所面對的整個司法體制里。卡夫卡直接描繪了法院辦公場所破敗不堪的景象。首先是法庭審案的地方：“K. 覺得自己好像是走進了一間會議廳。這是一間中等規模的房間，有兩扇窗，屋里擠著一大群形形色色的人——卻沒有人費心關注這個新來的人——緊挨著天花板是一圈樓座，那里也塞滿了人，那些人只能弓著身子站著，他們的腦袋和背幾乎抵到了天花板。”[13] “……那里光線昏暗，氣味熏人，塵土蓬揚……（樓座上的）有些人隨身帶著坐墊，把它塞在自己的腦袋和天花板之間，以避免這腦袋被碰傷?！盵14] 而正式辦公的地方更為糟糕，法院的辦公室居然設置在一幢破敗公寓的閣樓上，“這里的住戶屬于貧民中的最貧窮的人，所以房間里塞的都是他們那些沒用的破爛貨”。[15] K. 由一個聽差領著看到了法院辦公室的全景：“這是一條長長的走廊，走廊里一扇扇制作非常粗糙的門通往這一樓層的各個辦公室。這里沒有窗戶，光線射不進來，但也并非一片漆黑，因為有些辦公室靠走廊一面的墻用的都是一些木頭擋板，這些擋板不嚴實，并沒有把辦公室與走廊完全隔開，所以有些光亮從縫隙間透出，人們能夠看見辦公室里的辦事員，他們有的在伏案書寫，有的則緊靠著擋板站著，透過擋板的縫隙窺視著走廊里的人。”[16]

與辦公場所相關聯的人的形狀也令人無法恭維?？ǚ蚩枥L了兩類人，一類是作為辦公室機構之部件的工作人員，如衛兵、聽差或低級官員，其人模狗樣的扮相，掩飾不住靈魂的委瑣，不過他們的做派與辦公室的本質倒是很相符合；另一類是被辦公室牢牢地拴住的、或是有求于辦公室的人，主要是那些等候在法庭門外的被告：“盡管從他們的面部表情、他們的姿態、胡須的式樣以及許多不易察覺的細節來判斷，他們顯然也是屬于上流社會的，”然而在這里“他們擺出一副誠惶誠恐的模樣”，“不是筆直地站立，而是一直弓著背、屈著膝，像沿街乞討的叫花子”。[17] 整個“辦公室”的外觀形象，就是由這樣的場景與這樣的人物構成的。

小說通過對約瑟夫·K. 的遭遇的描寫，一層層地對“辦公室”的內瓤進行了剖析和展示，表明了“這一整套司法制度的內部和它外表的模樣一樣地令人厭惡”。[18] 卡夫卡在三個層面上，對“辦公室”的運行機制和本質特征進行了揭露。首先，他讓約瑟夫·K. 當庭“審訊”司法機構：“毫無疑問，在這個法庭所采取的一切行動背后，……有一個龐大的機構在操縱著。這個機構不但雇用了腐敗的警衛，愚蠢的檢察官和那些其中最好的也只能說是他們承認自己的能力是很有限的預審法官，而且還控制著一個高等的司法階層、當然有最高級別的法官，同時還帶有一個必不可少的、人數眾多的包括聽差、辦事員、憲兵和其他助手，甚至還會有劊子手在內的隨從人員系列?！盵19] 其次，在約瑟夫·K. 為自己的案子四外奔走并與各種有關人員的接觸和交談中，卡夫卡以一種冷幽默的筆調，描繪了“辦公室”的“迷宮”特征。一是各種各樣的“辦公室人”相互牽扯勾連，形成重重疊疊的屏障，讓人永遠無法真正走進“辦公室”，如作品里所提到的那些律師和低級法官，被告們只有通過他們才能跟法庭、跟自己的案子保持某種聯系?？蔁o論是律師還是法官，其實都不可能真正影響整個案子的進程，因為他們也進入不了“法”的內部，而案子從來就不會有任何真正的進展。被告即使明白了這一點，他們也還是離不開這些始終在吸吮他們血汗的律師或法官。律師也可分為兩類：“一類用一條細線牽著他們的當事人，直到做出裁決，而另一類律師則從一開始就把自己的當事人扛在肩上，就這樣扛著，從來也不把他們放下來，直到判決下達，甚至在判決以后還依然扛著他們?！盵20] “辦公室”的另一特征是它的程序或運行機制。一旦啟動，它就會慣性地自我運行，任何個人都無法改變它的運行方向，更不可能終止它。約瑟夫·K. 的案子一旦進入了法律程序，他想獲得無罪判決則無異于癡人說夢。其實小說中的那位畫家早有言在先：“我還從來沒遇到哪一件案子屬于真正被宣判是無罪的?！盵21] 即便有兩種表面上宣判無罪的結局，但“全部的檔案材料繼續在訴訟的運轉過程中，就像常規的例行公事所要求的那樣，一直被傳遞到更高等級的法庭”。[22] 因此“它們也使被告永遠不能被無罪釋放”。[23] 最后，小說借助于“在法門外”的一則寓言故事[24]，形象地說明了“辦公室”的真正本質，那就是人們永遠不可能真正地接近它、了解它。約瑟夫·K. 的根本錯誤與那個鄉下人一樣，“他本以為，法律應該是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可以進入的”[25]，然而，他費盡心思奔波的結果，卻與那個在法門外等待的鄉下人一樣，直到終了還是異常困惑：“他從未見過的那個法官究竟在哪里？那個他永遠無法進入到里面的最高法庭又在哪兒？”[26] 因為他并不明白，在這種“辦公室”文化體制中，其實并不具體存在一個最高的法院或法官，它的全部魅力或魔力就在于這種程序或體制自身。

《城堡》寫在卡夫卡告病離開辦公室工作之后，其中的“辦公室”形象，已凝結著他多重性的生存體驗，所以呈現出了異樣的精彩。至于“城堡”究竟象征什么，眾說紛紜，但若說其中多少已經疊合了些許“辦公室”影像，或者是能得到認同的。先看它的外表形象，“它既不是一座古老的騎士城堡，也不是一座富麗堂皇的新式大廈，而是一座龐大的復合式建筑群，由一些兩層的樓房和一片鱗次櫛比的低矮建筑所組成。如果事先不知道那是一座城堡，人們就有可能以為它不過是一個小城鎮。……它確實只是一個相當寒酸的小城鎮，全由一些鄉村屋舍拼湊而成。”[27] 但就是這樣一個毫不起眼的建筑群，K. 卻怎么也無法接近它，即使長期住在村子里的人，也很少有人能夠真正進入城堡，相反，它對于這個村子卻始終擁有著絕對的統治權。更有意思的是，這種統治的有效實施，不是憑借軍隊或警察的強力手段，也不是依賴某個領袖或強權人物的威望，而完全是由一整套“辦公室”的運作機制進行的。

這個“城堡”名義上屬于一個伯爵，所以城堡衙門“不論它們組織得如何嚴密，他們總是必須為了那些遠在天邊、誰也看不見的老爺們，而維護一些遠在天邊、誰也看不見的事業”[28]，村子里的K. 們所能接觸到的，其實就是那個忽隱忽顯的克拉姆所代表的“辦公室”（衙門）體制。在小說里，卡夫卡通過各種人物，將“辦公室”體制的種種重要元素一一地展示在我們眼前。首先是辦公室文件及其處理。文件是辦公室運行機制的物質媒介，在一定意義上也是辦公室的顯著標識。小說描繪了城堡的低級官員索爾蒂尼的辦公室，“他房間的四壁全被大捆大捆的卷宗所擋滿，一捆摞一捆，形成了一根根高大的方柱，……由于各種文件被不停地抽取出來又堆加上去，這卷宗堆成的柱子也就不斷地倒塌下來，這種間歇短促、無休無止、接二連三的轟響聲，實際上已經成了索爾蒂尼辦公室的突出特征”。[29] 辦公室的工作就是文件在一個部門與另一部門之間不停地被發送或接受，其組織相當嚴密；也正由于組織嚴密，所以文件一旦走錯路線，就得花費很大力氣去找，其相關的處理“確實就需要花費很長很長的時間”[30]，甚至會造成失誤。K. 誤打誤撞撿了個“土地測量員”的身份，正是因為文件在運行中的出錯。在卡夫卡的文學世界里，“公文文件既是福音又是禍根。它們不僅是法律檔案和商務賬本，而且還是歷史年報和族類記憶，是珍藏和闡釋我們過去經驗的可能性之所在。‘公文文件’構成了文明，否則我們還會停留在野蠻時代。然而它們也擠爆了這個世界，威脅著我們的自由。”[31] “辦公室”體制的第二個重要元素就是電話及其應答。“在城堡里，電話看來非常靈敏；……那里總是一個電話接著一個電話，這當然使工作的進度加快了許多?！辈贿^從外面“給城堡里某人掛電話時，那邊最下級的辦事部門的電話就會一齊響起來的?！盵32] 也就是說，答復的不一定是打電話的人想與之通話的那個人，故而電話的答復就有可能只是某個官員的一個小小的玩笑。第三是辦事機構及其反應。衙門機關有一個“特點"，“為了保持它的精細嚴密，它極其敏感，”常常由于對某件事過于深思熟慮，它會“在某個事先無法預見、事后也無法找到的地方，閃電般突然地冒出來一個解決這問題的指令，這個指令盡管通常是正確地了結了那件事，但無論如何總是有其武斷性”。[33]

“辦公室”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癥結就是“秘書”，它甚至成了辦公室的同義語。辦公室就是由眾多的秘書構成，人們總是通過秘書才能與辦公室以及整個官僚體制“建立唯一的、真正的官方聯系”。[34] “城堡里來的每一位老爺都有一批他們自己的村秘書，”[35] 其中，“對于每一個案子都有一位負責任的秘書。所以在他們中間，只有一個秘書負主要責任，而其他許多秘書則分工負一些次要的責任?！盵36] 在城堡一間很大的辦公室里，有一張碩大無比的辦公桌，兩邊有許多官員，他們身旁“立著一張張小矮桌，每張桌前坐著一個打字員，他們根據官員們的要求把他們口授的指示記錄下來?！盵37] 在“城堡”的辦公室里，這些秘書個個都唯唯諾諾，謹小慎微，然而一旦到了公眾場合，特別在普通的百姓面前，這些秘書便立刻成了長官意志的化身，成了辦公室權威的代表?！八届o地坐在這里盡他的職責，完全是照章辦事……誰要是不服從他，誰就等著倒大霉吧？”[38] 貴賓樓老板娘就是這樣評價克拉姆的秘書的。在老百姓眼里，所有的秘書都是一個模樣，甚至在秘書和他所代表的官員之間，也是同一副“辦公室”化的面孔。所以作品直到最后也沒有告訴讀者，究竟誰才是真正的克拉姆。因為從城堡里出來的每一個秘書都可能是克拉姆，說到底，克拉姆其實也不過是城堡的整個辦公室體制里最大的一個秘書而己。

卡夫卡在以漫畫式筆法勾勒出一幅辦公室秘書臉譜的同時，還進一步揭示，當今世界由秘書所代表的辦公室文化之所以能夠大行其道的深層原因，那就是普遍存在的“辦公意識”（official consciousness）。這種“辦公意識”決定了秘書存在的悖謬性，一方面他代表著權力，另一方面他卻不能具有任何的個人的權力，就像作品里一個低級秘書比格爾向K. 所描述的，盡管老百姓都把他們當作有權的人，竭力向他們申訴自己的意愿，可是“我們是絕對沒有權力答應這類正等待著這里裁決的請求的”，“一旦接受了這個請求，那么你實際上就不再是一名公職人員了”。[39] 西方一位學者指出：“比格爾向K. 所透露的就是怎樣去獲得官僚政治的理性意識，這種意識在職權的分派和職責、個人化及人性化行為的限制中得到了滋長，那就是，它要對整個人類的存在都負有責任；如何使得一個固定不變的客觀世界等同于——與之融為一體——自由的主觀存在，如何讓官員們即使置身于申請者的位置，同時又時刻都沒有放棄自己的官員身份，反之亦然。這種技巧專門是為了對付這樣一種申請者，他們深更半夜不經通報就闖進一個秘書的房間、冷不防地抓住了官僚機構，并絮絮叨叨地申訴起他個人的請求……那么就可以用這非人道的官僚性來處置這個申請者。”[40]

卡夫卡認為，更重要的是“辦公意識”也已經普遍蔓延到了老百姓自己身上，這就是“辦公室”文化之所以經久不衰且愈演愈烈的根源。一方面，人人都知道辦公室文化的扭曲人性的本質，另一方面，人們在懼畏的同時又欽羨之，這正是“辦公意識”在潛在地起作用的結果。K. 對村民們說：“敬畏官府的權威就是這里人的天性，然后在你們整個的一生中，這種敬畏又是以許多種各異的方式、從各個方面被灌輸到你們身上，你們自己也竭盡全力配合人家向自己灌輸?！盵41]表明，在現代社會里，人們的“辦公意識”幾乎是與生俱來的，并不斷得到強化。正是由于它的普遍存在，在人們眼里，“辦公室”才會顯得威力無邊又奇幻莫測，就像那個“城堡”，“這官府就在那高高的天上，它是個讓人捉摸不透的龐然大物?！倍耶斈氵€只是對它不甚了了時，或許還能夠對它有一些比較清晰和客觀的認知，一旦真的深入其中，那么你馬上就會陷入茫然。K．就有這樣的體驗，“在來到這里之前，我還自以為對它們已經有了一個大致不差的了解，現在看來我那時是多么幼稚啊。”[42] “他注視這城堡的時間愈長，能辨認出的東西就愈少，眼前一切事物就愈加深深地陷入一片朦朧混沌之中。”[43]

半個世紀前已有西方學者認為，“卡夫卡的小說可以被看作是官僚政治的諷刺畫?！盵44] 應該承認，卡夫卡前期創作中對于“辦公室”的描繪，確實很有些諷刺意味，他在《訴訟》里居然把法院的辦公室安置在居民樓頂層那狹窄低矮的閣樓里，審案的法庭則開設在大雜院似的會議室里，鬧哄哄、亂糟糟，十足的一幅諷刺畫。然而在他的后期作品里，卡夫卡已無意于諷刺，而是致力于描繪“辦公室文化”的真實圖景，深刻地展示了“辦公室”存在的真相，呈現出雋永的文化哲學意味。正像米蘭·昆德拉所指出的：“他創造了極為無詩意世界的極為詩意的形象。所謂‘極為無詩意的世界’，我是指對于個人的自由、個人的特性毫無位置的世界，人在其中只是超人類力量——官僚主義、技術、歷史——的一個工具。所謂‘極為詩意的形象’，我是指：卡夫卡并沒有改變這個世界的本質和它的非詩意特點，但卻以他的巨大的詩人的想像，改造和重新塑造了這個世界。”[45] 在昆德拉看來，卡夫卡對于“辦公室”形象的描繪與其文學先輩們有一個根本的不同，“在卡夫卡之前，小說家們經常把機關揭露成個人與社會利益沖突的競技場。在卡夫卡那里，機關是一個服從它自己的法則的機械裝置?！盵46] 而且，在卡夫卡看來，“辦公室”從來就不僅僅是一個處理行政性事務的部門或機構，更不是一種孤立的社會政治現象，“卡夫卡把辦公室的背景擴展到了一個宇宙的廣闊范圍，他通過這種擴展，毫無疑問，展現了一個畫面，它與社會的想像使我們入迷?！盵47] 也就是說，卡夫卡在現實生活中發現辦公室現象奇異本質的同時，又在他的文學中用“辦公室”形象來展現人們的社會生活已經普遍地被“辦公室化”的這樣一種狀況，從而就使得現實生活中“毫無詩意”的辦公室，在他的文學中居然也成了一種“極為詩意的形象”。

卡夫卡筆下的“辦公室”之所以能夠成為一種“極為詩意的形象，”根本的原因在于，重病后的他開始疏遠了公司的職位，所以他反而能夠把“辦公室”視為一種自己已經無法擺脫的生活方式來認識理解了。他在給女友密倫娜的信中說：“你必須理解，那辦公室并不僅僅是一種愚蠢的機構，它迄今為止一直就是我的生活，我無法把自己從它那里拽開，盡管那樣一來或許并不會有如此的糟糕，但是畢竟迄今為止它一直就是我的生活。”[48 ]把“辦公室”視為“我的生活”，說明卡夫卡已經是從人的生活存在的根本性上，來體驗或理解“辦公室”的普遍性質，“把辦公室的背景擴展到了一個宇宙的廣闊范圍”。這樣的“辦公室”其實已經成了在技術理性統治下的現代人普遍的生活方式，或者說，它與現代人所面臨的存在問題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了。所以卡夫卡才能夠慧眼獨具：“盡管辦公室確實是愚蠢的機構，并且是太愚蠢了，但是這并不是問題的關鍵，事實上它的奇妙要更甚于愚蠢?！盵49] 他從這令人壓抑和窒息的“辦公室”里，看出了“它的奇妙要更甚于愚蠢”這一貌似荒謬的真諦。他不僅在《城堡》中對那個“極為詩意”的“辦公室”形象作了生動的刻畫，而且在與青年朋友古斯塔夫·雅努施的談話中，又對此進行了更深入的理性表述。

首先，卡夫卡發現“辦公室”具有一種按統一化模式裁制（公務員）人的個性和生活方式的功能。這也是他從自己的辦公室工作中體悟到的：“每件公文我都盡快處理，盡快往下傳。然而對我來說事情并沒有了結。我在思想上繼續跟著公文，從一個處到另一個處，從一張辦公桌到另一張辦公桌，沿著一條手的鏈條，直到收件人。我的幻想一次又一次地沖擊我辦公室的四堵白墻。然而我的視野不是更寬廣，而是縮小了。我也跟著縮小了?！盵50] 同樣，對于任何一個在辦公室工作的人來說，辦公室就“是個冒著臭氣、折磨人的工場，里面沒有一點幸福感，”人在其中“不是工作，而是腐爛”。[51] 所以說，“辦公桌都是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52]，坐在辦公桌前工作的人，其實就是躺在“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上，接受同一化模式的裁制，因此在外人看來，從辦公室走出來的公務員或秘書，始終都是長著同一副面孔。

其次，辦公室的公務員們不僅自己在不自覺中被模式化、體制化，而且，他們也在按照同一模式將每一個與辦公室發生聯系的人，統統照此辦理，易言之，“他們把活生生的、富于變化的人變成了死的、毫無變化能力的檔案號?！盵53] 事實上，現代社會生活中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切斷自身與辦公室的所有關系，每個人都在以不同方式與辦公室發生著各種的聯系，都在不自覺地接受“辦公室”生存方式的影響，領受著現代社會體制的預謀性和程序化的裁制。正如《城堡》所描寫的，每個人自己也竭盡全力配合體制向自己灌輸“辦公室”的意識，以讓自己的生存方式能夠與整個社會普遍地都在“辦公室”化的總體趨勢相適應。極而言之，社會化過程中的每個人其實都在首先讓自己“辦公室”化。所以，卡夫卡才會得出這樣結論：“束縛人類使其受苦的鐐銬是辦公紙做的?！盵54]

其三，卡夫卡也看到了人們為了個人自由而對這一總體趨勢進行著無聲的反抗。卡夫卡本人的做法就是“小心地保持我辦公桌的凌亂，”因為這可以為每個有意無意地反抗“辦公室”的舉動提供一個重要藉口：“妨礙我完成交給我的工作的不是我缺少辦公意識，而是我的辦公桌凌亂無比。”為此卡夫卡不無自得地說：“實際上，只有雜亂無章，我才能生活，唯其凌亂無比我才竊得最后一點點個人自由?！盵55]

最后，卡夫卡從自己的生存體驗中，看到了這種反抗的必然無望的結局。他告訴雅努施：“我陷進迄今為止最耗精力而又幾乎無望的造反之中”，說它是無望的，因為面對的是一個普遍地被“辦公室化”的社會現實，任何個人的反抗最后只能是以失敗而告終。更何況，這種反抗必然是以“反對我自己”開始的，“反對自己的狹隘和惰性。其實就是反對這張辦公桌，反對我坐的椅子?！盵56] 說它是普遍的，那是因為整個現代（理性）世界其實已經都被普遍地“辦公室化”了，反對辦公室，歸根結底也就是反對整個官僚化的現實世界，同樣，反對現實的官僚化社會體制的斗爭，也可以被相應地減縮為“反對辦公室”的行動。無論如何，這注定是一場個人終將慘敗的反抗。

卡夫卡與雅努施的這些談話，看似非常悲觀，其實卡夫卡并未徹底絕望。無論在他自己的作品里，還是在與人的交談中，卡夫卡始終認為，現代世界普遍地被“辦公室化”，并非就是人的存在悲劇，毋寧是現代人的現實的和不可能避免的存在境況，而這種境況也應包括人們對于“辦公室化”歷史進程的雖然微弱卻也非常普遍的反抗?，F代人的全部生活其實就可以被描述為接受與反抗“辦公室化”（也即社會化）的矛盾的、動態的過程。對于每一個人來說，它是荒誕的，充滿了悖謬性，然而離開了它，人生的價值和意義，也就無從談起。所以唯有清晰地意識到它的本質特征，我們才可能真正地創造出屬于人的價值和意義。這就是卡夫卡為什么一再說：“我們每個人其實都是迷宮?！盵57] 卡夫卡的整個創作就是杰出的例證。他正是在充分地體悟到“辦公室”現象的人類學意義之時，才成功地創造出一個“極為詩意”的“辦公室”形象?！翱ǚ蚩ń柚谒诠倭攀澜缰兴吹降钠婊?，成功地實現了在他以前人們所不敢想的事：把一種具有深刻的反詩特點的材料，極端官僚社會的材料，改變成小說的偉大的詩；把一個極為平庸的故事，一個無法得到被承諾的職位的人的故事（即《城堡》）改造成神話、史詩和從未見過的美。”[58]

[1][46][47][58] 米蘭·昆德拉《小說的藝術》，孟湄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年，第105、98、112、112頁。

[2][3][4][5] Franz Kafka, The Diaries of Franz Kafka: 1910-1923，edited by Max Brod，translated by Joseph Kresh，Martin Greenberg and Hanna Arendt，Penguin Books，1964，p.38, p.49, p.62, p.149．

[6][7][8][9] Franz Kafka, Letters to Felice, edited by Erich Heller and Jürgen Born，translated by James Stem and Elisabeth Duckworth，New York：Schocken Books，1988．p.236, p.238, p.279, p.462．

[10][50][51][53][54][55][56][57] 弗蘭茨·卡夫卡《卡夫卡全集》，第5卷，葉廷芳主編，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44、471、425、310、420、400、458、395頁。

[11][12] Franz Kafka，America，translated by Willa ＆ Edwin Muir，Penguin Books，1976，p.46, p.123．

[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 Franz Kafka, The Trial，translated by Willa and Edwin Muir，Penguin Books，1984，p.45，p.47，p.69，p.73，p.73，p.77，p.54, p.208，p.180，p.176，p.179，p.235，p.235，p.251．

[27][28][29][30][32][33][34][35][36][37][38][39][41][42][43] Franz Kafka，The Castle，translated by Mark Harman，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0，p.8．p.57，p.66，p.63，p.71，p.68，p.113，p.110，p.267，p.187，p.113，p.269，p.182，p.184，p.99．

[31][44] Austin Warren，Rage for Oder：Essays in Criticism，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59，p.109，p.107．

[40] Martin Greenberg，The Terror of Art：Kafka and Modem Literature，New York·London：Basic Books, Inc.，Publisher，1969，pp.207-208．

[45] 米蘭·昆德拉《被背叛的遺囑》，孟湄譯，牛津大學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5頁。

[48][49] Franz Kafka，Letters to Milena，edited by Willy Haas，translated by Tani and James Stern，Penguin Books，1983，p.102，p.102．

[52] 普洛克路斯忒斯是希臘神話中的強盜，他將投宿在他黑店中的旅客統統放到一張床上，并根據床的長度把身高者截短，將矮小者拉長。這里喻指強求任何事物必須按同一模式進行裁制。見《卡夫卡全集》，第5卷，第396頁。

（原載于《外國文學評論》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