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從地震文學到原爆文學，災難文學被認為是日本文學中相當重要的類別之一，正如“新冠之禍”一詞頻頻見于報端所顯示的，新冠肺炎疫情所帶來的種種禍端成為了日本2020年大眾矚目的焦點，而在文學上則表現為讀者、作家、文學研究者等對于災難文學之一“疫病文學”的關注。在“新冠之禍”的蟄居中，人們希望了解以往是如何對抗疫病的蔓延，希望可以從中獲取透視未來走向的靈感，作家則從各自的視角以不同的文字書寫自己身處“新冠之禍”中的體驗，以“新冠之禍”為主題的創作為日本疫病文學增添了怎樣的樣態？本文對新冠之年的日本文學的動態和創作略作概述。

蟄居作家的接力創作

日本在2020年4月初因為新冠肺炎疫情宣布進入緊急狀態之后，知名出版社講談社的第三文藝部于4月15日策劃了邀請知名作家進行接力創作的Day to Day活動，希望作家們以“2020年4月1日以后的日本”為舞臺進行超短篇的接力創作，用微型小說或隨筆的形式接力傳遞新冠肺炎疫情狀態下的日常生活或感受，作品原文在Day to Day活動官網上發布，同時在網絡上刊登中英文版譯文。5月6日，講談社北京的官方微博在中國官宣了此次活動，邀請中國的日本文學研究學者、優秀譯者、編輯等參與接力翻譯，讓中國讀者通過網絡一同分享日本作家對于新冠時期生活狀態的書寫。活動最終共邀請日本知名作家100人，從5月1日（小說時間為4月1日）連載到8月8日（小說時間為7月9日）。

在各大文學刊物策劃新冠特輯之前，日本作家記述或反映新冠肺炎疫情的文學創作數量甚少，所以由講談社發起的此項知名作家接力創作活動就具有了特別重要的意義。首先，日本文學圈借此針對新冠肺炎疫情、防疫對策、個體感受等向社會發出了作家群體的聲音，記錄了對于新冠時期個體生活、社會狀況等的觀察，實現了某種程度上的集體的且即時的歷史記錄；其次，由于是新冠時期的即時創作和即時傳播，使得寫作者、閱讀者、創作語境達到了前所未有的一致性，從而產生了相當程度且相當范圍的共振效果，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療愈心靈的作用；再次，因為是中英文版通過網絡同步發布，使得在不同國家和地區共同對抗跨境病毒的人們跨越國境站在了一起，實現了新冠文學的跨境。

或許是受蟄居環境的影響，此次接力創作的作品相當多具有日本傳統私小說的色彩，即第一人稱視角的日常生活的描述居多。比如以長篇小說《流浪之月》獲第十七屆書店大獎的凪良汐，其創作的微型小說將主人公設定為今年獲文學大獎的“我”，描述了“我”與因疫情失業在家的丈夫之間的冷戰，以及蟄居期間的最終和解。在秋吉理香子的微型小說中，“我”是一名擔任婚禮司儀的單親媽媽，離婚后帶著兒子一起生活，因為疫情影響無婚禮可以主持，不得已轉行送外賣，辛苦送外賣回家之后的最大撫慰，是孩子為自己手繪的畫像。接力作品所使用的這種第一人稱視角，以虛實相生的敘事結構生成了一種現實感和親切感，而且見于多數作品的充滿溫情的結尾也多少撫慰了疫情蔓延之下的焦灼心態。

文藝期刊的新冠特輯

最先推出特輯的是4月發售的《文藝》夏季號，其題為“亞洲作家如何面對新冠之禍”的緊急特集，發表了亞洲各國各地區的作家描述生活變化的隨筆。

次月，5月發售的文藝期刊6月號也大都開始刊登與疫情相關的特輯、創作、論考等。首先，《新潮》在6月號推出題為“新冠之禍時代的文學表達”的特輯，刊登了金原瞳描述特殊時期青年男女戀愛情形的新作《非社交距離》、鴻池留衣以男子高中為舞臺的荒誕小說《最后的自肅》等。

其次，創刊50周年的《昴》先是在7月號刊登了中澤新一的論考《圍繞新冠的三個瞑想》，之后在8月號刊出了特輯“與病毒的對峙”，9月號又推出了題為“關于疫病的表達及其思想”的特輯，刊登了小森陽一的《漱石時代與傳染病》、鴻巣友季子的《瑪格麗特·阿特伍德作品中的“疫病”》、中村佑子的《生存于啟示錄時代的我們》、日比嘉高的《大流行病小說繪圖》、伊藤氏貴的《生存于假面具（口罩）世界》等，主要探討疫病與“表達”“思想”的關系。

另外，《文學界》的7月號刊出了特輯“疫病與我們的日常”，刊登的文章包括朝吹真理子的《塑料窗簾之美》、千葉雅也的《非常時期日記》、新元良一的《紐約封城日記》、津村記久子的《感染擴散下電車通勤》、古谷田奈月的《這不是戰爭，所以誰都不會成為戰士或戰地記者》、栗原康的《我們男人的理想鄉──新冠之禍日記》等，8月號又推出了題為“‘危機’下的對話”的特輯，刊登了圓城塔與小川哲的對談《現在讀災難小說》以及其他文章。

與上述眾多與新冠肺炎疫情直接相關的特輯不同，《群像》在11月號推出題為“密室”的創作特輯，刊登了上田岳弘、谷崎由依等以“密室”為主題的創作。此處的“密室”特指因為防疫需要而“自肅”，不得不蟄居其中的封閉性空間，所以相關創作都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自肅期間”的個體感受。

新冠之禍的文學表達

新冠時期的蟄居生活雖有種種不便，但也為作家的創作創造了新的可能性，為以疫病書寫為主題的災難文學添加了關于“新冠之禍”的文學表達。《昴》9月號策劃的“關于疫病的表達及其思想”特輯中，日比嘉高的《為大流行病小說繪圖》用坐標圖形對日本現代小說中以大流行病為題材的小說進行了定位性評述，頗有意味。坐標的橫軸為現實模擬指向，縱軸為非現實指向，原點位置則是指上述兩個指向為零的作品。原點附近的作品并非現代小說，而是志賀直哉的短篇小說《流行感冒》（1919），作品對于感染擴散情形不作描述，只描寫身邊日常。文中同時指出，在日本現代小說中，金原瞳的新作《非社交距離》（2020）盡管不像志賀小說那么貼近日常，但在繪圖中的位置大體相當。處于右下方的小說有小松左京的《復活日》（1964）、石原慎太郎的《日本的突然之死》（1978-1981）、篠田節子的《夏季的災難》（1995）、村上龍的《日向病毒》（1996）、高嶋哲夫的《首都感染》（2010）。左上方附近有小林ERIKA的《蛻皮》（2020），雖然同樣是描寫新型傳染病的擴散，但其主線并非疫病擴散過程及結果的模擬，而是側重于描寫感染造成身體變化所引發的恐懼、以及社會性的壓抑感。右上方則是兩個指向兼備的小說，其中鴻池留衣的《最后的自肅》（2020）既有對于感染擴散狀況的現實模擬，同時描繪了富有自由、戲謔、反抗意味的非現實世界。日比嘉高對于大流行病小說的上述梳理，為如何對新冠題材小說在日本現代小說中進行定位提供了頗為獨到的考察視角。

小林ERIKA的《蛻皮》（《群像》6月號）正如其題目所顯示的，對于疫病流行期間的個體變化非常關注。在小說設置的世界中，一種縮寫為DAPPI的病因不明疾病正在蔓延，此病從大約10年前開始出現，直到4年之前才終于有了病名。大家將感染此病稱作“蛻皮”，而一旦蛻皮，人將逐漸喪失語言能力。此病據說不具傳染性，但如果環境相似則會在同一時期發病，類似于女性的生理期相互影響的情形。發病的患者如同昆蟲蛻皮一樣，一點一點失去語言能力，不久就再也無法讀寫和說話。周圍人把感染者稱作“蟲”，而感染者住所的墻壁上會被涂鴉“害蟲DEATH”，不只是詛咒感染者，也是提醒周圍人遠離感染源。與以大流行病為題材的眾多作品不同，《蛻皮》對于疫病如何在人群中蔓延擴散著墨不多，而是關注疫病對于個體的身心影響、感染引發的身體變化、機能變化，周圍人對于被感染的恐懼，以及將感染者視為“害蟲”而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社會對于個體的傷害。在“新冠之禍”中撰寫的這部小說，會令尚為新冠肺炎疫情所困擾的讀者感同身受，而作品所描繪的流行病時期的個體感受事實上具有超越新冠甚至超越疫病本身的普遍性，可以認為是個體與社會之間緊張關系的極端化描述。

疫情期間個體與社會之間緊張關系的表現，更集中體現在“自肅”一詞及其相關表達上。前文已經介紹，《群像》在11月號推出了題為“密室”的創作特輯，而“密室”可以理解為是“自肅期間”個體感受的具象化表述。

保持社交距離是“自肅”的主要要求之一，而金原瞳的《非社交距離》（《新潮》6月號）題目本身就暗示了對這一要求的對抗。作品以新冠病毒不斷蔓延的東京及近郊為舞臺，描述了無法保持社交距離的一對大學生情侶在新冠時期的愛情。由于新冠疫情，他們喜歡的樂隊被迫中止了現場演出，兩人極度郁悶。外出的活動范圍大則意味著帶回病毒的可能性變大，因而總是被整日啰里啰唆的母親不停地叨嘮。身處每日被要求“自肅”的社會環境之下，在墮胎手術的余波中，兩人思考著死亡，也盡情享樂，享受著肉體之歡，也念叨在旅途中殉情。主人公沙南說，“新冠類似于我們身處其中的社會”，對于她而言，“新冠之禍”的元兇不是病毒，而是個體身處其中的令人壓抑的社會。主人公所說的“社會”，文脈上是指日本社會特有的“自肅”心理機制，即自我約束乃至于相互監視的社會性心理機制。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日本并無城市實施封城措施，防疫主要是依賴于這種名為“自肅”的社會性心理機制，而作品所表達的個體情緒正是對于這種機制的心理性對抗。

相比金原瞳在《非社交距離》中對于“自肅”的柔性對抗，鴻池留衣的《最后的自肅》（《新潮》6月號）則以荒誕劇的敘事形式展現了強力對抗被引發的可能性及其后果。小說以埼玉縣某高中名校（名牌大學入學率高的男子學校）為舞臺，描述了學生們對于“自肅”的抗爭強度。學校設有名為“全球變暖研究會”的學生研究小組，其成員為了阻止學校推進男女同校開展了種種抗議活動，其中甚至包括破壞奧運會的開幕式。主人公是學生們的指導教師，既是研究顧問又是生活督導，但對于抽煙飲酒的學生不僅不加阻止，甚至還為學生買賣大麻提供協助。學生中的主要人物村瀨則是這所名校的差等生，不只是學習成績最差，還售賣大麻，夜不歸宿，擅用可以操縱氣候的氣象武器阻止學校推進男女同校，還將武器賣給外校學生。小說從頭至尾都是這種“踐踏規則”的出場人物活躍其中，從而使得讀者潛意識中的“自肅警察”心理從一開始就失效，直至崩潰。而在出場人物上述種種違規行為的背后，則是與氣候異常、疫情擴散等相關的種種社會問題，從而使得作品具有了荒誕的黑色幽默劇的張力。在《最后的自肅》中，“自肅”一詞事實上自我剝奪了“自我約束”“相互監督”的原本含義，用于指稱學生們對于“壓抑者”亦即成人們的毒殺，因而黑化成了“對敵對者的殺戮”。對于個體而言，“自肅”心理機制是自我壓抑，周圍人的“自肅警察”心理則是外部強制性壓抑，而雙重壓抑的結果會使“自肅”異化為對于“壓抑者”的強力對抗，《最后的自肅》以看似荒唐無稽的“殺戮”結局警示了“自肅”的最終結果。

由于“新冠之禍”，“自肅”成為了非日常的日常要求，閱讀和創作則成為了讀者和作者因為“自肅”而蟄居家中的日常生活，由于對自身境遇的擔憂和對社會未來的關心，他們的閱讀和創作往往不自覺地圍繞著疫病文學、“新冠之禍”、“自肅”的主題展開，盡管“自肅警察”心理是他們所警惕甚至厭惡的外部壓抑。在這個意義上，新冠之年的文學閱讀和文學創作活動本身成為了“新冠之禍”的一部分，可謂是現實世界中的黑色幽默。

與上半年問世的新冠題材小說相比，乘代雄介在年末發表的《行旅練習》（《群像》12月號）在敘事風格和作品氛圍上較為獨樹一幟，入選了第164屆芥川文學獎候選作品名單。作品的故事設定相當簡單，主要出場人物只有兩位，“我”以及“我”的侄女亞美。亞美是剛剛順利考入中學的足球少女，但學校因為新冠肺炎疫情而被迫臨時停課。在新冠假期中無所事事的亞美，與職業是小說家的叔叔“我”即將踏上叔侄兩個人的旅程，準備沿著利根川徒步前往日本足球隊鹿島鹿角的大本營。在新冠假期的徒步旅行中，足球、“新冠之禍”、佛教、足球宿將濟科、柳田國男、野鳥、素描感的風景、跨代友情、就職難問題等各種要素被有機地調動，為單調的徒步旅行賦予了律動感，也讓叔侄二人的徒步之旅成為少女的成長之旅。小說開始的氛圍相當輕松，但隨著旅途的逐漸展開，令人不安的情緒被淡淡的文筆一點一點地推動。由于以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不安氛圍為背景，行為風格似乎也暗示著令人悲傷的結局，但最終又出乎意料地出現反轉，是一部節奏感相當到位的公路小說。作品中多處引用柳田國男的文字，可以感受到作者對于日本風景寫作傳統的傳承意識，作品最后的文字也被認為具有向夏目漱石《哥兒》致敬的意味。乘代雄介以《自十七八》獲得第58屆群像新人獎而踏上文壇，后又以《真正的讀書家》斬獲第40屆野間文藝新人獎，此次的《行旅練習》使他成為芥川獎的有力競爭者。

上述作品之外，比如松田青子的《斧語》（《群像》8月號）的特別之處在于，借用僵尸的形象描述了病毒如何流行；藤野可織的《狩獵學長》（《文藝》秋季號）中，在各種名目的防疫對策之下，高中女生成為政府主導的錯誤施策的受害者；笙野賴子在《蟄居寫新冠》（《群像》10月號）中，將mask稱作“魔巢苦”，并將其視為“詛咒語”，力圖借助言靈信仰用“反詛咒語”對抗“新冠之禍”；辻仁成的《十年后的戀愛》（《昴》8?9月號）則是以生活在巴黎的新冠感染者為主人公的戀愛小說，對于認為“病毒與愛具有相似性”的主人公而言，愛情像病毒一樣無法逃避，封城也不能放棄生活，而愛情是生活的唯一，與巴黎的浪漫氣質頗為貼合。

新冠之外的日本文學

雖然2020年是新冠之年，但日本文學并非只是“新冠之禍”一種色彩，以下簡述文藝期刊的其他特輯、文學獲獎情況以及重要獲獎作品。

《文學界》在下半年推出的總力特輯“JAZZ×文學”（11月號）因其跨界性頗受矚目，村上春樹去年在該雜志上曾推出“第一人稱單數”系列短篇，此次則接受了關于斯坦·蓋茨與爵士樂的長篇專訪，另外還刊登了筒井康隆、山中千尋的創作，以及山下洋輔與菊地成孔、奧泉光與平野啟一郎、岸政彥與山中千尋的三組對談，思考和探討爵士與文學這兩個文化圈的關聯性。

著名女作家角田光代的現代譯本《源氏物語》（下）于3月出版，至此由芥川獎得主、作家和翻譯家池澤夏樹擔綱主編的《日本文學全集》共30卷歷時5年最終完成，獲得每日出版文化獎。另外，由摩根·賈爾斯翻譯的柳美里《JR上野站公園口》（2014年）獲得了美國國家圖書獎翻譯文學獎。

第163屆芥川獎由年僅28歲的鬼才作家遠野遙憑借《破局》獲得，2019年他以處女作《改良》獲得了第56屆文藝獎。《破局》在敘事形式上是男性視角的戀愛故事，圍繞一位男子與兩位女子之間的戀愛關系展開，但敘事結構不同于一般戀愛小說，而是在細節設置上處處埋線，將故事的結局一步一步引向“破局”，是常見于推理小說甚至殺人事件類小說的復雜敘事結構。另外，主人公的塑造也不同于一般戀愛小說中的男性形象，除肉體欲望（運動與性愛）之外，他可以說是徹底地“自律性他律”，是一個典型的現代人，通過“自律性自律”的運動（健身塑形）擊潰他者，同時又因為性愛欲望被他者所逐漸擊潰。復雜的敘事結構以及別樣的虛無感都具有新時代的特質，或是作品最終斬獲獎項的主要原因。

韓國旅日第三代僑民小說家李龍德的新作《你用竹槍刺殺我之前》與新冠肺炎疫情完全無關，卻表現了“新冠之禍”的某一方面，因而具有特別的意義。故事發生的舞臺設定在不久的未來，日本誕生第一位女性總理，對于女性執政抱有期待的人們迎來了更大的失望，此位政治家為了獲取民望，實施了一系列“嫌韓”政策，廢除特別永住權、從歷史教科書中刪除“從軍慰安婦”一詞、外國人不再享受生活保障等，不斷蔓延的排外主義最終走向了法制化。加上“愛國”名義下的歧視和暴力引發的仇恨犯罪，以及比執政黨更為排外的在野黨第一大黨的飛速發展，在小說設定的未來中，對于旅日韓國人而言，世界是敵人，日本是毫無希望的國家，身為韓國旅日第三代僑民的主人公開始制定并實施報復計劃。

李龍德的新作以設定令人擔憂的恐怖未來的方式，試圖喚起對于日本社會“嫌韓”現實的關注，而2020年的排外主義事實上不只是一直存在的“嫌韓”現實，還有“武漢病毒”“中國病毒”所暗示的更為不可理喻的排外主義，而且這種排外主義不只存在于日本，似乎是全球性的情緒。在這個意義上，《你用竹槍刺殺我之前》不是新冠文學，卻又是新冠文學。